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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人袁枚认为书院得名于唐代的丽正、集贤书院，并指出其在当时尚不具备教学的功能，不失为知言。而后人赖以证明丽正、集贤书院具有教学活动的史料，多半都经不起推敲。其中《选集贤学士敕》乃是《准太学生徒支给厨米敕》的误传；而裴耀卿的观书感言则是文人学士之间的酬酢之作，并非实录。由此可知，丽正、集贤书院与后代书院的关系，不在其实，而在其名。由已知的史料，可以确立一个假说，即“书院”最初乃是“修书院”的简称。这一简称深受文人学士的喜好，并将其作为自己及友朋的书斋、书室之名。“书院”因而得以从朝廷走向民间，最终成为了教书育人的文教机构。
关键词：书院；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书院起源；教学；名实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6）01-0063-05
收稿日期：2015-11-30
清人袁枚曾谓“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1]。这句话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认为书院之名起源于唐代的丽正、集贤书院；二是明确了后代书院的核心功能是教学，即所谓的“士子肄业之所也”，而丽正、集贤书院则不具备这一功能。袁枚的这一论述无疑是与事实相符合的，虽然学界对书院之实尚有不少争论。但完全抛开教学这一核心功能来叙述书院，显然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书院之为书院正是由于其所承担的教学功能。①由此可知，丽正、集贤书院与后世书院的关系，不在于书院之实，而在于书院之名。
一、丽正、集贤书院无教学职能
《旧唐书·职官志》载集贤学士的职掌为“集贤学士之职，掌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辩明邦国之大典。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徵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而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2]（P1852）。这里原本说得很清楚，集贤院是没有教育的职掌的，正如日本学者池田温在《盛唐之集贤院》中所说：“弘文、崇文、广文皆与教授生徒，常为出身科第之门户……只集贤一院，概不干预教育。”[3]但不少研究书院史和教育史的学人，都曾努力钩沉史料，以证明丽正、集贤书院有教育活动。而其中最广为引用的史料，分别为唐代宗广德二年的《选集贤学士敕》和侍中裴耀卿于开元二十三年所作的观书感言①。事实上，以上史料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下文即一一进行辩驳。
（一）《选集贤学士敕》乃是《准太学生徒支给厨米敕》的误传
《唐大诏令集》记载的代宗广德二年的《选集贤学士敕》为：
古者立大学，教胄子，所以延俊造，扬王庭。虽年谷不登，兵甲或动，而俎豆之事，未尝废焉。顷年已来，戎车屡驾，天下转输，公私匮竭，带甲之士，所务赢粮，鼓箧之徒，未能仰给。由是诸生辍讲，弦诵蔑闻，宣父有言，是吾忧也。投戈息马，论道尊儒，用宏庠序之风，俾有箪瓢之乐。宜令所司，量追集贤学生，精加选择，使在馆习业，仍委度支准给厨米。敦兹儒术，庶有大成，甲科高悬，好学者中，敷求茂异，称朕意焉[4]。
粗读这一诏令，确实能给人以集贤书院招收生徒的印象，这似乎是集贤书院有教学活动的铁证。但细读起来却让人疑窦丛生。首先，诏令开宗明义，曰“古者设大学”，而“大学”即“太学”，诏令开篇也是直指太学，那为何要把太学的职能转移到集贤书院门下呢？其次，“仍委度支”一句说明是按惯例“委度支”，也就是说这里一直就在招收、教授生徒，那为何关于集贤书院招收生徒的官方文献只此一例？再次，为何这道敕书名为“选集贤学士敕”，而文中却是“量追集贤学生”？唐代崇文重教，学士是何等尊崇，是无论如何也不至于以厨米来选集贤学士的。开元十三年改丽正书院为集贤院时，初定制以五品以上官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2]（P1852）。能被选为集贤学士的都是朝中要员、儒门鸿士，如中书令张悦、散骑常侍徐坚、礼部侍郎贺知章和中书舍人陆坚等。那上述《选集贤学士敕》又当作何解呢？
