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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齐锡生先生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赴美主修国际关系和政治学，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91年他曾在大陆出版《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二十年后推出《剑拔弩张的盟友》，以历史的细节揭示抗战期间中美同盟关系背后剑拔弩张的真实与内幕，改变了以往诸多认识。此书成为“2011年度台湾最畅销的历史著作”。本刊摘发部分内容以飨读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蒋介石大喜若狂？
蒋介石听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的态度如何？
半世纪以来，不少西方人士认为，珍珠港事件发生必然使蒋介石大喜若狂。原因是在事件爆发之前，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袖早已丧失战斗意志，因此美日开战一直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事件。当它终于到来时，蒋介石自是难以抑制其内心的喜悦。这个说法的含义非常明确：珍珠港事件爆发给美国带来灾难，但它却让蒋介石的军队从此以后无需认真作战，可以静待盟国把胜利果实双手奉上。一旦某些美国政府官员也接受了这个看法，他们便能更容易地把此后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作出言之成理的解释，也同时在心理上建立了一种对中国政府反感和怀疑的先入为主印象。
美国人关心其他国家和人民如何对待他们的灾难，这本是极为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可以从这些国家的反应中分辨出敌人和朋友。在美国新结交的盟邦之中，苏联领袖斯大林个人当时的态度不甚清楚。倒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坦然承认，珍珠港事件让他舒了一口气，甚至感到欣慰。
有趣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似乎并不在意斯大林或丘吉尔的反应，反而对中国的态度异常关注。早在日本尚未发动攻击之前，他已经主动地向胡适大使提出警告，万一美日战争爆发时，他希望中国领袖及人民群众能够自我克制，避免公然庆祝。
但是本书作者在仔细阅读过中国公私各方面资料之后，并不能找到任何迹象足以支持罗斯福的担忧。这些资料显示的是，中国领袖们似乎完全没有想到美日之间会突然爆发战争。相反地，他们真正不断期盼的是苏联和日本之间能够发生大战。事实上，中国领袖们并不曾仔细推想过，美日战争对中国前途到底会有何种影响。因此，罗斯福的这种顾虑，与其说是基于对中国的了解，不如说是对中国的偏见。
按照蒋介石的叙述，他对珍珠港事变的第一个反应是后悔，觉得自己早先不应该过度敦促美国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以致日本丧失谈判耐心而决心展开攻击。但是到了12月11日，他又从日本攻击西方国家的速度之快和执行之彻底等迹象得到一个新的体会。他推测日本必定是早有预谋，而且经过长期准备，绝不会因为美国在谈判桌上牺牲中国利益而改变其主意。
对于罗斯福经由胡适传来的警告，蒋介石则要到12月14日才在日记中作出反应。根据他的记载，他既感到不快而且大为不解，何以像罗斯福如此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不能超越典型西方人对华人的优越感，居然以为中国人对美国的被突袭会幸灾乐祸。在蒋介石看来，也正是出于这种白人优越感，才会使英美两国对于日本的攻击都疏于防范，以致一败涂地。
事实上，罗斯福传递给蒋介石的口信，的确相当符合当时一般美国人的看法。他们认定中国不想靠自己的努力，而只想搭美国的便车去战胜日本。这条思路为某些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既能观察又能解释中国行为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又进而影响到他们所制定的对华政策，和与中国政府交往的态度及策略。对于持这种心态的美国领袖而言，他们在同盟关系一开始时，就已经把自己带上一条闭门造车的道路。
