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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学晚辈，我其实和陶西平老先生并不十分熟悉，中小学管理杂志社和北京教育学院的很多领导和同事都比我更了解陶老。我能有幸写陶老，一是因为他和我们杂志的特殊渊源，1987年，《中小学管理》在他和学院老领导们的直接推动下创刊，陶老担任首任主编（1987-1997年）和编委会主任（1997年至他去世），我来到杂志社已18个年头，一直在陶老的影响与指导下工作。二是因为我后来和他老人家也有过一些接触甚至深度交流，他带给我的不只是关于何为教育、何为管理的专业影响，更是关于一个人何以为人、何以成为人、何以为了人的人生感悟。
我刚到杂志社工作时，是当时社里最年轻的“小编”。那时，新世纪课程改革刚刚开始，教育改革、学校管理乃至杂志社自身发展中都有很多两难问题，社里经常会有各种大小讨论。每当几方观点相持不下时，说话人只要搬出一句“主任那次说的是……”，争论往往就会到此为止，以“主任说的”为准。这个“主任”是杂志社人对陶老的专有称谓。杂志筹办时，他审时度势，带领大家明确了杂志的办刊定位与发展方向；杂志创刊后，他亲自担任主编十年之久；杂志社成立编委会，他又开始担任编委会主任，所以在杂志社里，“主任”的称呼只属于他一人。我那时感觉，“主任”在大家心目中就像高山一样巍峨高远、不言自威、不可跨越。
但真正见到“主任”之后，我就发现他其实是一个从来不会摆什么“大架子”的人。每年的编委会，他是必来的。编委会基本都是在年底开，所以我印象中的主任，多数是穿秋冬装的样子，外罩一件深色或米色长风衣，里面是一套干净利索的西服，戴着一条接近绛色的围巾，不马虎，不过分，讲究而不考究，谦雅温和，不老气，无官气，风度恰恰好，气度恰恰好。那时，杂志社人处处讲“平等”，开会也基本不摆桌签，但每次他进门后不用人带，就会直接坐到该坐的位置。主任人往那儿一坐，整个房间谦和、安详、温暖的感觉就出来了，会议的气场就起来了。他来了，会议就开始了。一般他都是带着微笑听姬向群社长和编委们谈工作，大家或报喜，或报忧，或提问，或讨论。说好事时，他看着大家温和地微笑，把杂志社的老老少少挨个看一遍，仿佛在用眼神表扬我们；说难事时，他依然是微笑着听，只是眼神看向远方。但不管大家说了什么难事、大事，最后在他那里，往往都会被他几句话化开了，甚至事情就那么接近解决或直接解决了。这种“四两拨千斤” “百炼钢成绕指柔”的功夫，令人从内心钦佩不已。这不仅是领导能力，更是领导艺术了！
众所周知，主任退休后依然在国内外多个重要组织中承担重要的领导工作，一年差不多有200多天都在世界各地飞，公务异常繁忙。但每次来社里，他都尽量和大家多聚一会儿。当时杂志社人的书生气都比较重，说话办事都认死理儿，只说心里真想说的话，只做真正喜欢做的事，有时甚至会把常规礼仪视为形式主义，所以和陶老相处时也不怎么拘泥于那些“虚礼”“小节”。但饶是这样，老人家反倒更爱和社里人一起活动。大家不怎么把他当领导“供”着，他也不和大家“端”着。
沙培宁主编曾经写过他和我们一起喝粥的故事。那次我们活动完了都觉得肚子有点空，就呼啦啦裹挟着老爷子“打劫”似的冲进路边一家粥店，一结账发现才花了100多元，人均十来块，但老爷子还喝得挺香，说和我们一起吃饭“香”，吃的是真饭。姬向群社长、张葳老师、乔树宪老师退休时，他亲自来参加欢送活动，贴心地给他们准备纪念品。“资深少女”们把他“摆放”在中间当花蕊一样拍照，他也配合地做出双手问天的姿势，像极了可爱的老顽童。
他觉得杂志社的人不装，真实、纯粹、不设防，让他放心、让他省心。我们也把他当做自家的老人，后来连主任也不叫了，直接叫“老爷子”。我们个人从来没送过他什么礼物，反倒是他有时还会带一点小东西送给大家，我们嘻嘻哈哈一抢而空，也想不起给他回礼，有时一时兴起，还常常要“吃大户”让他埋单，他都乐呵呵地由着我们“闹腾”。
这是他和大家最放松的时候。
他可以纵容我们在“课下”的“没大没小”“没上没下”，但如果您以为他好说话、没原则、没立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一直要求我们保持办刊定力，要对每一期刊物、每一篇稿件、每一个字符高度负责。曾经有段时间，我们刊发的学理性的文章多了一些，他立刻指出来，要求我们尽快调整。