事实上，这道诏令乃是《准太学生徒支给厨米敕》的误传。在池田温主编的《唐代诏敕目录》中，代宗广德二年，有一道名为《准太学生徒支给厨米敕》的敕书[5]，按图索骥，《册府元龟》中也全文收入了这道诏书，出乎意料的是，这和《选集贤学士敕》竟是同一道敕书，只是其中“量追集贤学生”变成了“量追集贤学士”。②而《新唐书》的记载则略有不同，其文为：
古者设太学，教胄子，虽年谷不登，兵革或动，而俎豆之事不废。顷年戎车屡驾，诸生辍讲，宜追学生在馆习业，度支给厨米[6]（P1165）。
其中“宜追学生”四个字，尤其值得注意。《文献通考》、《五礼通考》和《御定渊鉴类函》的记载与此相同。故而，可以肯定《唐大诏令集》中的《选集贤学士诏》即为《准太学生徒支给厨米敕》，而“量追集贤学生（学士）”应该是“追学生”的误传。这样一来，前面所有的疑问便一一释然了。并且这也和当时的历史背景相一致。安史之乱严重冲击了唐代的统治，文教事业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从肃宗到代宗，都把恢复文教、兴复儒学看成当务之急，下发了一系列诏敕来解决这一问题。由此可知，这一史料所指的并不是集贤书院，而是太学。因而，用这一条史料来证明集贤书院具有教学活动，无疑有张冠李戴之嫌。
（二）裴耀卿的感言并非实录而是酬酢之作
《唐语林》载：
开元廿三年……侍中裴耀卿因入书库观书，既而谓人曰：“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允使，学徒云集，官家设教，尽在是矣。前汉有金马、石渠，后汉有兰台、东观；宋有总章，陈有德教；周则虎门、麟趾，北齐有仁寿、文林；虽载在前书，而事皆琐细，方之今日，则岂得扶轮捧毂哉！[7]（P385-386）
其中确有“学徒云集，官家设教”一句，但这一句并不足以作为集贤书院有教学活动的证据。第一，作者将集贤书院同前汉的金马、石渠，后汉的兰台、东观，宋的总章，陈的德教，周的虎门、麟趾以及北齐的仁寿、文林相比拟，可知这些机构具有相同的性质，而这些都是作为藏书机构而闻名于世的，它们并不以教授生徒为职责。第二，“学徒云集”之中的“学徒”是指何人？这些“学徒”的学习内容又是什么呢？刘海峰认为这里的“学徒”是指书院中的百来名书直和写御手，进而推测集贤书院之所以有教学活动，是因为“学士、直学士和修撰官等在组织众多的书直和写御书参与整理、抄写图书的过程中，必定要传授一些典籍整理、校勘和其他经史文化知识”[8]。可见，这乃是集贤书院内部对职员的业务培训，还不足以称之为教学活动，同袁枚所说的“士子肄业”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再者，开元五年选取书直和写御书的敕书为：“于秘书省昭文馆，兼广召诸色能书者充。皆亲经御简。后又取前资，常选三卫散官五品以上子孙，各有年限，依资甄叙”[9]（P1118）。由此可见选取书直和写御书的标准是“能书”，从这一标准可知书直和写御书所承担的不过是抄写图书等较为简单的工作，那么相对应的培训也应该是在短期内完成的。更为重要的是，讲究“君子不器”的儒家，看重的是“君子之学”，这种简单的业务培训，显然是与“官家设教，尽在是矣”无缘的。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如果将“学徒云集，观象设教”当作写实的话，则始终会有一些难以解释的矛盾。实际上，这里的“学徒”并非是指学生，而不过是对集贤书院的职员或者访客的泛称。这种情况广泛地存在于时人的诗文之中。开元十三年三月，玄宗在集仙殿宴请学士，期间众人成酬酢之作数百首。其中学士张说有《奉和圣制送赴集贤院（赋得辉字）》一诗，其文为：
侍帝金华讲，千龄道固稀。任将贤士设，书共学徒归。首命深燕隗，通经浅汉韦。列筵荣赐食，送客愧儒衣。贺燕窥簷下，迁莺入殿飞。欲知朝野庆，文教日光辉。①
诗中“书共学徒归”一句常常被后人引来证明集贤书院有学徒存在，但这不过是不顾全诗语境的断章取义。从全诗来看，这首诗表达的是作者对皇帝网罗贤才、尊崇儒术的称颂和感激之情。“任将贤士设，书共学徒归。首命深燕隗，通经浅汉韦”，这四句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即皇帝不遗余力地网罗贤才。“书共学徒归”是指书籍和人才一起来到集贤书院。这里将贤才称作“学徒”，只不过是谦称和避免重复的替换之辞。张九龄在《集贤殿书院奉敕送学士张说上赐燕序》中说：