事实上，在中日两国四年多“战而不宣”的日子里，中国领袖一直希望能够争取到的盟邦是苏联，而不是美国。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苏日开战才能即刻威胁到中国境内的日军。因此自从1937年以来，蒋介石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满怀兴奋地预言苏日战争即将爆发。所以等到美日战争果真爆发时，中国领袖们其实并不感到特别兴奋。纵使如此，他们依然决定把国家命运和西方国家捆绑在一起。
我们同时应该记得，当时美国由于珍珠港损失惨重，全国已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倾向，唯恐日本会从阿拉斯加经陆路进攻美国本土。正因为它感到自顾不暇，所以特别急着想把中国拉进同盟国阵营。日本陆军当时的最大战场在亚洲，尤其是中国；日本陆军当时有51个师(170万士兵)，其中28个师在中国东部战场，13个师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有鉴于此，任何以为中国领袖在1941年12月想搭美国顺风车、妄图不战而获得胜利的想法，都是误判当时的世界大局，也不熟悉中国官方的思路所致。以当时情况而言，美国政府想拉拢中国成为盟邦的紧迫感，绝不会亚于中国政府想参加盟邦的意愿。
蒋介石早期的乐观
珍珠港事变立即的后果，是让蒋介石有了信心，认为他自己先前向西方国家所提出的日本侵略威胁警告，证明果然是正确的。
根据蒋介石的看法，同盟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盟邦机制，协调共同作战。但他马上就发现，盟邦仍然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盟友，根本不屑把它们的防务计划告知中国。12月10日，当中国政府接到情报，日本不久将同时进攻香港、菲律宾、马来亚、泰国和婆罗洲时，蒋介石赶紧把情报转送给英美两国，并主动提议中国军队开赴这些地区去和英军并肩作战。12月11日，蒋介石再度警告英国，日本随时可能攻击香港和新加坡，并建议中英两国应尽速拟订联合防务计划。然而蒋介石不久即发现，原来美国、英国和荷兰三国早在1941年中期就已经安排了共同防务，但对中国却秘而不宣。这个发现使得蒋介石首次在日记中表露了他对盟邦的不满。他写道：“是其对我各种轻蔑之行为，视中国为无足轻重，徒利用之以消耗日本之经过事实，更无足为叹也。国际间本是利害为主，决无为人牺牲之国，若以此为怪或为愧，则痴矣。”
在同盟国领袖之中，蒋介石对罗斯福最具好感而且心存感激。但是这些感情很快就因盟国对中国的歧视和排挤而受到干扰。
在珍珠港事变发生之前，中国领袖只能“诉请”西方以平等方式对待中国；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他们认为中国无论在道德上或是法理上，都已经赢得了参加同盟国所有最高层次政治军事会议的“当然权利”。中国如果仍然被摒除于门外的话，其含义就不再是西方的疏忽而已，而是西方国家明目张胆地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次等盟邦和一个次等民族来对待。“种族歧视”的标志立刻变得无所遁形。 蒋介石本人此时确实被西方人士所表现出来的种族优越感所激怒，而且逐日加剧。在他看来，西方在战争初期之所以遭受巨大挫败，正是因为它们太不把日本人(亚洲人)放在眼里了。他也感叹，尽管美国过去曾经多次反对日本的“南进”或“北进”政策，但却从不曾反对过日本的“西进”(侵略中国)政策。
等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约定在华盛顿召开代号为ARCADIA的会商时(1941年12月22日～1942年1月14日)，盟邦排除中国的迹象就变得明目张胆了。因为在这个会议里，英美两国不但制定了有关全球作战的大方针，而且成立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机构，一是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二是军火分配局。这两个机构都将对中国的战局产生重大影响，却都不允许中国派代表参加，也不向中国政府通报会议讨论的事项。尤有甚者，这个会议还径自宣布成立中缅印战区，事先也都未曾和中国商量。尽管蒋介石内心对此感到强烈不满，但是为了维护同盟国的团结形象，他还是对英美的决定加以隐忍，甚至接受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称呼。
中国的分量
