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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高考试卷上写下8000多字的宣泄语言,有计划地让自己的高考试卷被判零分;她的举动掀起轩然大波,吸引了全国200余家新闻媒体的关注……
卧龙区王村乡罗冢村,一个小得在河南省南阳市政区图上都找不到的自然村｡2006年7月8日下午5点,几位村民饶有兴趣地围在两辆挂着外省牌号的新闻采访轿车旁｡村里路窄,一位开着拖拉机的村民着急地等着前来采访的记者能把车开走｡这几天,国内太多新闻媒体的光顾,打破了这个平素近乎寂静的村落｡好奇的神色写满了村民的脸庞｡
这一切,都源于村民蒋光奇19岁的女儿蒋多多｡这个平时在乡亲们眼中平凡得几乎使人淡忘的女孩,却在今年的高考中作出了令人振惊和不可思议的举动:“反抗”高考,“反抗”应试教育｡
故意违规以求零分,寻常女孩非常举动
面对200余家新闻媒体的集中“轰炸”,即便是中央级媒体的采访,刚刚毕业于南阳市八中､外表弱不禁风的蒋多多仍很坦然——“高三下半学期,我就萌生了在高考试卷上‘批’高考的想法｡我清楚,这样做对不起老师和亲人｡但不这样做,不足以暴露高考和应试教育的弊端｡”
6月5日,高考前一天｡蒋多多在校门口买了黑､蓝两种钢笔,开始了她计划:在高考中故意违规使用双色笔答题,以求零分;在试卷上写下对高考制度和应试教育的不满,借此引起上级教育部门的重视｡
6月6日､7日,她的计划得以进行｡虽然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可进考场后,蒋多多还是犹豫了一阵｡不过最终她还是下定决心实施计划:用双色笔答卷,在高考试卷上批评高考制度,把自己的笔名“碎心飞魔”写到密封线外……在4科考试中,她都只答了客观题,在主观题答题区域,她都写上了“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发光,到了地上就成了冰冷的陨石……学校关心学生的分数,对学生心理和思想的了解却几乎是一个空白……”“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位的资源｡因为人人有不同天赋,老师只有发现学生的兴趣,把他的兴趣发掘出来……”类似的发泄语言,大约有8000字｡但在数学､英语考试中,她遇到了一些麻烦｡监考老师们发现了她的反常举动,本应该写数学公式和英文字母的试卷上,却密密麻麻写满了汉字｡“当时,我很害怕,怕老师不让我答题,致使整个计划‘泡汤’”｡但监考老师最终没有进行制止,这让蒋多多松了一口气:“我的计划得以走下去了｡”
出走郑州感受大学生活:“她们只谈钱和情爱”
明知道故意违规升学没有指望,在6月8日上午的高考志愿填报中,她就“胡乱填写了北大”等院校｡之后几天,不敢回家面对父母的蒋多多在学校和南阳市城区的大街小巷中漫无目的地徘徊｡十几天下来,热辣辣的太阳,很快将“原来挺白”的她,晒得黝黑｡“孩子那些天真是受苦了”,蒋多多的母亲抹着眼泪说｡
6月12日,蒋多多决定带着平时省下来的200多元钱前往郑州,到上大学的姐姐那里躲一躲｡当晚11点多到郑州后,由于姐姐手机关机无法联系,她只好在候车室里提心吊胆地呆了一晚｡第二天,她终于见到了姐姐,却被批评了一通:“你这样做很幼稚,既触及不了高考制度,自己也不会有学上,没有啥好处｡”与姐姐话不投机,13日,她决定只身前往山东省菏泽市打工｡14日凌晨一时,她到达菏泽｡为了保护自己,她一直坐在车站内｡
在菏泽转了半天,也没找到工作,失望的蒋多多又返回郑州｡在她姐姐大学好友的寝室里住了两天｡但蒋多多说,一些大学生令她很失望,“她们只知道谈钱和情爱”｡由此,她又开始憎恶大学生活,“以后坚决不上大学”｡
回到南阳后,蒋多多住在叔叔家不敢回家,每天到街头找工作,可总不能如愿｡有两天,孤寂的她是在市区内一所高校的女生宿舍楼旁过夜的｡回忆起那段日子,蒋多多说:“那些日子我很无奈,既担心自己的目标不能实现,又担心实现了会伤害家人｡”