他在《中小学管理》上发表的稿件，基本都由沙培宁主编亲自编辑。有时有些内容，他会特别嘱咐不要改。他平时在世界各地调研，都是小相机不离手，随时记录最新的教育发现，并很快在讲座和文章中呈现出来。他不用别人代写稿件，不用他人做PPT，所有文章和讲稿都是他亲自完成，很多都是他在飞机上高铁上完成的。所以他的写作风格与一般学者不同，没有晦涩的学究气；也与一般官员不同，没有空泛的官样文章。他认真对待自己的文字，也不大愿意让别人随意改动。有一次他在大会上发言，我们想选用一小段文字，他嘱咐说只用PPT上的内容就可以了。我们从编辑规范的角度出发，做了一些小改动，结果老人家定稿时，还是把编辑后来加上的内容抹掉了。
至今我還清楚地记得和老爷子的那次跨洋“吵架”。那期，我们约他写一篇关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卷首”，但在关于超常教育和英才教育的概念使用问题上，我们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当时他正在美国访问，直接打电话过来说，如果我们坚持用编后的版本，那他就撤稿。我因为对这个领域稍熟悉些，就开始“引经据典”，争取保留编后稿，但他老人家就是不同意，“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立场，我不要求你完全听我的，你也改变不了我。”我也不让步：“现在研究和实践的背景都不同了，有些说法就是要重新考虑。”最后他急了，非让我改过来，不改就要撤稿。我也急了，我们都要印刷了，您说撤就撤怎么行呢，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啊？不能撤！据说那天电话那端，一群老外都在那里等着他晚宴开餐，但他却撇开一群人抱着电话和我"较劲儿”。后来我们各自退了一步。 那是我在他面前最“肆无忌惮”的一次，也彻底领教了什么是沙主编所说的“老爷子有时候可固执了”。我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当天晚上（美国时间的第二天早上），他发来微信：“请不要生气，我昨天态度不好，绝不是对你。”“回来请你吃饭。”我看了，一颗悬着的心落下来，其实当时我的态度也很不好，同事后来告诉我说，那天满走廊里都能听见我在“嚷嚷”，以为我在和什么人吵架。我也没把他请吃饭的话当真，以为他就说说而已。我那么较劲儿，他老人家没把我拉黑，我就谢天谢地了。结果没想到，十天后，他突然给我发微信，说从美国回来了，要请我吃饭。我如约而去。我们没有再谈究竟该用哪个概念的事，我恢复了“小孙”该有的模样，他又变回了那个不计较的“老陶”。
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查出病灶了，但他一直瞒着这个消息。后来就不得不住院了，写稿的频率也降了下来。2019年5月，他病情稍微稳定些，刚刚能出来见人，我和柴纯青社长、谢凡主任、杨晓梦主任一起去看他。他依旧关心杂志经营和发展的情况。我们向他汇报关于70年国庆的选题策划情况，他饶有兴致地和我们回忆起他当时作为一个中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的情形，并答应我们把当时的情况写出来。没想到这篇后来刊发在2019年第9期的《在迎接共和国诞生的日子里》，竟成了他在我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当时他虽然看起来还算精神，但我们心里都在隐隐地担心，希望他不要再劳神。但他并没听进大家的劝，又开始参加各种活动。后来我感觉，他心里其实早已经对自己的病情有数了，只是借着这次强行复出，在和大家告别，在了他的各种心愿。
果然，他在参加完70年国庆典礼后，再次住院了。2019年11月29日，在无法视物、无法自主呼吸与进食的境况下，他摸索着在小白板上专门留言：“告诉中小学管理和沙姐，我的教育追求就是实现教育过程的整体优化。谢谢大家，我还是那颗心。”因为沙主编此时已退休，所以他在给杂志社的留言上特地加上了“和沙姐”三个字。他在和杂志社全体人员做最后道别时，也不忘感谢一直编辑他文稿的老编辑、老朋友。再后来，就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他在医院ICU病房接受隔离治疗，独自面对凶残的病魔与无边的孤寂。
再后来，就是噩耗传来，教育界上下同悲。再后来，我参加了郑增仪老司长为他组织的追思会。会上，大家在追忆他的种种贡献。我提到：“别人都在说‘整体优化’，而我注意到的是‘我还是那颗心’。”再后来，我们去京郊九公山，看到他最后安眠在青山碧草中。