如所周知，中国加入同盟国最早得到的好处，便是大幅提升了它的国际地位。作为世界反侵略宣言的签字国之一(1942年1月)，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四强之一。无论用何种尺度来衡量，这个事实都是中国自1840年代以来的重大外交里程碑。然而大部分学者却把这一事实，解释成是罗斯福总统对中国的恩赐。原因是只有罗斯福坚持承认中国的四强地位，而英国和苏联两国都对之视若无睹，觉得他是多此一举。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追问：罗斯福的态度到底有多少成分是发自内心的高尚情操或是“浪漫主义”(借用马歇尔的话)？是他纯粹想要帮助中国，或是出自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精准盘算？我们甚至可以问：在珍珠港事变爆发之后，假如西方国家没有把中国列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一个主要盟国的话，那么它们将会在世界人民心目中产生何种印象？
其实，此时正值印度的甘地公然宣称不与西方合作，而在东南亚也有相当一部分当地人士热烈响应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号召。这些发展都让中国成为整个亚洲地区唯一旗帜鲜明地反抗法西斯的国家。当然，更现实的考虑是中国已经拖住了超过50万以上的日军。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罗斯福是否在实行恩赐，而是西方国家在它们自己危急存亡之秋，是否还能够冒险地把中国排拒在主要盟国之外？
退一步说，排除一切温情主义，而从一个纯粹外交权谋问题来考虑，一个拥有强国地位的中国，也完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果同盟国结构仅限于三角关系(即英、美、苏联)，那么美国就必须担心英苏在某些情况下联手对付美国的可能性。反之，如果中国成为第四个成员，而中国的外交又表明了一定会唯美国马首是瞻，就会加强美国本身在同盟中的外交分量。换言之，美国等于在口袋里装有两票。总结地说，让中国成为四强之一，也可以视为美国同盟策略的高招，既可暗地牵制英苏两国，还可以无休止地向中国示惠，同时收取实质回报。
罗斯福……在1942年1月邀请中国派遣军事代表团常驻美国。邀请函所表达的诚意和重视的口气，很容易就感动了中国领袖，使他们相信美国政府会重视中国军事代表，就连宋子文也因此敦促蒋介石赶紧委派代表赴美。蒋介石把罗斯福的邀请当作认真大事，几天之内就任命亲信智囊熊式辉为代表团团长。
几乎从一开始，熊式辉的处境就陷入一个无止境的噩梦。登上横渡大西洋的美国军用飞机时，机组人员要求中国代表团成员坐到机舱后方，因为较好的前舱位子是专为白人所保留。他们在美国南方迈阿密市着陆后，又被塞进火车里一个狭小的包间，因为大包厢只供白人享用。即使抵达华盛顿之后，他们的屈辱也还没有结束。当他们去一家犹太人经营的理发店理发时，店主拒绝为他们服务，理由是他们是有色人种。因此，熊式辉在还没有展开工作之前，就已经被这一连串的侮辱弄得极为不快。从最宽容的角度来说，这些侮辱事件之所以发生，显示军部一路上负责接待任务人员的无能。从最糟糕的角度来解释，它们却可能非常正确地反映了军部领袖们完全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心态，因此下级军官才胆敢作出如此粗暴的行为。
严格地说，熊式辉的苦难其实是到了华盛顿之后才真正开始。因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早在1942年3月16日就已经作出内部决定，美国必须打消中国代表团想参加同盟国会议的念头。因此，一旦熊式辉完成了他对美国政府各部会的礼貌性拜会，以及听取它们漫长的例行性简报之后，很快就被打入政治冷宫，完全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
熊式辉经过了一个月的努力却完全打不开华盛顿的局面，感到异常沮丧，最后连蒋介石也失去耐心，因此后者不但向熊式辉再三道歉，而且还请求罗斯福总统亲自出面干预。1942年4月19日，蒋介石在写给宋子文的信中又提到他感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因为不少政府官员已经在抱怨，美国的对华态度和对英苏两国并非同等待遇，而是把中国当成附庸国。蒋介石指示宋子文坦白告诉罗斯福，中国必须在盟邦中维持其独立平等的形象。因此，熊式辉的代表团团员必须有权参与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和军火分配局。