其他3科没得零分,她由激动转为失望
6月23日晚,一直焦急等待女儿成绩的母亲蒋树梅,接到蒋多多班主任宋明堂的电话,要蒋多多第二天上午9点到学校去｡盼望得零分的蒋多多一夜辗转难眠,24日早上8点就赶到了学校｡看到宋明堂手中的《考生参加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决定书》,上面写着她因使用两色笔答题,文综科目被取消考试成绩｡她赶忙问,其他3科有没有被处罚｡宋明堂很奇怪地反问:“你管那么多干啥?”得知其他3科没被处罚时,蒋多多一下子由激动转为失望｡她本来想4科同时违规得零分,从而引起上级教育部门的重视,但现在就一科得零分,“谁来调查?”一时间,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无奈之下,蒋多多向宋明堂挑明了自己的做法和想法,请求老师指点迷津｡可老师说了句“你想那干啥”便走开了｡无奈,蒋多多带着随行的弟弟来到白河湿地公园｡一路上,失望的心情折磨着她｡在弟弟的不断追问下,蒋多多只好把故意违规､“文综”科目被判零分的事和盘托出,并请求弟弟不要告诉父母｡弟弟起初感到很吃惊,但很快就转变了态度:“不管干什么事,只要认准了,就要放开手脚大胆地干,不要顾忌别人怎么说｡不要忘了,无论什么时候,都有一个弟弟在背后支持你｡”“当时,我很感动｡”蒋多多说,“那天下午又去溜冰,我一直站在场边,想法很复杂｡”
家庭､文学和“反抗”高考:三方的心理博弈
蒋多多家的条件很不好｡她的母亲蒋树梅对此感到内疚:“多多一个姐姐在郑州上大学,她上高中,弟弟上职高,供3个学生上学,让家里欠了很多债｡”蒋树梅指了指房子说:“这还是多多大伯家的房子,俺家的下雨漏得住不成｡俺家困难,可能给多多上学带来了压力｡”按照全家人的想法,我应该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嫁个好人｡”“我很理解他们,但也有些腻烦:应试教育让我学不到真正有用的知识,高考制度有很多不公平,我干吗要去考试,做言行不一的事?”蒋多多轻声反问｡但她坦承,家人的期望对她的“反抗”高考计划形成过巨大压力｡
蒋多多家里,保存着很多她小学和初中时的奖状,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都有｡“这证明我们多多是个好学生”,蒋树梅提起自己女儿过去的辉煌时不无骄傲｡但从高二起,老师对学生好意的“监视”’,渐渐地让蒋多多产生了厌学情绪｡“应试教育让我成了考试的‘囚犯’,所以,它也成了我‘造反’的催化剂｡”而录取分数线地域间差别所带来的“高考移民”问题,则是蒋多多最强烈不满的｡她认为,家里有权有势或有钱的学生,很多都会成为“高考移民”,而家庭条件差的学生就只能老老实实在当地挤“独木桥”,这很不公平｡“但我没有倾诉对象｡所以,高考成了我的宣泄口｡”
高二时,蒋多多的另一个巨大改变就是“一下子痴迷上了文学”｡“没有原因,没有理由,因为我以前对文学不‘感冒’”,蒋多多回忆说｡蒋多多写作的痴迷程度是“提笔有灵感,下笔有千言”,课余和假期都在写,甚至上课也写｡对此,同学､老师感到不解,说她“不务正业”｡“可那时,我明确认识到,写作是我的兴趣,我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他们不喜欢我沿着兴趣走,我就把这个责任归结到应试教育和高考上｡”说话间,蒋多多搬出了她20多本共100余万字的作品让记者看｡有《天凉好个秋》､《魂断北京城》､《睡美人复仇记》､《网中人》等｡由于没钱买稿纸,大部分文字是在她用过的英语练习簿上行与行之间的空白处写的｡
200余家媒体聚焦,“反抗”高考受各界热议
“‘反抗’高考计划不能完全实现,我很无助;‘文综’科目被判零分,我又无法面对父母｡”之后几天,蒋多多一直在困境中挣扎,巨大的压力让她无所适从｡又是整天的街头徘徊､整夜的头疼失眠｡
