我在代表牺牲的战友享受幸福
　　能够参加7月7日的“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是我一生中非常荣幸、非常幸福的事情。
　　7日一大早，家里人就送我出门了。当时车子一上二环就堵住了，可把我急坏了：要是活动迟到了，合影没赶上，不是太遗憾了吗？幸好，路上只堵了一小段，没耽误活动。
　　在“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仪式上，我一直在想，我是在代表牺牲的战友享受现在的幸福。直到现在，我还会经常想到那些牺牲的战友。
　　1945年，日军为了阻断浙东山区与平原地区的联系，在离慈溪不远的下湖头庙建立据点。为了端掉日军的据点，慈姚中队队长卓新民率领100多人向日军发起了攻击。
　　当时我21岁，中队长比我大几岁，将近30岁的样子。平日里他对我们很照顾，我也一直把他当大哥一样。战斗中，卓新民腹部中弹，血流不止，但是他并未在意，一心只想将据点门打开。
　　为了突破敌人的机枪封锁，让中队长撤下阵地，排长杨光明把剩下的手榴弹全部扔进庙里，大家齐声呐喊助威。顿时鬼子的机枪就乱了，我和另一个战士赶紧搀着中队长撤下去。半个多小时后，战士们把伤员抬到了一家战地诊所，可中队长还是因为失血过多不幸牺牲。
　　当时医疗条件太差了，如果放到现在，中队长牺牲不了。
　　日军暴行抹不掉，我就是活的见证
　　1924年，我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我还只是一个13岁的少年。那个时候，日军开始对南京周边城市狂轰滥炸，常州也未能幸免于难。我是那场灾难的亲历者。
　　有一天我正提着篮子沿街卖豆制品，空袭警报突然响了。警报刚刚拉响时，老百姓并不在意，一会儿敌机就出现在城市上空，扔下炸弹。
　　整场轰炸持续了约半个小时，我躲在街边，逃过一劫。等敌机离去，我看见满街都是死伤的百姓，惨不忍睹，很多受伤的人使劲地喊“救救我啊，救救我啊”。
　　为了避难，我父母举家外逃，辗转奔波之后，我与全家失散，成为宁波国际难童教养院的一名难童。教养院生活艰难，大家常常只能吃上发霉的地瓜干，一点盐水就当成下饭的菜。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孩子们还经常学唱《五月的鲜花》《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
　　1940年10月，日军对宁波发动细菌袭击，慈溪、奉化等地瘟疫横行，教养院中近百名儿童受到感染，我也是其中之一，被隔离治疗。3个月后，当我从隔离区出来时，不少原来的小伙伴都已经死去。我的初中学业，也因此无法再继续下去。
　　走，打游击去
　　1942年教养院解散后，接受过抗日教育的我和同学们反复商量后决定：“走，打游击去！”
　　我与32名同学一起，经慈溪到达上林湖集结，参加了新四军淞沪一支队。
　　后来，我在一次养病期间与部队失散，又于1943年4月正式加入新四军淞沪四支队。
　　我所在的部队主要在浙东地区活动。当时，我们党在百姓当中最好的宣传就是打一仗，抓几个鬼子。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生活条件差，武器也远远落后于日本人，打仗就靠着勇敢和精神支持。但我坚信，正义的战争一定能打败非正义的战争。
　　抗日战争期间，我参加过多次战斗，解放战争中又参加过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等战役，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荣立三等功两次，被授予三级解放勋章，并于1964年转业。
　　把传递历史记忆的工作做下去
　　我现和84岁的妻子黄强生活在一起，孩子们都住在附近，有时候回来。但是事情能自己干的，我们还是自己干。我跟妻子目前身体硬朗、耳聪目明，脑子也很清晰。
　　离休后，我就加入了北京新四军研究会，还时常为高校学子和部队战士讲述战争经历。我的“口述历史”也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录制成视频节目。抗日战争那段历史亲历者越来越少，我要在有生之年把传递历史记忆的工作做下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任何人想要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绝不答应。
　　这个“绝不答应”是一种号召，是对全国人民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号召。牢记历史，不只是历史学家的事，更是关系到民族、国家的大事。有人意欲篡改历史，我们一定会起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