上不以惟睿作圣，而犹垂意好学，用相必本于经术，图王亦始于师臣。及乎鸿生硕儒，博闻多识之士，自开元肇建，以迄于今，大用征集，焕乎广内。②
这同张说之诗完全是同一个意思，即对“鸿生硕儒”的“大用征集”。另外，学士源乾曜的《赋得迎字》有“圣业光书府，微人尽国英。丝纶贤相称，群俊学为名”③之句，句中之“学”明显是针对集贤书院的群俊（学士等）而言的，这就更加说明了所谓的“学徒”不过是对自身的谦称。由此可知，裴氏的感言更多的是文人学士之间的应对之辞，而非写实之语。
由于集贤书院原本并不具有教学职能，后人误读史料才将教学功能加入其中。经过上文的一一辩驳，已经足以说明主张集贤书院有教学活动的观点，不过是捕风捉影之论。然而，丽正、集贤书院和后代书院也并非全无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在于“书院”之名确实是起源于此。
二、丽正、集贤书院与“书院”的起源
袁枚认为书院得名于唐代的丽正、集贤书院，可谓知言。然而，当代学者通过对地方志的爬梳，寻得了不少早于丽正、集贤书院的民间书院。但是在没有其他文献的佐证之前，对于明清方志中的追溯性记载，只能存而不用。正如徐晓望《唐五代书院考略》所言，实在没有“可靠的史料”，能够证明有早于丽正、集贤书院的民间书院的存在[10]（P102）。就现存的可靠史料而言，袁枚的论断，依然是不刊之论。丽正、集贤书院与后代书院的关系，不在其实，而在其名。并且，由丽正、集贤书院到真正的“书院”之间，存在着一条清晰的脉络。
（一）从“修书院”到“书院”的省称
“书院”二字连用而成一词，最早出现在南齐书法家王僧虔的《论书》之中。文中有“晋中书院李充母卫夫人善钟法王逸少之师”之句。徐晓望将其断为“晋中书院，李充母”，并认为晋中书院并非后世教学书院而是李充母的书斋[10]（P101）。但根据前后文可知，这句话应该断为“晋，中书院李充母，卫夫人。”“中书院”是对李充的尊称，因为李充乃是晋的中书侍郎，而“中书院”指的便是其所任职的中书省。后世王安石《题中书院壁》中的“中书院”即是指中书省而言①。
此外，在传世文献之中，早于丽正、集贤书院而称书院的为乾元书院。《玉海》引《集贤注记》言：乾元书院更号丽正修书院②。由于乾元院乃是丽正修书院的前身，这一史料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书院”之名在丽正书院之前便有了。但考虑到这是出于后起的《集贤注记》，且以乾元书院指称乾元院仅此一例，可知此处实为作者的误用。《玉海》的其它地方和《钦定历代职官表》、《群书考索》等书都称乾元院，而非乾元书院，可知在开元六年十二月（亦有开元五年十一月的记载）乾元院改为丽正修书院之前，并无“书院”的称谓。由此可知，“书院”之名最早出现在“丽正书院”之中。
然而，丽正书院最先的官方名称乃是丽正修书院。《唐会要》中的“六年，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9]（P1118），以及《注记》中的“乾元书院更号丽正修书院”，都是显证。另外，丽正修书院的缘起、职能和职官设置，也能证明这一点。丽正修书院乃是继承乾元院而来，设置的目的为整理、修撰书籍，即“内库书，皆是太宗高宗前代旧书，整比日，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阙，未能补缉，篇卷错乱，检阅甚难。卿试为朕整比之”[9]（P644）。《钦定历代职官表》例举了修书院中的诸多职官，分别为使、检校官、修书学士和修撰、校理、勘正及校勘等③。这些无疑都是为修书而设置的官职。而丽正修书院在成立之后，所承担的第一件要务就是编写四库书，即“（开元七年）五月，丽正殿写四库书”④。由此可见，丽正书院最先的正式称谓乃是丽正修书院。修书是职能，院是官署，修书院即是承担修书任务的官署。这种命名方式在古代很是常见，如命妇院、掖庭院等。“修书院”中的“书院”并非像后代一样是密不可分的，只是形式上连在一起。而时人为了减省的方便，便以“书院”指称“修书院”了。《职官分纪》记载：“十一年春，车驾北巡便祠后土。归京师，始于大明宫光顺门外创造书院，依旧谓之丽正书院。十二年冬，车驾入都，始于明福门外别置院，亦以丽正书院为号”。⑤这里的“书院”与“院”一样都是省称之辞，指的都是丽正修书院。
（二）文人学士对“书院”的雅化
