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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秋,我在北京读过中学后,我的父亲毅然决然把我送到了河南西华农场劳动锻炼。第二年的春天,正当农场果园里苹果花盛开的时节,农场里传来“一个姓郭的北京大学生下放到农场”的消息。听说是北京来的,我连忙跑到招待所,想看个究竟。见了来人,我不觉一愣:这不是世英吗?为什么不上大学,到农场来干什么?他见到我,也十分高兴,我打了他一拳,问:“你真的是像我一样自愿到农场来锻炼的吗?”世英冲我苦笑了一下,又用手点着自己的脑袋说:“神经衰弱,到农场来劳动一段时间,调节一下神经。”我仍半信半疑,想继续追问,他却把话岔开了。
世英所在的第一作业站距我所在的园艺场大概有三四里路。世英到农场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到他住处去看他,约他一起到户外散步聊天。世英身高一米八,身材魁伟,在101中读中学时还是校队的著名左后卫呢!我问他:“我看不出你有神经衰弱的迹象,你到底是为什么到农场来?”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告知我真相。
1962年,世英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又爱好运动,不仅体力充沛,而且聪明过人。他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通读了黑格尔的经典著作,然后自称研究了3年黑格尔哲学体系,约上两个同学竟找上门去与北大名教授朱光潜探讨问题。朱光潜教授对世英的答辩满意,真以为他苦攻了3年黑格尔著作。当时,全国掀起学习哲学的热潮。在这种气氛下,世英招来几个要好的同学,组成“X小组”,毫无顾忌地向哲学的“禁区”进军了。他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对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他们的言论和活动方式,不久就引起了北大和公安部门的注意。有关部门从截获他们的来信和油印刊物上,掌握了他们“严重的政治问题”。事也凑巧,赫鲁晓夫的名字俄文拼写的第一个字母也是X,“X小组”便“顺理成章”地被视为“赫鲁晓夫集团”。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小组的成员纷纷交代了“问题”,只有世英据理力争,每次对他的审问,都变成了激烈的辩论。最后,世英被指定为“有反党反社会言论”,“性质属于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敬爱的周总理过问了世英的问题。他老人家征得郭老的同意后,世英以下放劳动的名义来到农场。
过了不久,我再去看世英。他原来干干净净的学生装,变得又脏又破了,头上戴一顶斗笠。同屋的作业班长告诉我,昨天,他和世英在路上看到一堆马粪,他们都没带粪筐。小郭就摘下草帽,一个箭步把冒着热气儿的马粪捧到草帽里。“你闻闻我的手,现在还有马粪味儿呢!”世英边开玩笑,边伸过手来。全队评比精肥时,世英得了第一名。他就是这样处处好胜。
1965年秋,上级批准世英返校继续读书。郭老同意了世英的想法,从北大转学到农大。可是,第二年的6月,动乱开始了。
1966年底,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世英突然回到农场。原来,他与同学组织了一个串联队,骑自行车从北京到贵州串联,途中特意拐弯到这里来看望我。私下里,他告诉我一些北京的情况。他说:“周总理想保护你父亲,没保住,他现在已被关进监狱。我父亲总算被保住了,眼下还算过得去,但是,大字报已经贴到我们家大门上了。”谁能想到,此次分手竟是诀别。
总理的处境越来越困难,郭老也不断受到了非难。这时,又有人重提“X小组”的问题。1968年的春天,厄运终于降临到世英头上。一伙歹徒把他关押在私设的牢房里。为防止他逃跑,把他的四肢都捆绑在椅子上,轮番批斗,连斗三天三夜。
第四天,经过军代表的同意,郭老派秘书去农大了解关押世英的理由。然而,就在这一天,1968年4月22日,清晨6时,在郭老秘书和世英妹妹、世英的女友一起赶到学校的三小时前,双手被反绑着的世英从那关押他的房间里,一个四层楼的窗口中跳下……血染红了楼前的土地,他倒在血泊中,结束了他的年轻的生命。他仅仅活了26岁啊!
(万伯翔/文,摘自《红墙内外》)
主持人语:本文作者万伯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的长子。
世英所在的第一作业站距我所在的园艺场大概有三四里路。世英到农场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到他住处去看他,约他一起到户外散步聊天。世英身高一米八,身材魁伟,在101中读中学时还是校队的著名左后卫呢!我问他:“我看不出你有神经衰弱的迹象,你到底是为什么到农场来?”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告知我真相。
1962年,世英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又爱好运动,不仅体力充沛,而且聪明过人。他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通读了黑格尔的经典著作,然后自称研究了3年黑格尔哲学体系,约上两个同学竟找上门去与北大名教授朱光潜探讨问题。朱光潜教授对世英的答辩满意,真以为他苦攻了3年黑格尔著作。当时,全国掀起学习哲学的热潮。在这种气氛下,世英招来几个要好的同学,组成“X小组”,毫无顾忌地向哲学的“禁区”进军了。他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对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他们的言论和活动方式,不久就引起了北大和公安部门的注意。有关部门从截获他们的来信和油印刊物上,掌握了他们“严重的政治问题”。事也凑巧,赫鲁晓夫的名字俄文拼写的第一个字母也是X,“X小组”便“顺理成章”地被视为“赫鲁晓夫集团”。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小组的成员纷纷交代了“问题”,只有世英据理力争,每次对他的审问,都变成了激烈的辩论。最后,世英被指定为“有反党反社会言论”,“性质属于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敬爱的周总理过问了世英的问题。他老人家征得郭老的同意后,世英以下放劳动的名义来到农场。
过了不久,我再去看世英。他原来干干净净的学生装,变得又脏又破了,头上戴一顶斗笠。同屋的作业班长告诉我,昨天,他和世英在路上看到一堆马粪,他们都没带粪筐。小郭就摘下草帽,一个箭步把冒着热气儿的马粪捧到草帽里。“你闻闻我的手,现在还有马粪味儿呢!”世英边开玩笑,边伸过手来。全队评比精肥时,世英得了第一名。他就是这样处处好胜。
1965年秋,上级批准世英返校继续读书。郭老同意了世英的想法,从北大转学到农大。可是,第二年的6月,动乱开始了。
1966年底,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世英突然回到农场。原来,他与同学组织了一个串联队,骑自行车从北京到贵州串联,途中特意拐弯到这里来看望我。私下里,他告诉我一些北京的情况。他说:“周总理想保护你父亲,没保住,他现在已被关进监狱。我父亲总算被保住了,眼下还算过得去,但是,大字报已经贴到我们家大门上了。”谁能想到,此次分手竟是诀别。
总理的处境越来越困难,郭老也不断受到了非难。这时,又有人重提“X小组”的问题。1968年的春天,厄运终于降临到世英头上。一伙歹徒把他关押在私设的牢房里。为防止他逃跑,把他的四肢都捆绑在椅子上,轮番批斗,连斗三天三夜。
第四天,经过军代表的同意,郭老派秘书去农大了解关押世英的理由。然而,就在这一天,1968年4月22日,清晨6时,在郭老秘书和世英妹妹、世英的女友一起赶到学校的三小时前,双手被反绑着的世英从那关押他的房间里,一个四层楼的窗口中跳下……血染红了楼前的土地,他倒在血泊中,结束了他的年轻的生命。他仅仅活了26岁啊!
(万伯翔/文,摘自《红墙内外》)
主持人语:本文作者万伯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的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