送别那天，山中气温已降，秋意已深，但秋菊簇簇，翠柏森森，山谷中回想着他生前最喜爱的《晚霞中的红蜻蜓》乐曲。疫情防控的要求仍在，但许多人还是从四面八方赶来。我抑制不住地在想，究竟是他的什么魅力，让这些上至八十多岁的老者，下至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因他而聚在这里，送他最后一程？很多人看到的都是他的管理成就、教育成就，而我则更愿意回归到一个“人”的角度来阅读他。“我还是那颗心”，这是什么样的“我”，“还是”一颗什么样的“心”？
我自知没有资格对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说些什么，但我们在他面前向来“没大没小”惯了，我想他其实也很不希望人们把他放在神坛上仰望他，所以我更愿意用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聊聊对他的印象。
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有极高天赋的人
他是北京四中的优秀毕业生，1954年以华北五省一市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是名副其实的状元之才。在我们与陶老接触的过程中，经常不经意间就能感受到他的过人之处，他思维敏捷、思路清晰、视野开阔、逻辑严密、决策果断、表述得体，他能记住很多大小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和前后情境，也能记住很多日常琐事的微小细节，谈话中很多数据和典故都是信手拈来。以至于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可能他天赋的起点，就是别人永远也无法企及的终点。
但他更是一个坚毅勤奋的自强者
当然，天赋只是为成功提供了可能，而能否走向成功，还要看其是否具备“自生长”的人格特质。终其一生，自大学一年级从北京大学因病退学后，他似乎没有再接受过完整的学历教育。他也从未属于哪个大学、哪个教育学科，但他在理论和实践领域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学科和地域的限制。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他孜孜不倦地自主学习自我超越的结果，而且这种勤勉终生未变。我们在中国知网上能查到的他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有280篇左右，但在1995年之前只有不到20篇，可见他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退休以后才刊发的。他在本可以“躺平”的年龄，反倒开启了新的生命旅程。很多人都曾经见过他在多种场合争分夺秒写作、访谈、调研、指导的身影，这种对教育的敏感、热情、践行、坚守、引领，是很多人所难及的。
遭厄运而不自弃，居顺境而不自怠，正是这种从未中断的自主学习、超出常人的勤奋自律，成就了他浓墨重彩的人生。
他是一个不断开疆拓土的创造者
他一生经历了多种岗位的磨砺，不断进入新的领域，不断打破旧的束缚，不断创立新的样态，不断建起新的世界。他理论涉猎甚广，但与一般专家和领导不同的是，他用脚步丈量过全世界所有类型的学校；他实践经验丰富，但与一般實践工作者不同的是，他能将实践中的规律抽象为理论，能借用理论研究成果去指导学校工作。时至今日，他当年首创或主创的一些工作，如学校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民办教育、超常教育、艺术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多元智能研究、干部教师培训、职业高中改革等等，仍然在惠泽我们的生活。
对于中小学管理杂志社而言，我们则始终感念他的首创之功、擘画之智与扶持之德。陶行知先生说：“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沙主编在文中说：“他总是能在别人止步的地方，向前一步；在别人司空见惯的地方，发现价值。”这大概是对他的最恰切的评价。 他是一个矢志不渝的信仰者
