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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通过消除疟疾认证。到2020年，中国已连续4年报告零本地病例。但对于全国疾控系统工作人员来说，他们的神经更加紧绷了。由于本土病例的消失，疟疾，这个中国基层医务人员的“老熟人”，正在渐渐重新变得陌生。
“中国消除疟疾，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大量输入性疟疾病例成为新的挑战，因此我们仍须继续保证疟疾防控经费不少、队伍不撤、力度不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周晓农说，近年来，中国每年2600～3000例的境外输入病例中，约96%来自非洲，其余主要来自东南亚。
疟疾的历史远比人类还要古老。科学家在3000万年前形成的琥珀化石中就发现了蚊子身上携带的疟原虫，这一古老的寄生虫主要通过受感染的雌性按蚊叮咬传给人类，人感染疟疾后会出现发热、头痛、寒战等症状，有时还会出现脾肿大或贫血，重症疟疾患者甚至会出现多系统功能衰竭。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的2019年，全球约有40.9万人死于疟疾。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近一半人口正面临疟疾风险。疟疾也曾是中国发病人数最多的传染病。1940年代，中国每年新发疟疾病人有3000万，1950年代的调研显示，当时有疟疾流行的县（市）达1829个，约占全国县（市）总数的70%～80%。
当时主要有4种类型的疟疾流行。分布最广的间日疟以发冷发热交替、周期性发病的症状为特色，因此也被称为“打摆子”。恶性疟则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部、南部，对人体危害较大，感染者可持续发烧20小时以上，如不及时治疗，可能发展成严重疾病，甚至致命。此外，三日疟和卵型疟在流行区亦有分布。
《中国疟疾的控制与消除》一书的作者之一、江苏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前所长高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中国疟疾流行最严重的时候，稻子烂在田里都没人理，整个疫区村庄男劳力全躺在床上，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
1956年，国家原卫生部制定了《防疟疾规划》，正式把疟疾列为法定报告传染病，此后二十多年，开展了以预防为主的防治工作。除了先天母婴、输血等特殊感染方式，疟疾的主要传播途径就是按蚊叮咬，夏秋季为其主要流行季。为降低疟区发病率，实施了防蚊灭蚊、休止期根治、现症患者治疗、发热病人查治及流行季节人群预防服药的“一防、三治、压高峰”措施。经过大规模防治，到1979年，全国疟疾发病率比1970年下降了91.31%。
1972年，42岁的屠呦呦和同事们首次从黄蒿中提取到抗疟疾成分——青蒿素，成为现今全球抗疟一线药物的核心化合物，屠呦呦也因此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这是诺奖第四次颁发给疟疾相关研究。
疾控人员正在做蚊种鉴定。图/受访者提供 
在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人民医院城西分院（原新兴卫生院）的检验科，疟原虫诊断操作规范被贴在最醒目的位置，涡阳曾是2006年安徽疟疾流行的重灾区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李明子
在中国消除疟疾的过程中，消除贫困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黄淮平原频繁暴发疟疾流行，其重要社会因素，就是当地经济水平落后、居住条件差。当时，人们大多住在泥土房、茅草房，没有窗户，甚至直接露宿野外，人们的防蚊灭蚊意识也不强。“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老百姓有钱了，改善居住环境和卫生条件，也逐渐关注健康问题，疟疾防控也更容易推进。”周晓农说。
进入21世紀，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疟疾流行已得到控制，年发病率稳定在1/10万左右。但就在巩固防治成果阶段，2006年，安徽沿淮河地区、河南永城等地相继出现疟疾暴发流行。
那段时期，淮河流域频繁发洪水，蚊虫孳生地密度增加。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副主任王建军回忆说，2006年，安徽省上报3万例疟疾病例，超过全国其他地区病例数总和，安徽又是外出务工大省，其他各省发现的疟疾病例80%都是安徽籍。但更可怕的，是病例减少后，造成的整个防控体系的弱化与松懈。在这次大流行之前，安徽省疾控负责疟疾防控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人，对流行风险不是很敏感，处理能力也在减弱。
安徽省原本的做法是让两年内发过病、有疟疾病史的人群服药。疫情反弹后，王建军带人调研后，调整了思路，重新划定风险人群范围，根据蚊媒习性，以病家附近水体为中心将方圆百米划为风险范围，采取全民服药，防蚊灭蚊等综合防治措施。到2008年，安徽省疟疾发病人数较2006年减少了61.49%，全国疟疾病例数控制在3万例。
2010年，《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启动，防疫从过去的控制策略调整为以病例和疫点为核心的消除策略，执行“1-3-7工作规范”，即所有医疗机构在疟疾病例诊断1天内上报国家传染病信息系统，疾控人员在3天内对报告病例进行流行病学个案调查与核实，并在7日内完成对疟疾疫点的调查与处置。这一工作规范已被写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技术文件，并被概括为消除疟疾的其中一种策略，向全球推广。