在另外一封直接致罗斯福的电文中(1942年4月19日)，蒋介石更明白指出，盟邦关系中最令人无法容忍的就是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他特别引用甘地曾经警告过他的话，甘地认为白种人从来不以平等态度对待印度人，并反问蒋介石，中国有什么理由相信，西方国家会让中国进入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蒋介石不由得担心，如果在战争仍在进行时期，西方国家就已经这般亏待中国，那么战后和平会议到来的时候，它们就更不知道会如何亏待中国了。
两日后，当宋子文转达蒋介石的要求时(1942年4月21日)，他发现罗斯福本人的态度倒是相当友善。罗斯福首先同意中国参加军火分配局的要求，接着又对中国加入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一事表示欢迎，但声明他需要先和英国沟通。罗斯福总统的说法是，军火分配局的功能是把“美国”生产的军火分配给各个盟邦，因此只需美国答应即可。但是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则是一个跨国的协同组织，因此需要咨询英国政府。中国政府也觉得这个说法合情合理。
但是熊式辉于4月24日拜访马歇尔时，马歇尔对中国的要求一口拒绝。根据马歇尔的说法，只有“英美两国”制造军火，因此只有它们才可以参加军火分配局的工作。至于中国要求参加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一事，马歇尔则干脆拒绝讨论。到了5月3日，熊式辉不得不承认，他已经竭尽了一切力量，既然无法获得美方的善意响应，剩下来的途径便只有求助于第三者，如拉铁摩尔、居里、胡适大使，乃至宋子文。但最终均无功而返。
一旦熊式辉认为自己在华盛顿无事可做之后，便建议蒋介石尽快把他调回国。蒋介石本人对盟国冷落熊式辉一事也大感不满，甚至曾经一度考虑召回驻英大使顾维钧以示抗议。但是由于幕僚们一致认为这种做法太过极端，所以最终还是没有付诸实行。
不久之后，熊式辉的困境在华盛顿政治圈里变成众所周知的事件。比如说，国务院的项贝克为此忧心忡忡(1942年5月上旬)，并且向联合情报委员会提出警告，认为陆军必须重视此举在政治心理上可能产生的恶果。但是这类意见并未引起军方任何反应。熊式辉在美国受到的冷遇到了1942年底表现得最为突出，因为到了此时，罗斯福连他的名字都忘记了。1942年12月6日，蒋夫人从美国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其中有一段话提到熊式辉说：“罗总统忆及有一熊姓中国军人在美，托其(罗斯福夫人)一询有无接见必要。妹告为熊式辉，对日本问题颇有研究。”这和1942年初罗斯福急不及待地要把熊式辉代表团请到美国作为对比，实在由不得人不感叹。
蒋介石大喜若狂？
蒋介石听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的态度如何？
半世纪以来，不少西方人士认为，珍珠港事件发生必然使蒋介石大喜若狂。原因是在事件爆发之前，蒋介石和其他中国领袖早已丧失战斗意志，因此美日开战一直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事件。当它终于到来时，蒋介石自是难以抑制其内心的喜悦。这个说法的含义非常明确：珍珠港事件爆发给美国带来灾难，但它却让蒋介石的军队从此以后无需认真作战，可以静待盟国把胜利果实双手奉上。一旦某些美国政府官员也接受了这个看法，他们便能更容易地把此后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作出言之成理的解释，也同时在心理上建立了一种对中国政府反感和怀疑的先入为主印象。
美国人关心其他国家和人民如何对待他们的灾难，这本是极为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可以从这些国家的反应中分辨出敌人和朋友。在美国新结交的盟邦之中，苏联领袖斯大林个人当时的态度不甚清楚。倒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坦然承认，珍珠港事件让他舒了一口气，甚至感到欣慰。
有趣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似乎并不在意斯大林或丘吉尔的反应，反而对中国的态度异常关注。早在日本尚未发动攻击之前，他已经主动地向胡适大使提出警告，万一美日战争爆发时，他希望中国领袖及人民群众能够自我克制，避免公然庆祝。
