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虽然2006年马大正就从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淡出，但时至今日，谈起中国的边疆问题与研究，人们还是会把目光投向这位76岁的学者。
自秦汉以来的国家大一统，无不与边疆的成功经略休戚相关。边疆二字，于今日中国依然具有种种复杂而尖锐的现实内涵。
马大正所从事的这一门“边疆学”，正是以研究中国边疆历史和现状、多学科交叉、极具中国特色的边缘学科。30多年中，行遍中国边陲，“为大美边疆而乐，为边疆滞后而忧，在行中思、思中行”。
2001年卸下中国边疆史地中心主任之职，2010年退休，对这位“中国边疆学拓荒人”来说，研究员的岗位是永不退休的。如今，他每周仍要到国家清史纂修委员会，履行副主任的职责。马大正说，对于中国漫长边疆的研究，已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歪打正着的历史研究者
身材高大的马大正，口音中稍带江浙痕迹——他1938年生于上海的“资本家家庭”。
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环境，让马大正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父母离异，则让他从小就“追求一种家庭和睦”。总之，大时代变迁导致的动荡，让他始终觉得人还是要“靠本事吃饭”。
在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行列之前，马大正本有另一种选择。当年已是共青团员的马大正学习成绩优异，准备保送外交学院，一度憧憬着外交官生涯。箭在弦上，他突然被通知“体检血压有点高”，这当然是“众所周知的原因”。马大正很痛苦，此时他还不满18周岁。
回忆起1956年的这次高考，马大正说，当时最吸引人的是新闻专业，其次是中文，“历史是个太古的东西。”
因为觉得没什么可填报的了，马大正将第三志愿的第二个学校写为山东大学历史系，第一志愿则是北京大学——数十年后他对本刊记者回忆，当时一门心思想离开从小生长的环境。
发榜后，马大正去了山东大学。他安慰自己，当年大学所处的青岛“很诱人”。
宁静的大学生涯没能持续多久，1957年开始，各类政治运动风起云涌。
当时，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风潮下，他们也参与编书。马大正参与的是《世界现代史》，“分给我世界文化科学部分，东抄西抄，但也是个实践。这份东西现在我还留着。”
1960年，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分配情况很好，很多人前往北京。马大正不敢想：在“左中右”的政治色谱中，他是“中间派”的“中中”，应该去不成北京、上海。他被留校当研究生。
“当时研究生还是一个十分稀缺的岗位。”马大正说，他觉得改变不了现状就要适应，借此机遇，学点本事也挺好。
民族关系史打开一扇大门
这个乐观的人很快发现，困难时期运动少了，虽然饥肠辘辘，但可以静下心来看书学习。
在后来的回忆中马大正说，这段时间，曾是燕京大学高材生的名门之后徐绪典教授，让他获得研究历史的方法，“受用一辈子”。徐绪典擅长太平天国运动和近代对外关系史研究，马大正就选择太平天国运动的对外关系史作为研究方向。
后来马大正被分配到中科院民族所历史研究室。抗战时入党的研究室主任找他谈话，第一个问题：你是回族吗？
因为马大正姓马，主任的意思是，要是回族就让他去搞回族史。
但他没能搞成回族史，很快“四清”、“文革”开始。马大正说：“平心而论，这些年也确是经风雨、见世面、长知识。能做而我未能做到的是，不及我的同龄者拿着《毛选》外文版学外语”。他那时看的是中俄论战的俄文资料。
1975年，中科院蒙古史老专家翁独健——原燕京大学教务长、民族所副所长，承担准噶尔历史研究课题，他请马大正共同参与这项工作。之前在五七干校，马大正经常照顾腿脚不好的翁独健。
马大正对准噶尔的知识实在知之太少。翁独健为他分析，你可以借助目前的任务，将新疆的蒙古史研究延伸至蒙古史，进而扩展至喜爱的新疆史研究，岂不更好？
马大正的人生就此改变。而今他对本刊记者说，自己一直把已经去世近30年的翁独健看作除了研究生业师以外唯一的老师。
他记得翁独健告诫自己，做学问一定要详尽地掌握原始资料和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作品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不要成为应时之作”。
在1982年完成《准噶尔史略》一书后，1984年马大正又参加由翁独健主持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的撰写，分工隋唐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中国西北、东北、西南等地的民族关系史，为马大正打开一扇大门。
两年后，课题完成，翁独健辞世，马大正来到组建不久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踏进边疆史
改革开放后，中外关系史和中国边疆沿革史研究提上议事日程。1983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应运而生，中国社科院从民族所、近代史所抽调的一批人成为初创者。翁独健是中心主任。可当时人们对于如何开展边疆史知之甚少。