2017年，全国首次实现无本地病例报告，今年6月30日，中国被世卫组织认证为无疟疾国家。此前，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已有超过30年没有出现获此认证的国家，其他同处该地区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文莱则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实现了消除疟疾的目标。
“中国消除疟疾，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大量输入性疟疾病例成为新的挑战，因此我们仍须继续保证疟疾防控经费不少、队伍不撤、力度不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周晓农说，近年来，中国每年2600～3000例的境外输入病例中，约96%来自非洲，其余主要来自东南亚。
从每年3000万例到零
疟疾的历史远比人类还要古老。科学家在3000万年前形成的琥珀化石中就发现了蚊子身上携带的疟原虫，这一古老的寄生虫主要通过受感染的雌性按蚊叮咬传给人类，人感染疟疾后会出现发热、头痛、寒战等症状，有时还会出现脾肿大或贫血，重症疟疾患者甚至会出现多系统功能衰竭。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的2019年，全球约有40.9万人死于疟疾。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近一半人口正面临疟疾风险。疟疾也曾是中国发病人数最多的传染病。1940年代，中国每年新发疟疾病人有3000万，1950年代的调研显示，当时有疟疾流行的县（市）达1829个，约占全国县（市）总数的70%～80%。
当时主要有4种类型的疟疾流行。分布最广的间日疟以发冷发热交替、周期性发病的症状为特色，因此也被称为“打摆子”。恶性疟则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部、南部，对人体危害较大，感染者可持续发烧20小时以上，如不及时治疗，可能发展成严重疾病，甚至致命。此外，三日疟和卵型疟在流行区亦有分布。
《中国疟疾的控制与消除》一书的作者之一、江苏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前所长高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中国疟疾流行最严重的时候，稻子烂在田里都没人理，整个疫区村庄男劳力全躺在床上，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
1956年，国家原卫生部制定了《防疟疾规划》，正式把疟疾列为法定报告传染病，此后二十多年，开展了以预防为主的防治工作。除了先天母婴、输血等特殊感染方式，疟疾的主要传播途径就是按蚊叮咬，夏秋季为其主要流行季。为降低疟区发病率，实施了防蚊灭蚊、休止期根治、现症患者治疗、发热病人查治及流行季节人群预防服药的“一防、三治、压高峰”措施。经过大规模防治，到1979年，全国疟疾发病率比1970年下降了91.31%。
1972年，42岁的屠呦呦和同事们首次从黄蒿中提取到抗疟疾成分——青蒿素，成为现今全球抗疟一线药物的核心化合物，屠呦呦也因此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这是诺奖第四次颁发给疟疾相关研究。
在中国消除疟疾的过程中，消除贫困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黄淮平原频繁暴发疟疾流行，其重要社会因素，就是当地经济水平落后、居住条件差。当时，人们大多住在泥土房、茅草房，没有窗户，甚至直接露宿野外，人们的防蚊灭蚊意识也不强。“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老百姓有钱了，改善居住环境和卫生条件，也逐渐关注健康问题，疟疾防控也更容易推进。”周晓农说。
进入21世紀，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疟疾流行已得到控制，年发病率稳定在1/10万左右。但就在巩固防治成果阶段，2006年，安徽沿淮河地区、河南永城等地相继出现疟疾暴发流行。
那段时期，淮河流域频繁发洪水，蚊虫孳生地密度增加。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副主任王建军回忆说，2006年，安徽省上报3万例疟疾病例，超过全国其他地区病例数总和，安徽又是外出务工大省，其他各省发现的疟疾病例80%都是安徽籍。但更可怕的，是病例减少后，造成的整个防控体系的弱化与松懈。在这次大流行之前，安徽省疾控负责疟疾防控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人，对流行风险不是很敏感，处理能力也在减弱。
安徽省原本的做法是让两年内发过病、有疟疾病史的人群服药。疫情反弹后，王建军带人调研后，调整了思路，重新划定风险人群范围，根据蚊媒习性，以病家附近水体为中心将方圆百米划为风险范围，采取全民服药，防蚊灭蚊等综合防治措施。到2008年，安徽省疟疾发病人数较2006年减少了61.49%，全国疟疾病例数控制在3万例。
2010年，《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启动，防疫从过去的控制策略调整为以病例和疫点为核心的消除策略，执行“1-3-7工作规范”，即所有医疗机构在疟疾病例诊断1天内上报国家传染病信息系统，疾控人员在3天内对报告病例进行流行病学个案调查与核实，并在7日内完成对疟疾疫点的调查与处置。这一工作规范已被写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技术文件，并被概括为消除疟疾的其中一种策略，向全球推广。
2017年，全国首次实现无本地病例报告，今年6月30日，中国被世卫组织认证为无疟疾国家。此前，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已有超过30年没有出现获此认证的国家，其他同处该地区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文莱则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实现了消除疟疾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