终于,6月28日,蒋多多作出了一个新的决定:把自己高考故意违规的行为和自己考前“反抗”高考的计划,通过媒体公诸于众｡“当时,我啥也没想,我需要的就是宣泄和分解压力｡”当日,她就把情况“捅”给了相关媒体｡年轻的蒋多多没意识到,她将从自己制造的小旋涡卷到公众评判的大旋涡中｡
很快,相关媒体报道了蒋多多“反抗”高考的行为｡接着,国内200多家媒体和网站竞相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或转载｡7月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法制频道分别组织报道组,驱车千余公里,多视角地进行了3天拍摄;另一家中央级媒体的记者也蹲点式地在蒋家采访;各大地方媒体也纷纷转载或发表评论｡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网易､搜狐等网站,还开辟专栏,供网民热议｡于是,蒋多多由过去的“长在乡村人未识”,迅速变为“一朝成名天下知”｡
媒体热议的焦点,集中在蒋多多高考故意违规行为､高考制度和应试教育上｡截至目前,对蒋多多的评论分为两派,一派支持蒋多多,称其为“英雄”,另一派则反对蒋多多,称其为“傻瓜”｡对高考制度和应试教育的议论,也分为支持和反对两个阵营｡
反对蒋多多的人认为:“蒋多多行为有些偏激｡以一己之力‘反抗’复杂的高考制度,不但没有用,还耽搁了自己的前途｡”“蒋多多不看高考制度中这些合理的东西,却只看高考制度中不合理的因素｡”“高考制度有缺点,但它的存在是必需的”,等等｡
支持蒋多多的人则说:“很多人对高考和应试教育都不满,可很少有人敢站出来说｡蒋多多站了出来,她是勇敢的｡”“多点保护,注意引导,这是一个独立思考､有特点的孩子,相信将来她会成才｡”“事情已经过去,就不要去在意｡希望多多能仰起头走自己的路……”在网友对此事的评论中,真心的鼓励也到处都是｡
支持高考制度的南阳籍教育学学者张翔认为:“高考是相对公平的,它不需吹牛拍马､阿谀奉承;它不问出身､贫富;它不畏权威,不看情面｡考生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向同一个方向,用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去竞争｡”
而建议改革高考制度的人则认为,高考造成了应试教育,而在应试教育下,学生考试成绩与老师收入挂钩,造成老师不围着学生素质转,而是围着经济利益转;应试教育下的家长,不是围着孩子健康成长转,而是围着孩子成绩转;应试教育下的孩子,不是围着快乐自由转,而是围着死命学习转｡“这样的教育,肯定要出问题”｡蒋多多的遭遇似乎印证了这一点｡班主任发现她“上课心不在焉,就爱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后,仍旧不去引导,因为他“不知道蒋多多和谁一个宿舍,与哪个同学关系好”,“各科老师都不喜欢她,同学们也不爱理她”;老师们也不去干预,因为“班上七八十个人,根本顾不上管她”｡有人认为,一个成长发育中的学生,在学校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和思想问题,却不能得到疏导和干预,“应试教育”在其中难脱干系｡
在对蒋多多的众多点评中,著名作家二月河的话“别具一格”｡7月5日,二月河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呼吁对蒋多多予以关注,并痛批高考制度不公平｡他用“新青年,新思想,新行为”来评价蒋多多及其行为｡他说,蒋多多是在挑战高考制度,并不排斥知识,她排斥的是选拔人才的方式｡二月河认为,蒋多多在高考中的违规是全方位的,这种胆气､胆量和胆识,他很佩服｡蒋多多具备新青年､新思想､新行为的特性,这种创新意识是时代的需要,与时代并不悖反｡
难以承受突然到来的“盛名”