那么，他的创新和创造的原动力又在哪里？早在1949年8月，還是初中生的他，就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庄严宣誓，成为最早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1955年前，他学业有成，家庭幸福，少年英才，前程似锦。但1955年后，命运就开始向他露出了狰狞的面孔，先是因病休学，后是在1957年刚刚20岁时就被划为右派，进了“牛棚”，个人生活也遭受重大变故。直到1979年3月11日，上级党组织宣布1957年把他划为右派是错误的，这时他已经年过不惑。当天中午，他就提笔再次写下了入党申请书。虽然被冤枉了22年，但他依然深爱党、深爱这片土地，他认为，过往的遭遇不过是母亲对孩子的误解，孩子是不会记恨母亲的。1980年9月2日，他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入团到入党，他用了整整31年。
这是那个年代人特有的情感，我们这代人可以理解，但无法感同身受。这些委屈，没有成为他自怨自艾甚至消沉逃避的理由，反倒激起他争分夺秒的事业紧迫感和强烈的责任感。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一直与时间赛跑的改革者。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是信仰的力量，向上与向善的力量。
他是一个成就他人的托举者
在他的安息仪式上，我看到有白发老人颤巍巍地用中国人传统的跪拜大礼与他泣别：“老师，我们永远也忘不了您。”他一生提携、扶持、关照、保护过无数人，很多人虽然不能到现场与他作别，但对他一样充满了感恩之心。
他对杂志社的发展，也始终关爱有加。2015年后，他健康状况已经不如以前，但为了支持我们的工作，依然继续担任编委会主任，仍尽量保持“絮语”文章的发表频率。我们组织会议，有时他实在去不了，就让我们以他的名义发出会议通知，发来贺信。杂志社10年刊庆、20年刊庆、30年刊庆，他都亲自写贺词、主持会议、做学术报告，发动各级力量关心杂志的发展。他在《中小学管理》上共发表164篇文章，这是他对我们的信任、偏爱，也是他留给中国教育人的巨大精神遗产。当然，正如沙主编所说：“‘主任’对《中小学管理》的关爱绝非囿于对一社一刊的私情私意，而是源于他对教育乃至生命之大情怀、大宠爱的一种释放与投射。”“我的教育追求就是实现教育过程的整体优化”，这是老主任留给我们的临别嘱咐，更是一代老教育家留给所有教育人的殷殷嘱托。此时追忆，哀痛莫名。
他还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真性情者
自从“打了那一架”之后，我们反倒交流多了。
唯大英雄，方真本色。曾国藩48岁时曾写下一副自勉对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是一代帝师的人生旨趣。而陶老的生活情致，也完全担得起“春意思”几个字。他不仅仅PPT玩得溜，美图修图的功夫也甚是了得。他歌唱得好，歌路甚广，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到哀伤缠绵的《女人花》，再到当时正流行的《青花瓷》《菊花台》，他都能轻松驾驭，他还经常用原文唱外国歌曲，我们就奇怪他什么时候学的歌，什么时候学的这么多语种。他的舞跳得也有板有眼，在那一代人里绝对算得上“舞林高手“了。他爱好摄影，曾经送给我们他的摄影日历。现在年轻人挂在嘴边的理想“喝最醇的酒，唱最潮的歌，吃最好的饭，看最好的风景，飞越最多的国界，见最有趣的人”，他似乎都实现了，且可能更精彩，真真的是老“凡尔赛”了。
我视野有限，平生所见人物中，有大智慧大影响的人不少，但大智慧大影响的人中还这么有才有艺有情有趣的，大概唯有陶老。我后来终于有点明白了，他之所以有时候能和我们“疯”到一起去，是因为他本身可能就曾是一个爱“疯”的真性情的人啊。“好看的皮囊”与“有趣的灵魂”在他这里相映成趣。今天，当我们呼吁还给孩子们游戏锻炼睡眠的时间、探讨将美术音乐放到升学考试中时，他身上的这些品质显得尤为可贵。
他还是谁？我们并不知道。毕竟，我真的对他并不熟悉。他的身边永远簇拥着一批人，但大部分人其实未必真懂他。但我敢肯定，他一定是没有忘记“心”为何物的人。我们每个人遇到的和看到的陶老可能都不一样，但所有不那么熟悉他的人，一起拼成了一个大家熟悉的他。我们又何必看到所有呢，我们只记得他让我们看到的那一面、他愿意让我们看到的那一面、他令我们景仰的那一面，就足够了。