但是本书作者在仔细阅读过中国公私各方面资料之后，并不能找到任何迹象足以支持罗斯福的担忧。这些资料显示的是，中国领袖们似乎完全没有想到美日之间会突然爆发战争。相反地，他们真正不断期盼的是苏联和日本之间能够发生大战。事实上，中国领袖们并不曾仔细推想过，美日战争对中国前途到底会有何种影响。因此，罗斯福的这种顾虑，与其说是基于对中国的了解，不如说是对中国的偏见。
按照蒋介石的叙述，他对珍珠港事变的第一个反应是后悔，觉得自己早先不应该过度敦促美国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以致日本丧失谈判耐心而决心展开攻击。但是到了12月11日，他又从日本攻击西方国家的速度之快和执行之彻底等迹象得到一个新的体会。他推测日本必定是早有预谋，而且经过长期准备，绝不会因为美国在谈判桌上牺牲中国利益而改变其主意。
对于罗斯福经由胡适传来的警告，蒋介石则要到12月14日才在日记中作出反应。根据他的记载，他既感到不快而且大为不解，何以像罗斯福如此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不能超越典型西方人对华人的优越感，居然以为中国人对美国的被突袭会幸灾乐祸。在蒋介石看来，也正是出于这种白人优越感，才会使英美两国对于日本的攻击都疏于防范，以致一败涂地。
事实上，罗斯福传递给蒋介石的口信，的确相当符合当时一般美国人的看法。他们认定中国不想靠自己的努力，而只想搭美国的便车去战胜日本。这条思路为某些美国人提供了一个既能观察又能解释中国行为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又进而影响到他们所制定的对华政策，和与中国政府交往的态度及策略。对于持这种心态的美国领袖而言，他们在同盟关系一开始时，就已经把自己带上一条闭门造车的道路。
事实上，在中日两国四年多“战而不宣”的日子里，中国领袖一直希望能够争取到的盟邦是苏联，而不是美国。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苏日开战才能即刻威胁到中国境内的日军。因此自从1937年以来，蒋介石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满怀兴奋地预言苏日战争即将爆发。所以等到美日战争果真爆发时，中国领袖们其实并不感到特别兴奋。纵使如此，他们依然决定把国家命运和西方国家捆绑在一起。
我们同时应该记得，当时美国由于珍珠港损失惨重，全国已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倾向，唯恐日本会从阿拉斯加经陆路进攻美国本土。正因为它感到自顾不暇，所以特别急着想把中国拉进同盟国阵营。日本陆军当时的最大战场在亚洲，尤其是中国；日本陆军当时有51个师(170万士兵)，其中28个师在中国东部战场，13个师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有鉴于此，任何以为中国领袖在1941年12月想搭美国顺风车、妄图不战而获得胜利的想法，都是误判当时的世界大局，也不熟悉中国官方的思路所致。以当时情况而言，美国政府想拉拢中国成为盟邦的紧迫感，绝不会亚于中国政府想参加盟邦的意愿。
蒋介石早期的乐观
珍珠港事变立即的后果，是让蒋介石有了信心，认为他自己先前向西方国家所提出的日本侵略威胁警告，证明果然是正确的。
根据蒋介石的看法，同盟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盟邦机制，协调共同作战。但他马上就发现，盟邦仍然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盟友，根本不屑把它们的防务计划告知中国。12月10日，当中国政府接到情报，日本不久将同时进攻香港、菲律宾、马来亚、泰国和婆罗洲时，蒋介石赶紧把情报转送给英美两国，并主动提议中国军队开赴这些地区去和英军并肩作战。12月11日，蒋介石再度警告英国，日本随时可能攻击香港和新加坡，并建议中英两国应尽速拟订联合防务计划。然而蒋介石不久即发现，原来美国、英国和荷兰三国早在1941年中期就已经安排了共同防务，但对中国却秘而不宣。这个发现使得蒋介石首次在日记中表露了他对盟邦的不满。他写道：“是其对我各种轻蔑之行为，视中国为无足轻重，徒利用之以消耗日本之经过事实，更无足为叹也。国际间本是利害为主，决无为人牺牲之国，若以此为怪或为愧，则痴矣。”
在同盟国领袖之中，蒋介石对罗斯福最具好感而且心存感激。但是这些感情很快就因盟国对中国的歧视和排挤而受到干扰。