媒体报道和公众评判,使蒋多多成了“名人”｡但她似乎天生就有处变不惊的定力:“那些报道和评议,以及反对我的观点,对我的思想没有影响｡我仍坚持我‘反抗’高考的行为,我讨厌应试教育｡”
性格有些自闭的蒋多多从高二开始,就沉浸在自己的文学灵感中,几乎不与外界交流,老师､同学､亲戚､邻居甚至她的父母和姐弟也不例外｡所以,老师说她是个怪学生,父母怪她不和家人沟通,同学嫌她不善交往,邻居称她不爱说话｡尽管周围的人对她表示“不理解”,但蒋多多说:“我对外界不了解,也不关心别人的评论｡”
实际上,由于身处农村,对外面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评议,蒋多多几乎看不到,也听不见,“只有来采访的记者给我带来一些信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是我最初希望的”,“当初,我只是想通过4科违规成绩被判零分的事实,直接引起上级教育部门的重视,或者监考老师看到我写的不满言语来调查我,我再把我的想法说给他们……现在,上级教育部门没来,大量的记者倒来了……另外,媒体如今对我的关注超过了对高考制度的关注,关注我是悲哀,也是多余｡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
事实上,媒体报道和公众评议,触及了蒋多多的强烈自尊和自我保护意识｡7月8日,卧龙区有关单位工作人员去看她,给她买了两件衣服和500元钱,而蒋多多坚持不要｡工作人员走前还是悄悄地把钱塞给了她母亲｡蒋多多获知后,大哭着要母亲把“走到半道上的工作人员喊回来”,把钱还了回去｡“我高考违规不是为博取名和利”､“物质特别是金钱施舍是对我的极大侮辱,严重伤害了我的自尊”……蒋多多开始有点难以承受来自外界的压力｡
在采访将要结束的时候,蒋多多告诉记者,该说的她“全部说了”,“既然说了､发泄了,思想上的困扰就少了”｡但她对自己伤害了父母一直耿耿于怀｡
由于“不在乎别人怎么评论”,现在,蒋多多的生活仍和以前一样,在家看电视､写小说,有时帮父母干点农活｡唯一不同的是,过多的记者采访､大同小异的问题,让她感到有点无奈｡
(据《环球人物》)
卧龙区王村乡罗冢村,一个小得在河南省南阳市政区图上都找不到的自然村｡2006年7月8日下午5点,几位村民饶有兴趣地围在两辆挂着外省牌号的新闻采访轿车旁｡村里路窄,一位开着拖拉机的村民着急地等着前来采访的记者能把车开走｡这几天,国内太多新闻媒体的光顾,打破了这个平素近乎寂静的村落｡好奇的神色写满了村民的脸庞｡
这一切,都源于村民蒋光奇19岁的女儿蒋多多｡这个平时在乡亲们眼中平凡得几乎使人淡忘的女孩,却在今年的高考中作出了令人振惊和不可思议的举动:“反抗”高考,“反抗”应试教育｡
故意违规以求零分,寻常女孩非常举动
面对200余家新闻媒体的集中“轰炸”,即便是中央级媒体的采访,刚刚毕业于南阳市八中､外表弱不禁风的蒋多多仍很坦然——“高三下半学期,我就萌生了在高考试卷上‘批’高考的想法｡我清楚,这样做对不起老师和亲人｡但不这样做,不足以暴露高考和应试教育的弊端｡”
6月5日,高考前一天｡蒋多多在校门口买了黑､蓝两种钢笔,开始了她计划:在高考中故意违规使用双色笔答题,以求零分;在试卷上写下对高考制度和应试教育的不满,借此引起上级教育部门的重视｡
6月6日､7日,她的计划得以进行｡虽然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可进考场后,蒋多多还是犹豫了一阵｡不过最终她还是下定决心实施计划:用双色笔答卷,在高考试卷上批评高考制度,把自己的笔名“碎心飞魔”写到密封线外……在4科考试中,她都只答了客观题,在主观题答题区域,她都写上了“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发光,到了地上就成了冰冷的陨石……学校关心学生的分数,对学生心理和思想的了解却几乎是一个空白……”“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位的资源｡因为人人有不同天赋,老师只有发现学生的兴趣,把他的兴趣发掘出来……”类似的发泄语言,大约有8000字｡但在数学､英语考试中,她遇到了一些麻烦｡监考老师们发现了她的反常举动,本应该写数学公式和英文字母的试卷上,却密密麻麻写满了汉字｡“当时,我很害怕,怕老师不让我答题,致使整个计划‘泡汤’”｡但监考老师最终没有进行制止,这让蒋多多松了一口气:“我的计划得以走下去了｡”