“书院”相对于“修书院”而言，除了简省的方便之外，还显得更加文雅、庄重。而这恰恰符合文人学士的审美，“书院”进而由省称转变为雅号。集贤书院之名直接继承于丽正书院，但“书院”的内涵已经不再局限于修书了，而成为了内容广泛且格调高雅的文化场所的代称。像丽正修书院一样，集贤书院的正式名称叫做集贤院。在诏令、敕书、政书以及正史的职官志之中，多是将其称作集贤院。《唐大诏令集》中集贤院共出现26次，但集贤书院却没有出现一次。这足以说明在官方的正式文书之中，对“集贤书院”这一称谓的使用是相当慎重的。然而当时的文人雅士在诗文之中，却常常以集贤书院代指集贤院。最著名的莫过于《集贤书院奉敕送学士张说上赐燕》等御制及应制的十七首组诗了。由此可见，文人雅士在诗文之中，对“书院”这一称谓有着特别的喜好。 时人进而有意识地将书院区别于一般的官署，将学士区别于一般的官吏，更加注重其中的儒学内涵。集贤学士张说曾谓：
君子欲晦其美，不欲多上人也。书院权制，非百司之列。徒以朝廷尚儒，宰相为使，遂得列于诸司之上。当自挹退，不宜光耀以损儒风。⑥
同时，张说还特别尊崇学士，谓：
学士者文儒之美称。⑦
从“徒以明廷尚儒”到“学士者文儒之美称”，不难看出其中的一以贯之之处，即张说眼中的书院、学士乃是特别文雅的美称。另外，唐肃宗在乾元元年（或二年）曾题写“集贤殿御书院”的匾额，王维在谢表中云：
加以亲重儒门，将为教首，俯题金榜，自运银钩……将使率土之人，知陛下宠兹书府；普天之下，敩陛下敦彼儒风[11]（P299）。
这里也是将书院与儒门、儒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此时的书院，已经不仅仅是修书院的省称，而更加是一种雅号，是儒家学者开展文化活动的场所。
（三）“书院”由朝廷走向民间
文人学士的推崇，使书院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也使书院走向了民间。书院不再是修书院，而是儒家学者开展文化活动的场所，这一变化极大地扩展了书院的应用范围。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士大夫纷纷将自己及友朋的书斋、书室命名为“书院”，最终促使了大批民间书院的兴起，而这群士大夫多数具有集贤书院的背景。邓洪波教授指出早于丽正、集贤书院的民间书院只有寥寥数所，而在丽正、集贤书院之后，却涌现出大量的民间书院。事实上，依据可靠的史料，所谓的民间书院是在丽正、集贤书院出现之后才大量涌现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个时间节点正好说明了民间书院与丽正、集贤书院的密切关系。
据邓洪波教授的考证，《全唐诗》统共提及民间书院13所，而这些诗歌的作者大多是进士出身，并且还有许多直接在集贤书院、弘文馆或秘书省任过职[12]。其中的卢纶、李益为集贤学士，刘禹锡为集贤直学士，吕温为集贤校书郎，杨巨源、姚合供职秘书省，李群玉则在弘文馆，其他如韩翃、王建、许浑、顾非熊、杨发都是进士出身，只有于鹄、曹唐、齐已不是进士。从作者的身份和经历可知，他们极有可能将集贤书院的“书院”之名借用到私人书斋、书室中来。另外，诗中书院的命名都十分随意，只是在人名、地名之上添加“书院”的称谓而已，如杜中丞书院、田将军书院、沈彬进士书院等等。这种命名的方式，只是对“集贤书院”的简单模仿。对于“书院”之名由官方走向民间的过程，这一旁证无疑具有极大的说服力。而书院最终得以区别于书斋、书室、书房，成为一种社会化的教育机构，乃是缘于书院之名的大、公、雅，以及丽正、集贤书院在文人学士之中的巨大影响。
综上所述，袁枚在《随园笔记》中对书院的断案，确是的论；而明清地方志对唐代民间书院的追溯性记载，则是经不起考究的。唐代的丽正、集贤书院确实没有教学的职能，但书院之名却导源于此。丽正、集贤书院与后代书院的关系，不在其实，而在其名。“书院”正是由官方的“修书院”而来，简省之后的称谓深受文人学士的青睐，从而促使其由官方走向民间，最终成为了历史上的书院。而最先使用“书院”一名的人，大多与集贤书院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旁证虽然还不足以证成其事，但无疑是“虽不中，亦不远矣”。然而，就书院的起源而言，碍于史料的限制，犹不得不以“假说”加以界定，至于最终的定谳，还有赖好学深思之士的玉成。
参考文献
[1][清]袁枚撰，王英志校点.袁枚全集（五）·随园随笔（卷十八）[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247.