成立后的3年里，近代边界问题研究禁区林立，学术成果无法公开发表，要看档案资料，必须持外交部介绍信。
翁独健去世后，中心也陷入瘫痪。中国社科院相关部门找马大正谈，马大正直言：“要么解散，要么改组。”所谓改组，即研究内容要扩充，要独立运作，有独立经费与编制。
意见被采纳后，1987年他们得到了一笔经费6万元，马大正也在那一年成为边疆中心副主任。
中国边疆研究准备起航。
其实边疆研究是一个中国人创造的学科。至少这种表述，在世界范围内还鲜有雷同。
起初，马大正和同仁“研究古代的边疆治理”，将历代治边政策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他将中国视野与世界视野融合进了边疆研究的历程中。
以清代边疆政策而言，当时现实意义的边防及外边防务问题日益凸显，但面对边疆防务变化，统治者仍沉迷于治理“内边”的传统边疆政策而不思防备外患之策。他说，“致使清朝前期边疆政策的成功与辉煌很快变成了明日黄花，清后期边疆政策的全面破产，是清朝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略边疆，这个经常出现于线装古书中的词汇，由此开始进入马大正的头脑。
1990年，中国社科院对边疆中心提出加强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任务。马大正与他的团队开始了历时10年的边疆调研：将边疆历史和现状有机结合，“当代中国边疆系列调查研究”启动。
当时这个工作是保密的。人们对“社科院调查”很警惕，马大正此前搞民族史的人际关系派上了用场。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一位领导，因为蒙古史研究与马大正结缘。正好该地与前苏联有200余公里边界，时有纠纷，需要调研，双方一拍即合。对方连州常委开会的档案都给学者们看了，军分区的人也将边界的情况与他们坦诚交流。
边疆中心在马大正组织下的第一个调研报告就这样出炉了。
10年里，他们完成了除西藏外的12个调研报告。
比如西南方向，重点关注云南的毒品问题。为此他们四下云南，并到泰国、缅甸、越南，进入“金三角”，为当代云南禁毒斗争“尽了学人的责任”。
坚持实事求是路线
新疆是调研重点——12份报告里新疆占一半，那里也成为马大正去过最多次的边疆省区——30余年近50余次——走遍了新疆绝大多数边境县，去了新疆周边的大多数邻国，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入研究蒙古土尔扈特部的“东归”和察哈尔部的“西进”，以及新疆的稳定问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布局问题。
报告在新疆引起了“非常大的好评”。
马大正与新疆干部交流中发现，新疆党政部门对当地的问题的确很着急，“但对历史的来龙去脉是模糊的”。
即便当时的官方提法，也有一些概念需要厘清。比如什么叫民族分裂主义？学者的本能让马大正提出：“不应该提民族分裂主义，应该提分裂主义。因为这些人要分裂的不是民族，是国家。”
如今，在“上合组织”的正式文件中，“民族分裂主义”改成了“分裂主义”。
马大正后来把上世纪90年代的反分裂斗争归纳为六条战略共识。
新疆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不能忘，否则要受惩罚；新疆的反分裂主义反恐斗争是社会系统工程；发展新疆经济、改善各族人民生活是第一位的工作，是硬道理；干部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再好的政策没有干部来执行也不行；壮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稳定新疆的战略需要，等等。
他更强调，新疆需要“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也就是“不要什么都按民族问题来处理”，“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研究不是决策
马大正觉得，边疆研究不能只用历史学方法，应该多学科交叉，1997年他提出构建“中国边疆学”的概念。
在理论架构中，中国边疆地区不能简单等同于历史上的边疆地区，“中国疆域的历史发展呈现出延续性和波动性相结合的特点。”
清代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有识之士，先后撰写了关于新疆、蒙古的系列论著，除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调研，已开始关注中外边界纠纷问题。
民国时期，民族危机加重，学者吴文藻于1942年提出“边政学”的命题，而华企云所著《中国边疆》使得中国边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被明确其独立地位。
此后，上世纪30年代活跃于学坛的“禹贡学会”，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以及辅仁大学的历史系师生们，对于民俗史、边疆史、内地移民史等范畴内的边疆研究有了较大发展。
与很多理论学科不同，边疆学的研究某种程度上与政府决策行为联系较为紧密。