出走郑州感受大学生活:“她们只谈钱和情爱”
明知道故意违规升学没有指望,在6月8日上午的高考志愿填报中,她就“胡乱填写了北大”等院校｡之后几天,不敢回家面对父母的蒋多多在学校和南阳市城区的大街小巷中漫无目的地徘徊｡十几天下来,热辣辣的太阳,很快将“原来挺白”的她,晒得黝黑｡“孩子那些天真是受苦了”,蒋多多的母亲抹着眼泪说｡
6月12日,蒋多多决定带着平时省下来的200多元钱前往郑州,到上大学的姐姐那里躲一躲｡当晚11点多到郑州后,由于姐姐手机关机无法联系,她只好在候车室里提心吊胆地呆了一晚｡第二天,她终于见到了姐姐,却被批评了一通:“你这样做很幼稚,既触及不了高考制度,自己也不会有学上,没有啥好处｡”与姐姐话不投机,13日,她决定只身前往山东省菏泽市打工｡14日凌晨一时,她到达菏泽｡为了保护自己,她一直坐在车站内｡
在菏泽转了半天,也没找到工作,失望的蒋多多又返回郑州｡在她姐姐大学好友的寝室里住了两天｡但蒋多多说,一些大学生令她很失望,“她们只知道谈钱和情爱”｡由此,她又开始憎恶大学生活,“以后坚决不上大学”｡
回到南阳后,蒋多多住在叔叔家不敢回家,每天到街头找工作,可总不能如愿｡有两天,孤寂的她是在市区内一所高校的女生宿舍楼旁过夜的｡回忆起那段日子,蒋多多说:“那些日子我很无奈,既担心自己的目标不能实现,又担心实现了会伤害家人｡”
其他3科没得零分,她由激动转为失望
6月23日晚,一直焦急等待女儿成绩的母亲蒋树梅,接到蒋多多班主任宋明堂的电话,要蒋多多第二天上午9点到学校去｡盼望得零分的蒋多多一夜辗转难眠,24日早上8点就赶到了学校｡看到宋明堂手中的《考生参加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决定书》,上面写着她因使用两色笔答题,文综科目被取消考试成绩｡她赶忙问,其他3科有没有被处罚｡宋明堂很奇怪地反问:“你管那么多干啥?”得知其他3科没被处罚时,蒋多多一下子由激动转为失望｡她本来想4科同时违规得零分,从而引起上级教育部门的重视,但现在就一科得零分,“谁来调查?”一时间,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无奈之下,蒋多多向宋明堂挑明了自己的做法和想法,请求老师指点迷津｡可老师说了句“你想那干啥”便走开了｡无奈,蒋多多带着随行的弟弟来到白河湿地公园｡一路上,失望的心情折磨着她｡在弟弟的不断追问下,蒋多多只好把故意违规､“文综”科目被判零分的事和盘托出,并请求弟弟不要告诉父母｡弟弟起初感到很吃惊,但很快就转变了态度:“不管干什么事,只要认准了,就要放开手脚大胆地干,不要顾忌别人怎么说｡不要忘了,无论什么时候,都有一个弟弟在背后支持你｡”“当时,我很感动｡”蒋多多说,“那天下午又去溜冰,我一直站在场边,想法很复杂｡”
家庭､文学和“反抗”高考:三方的心理博弈
蒋多多家的条件很不好｡她的母亲蒋树梅对此感到内疚:“多多一个姐姐在郑州上大学,她上高中,弟弟上职高,供3个学生上学,让家里欠了很多债｡”蒋树梅指了指房子说:“这还是多多大伯家的房子,俺家的下雨漏得住不成｡俺家困难,可能给多多上学带来了压力｡”按照全家人的想法,我应该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嫁个好人｡”“我很理解他们,但也有些腻烦:应试教育让我学不到真正有用的知识,高考制度有很多不公平,我干吗要去考试,做言行不一的事?”蒋多多轻声反问｡但她坦承,家人的期望对她的“反抗”高考计划形成过巨大压力｡