[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日]池田温.盛唐之集贤院[A].唐研究论文选集[C].孙晓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92.
[4][宋]宋敏求编，洪丕谟等点校.唐大诏令集（卷一百零五）[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492.
[5][日]池田温.唐代诏敕目录[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292.
[6][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四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正（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7.
[8]刘海峰.唐代集贤书院有教学活动[J].上海高教研究，1991（2）：3.
[9][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六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0]徐晓望.唐五代书院考略[J].教育评论，2007（3）：102.
[11][唐]王维撰，[清]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
[12]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13～18.
（责任编辑 黄建新）
关键词：书院；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书院起源；教学；名实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6）01-0063-05
收稿日期：2015-11-30
清人袁枚曾谓“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1]。这句话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认为书院之名起源于唐代的丽正、集贤书院；二是明确了后代书院的核心功能是教学，即所谓的“士子肄业之所也”，而丽正、集贤书院则不具备这一功能。袁枚的这一论述无疑是与事实相符合的，虽然学界对书院之实尚有不少争论。但完全抛开教学这一核心功能来叙述书院，显然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书院之为书院正是由于其所承担的教学功能。①由此可知，丽正、集贤书院与后世书院的关系，不在于书院之实，而在于书院之名。
一、丽正、集贤书院无教学职能
《旧唐书·职官志》载集贤学士的职掌为“集贤学士之职，掌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辩明邦国之大典。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徵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而考其学术，而申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2]（P1852）。这里原本说得很清楚，集贤院是没有教育的职掌的，正如日本学者池田温在《盛唐之集贤院》中所说：“弘文、崇文、广文皆与教授生徒，常为出身科第之门户……只集贤一院，概不干预教育。”[3]但不少研究书院史和教育史的学人，都曾努力钩沉史料，以证明丽正、集贤书院有教育活动。而其中最广为引用的史料，分别为唐代宗广德二年的《选集贤学士敕》和侍中裴耀卿于开元二十三年所作的观书感言①。事实上，以上史料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下文即一一进行辩驳。
（一）《选集贤学士敕》乃是《准太学生徒支给厨米敕》的误传
《唐大诏令集》记载的代宗广德二年的《选集贤学士敕》为：
古者立大学，教胄子，所以延俊造，扬王庭。虽年谷不登，兵甲或动，而俎豆之事，未尝废焉。顷年已来，戎车屡驾，天下转输，公私匮竭，带甲之士，所务赢粮，鼓箧之徒，未能仰给。由是诸生辍讲，弦诵蔑闻，宣父有言，是吾忧也。投戈息马，论道尊儒，用宏庠序之风，俾有箪瓢之乐。宜令所司，量追集贤学生，精加选择，使在馆习业，仍委度支准给厨米。敦兹儒术，庶有大成，甲科高悬，好学者中，敷求茂异，称朕意焉[4]。