北京市通州区潞河中学老校长张世义在文章中说：“我们为什么要缅怀和纪念陶西平？因为他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穿过漫长的岁月，他回去了，“还是那颗头颅，还是那颗心”。
九公山下，人走，茶未凉。
（编辑 沙培宁）
★ 一言九鼎的“主任”
我刚到杂志社工作时，是当时社里最年轻的“小编”。那时，新世纪课程改革刚刚开始，教育改革、学校管理乃至杂志社自身发展中都有很多两难问题，社里经常会有各种大小讨论。每当几方观点相持不下时，说话人只要搬出一句“主任那次说的是……”，争论往往就会到此为止，以“主任说的”为准。这个“主任”是杂志社人对陶老的专有称谓。杂志筹办时，他审时度势，带领大家明确了杂志的办刊定位与发展方向；杂志创刊后，他亲自担任主编十年之久；杂志社成立编委会，他又开始担任编委会主任，所以在杂志社里，“主任”的称呼只属于他一人。我那时感觉，“主任”在大家心目中就像高山一样巍峨高远、不言自威、不可跨越。
但真正见到“主任”之后，我就发现他其实是一个从来不会摆什么“大架子”的人。每年的编委会，他是必来的。编委会基本都是在年底开，所以我印象中的主任，多数是穿秋冬装的样子，外罩一件深色或米色长风衣，里面是一套干净利索的西服，戴着一条接近绛色的围巾，不马虎，不过分，讲究而不考究，谦雅温和，不老气，无官气，风度恰恰好，气度恰恰好。那时，杂志社人处处讲“平等”，开会也基本不摆桌签，但每次他进门后不用人带，就会直接坐到该坐的位置。主任人往那儿一坐，整个房间谦和、安详、温暖的感觉就出来了，会议的气场就起来了。他来了，会议就开始了。一般他都是带着微笑听姬向群社长和编委们谈工作，大家或报喜，或报忧，或提问，或讨论。说好事时，他看着大家温和地微笑，把杂志社的老老少少挨个看一遍，仿佛在用眼神表扬我们；说难事时，他依然是微笑着听，只是眼神看向远方。但不管大家说了什么难事、大事，最后在他那里，往往都会被他几句话化开了，甚至事情就那么接近解决或直接解决了。这种“四两拨千斤” “百炼钢成绕指柔”的功夫，令人从内心钦佩不已。这不仅是领导能力，更是领导艺术了！
★ 不“端着”的“老爷子”
众所周知，主任退休后依然在国内外多个重要组织中承担重要的领导工作，一年差不多有200多天都在世界各地飞，公务异常繁忙。但每次来社里，他都尽量和大家多聚一会儿。当时杂志社人的书生气都比较重，说话办事都认死理儿，只说心里真想说的话，只做真正喜欢做的事，有时甚至会把常规礼仪视为形式主义，所以和陶老相处时也不怎么拘泥于那些“虚礼”“小节”。但饶是这样，老人家反倒更爱和社里人一起活动。大家不怎么把他当领导“供”着，他也不和大家“端”着。
沙培宁主编曾经写过他和我们一起喝粥的故事。那次我们活动完了都觉得肚子有点空，就呼啦啦裹挟着老爷子“打劫”似的冲进路边一家粥店，一结账发现才花了100多元，人均十来块，但老爷子还喝得挺香，说和我们一起吃饭“香”，吃的是真饭。姬向群社长、张葳老师、乔树宪老师退休时，他亲自来参加欢送活动，贴心地给他们准备纪念品。“资深少女”们把他“摆放”在中间当花蕊一样拍照，他也配合地做出双手问天的姿势，像极了可爱的老顽童。
他觉得杂志社的人不装，真实、纯粹、不设防，让他放心、让他省心。我们也把他当做自家的老人，后来连主任也不叫了，直接叫“老爷子”。我们个人从来没送过他什么礼物，反倒是他有时还会带一点小东西送给大家，我们嘻嘻哈哈一抢而空，也想不起给他回礼，有时一时兴起，还常常要“吃大户”让他埋单，他都乐呵呵地由着我们“闹腾”。
这是他和大家最放松的时候。
★“固执”的“老作者”
他可以纵容我们在“课下”的“没大没小”“没上没下”，但如果您以为他好说话、没原则、没立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一直要求我们保持办刊定力，要对每一期刊物、每一篇稿件、每一个字符高度负责。曾经有段时间，我们刊发的学理性的文章多了一些，他立刻指出来，要求我们尽快调整。
他在《中小学管理》上发表的稿件，基本都由沙培宁主编亲自编辑。有时有些内容，他会特别嘱咐不要改。他平时在世界各地调研，都是小相机不离手，随时记录最新的教育发现，并很快在讲座和文章中呈现出来。他不用别人代写稿件，不用他人做PPT，所有文章和讲稿都是他亲自完成，很多都是他在飞机上高铁上完成的。所以他的写作风格与一般学者不同，没有晦涩的学究气；也与一般官员不同，没有空泛的官样文章。他认真对待自己的文字，也不大愿意让别人随意改动。有一次他在大会上发言，我们想选用一小段文字，他嘱咐说只用PPT上的内容就可以了。我们从编辑规范的角度出发，做了一些小改动，结果老人家定稿时，还是把编辑后来加上的内容抹掉了。