蒋多多家里,保存着很多她小学和初中时的奖状,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都有｡“这证明我们多多是个好学生”,蒋树梅提起自己女儿过去的辉煌时不无骄傲｡但从高二起,老师对学生好意的“监视”’,渐渐地让蒋多多产生了厌学情绪｡“应试教育让我成了考试的‘囚犯’,所以,它也成了我‘造反’的催化剂｡”而录取分数线地域间差别所带来的“高考移民”问题,则是蒋多多最强烈不满的｡她认为,家里有权有势或有钱的学生,很多都会成为“高考移民”,而家庭条件差的学生就只能老老实实在当地挤“独木桥”,这很不公平｡“但我没有倾诉对象｡所以,高考成了我的宣泄口｡”
高二时,蒋多多的另一个巨大改变就是“一下子痴迷上了文学”｡“没有原因,没有理由,因为我以前对文学不‘感冒’”,蒋多多回忆说｡蒋多多写作的痴迷程度是“提笔有灵感,下笔有千言”,课余和假期都在写,甚至上课也写｡对此,同学､老师感到不解,说她“不务正业”｡“可那时,我明确认识到,写作是我的兴趣,我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他们不喜欢我沿着兴趣走,我就把这个责任归结到应试教育和高考上｡”说话间,蒋多多搬出了她20多本共100余万字的作品让记者看｡有《天凉好个秋》､《魂断北京城》､《睡美人复仇记》､《网中人》等｡由于没钱买稿纸,大部分文字是在她用过的英语练习簿上行与行之间的空白处写的｡
200余家媒体聚焦,“反抗”高考受各界热议
“‘反抗’高考计划不能完全实现,我很无助;‘文综’科目被判零分,我又无法面对父母｡”之后几天,蒋多多一直在困境中挣扎,巨大的压力让她无所适从｡又是整天的街头徘徊､整夜的头疼失眠｡
终于,6月28日,蒋多多作出了一个新的决定:把自己高考故意违规的行为和自己考前“反抗”高考的计划,通过媒体公诸于众｡“当时,我啥也没想,我需要的就是宣泄和分解压力｡”当日,她就把情况“捅”给了相关媒体｡年轻的蒋多多没意识到,她将从自己制造的小旋涡卷到公众评判的大旋涡中｡
很快,相关媒体报道了蒋多多“反抗”高考的行为｡接着,国内200多家媒体和网站竞相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或转载｡7月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法制频道分别组织报道组,驱车千余公里,多视角地进行了3天拍摄;另一家中央级媒体的记者也蹲点式地在蒋家采访;各大地方媒体也纷纷转载或发表评论｡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网易､搜狐等网站,还开辟专栏,供网民热议｡于是,蒋多多由过去的“长在乡村人未识”,迅速变为“一朝成名天下知”｡
媒体热议的焦点,集中在蒋多多高考故意违规行为､高考制度和应试教育上｡截至目前,对蒋多多的评论分为两派,一派支持蒋多多,称其为“英雄”,另一派则反对蒋多多,称其为“傻瓜”｡对高考制度和应试教育的议论,也分为支持和反对两个阵营｡
反对蒋多多的人认为:“蒋多多行为有些偏激｡以一己之力‘反抗’复杂的高考制度,不但没有用,还耽搁了自己的前途｡”“蒋多多不看高考制度中这些合理的东西,却只看高考制度中不合理的因素｡”“高考制度有缺点,但它的存在是必需的”,等等｡
支持蒋多多的人则说:“很多人对高考和应试教育都不满,可很少有人敢站出来说｡蒋多多站了出来,她是勇敢的｡”“多点保护,注意引导,这是一个独立思考､有特点的孩子,相信将来她会成才｡”“事情已经过去,就不要去在意｡希望多多能仰起头走自己的路……”在网友对此事的评论中,真心的鼓励也到处都是｡
支持高考制度的南阳籍教育学学者张翔认为:“高考是相对公平的,它不需吹牛拍马､阿谀奉承;它不问出身､贫富;它不畏权威,不看情面｡考生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向同一个方向,用自己的能力和智慧去竞争｡”