在珍珠港事变发生之前，中国领袖只能“诉请”西方以平等方式对待中国；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他们认为中国无论在道德上或是法理上，都已经赢得了参加同盟国所有最高层次政治军事会议的“当然权利”。中国如果仍然被摒除于门外的话，其含义就不再是西方的疏忽而已，而是西方国家明目张胆地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次等盟邦和一个次等民族来对待。“种族歧视”的标志立刻变得无所遁形。 蒋介石本人此时确实被西方人士所表现出来的种族优越感所激怒，而且逐日加剧。在他看来，西方在战争初期之所以遭受巨大挫败，正是因为它们太不把日本人(亚洲人)放在眼里了。他也感叹，尽管美国过去曾经多次反对日本的“南进”或“北进”政策，但却从不曾反对过日本的“西进”(侵略中国)政策。
等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约定在华盛顿召开代号为ARCADIA的会商时(1941年12月22日～1942年1月14日)，盟邦排除中国的迹象就变得明目张胆了。因为在这个会议里，英美两国不但制定了有关全球作战的大方针，而且成立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机构，一是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二是军火分配局。这两个机构都将对中国的战局产生重大影响，却都不允许中国派代表参加，也不向中国政府通报会议讨论的事项。尤有甚者，这个会议还径自宣布成立中缅印战区，事先也都未曾和中国商量。尽管蒋介石内心对此感到强烈不满，但是为了维护同盟国的团结形象，他还是对英美的决定加以隐忍，甚至接受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称呼。
中国的分量
如所周知，中国加入同盟国最早得到的好处，便是大幅提升了它的国际地位。作为世界反侵略宣言的签字国之一(1942年1月)，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四强之一。无论用何种尺度来衡量，这个事实都是中国自1840年代以来的重大外交里程碑。然而大部分学者却把这一事实，解释成是罗斯福总统对中国的恩赐。原因是只有罗斯福坚持承认中国的四强地位，而英国和苏联两国都对之视若无睹，觉得他是多此一举。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追问：罗斯福的态度到底有多少成分是发自内心的高尚情操或是“浪漫主义”(借用马歇尔的话)？是他纯粹想要帮助中国，或是出自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精准盘算？我们甚至可以问：在珍珠港事变爆发之后，假如西方国家没有把中国列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一个主要盟国的话，那么它们将会在世界人民心目中产生何种印象？
其实，此时正值印度的甘地公然宣称不与西方合作，而在东南亚也有相当一部分当地人士热烈响应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号召。这些发展都让中国成为整个亚洲地区唯一旗帜鲜明地反抗法西斯的国家。当然，更现实的考虑是中国已经拖住了超过50万以上的日军。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罗斯福是否在实行恩赐，而是西方国家在它们自己危急存亡之秋，是否还能够冒险地把中国排拒在主要盟国之外？
退一步说，排除一切温情主义，而从一个纯粹外交权谋问题来考虑，一个拥有强国地位的中国，也完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果同盟国结构仅限于三角关系(即英、美、苏联)，那么美国就必须担心英苏在某些情况下联手对付美国的可能性。反之，如果中国成为第四个成员，而中国的外交又表明了一定会唯美国马首是瞻，就会加强美国本身在同盟中的外交分量。换言之，美国等于在口袋里装有两票。总结地说，让中国成为四强之一，也可以视为美国同盟策略的高招，既可暗地牵制英苏两国，还可以无休止地向中国示惠，同时收取实质回报。
罗斯福……在1942年1月邀请中国派遣军事代表团常驻美国。邀请函所表达的诚意和重视的口气，很容易就感动了中国领袖，使他们相信美国政府会重视中国军事代表，就连宋子文也因此敦促蒋介石赶紧委派代表赴美。蒋介石把罗斯福的邀请当作认真大事，几天之内就任命亲信智囊熊式辉为代表团团长。