粗读这一诏令，确实能给人以集贤书院招收生徒的印象，这似乎是集贤书院有教学活动的铁证。但细读起来却让人疑窦丛生。首先，诏令开宗明义，曰“古者设大学”，而“大学”即“太学”，诏令开篇也是直指太学，那为何要把太学的职能转移到集贤书院门下呢？其次，“仍委度支”一句说明是按惯例“委度支”，也就是说这里一直就在招收、教授生徒，那为何关于集贤书院招收生徒的官方文献只此一例？再次，为何这道敕书名为“选集贤学士敕”，而文中却是“量追集贤学生”？唐代崇文重教，学士是何等尊崇，是无论如何也不至于以厨米来选集贤学士的。开元十三年改丽正书院为集贤院时，初定制以五品以上官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2]（P1852）。能被选为集贤学士的都是朝中要员、儒门鸿士，如中书令张悦、散骑常侍徐坚、礼部侍郎贺知章和中书舍人陆坚等。那上述《选集贤学士敕》又当作何解呢？
事实上，这道诏令乃是《准太学生徒支给厨米敕》的误传。在池田温主编的《唐代诏敕目录》中，代宗广德二年，有一道名为《准太学生徒支给厨米敕》的敕书[5]，按图索骥，《册府元龟》中也全文收入了这道诏书，出乎意料的是，这和《选集贤学士敕》竟是同一道敕书，只是其中“量追集贤学生”变成了“量追集贤学士”。②而《新唐书》的记载则略有不同，其文为：
古者设太学，教胄子，虽年谷不登，兵革或动，而俎豆之事不废。顷年戎车屡驾，诸生辍讲，宜追学生在馆习业，度支给厨米[6]（P1165）。
其中“宜追学生”四个字，尤其值得注意。《文献通考》、《五礼通考》和《御定渊鉴类函》的记载与此相同。故而，可以肯定《唐大诏令集》中的《选集贤学士诏》即为《准太学生徒支给厨米敕》，而“量追集贤学生（学士）”应该是“追学生”的误传。这样一来，前面所有的疑问便一一释然了。并且这也和当时的历史背景相一致。安史之乱严重冲击了唐代的统治，文教事业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从肃宗到代宗，都把恢复文教、兴复儒学看成当务之急，下发了一系列诏敕来解决这一问题。由此可知，这一史料所指的并不是集贤书院，而是太学。因而，用这一条史料来证明集贤书院具有教学活动，无疑有张冠李戴之嫌。
（二）裴耀卿的感言并非实录而是酬酢之作
《唐语林》载：
开元廿三年……侍中裴耀卿因入书库观书，既而谓人曰：“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允使，学徒云集，官家设教，尽在是矣。前汉有金马、石渠，后汉有兰台、东观；宋有总章，陈有德教；周则虎门、麟趾，北齐有仁寿、文林；虽载在前书，而事皆琐细，方之今日，则岂得扶轮捧毂哉！[7]（P385-386）
其中确有“学徒云集，官家设教”一句，但这一句并不足以作为集贤书院有教学活动的证据。第一，作者将集贤书院同前汉的金马、石渠，后汉的兰台、东观，宋的总章，陈的德教，周的虎门、麟趾以及北齐的仁寿、文林相比拟，可知这些机构具有相同的性质，而这些都是作为藏书机构而闻名于世的，它们并不以教授生徒为职责。第二，“学徒云集”之中的“学徒”是指何人？这些“学徒”的学习内容又是什么呢？刘海峰认为这里的“学徒”是指书院中的百来名书直和写御手，进而推测集贤书院之所以有教学活动，是因为“学士、直学士和修撰官等在组织众多的书直和写御书参与整理、抄写图书的过程中，必定要传授一些典籍整理、校勘和其他经史文化知识”[8]。可见，这乃是集贤书院内部对职员的业务培训，还不足以称之为教学活动，同袁枚所说的“士子肄业”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再者，开元五年选取书直和写御书的敕书为：“于秘书省昭文馆，兼广召诸色能书者充。皆亲经御简。后又取前资，常选三卫散官五品以上子孙，各有年限，依资甄叙”[9]（P1118）。由此可见选取书直和写御书的标准是“能书”，从这一标准可知书直和写御书所承担的不过是抄写图书等较为简单的工作，那么相对应的培训也应该是在短期内完成的。更为重要的是，讲究“君子不器”的儒家，看重的是“君子之学”，这种简单的业务培训，显然是与“官家设教，尽在是矣”无缘的。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如果将“学徒云集，观象设教”当作写实的话，则始终会有一些难以解释的矛盾。实际上，这里的“学徒”并非是指学生，而不过是对集贤书院的职员或者访客的泛称。这种情况广泛地存在于时人的诗文之中。开元十三年三月，玄宗在集仙殿宴请学士，期间众人成酬酢之作数百首。其中学士张说有《奉和圣制送赴集贤院（赋得辉字）》一诗，其文为：
侍帝金华讲，千龄道固稀。任将贤士设，书共学徒归。首命深燕隗，通经浅汉韦。列筵荣赐食，送客愧儒衣。贺燕窥簷下，迁莺入殿飞。欲知朝野庆，文教日光辉。①
诗中“书共学徒归”一句常常被后人引来证明集贤书院有学徒存在，但这不过是不顾全诗语境的断章取义。从全诗来看，这首诗表达的是作者对皇帝网罗贤才、尊崇儒术的称颂和感激之情。“任将贤士设，书共学徒归。首命深燕隗，通经浅汉韦”，这四句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即皇帝不遗余力地网罗贤才。“书共学徒归”是指书籍和人才一起来到集贤书院。这里将贤才称作“学徒”，只不过是谦称和避免重复的替换之辞。张九龄在《集贤殿书院奉敕送学士张说上赐燕序》中说：