至今我還清楚地记得和老爷子的那次跨洋“吵架”。那期，我们约他写一篇关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卷首”，但在关于超常教育和英才教育的概念使用问题上，我们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当时他正在美国访问，直接打电话过来说，如果我们坚持用编后的版本，那他就撤稿。我因为对这个领域稍熟悉些，就开始“引经据典”，争取保留编后稿，但他老人家就是不同意，“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立场，我不要求你完全听我的，你也改变不了我。”我也不让步：“现在研究和实践的背景都不同了，有些说法就是要重新考虑。”最后他急了，非让我改过来，不改就要撤稿。我也急了，我们都要印刷了，您说撤就撤怎么行呢，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啊？不能撤！据说那天电话那端，一群老外都在那里等着他晚宴开餐，但他却撇开一群人抱着电话和我"较劲儿”。后来我们各自退了一步。 那是我在他面前最“肆无忌惮”的一次，也彻底领教了什么是沙主编所说的“老爷子有时候可固执了”。我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没想到当天晚上（美国时间的第二天早上），他发来微信：“请不要生气，我昨天态度不好，绝不是对你。”“回来请你吃饭。”我看了，一颗悬着的心落下来，其实当时我的态度也很不好，同事后来告诉我说，那天满走廊里都能听见我在“嚷嚷”，以为我在和什么人吵架。我也没把他请吃饭的话当真，以为他就说说而已。我那么较劲儿，他老人家没把我拉黑，我就谢天谢地了。结果没想到，十天后，他突然给我发微信，说从美国回来了，要请我吃饭。我如约而去。我们没有再谈究竟该用哪个概念的事，我恢复了“小孙”该有的模样，他又变回了那个不计较的“老陶”。
★“还是那颗心”
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查出病灶了，但他一直瞒着这个消息。后来就不得不住院了，写稿的频率也降了下来。2019年5月，他病情稍微稳定些，刚刚能出来见人，我和柴纯青社长、谢凡主任、杨晓梦主任一起去看他。他依旧关心杂志经营和发展的情况。我们向他汇报关于70年国庆的选题策划情况，他饶有兴致地和我们回忆起他当时作为一个中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的情形，并答应我们把当时的情况写出来。没想到这篇后来刊发在2019年第9期的《在迎接共和国诞生的日子里》，竟成了他在我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当时他虽然看起来还算精神，但我们心里都在隐隐地担心，希望他不要再劳神。但他并没听进大家的劝，又开始参加各种活动。后来我感觉，他心里其实早已经对自己的病情有数了，只是借着这次强行复出，在和大家告别，在了他的各种心愿。
果然，他在参加完70年国庆典礼后，再次住院了。2019年11月29日，在无法视物、无法自主呼吸与进食的境况下，他摸索着在小白板上专门留言：“告诉中小学管理和沙姐，我的教育追求就是实现教育过程的整体优化。谢谢大家，我还是那颗心。”因为沙主编此时已退休，所以他在给杂志社的留言上特地加上了“和沙姐”三个字。他在和杂志社全体人员做最后道别时，也不忘感谢一直编辑他文稿的老编辑、老朋友。再后来，就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他在医院ICU病房接受隔离治疗，独自面对凶残的病魔与无边的孤寂。
再后来，就是噩耗传来，教育界上下同悲。再后来，我参加了郑增仪老司长为他组织的追思会。会上，大家在追忆他的种种贡献。我提到：“别人都在说‘整体优化’，而我注意到的是‘我还是那颗心’。”再后来，我们去京郊九公山，看到他最后安眠在青山碧草中。
★ 他究竟是谁？
送别那天，山中气温已降，秋意已深，但秋菊簇簇，翠柏森森，山谷中回想着他生前最喜爱的《晚霞中的红蜻蜓》乐曲。疫情防控的要求仍在，但许多人还是从四面八方赶来。我抑制不住地在想，究竟是他的什么魅力，让这些上至八十多岁的老者，下至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因他而聚在这里，送他最后一程？很多人看到的都是他的管理成就、教育成就，而我则更愿意回归到一个“人”的角度来阅读他。“我还是那颗心”，这是什么样的“我”，“还是”一颗什么样的“心”？