几乎从一开始，熊式辉的处境就陷入一个无止境的噩梦。登上横渡大西洋的美国军用飞机时，机组人员要求中国代表团成员坐到机舱后方，因为较好的前舱位子是专为白人所保留。他们在美国南方迈阿密市着陆后，又被塞进火车里一个狭小的包间，因为大包厢只供白人享用。即使抵达华盛顿之后，他们的屈辱也还没有结束。当他们去一家犹太人经营的理发店理发时，店主拒绝为他们服务，理由是他们是有色人种。因此，熊式辉在还没有展开工作之前，就已经被这一连串的侮辱弄得极为不快。从最宽容的角度来说，这些侮辱事件之所以发生，显示军部一路上负责接待任务人员的无能。从最糟糕的角度来解释，它们却可能非常正确地反映了军部领袖们完全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心态，因此下级军官才胆敢作出如此粗暴的行为。
严格地说，熊式辉的苦难其实是到了华盛顿之后才真正开始。因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早在1942年3月16日就已经作出内部决定，美国必须打消中国代表团想参加同盟国会议的念头。因此，一旦熊式辉完成了他对美国政府各部会的礼貌性拜会，以及听取它们漫长的例行性简报之后，很快就被打入政治冷宫，完全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
熊式辉经过了一个月的努力却完全打不开华盛顿的局面，感到异常沮丧，最后连蒋介石也失去耐心，因此后者不但向熊式辉再三道歉，而且还请求罗斯福总统亲自出面干预。1942年4月19日，蒋介石在写给宋子文的信中又提到他感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因为不少政府官员已经在抱怨，美国的对华态度和对英苏两国并非同等待遇，而是把中国当成附庸国。蒋介石指示宋子文坦白告诉罗斯福，中国必须在盟邦中维持其独立平等的形象。因此，熊式辉的代表团团员必须有权参与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和军火分配局。
在另外一封直接致罗斯福的电文中(1942年4月19日)，蒋介石更明白指出，盟邦关系中最令人无法容忍的就是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他特别引用甘地曾经警告过他的话，甘地认为白种人从来不以平等态度对待印度人，并反问蒋介石，中国有什么理由相信，西方国家会让中国进入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蒋介石不由得担心，如果在战争仍在进行时期，西方国家就已经这般亏待中国，那么战后和平会议到来的时候，它们就更不知道会如何亏待中国了。
两日后，当宋子文转达蒋介石的要求时(1942年4月21日)，他发现罗斯福本人的态度倒是相当友善。罗斯福首先同意中国参加军火分配局的要求，接着又对中国加入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一事表示欢迎，但声明他需要先和英国沟通。罗斯福总统的说法是，军火分配局的功能是把“美国”生产的军火分配给各个盟邦，因此只需美国答应即可。但是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则是一个跨国的协同组织，因此需要咨询英国政府。中国政府也觉得这个说法合情合理。
但是熊式辉于4月24日拜访马歇尔时，马歇尔对中国的要求一口拒绝。根据马歇尔的说法，只有“英美两国”制造军火，因此只有它们才可以参加军火分配局的工作。至于中国要求参加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一事，马歇尔则干脆拒绝讨论。到了5月3日，熊式辉不得不承认，他已经竭尽了一切力量，既然无法获得美方的善意响应，剩下来的途径便只有求助于第三者，如拉铁摩尔、居里、胡适大使，乃至宋子文。但最终均无功而返。
一旦熊式辉认为自己在华盛顿无事可做之后，便建议蒋介石尽快把他调回国。蒋介石本人对盟国冷落熊式辉一事也大感不满，甚至曾经一度考虑召回驻英大使顾维钧以示抗议。但是由于幕僚们一致认为这种做法太过极端，所以最终还是没有付诸实行。
不久之后，熊式辉的困境在华盛顿政治圈里变成众所周知的事件。比如说，国务院的项贝克为此忧心忡忡(1942年5月上旬)，并且向联合情报委员会提出警告，认为陆军必须重视此举在政治心理上可能产生的恶果。但是这类意见并未引起军方任何反应。熊式辉在美国受到的冷遇到了1942年底表现得最为突出，因为到了此时，罗斯福连他的名字都忘记了。1942年12月6日，蒋夫人从美国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其中有一段话提到熊式辉说：“罗总统忆及有一熊姓中国军人在美，托其(罗斯福夫人)一询有无接见必要。妹告为熊式辉，对日本问题颇有研究。”这和1942年初罗斯福急不及待地要把熊式辉代表团请到美国作为对比，实在由不得人不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