而建议改革高考制度的人则认为,高考造成了应试教育,而在应试教育下,学生考试成绩与老师收入挂钩,造成老师不围着学生素质转,而是围着经济利益转;应试教育下的家长,不是围着孩子健康成长转,而是围着孩子成绩转;应试教育下的孩子,不是围着快乐自由转,而是围着死命学习转｡“这样的教育,肯定要出问题”｡蒋多多的遭遇似乎印证了这一点｡班主任发现她“上课心不在焉,就爱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后,仍旧不去引导,因为他“不知道蒋多多和谁一个宿舍,与哪个同学关系好”,“各科老师都不喜欢她,同学们也不爱理她”;老师们也不去干预,因为“班上七八十个人,根本顾不上管她”｡有人认为,一个成长发育中的学生,在学校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和思想问题,却不能得到疏导和干预,“应试教育”在其中难脱干系｡
在对蒋多多的众多点评中,著名作家二月河的话“别具一格”｡7月5日,二月河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呼吁对蒋多多予以关注,并痛批高考制度不公平｡他用“新青年,新思想,新行为”来评价蒋多多及其行为｡他说,蒋多多是在挑战高考制度,并不排斥知识,她排斥的是选拔人才的方式｡二月河认为,蒋多多在高考中的违规是全方位的,这种胆气､胆量和胆识,他很佩服｡蒋多多具备新青年､新思想､新行为的特性,这种创新意识是时代的需要,与时代并不悖反｡
难以承受突然到来的“盛名”
媒体报道和公众评判,使蒋多多成了“名人”｡但她似乎天生就有处变不惊的定力:“那些报道和评议,以及反对我的观点,对我的思想没有影响｡我仍坚持我‘反抗’高考的行为,我讨厌应试教育｡”
性格有些自闭的蒋多多从高二开始,就沉浸在自己的文学灵感中,几乎不与外界交流,老师､同学､亲戚､邻居甚至她的父母和姐弟也不例外｡所以,老师说她是个怪学生,父母怪她不和家人沟通,同学嫌她不善交往,邻居称她不爱说话｡尽管周围的人对她表示“不理解”,但蒋多多说:“我对外界不了解,也不关心别人的评论｡”
实际上,由于身处农村,对外面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评议,蒋多多几乎看不到,也听不见,“只有来采访的记者给我带来一些信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是我最初希望的”,“当初,我只是想通过4科违规成绩被判零分的事实,直接引起上级教育部门的重视,或者监考老师看到我写的不满言语来调查我,我再把我的想法说给他们……现在,上级教育部门没来,大量的记者倒来了……另外,媒体如今对我的关注超过了对高考制度的关注,关注我是悲哀,也是多余｡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
事实上,媒体报道和公众评议,触及了蒋多多的强烈自尊和自我保护意识｡7月8日,卧龙区有关单位工作人员去看她,给她买了两件衣服和500元钱,而蒋多多坚持不要｡工作人员走前还是悄悄地把钱塞给了她母亲｡蒋多多获知后,大哭着要母亲把“走到半道上的工作人员喊回来”,把钱还了回去｡“我高考违规不是为博取名和利”､“物质特别是金钱施舍是对我的极大侮辱,严重伤害了我的自尊”……蒋多多开始有点难以承受来自外界的压力｡
在采访将要结束的时候,蒋多多告诉记者,该说的她“全部说了”,“既然说了､发泄了,思想上的困扰就少了”｡但她对自己伤害了父母一直耿耿于怀｡
由于“不在乎别人怎么评论”,现在,蒋多多的生活仍和以前一样,在家看电视､写小说,有时帮父母干点农活｡唯一不同的是,过多的记者采访､大同小异的问题,让她感到有点无奈｡
(据《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