上不以惟睿作圣，而犹垂意好学，用相必本于经术，图王亦始于师臣。及乎鸿生硕儒，博闻多识之士，自开元肇建，以迄于今，大用征集，焕乎广内。②
这同张说之诗完全是同一个意思，即对“鸿生硕儒”的“大用征集”。另外，学士源乾曜的《赋得迎字》有“圣业光书府，微人尽国英。丝纶贤相称，群俊学为名”③之句，句中之“学”明显是针对集贤书院的群俊（学士等）而言的，这就更加说明了所谓的“学徒”不过是对自身的谦称。由此可知，裴氏的感言更多的是文人学士之间的应对之辞，而非写实之语。
由于集贤书院原本并不具有教学职能，后人误读史料才将教学功能加入其中。经过上文的一一辩驳，已经足以说明主张集贤书院有教学活动的观点，不过是捕风捉影之论。然而，丽正、集贤书院和后代书院也并非全无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在于“书院”之名确实是起源于此。
二、丽正、集贤书院与“书院”的起源
袁枚认为书院得名于唐代的丽正、集贤书院，可谓知言。然而，当代学者通过对地方志的爬梳，寻得了不少早于丽正、集贤书院的民间书院。但是在没有其他文献的佐证之前，对于明清方志中的追溯性记载，只能存而不用。正如徐晓望《唐五代书院考略》所言，实在没有“可靠的史料”，能够证明有早于丽正、集贤书院的民间书院的存在[10]（P102）。就现存的可靠史料而言，袁枚的论断，依然是不刊之论。丽正、集贤书院与后代书院的关系，不在其实，而在其名。并且，由丽正、集贤书院到真正的“书院”之间，存在着一条清晰的脉络。
（一）从“修书院”到“书院”的省称
“书院”二字连用而成一词，最早出现在南齐书法家王僧虔的《论书》之中。文中有“晋中书院李充母卫夫人善钟法王逸少之师”之句。徐晓望将其断为“晋中书院，李充母”，并认为晋中书院并非后世教学书院而是李充母的书斋[10]（P101）。但根据前后文可知，这句话应该断为“晋，中书院李充母，卫夫人。”“中书院”是对李充的尊称，因为李充乃是晋的中书侍郎，而“中书院”指的便是其所任职的中书省。后世王安石《题中书院壁》中的“中书院”即是指中书省而言①。
此外，在传世文献之中，早于丽正、集贤书院而称书院的为乾元书院。《玉海》引《集贤注记》言：乾元书院更号丽正修书院②。由于乾元院乃是丽正修书院的前身，这一史料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书院”之名在丽正书院之前便有了。但考虑到这是出于后起的《集贤注记》，且以乾元书院指称乾元院仅此一例，可知此处实为作者的误用。《玉海》的其它地方和《钦定历代职官表》、《群书考索》等书都称乾元院，而非乾元书院，可知在开元六年十二月（亦有开元五年十一月的记载）乾元院改为丽正修书院之前，并无“书院”的称谓。由此可知，“书院”之名最早出现在“丽正书院”之中。
然而，丽正书院最先的官方名称乃是丽正修书院。《唐会要》中的“六年，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9]（P1118），以及《注记》中的“乾元书院更号丽正修书院”，都是显证。另外，丽正修书院的缘起、职能和职官设置，也能证明这一点。丽正修书院乃是继承乾元院而来，设置的目的为整理、修撰书籍，即“内库书，皆是太宗高宗前代旧书，整比日，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阙，未能补缉，篇卷错乱，检阅甚难。卿试为朕整比之”[9]（P644）。《钦定历代职官表》例举了修书院中的诸多职官，分别为使、检校官、修书学士和修撰、校理、勘正及校勘等③。这些无疑都是为修书而设置的官职。而丽正修书院在成立之后，所承担的第一件要务就是编写四库书，即“（开元七年）五月，丽正殿写四库书”④。由此可见，丽正书院最先的正式称谓乃是丽正修书院。修书是职能，院是官署，修书院即是承担修书任务的官署。这种命名方式在古代很是常见，如命妇院、掖庭院等。“修书院”中的“书院”并非像后代一样是密不可分的，只是形式上连在一起。而时人为了减省的方便，便以“书院”指称“修书院”了。《职官分纪》记载：“十一年春，车驾北巡便祠后土。归京师，始于大明宫光顺门外创造书院，依旧谓之丽正书院。十二年冬，车驾入都，始于明福门外别置院，亦以丽正书院为号”。⑤这里的“书院”与“院”一样都是省称之辞，指的都是丽正修书院。
（二）文人学士对“书院”的雅化
“书院”相对于“修书院”而言，除了简省的方便之外，还显得更加文雅、庄重。而这恰恰符合文人学士的审美，“书院”进而由省称转变为雅号。集贤书院之名直接继承于丽正书院，但“书院”的内涵已经不再局限于修书了，而成为了内容广泛且格调高雅的文化场所的代称。像丽正修书院一样，集贤书院的正式名称叫做集贤院。在诏令、敕书、政书以及正史的职官志之中，多是将其称作集贤院。《唐大诏令集》中集贤院共出现26次，但集贤书院却没有出现一次。这足以说明在官方的正式文书之中，对“集贤书院”这一称谓的使用是相当慎重的。然而当时的文人雅士在诗文之中，却常常以集贤书院代指集贤院。最著名的莫过于《集贤书院奉敕送学士张说上赐燕》等御制及应制的十七首组诗了。由此可见，文人雅士在诗文之中，对“书院”这一称谓有着特别的喜好。 时人进而有意识地将书院区别于一般的官署，将学士区别于一般的官吏，更加注重其中的儒学内涵。集贤学士张说曾谓：