我自知没有资格对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说些什么，但我们在他面前向来“没大没小”惯了，我想他其实也很不希望人们把他放在神坛上仰望他，所以我更愿意用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聊聊对他的印象。
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有极高天赋的人
他是北京四中的优秀毕业生，1954年以华北五省一市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是名副其实的状元之才。在我们与陶老接触的过程中，经常不经意间就能感受到他的过人之处，他思维敏捷、思路清晰、视野开阔、逻辑严密、决策果断、表述得体，他能记住很多大小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和前后情境，也能记住很多日常琐事的微小细节，谈话中很多数据和典故都是信手拈来。以至于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可能他天赋的起点，就是别人永远也无法企及的终点。
但他更是一个坚毅勤奋的自强者
当然，天赋只是为成功提供了可能，而能否走向成功，还要看其是否具备“自生长”的人格特质。终其一生，自大学一年级从北京大学因病退学后，他似乎没有再接受过完整的学历教育。他也从未属于哪个大学、哪个教育学科，但他在理论和实践领域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学科和地域的限制。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他孜孜不倦地自主学习自我超越的结果，而且这种勤勉终生未变。我们在中国知网上能查到的他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有280篇左右，但在1995年之前只有不到20篇，可见他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退休以后才刊发的。他在本可以“躺平”的年龄，反倒开启了新的生命旅程。很多人都曾经见过他在多种场合争分夺秒写作、访谈、调研、指导的身影，这种对教育的敏感、热情、践行、坚守、引领，是很多人所难及的。
遭厄运而不自弃，居顺境而不自怠，正是这种从未中断的自主学习、超出常人的勤奋自律，成就了他浓墨重彩的人生。
他是一个不断开疆拓土的创造者
他一生经历了多种岗位的磨砺，不断进入新的领域，不断打破旧的束缚，不断创立新的样态，不断建起新的世界。他理论涉猎甚广，但与一般专家和领导不同的是，他用脚步丈量过全世界所有类型的学校；他实践经验丰富，但与一般實践工作者不同的是，他能将实践中的规律抽象为理论，能借用理论研究成果去指导学校工作。时至今日，他当年首创或主创的一些工作，如学校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民办教育、超常教育、艺术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多元智能研究、干部教师培训、职业高中改革等等，仍然在惠泽我们的生活。
对于中小学管理杂志社而言，我们则始终感念他的首创之功、擘画之智与扶持之德。陶行知先生说：“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沙主编在文中说：“他总是能在别人止步的地方，向前一步；在别人司空见惯的地方，发现价值。”这大概是对他的最恰切的评价。 他是一个矢志不渝的信仰者
那么，他的创新和创造的原动力又在哪里？早在1949年8月，還是初中生的他，就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庄严宣誓，成为最早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1955年前，他学业有成，家庭幸福，少年英才，前程似锦。但1955年后，命运就开始向他露出了狰狞的面孔，先是因病休学，后是在1957年刚刚20岁时就被划为右派，进了“牛棚”，个人生活也遭受重大变故。直到1979年3月11日，上级党组织宣布1957年把他划为右派是错误的，这时他已经年过不惑。当天中午，他就提笔再次写下了入党申请书。虽然被冤枉了22年，但他依然深爱党、深爱这片土地，他认为，过往的遭遇不过是母亲对孩子的误解，孩子是不会记恨母亲的。1980年9月2日，他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从入团到入党，他用了整整31年。
