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帮助贫困国家的人民，使他们能实实在在得到外来的帮助，而不是该属于他们的却进入了腐败官员的口袋。
　　
　　人道的决定
　　
　　贫困问题永远是人类社会欠发展的标志，也是人类社会的耻辱，尤其是在一部分人达到极端富裕而有大批的人因为贫穷而活活饿死的时候，所谓人道这样一个基本的人类准则便意味着羞耻，经济的问题就会导致对人类一些基本价值准则的动摇。
　　根据在科隆举行的美、德、英、法、意、日、加七国首脑会议商定，批准七国财长提交的“科隆债务倡议”报告，同意为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免除债务７００亿美元。预计有 ３６个贫穷国家可望从中获益。免债数额约占这些国家目前的名义债务总额１３００亿美元的一半以上。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债务的减免额有些增加，美国已经宣布１００％减免贫穷国家对它们的欠债，这无疑值得国际社会赞赏和其他债权国家效仿。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时代，世界经济获得了普遍的提高，但为什么贫困这一人类的痼疾不仅没有医治好，反而越发扩大了呢？无疑，我们大家熟知的原因有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自然环境的恶劣、当地资源的缺乏和历史上长期被西方殖民奴役。这些原因都是能够说得过去的，所以多少年来各种国际组织和一些发达国家给他们一定的援助和一些低息贷款都是应该的。问题是这些援助和低息贷款是不是用在了“刀刃”上，这个“刀刃”就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教育，改善基本生活条件的各种基础设施，特别是提高人们健康水平的医疗设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特别提到，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资本、技术、劳动者素质，而是有效率的组织及其在制度上的安排。这就是说制度安排或说制度选择才是一个国家经济能否发展的首要因素，好的制度能很好地组合资本、技术、劳动者等各种生产资料，使这些因素都能发挥最大的效能。但是这些贫困国家很难说作出了好的制度选择，尤其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根本就不是一个有效的组织。
　　非洲的一些国家连年征战，大量的资金被军备扩张所占用，民不聊生，从来就没有形成一个和平独立的国家。而在另一些国家比如拉美地区和南亚则是由军阀执政，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得不到保障，政府官员随意挥霍国家财富，过着极端奢侈的生活。曾经是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前苏联国家俄罗斯，其官员的腐败是人所共知的，其总统叶利钦都有洗黑钱的嫌疑。由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给予的援助和低息贷款不是用于人民急需的教育、健康、基础设施建设，而是落入了政府官员们的腰包。有些国家也可能按照国际社会的意愿努力去做一些改善人民生活的事情，但由于体制性的腐败，最终只能留下一些豆腐渣工程，官员从中大量受贿，人民在那些劣质的工程包围之中，活得战战兢兢。在这些地方的既得利益集团过的生活丝毫也不亚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富翁。本来是用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口素质以至最后完全消除贫困的紧缺资金，却被腐败的政府官员挥霍浪费了。随着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进一步给予贷款，这些国家的人民受惠甚少却要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负担。在这个意义上说，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给予的贷款不是改善了这些国家人民的生活，只是助长了这些国家政府官员的贪婪和腐败。所谓富国为这些最贫穷国家减免债务，实际上是为这些最贫穷国家的政府官员还债，为这些政府官员的挥霍享受付账。
　　对于这些内情，那些债权国家和组织也是心知肚明的，就在这次讨论减免最穷国家债务的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部长萨默斯就特别提到了这些贫穷国家的腐败问题。他说，在反贫穷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去防止腐败对反贫困成就的抵消。腐败是这些贫穷国家发展经济和消灭贫困的最严重的障碍。在任何一笔贷款签署协议的时候，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腐败带来的巨大风险，特别是对那些没有采取有力步骤反对体制性腐败的国家，如果它们申请援助我们就要清醒地估计随之而来的重大后果。
　　不管怎样，把这个世纪最紧迫的问题认真地对待并实质性地达成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将会使人类社会能够轻装进入新世纪。正如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所说的，全球债务减免计划是送给未来新世纪的一份厚礼。只不过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帮助贫困国家的人民，使他们能实实在在得到外来的帮助，而不是该属于他们的却进入了腐败官员的口袋。对于那些只会给其国家的老百姓带来灾难的政府，我们能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