君子欲晦其美，不欲多上人也。书院权制，非百司之列。徒以朝廷尚儒，宰相为使，遂得列于诸司之上。当自挹退，不宜光耀以损儒风。⑥
同时，张说还特别尊崇学士，谓：
学士者文儒之美称。⑦
从“徒以明廷尚儒”到“学士者文儒之美称”，不难看出其中的一以贯之之处，即张说眼中的书院、学士乃是特别文雅的美称。另外，唐肃宗在乾元元年（或二年）曾题写“集贤殿御书院”的匾额，王维在谢表中云：
加以亲重儒门，将为教首，俯题金榜，自运银钩……将使率土之人，知陛下宠兹书府；普天之下，敩陛下敦彼儒风[11]（P299）。
这里也是将书院与儒门、儒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以上的分析可知，此时的书院，已经不仅仅是修书院的省称，而更加是一种雅号，是儒家学者开展文化活动的场所。
（三）“书院”由朝廷走向民间
文人学士的推崇，使书院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也使书院走向了民间。书院不再是修书院，而是儒家学者开展文化活动的场所，这一变化极大地扩展了书院的应用范围。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士大夫纷纷将自己及友朋的书斋、书室命名为“书院”，最终促使了大批民间书院的兴起，而这群士大夫多数具有集贤书院的背景。邓洪波教授指出早于丽正、集贤书院的民间书院只有寥寥数所，而在丽正、集贤书院之后，却涌现出大量的民间书院。事实上，依据可靠的史料，所谓的民间书院是在丽正、集贤书院出现之后才大量涌现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个时间节点正好说明了民间书院与丽正、集贤书院的密切关系。
据邓洪波教授的考证，《全唐诗》统共提及民间书院13所，而这些诗歌的作者大多是进士出身，并且还有许多直接在集贤书院、弘文馆或秘书省任过职[12]。其中的卢纶、李益为集贤学士，刘禹锡为集贤直学士，吕温为集贤校书郎，杨巨源、姚合供职秘书省，李群玉则在弘文馆，其他如韩翃、王建、许浑、顾非熊、杨发都是进士出身，只有于鹄、曹唐、齐已不是进士。从作者的身份和经历可知，他们极有可能将集贤书院的“书院”之名借用到私人书斋、书室中来。另外，诗中书院的命名都十分随意，只是在人名、地名之上添加“书院”的称谓而已，如杜中丞书院、田将军书院、沈彬进士书院等等。这种命名的方式，只是对“集贤书院”的简单模仿。对于“书院”之名由官方走向民间的过程，这一旁证无疑具有极大的说服力。而书院最终得以区别于书斋、书室、书房，成为一种社会化的教育机构，乃是缘于书院之名的大、公、雅，以及丽正、集贤书院在文人学士之中的巨大影响。
综上所述，袁枚在《随园笔记》中对书院的断案，确是的论；而明清地方志对唐代民间书院的追溯性记载，则是经不起考究的。唐代的丽正、集贤书院确实没有教学的职能，但书院之名却导源于此。丽正、集贤书院与后代书院的关系，不在其实，而在其名。“书院”正是由官方的“修书院”而来，简省之后的称谓深受文人学士的青睐，从而促使其由官方走向民间，最终成为了历史上的书院。而最先使用“书院”一名的人，大多与集贤书院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旁证虽然还不足以证成其事，但无疑是“虽不中，亦不远矣”。然而，就书院的起源而言，碍于史料的限制，犹不得不以“假说”加以界定，至于最终的定谳，还有赖好学深思之士的玉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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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海峰.唐代集贤书院有教学活动[J].上海高教研究，1991（2）：3.
[9][宋]王溥撰.唐会要（卷六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0]徐晓望.唐五代书院考略[J].教育评论，2007（3）：102.
[11][唐]王维撰，[清]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
[12]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13～18.
（责任编辑 黄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