这是那个年代人特有的情感，我们这代人可以理解，但无法感同身受。这些委屈，没有成为他自怨自艾甚至消沉逃避的理由，反倒激起他争分夺秒的事业紧迫感和强烈的责任感。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一直与时间赛跑的改革者。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是信仰的力量，向上与向善的力量。
他是一个成就他人的托举者
在他的安息仪式上，我看到有白发老人颤巍巍地用中国人传统的跪拜大礼与他泣别：“老师，我们永远也忘不了您。”他一生提携、扶持、关照、保护过无数人，很多人虽然不能到现场与他作别，但对他一样充满了感恩之心。
他对杂志社的发展，也始终关爱有加。2015年后，他健康状况已经不如以前，但为了支持我们的工作，依然继续担任编委会主任，仍尽量保持“絮语”文章的发表频率。我们组织会议，有时他实在去不了，就让我们以他的名义发出会议通知，发来贺信。杂志社10年刊庆、20年刊庆、30年刊庆，他都亲自写贺词、主持会议、做学术报告，发动各级力量关心杂志的发展。他在《中小学管理》上共发表164篇文章，这是他对我们的信任、偏爱，也是他留给中国教育人的巨大精神遗产。当然，正如沙主编所说：“‘主任’对《中小学管理》的关爱绝非囿于对一社一刊的私情私意，而是源于他对教育乃至生命之大情怀、大宠爱的一种释放与投射。”“我的教育追求就是实现教育过程的整体优化”，这是老主任留给我们的临别嘱咐，更是一代老教育家留给所有教育人的殷殷嘱托。此时追忆，哀痛莫名。
他还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真性情者
自从“打了那一架”之后，我们反倒交流多了。
唯大英雄，方真本色。曾国藩48岁时曾写下一副自勉对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是一代帝师的人生旨趣。而陶老的生活情致，也完全担得起“春意思”几个字。他不仅仅PPT玩得溜，美图修图的功夫也甚是了得。他歌唱得好，歌路甚广，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到哀伤缠绵的《女人花》，再到当时正流行的《青花瓷》《菊花台》，他都能轻松驾驭，他还经常用原文唱外国歌曲，我们就奇怪他什么时候学的歌，什么时候学的这么多语种。他的舞跳得也有板有眼，在那一代人里绝对算得上“舞林高手“了。他爱好摄影，曾经送给我们他的摄影日历。现在年轻人挂在嘴边的理想“喝最醇的酒，唱最潮的歌，吃最好的饭，看最好的风景，飞越最多的国界，见最有趣的人”，他似乎都实现了，且可能更精彩，真真的是老“凡尔赛”了。
我视野有限，平生所见人物中，有大智慧大影响的人不少，但大智慧大影响的人中还这么有才有艺有情有趣的，大概唯有陶老。我后来终于有点明白了，他之所以有时候能和我们“疯”到一起去，是因为他本身可能就曾是一个爱“疯”的真性情的人啊。“好看的皮囊”与“有趣的灵魂”在他这里相映成趣。今天，当我们呼吁还给孩子们游戏锻炼睡眠的时间、探讨将美术音乐放到升学考试中时，他身上的这些品质显得尤为可贵。
★ 他还是谁？我们并不知道
他还是谁？我们并不知道。毕竟，我真的对他并不熟悉。他的身边永远簇拥着一批人，但大部分人其实未必真懂他。但我敢肯定，他一定是没有忘记“心”为何物的人。我们每个人遇到的和看到的陶老可能都不一样，但所有不那么熟悉他的人，一起拼成了一个大家熟悉的他。我们又何必看到所有呢，我们只记得他让我们看到的那一面、他愿意让我们看到的那一面、他令我们景仰的那一面，就足够了。
北京市通州区潞河中学老校长张世义在文章中说：“我们为什么要缅怀和纪念陶西平？因为他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穿过漫长的岁月，他回去了，“还是那颗头颅，还是那颗心”。
九公山下，人走，茶未凉。
（编辑 沙培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