虽然很多研究为决策服务，但“绝对不要把研究等同于决策”。此前他亦曾表示，“切不可把研究者在边疆研究中发表的学术见解，错当成某种政见而给予过度的重视或过分的责怪”。
上世纪80年代开始，边疆史地中心对于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某种程度上与官方决策形成良性互动。
马大正一再感慨，研究不是决策。“我就希望你能让我说，哪怕说得不合适，不要追究我责任。”
他觉得，研究的氛围正逐渐宽松。
但相当长的时期内，边疆学研究仍面临“档案资料搜集整理困难”与“研究视角需要不断拓展”的现实挑战。
马大正觉得，具有优良传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研究实践中实现了两个突破。
一是突破了以往仅研究近代边界问题的研究范围，开始形成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为研究重点的研究格局，促成了中国边疆史的大发展。
二是突破了史地研究的范围，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形成依托历史、直面现实的特点，由此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的构建也提上议事日程。
让他欣慰的是，中国边疆学的构筑，今天已成为边疆研究者共同的心愿，并均在为此努力着。
自秦汉以来的国家大一统，无不与边疆的成功经略休戚相关。边疆二字，于今日中国依然具有种种复杂而尖锐的现实内涵。
马大正所从事的这一门“边疆学”，正是以研究中国边疆历史和现状、多学科交叉、极具中国特色的边缘学科。30多年中，行遍中国边陲，“为大美边疆而乐，为边疆滞后而忧，在行中思、思中行”。
2001年卸下中国边疆史地中心主任之职，2010年退休，对这位“中国边疆学拓荒人”来说，研究员的岗位是永不退休的。如今，他每周仍要到国家清史纂修委员会，履行副主任的职责。马大正说，对于中国漫长边疆的研究，已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歪打正着的历史研究者
身材高大的马大正，口音中稍带江浙痕迹——他1938年生于上海的“资本家家庭”。
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环境，让马大正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父母离异，则让他从小就“追求一种家庭和睦”。总之，大时代变迁导致的动荡，让他始终觉得人还是要“靠本事吃饭”。
在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行列之前，马大正本有另一种选择。当年已是共青团员的马大正学习成绩优异，准备保送外交学院，一度憧憬着外交官生涯。箭在弦上，他突然被通知“体检血压有点高”，这当然是“众所周知的原因”。马大正很痛苦，此时他还不满18周岁。
回忆起1956年的这次高考，马大正说，当时最吸引人的是新闻专业，其次是中文，“历史是个太古的东西。”
因为觉得没什么可填报的了，马大正将第三志愿的第二个学校写为山东大学历史系，第一志愿则是北京大学——数十年后他对本刊记者回忆，当时一门心思想离开从小生长的环境。
发榜后，马大正去了山东大学。他安慰自己，当年大学所处的青岛“很诱人”。
宁静的大学生涯没能持续多久，1957年开始，各类政治运动风起云涌。
当时，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风潮下，他们也参与编书。马大正参与的是《世界现代史》，“分给我世界文化科学部分，东抄西抄，但也是个实践。这份东西现在我还留着。”
1960年，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分配情况很好，很多人前往北京。马大正不敢想：在“左中右”的政治色谱中，他是“中间派”的“中中”，应该去不成北京、上海。他被留校当研究生。
“当时研究生还是一个十分稀缺的岗位。”马大正说，他觉得改变不了现状就要适应，借此机遇，学点本事也挺好。
民族关系史打开一扇大门
这个乐观的人很快发现，困难时期运动少了，虽然饥肠辘辘，但可以静下心来看书学习。
在后来的回忆中马大正说，这段时间，曾是燕京大学高材生的名门之后徐绪典教授，让他获得研究历史的方法，“受用一辈子”。徐绪典擅长太平天国运动和近代对外关系史研究，马大正就选择太平天国运动的对外关系史作为研究方向。
后来马大正被分配到中科院民族所历史研究室。抗战时入党的研究室主任找他谈话，第一个问题：你是回族吗？
因为马大正姓马，主任的意思是，要是回族就让他去搞回族史。
但他没能搞成回族史，很快“四清”、“文革”开始。马大正说：“平心而论，这些年也确是经风雨、见世面、长知识。能做而我未能做到的是，不及我的同龄者拿着《毛选》外文版学外语”。他那时看的是中俄论战的俄文资料。
1975年，中科院蒙古史老专家翁独健——原燕京大学教务长、民族所副所长，承担准噶尔历史研究课题，他请马大正共同参与这项工作。之前在五七干校，马大正经常照顾腿脚不好的翁独健。
马大正对准噶尔的知识实在知之太少。翁独健为他分析，你可以借助目前的任务，将新疆的蒙古史研究延伸至蒙古史，进而扩展至喜爱的新疆史研究，岂不更好？
马大正的人生就此改变。而今他对本刊记者说，自己一直把已经去世近30年的翁独健看作除了研究生业师以外唯一的老师。
他记得翁独健告诫自己，做学问一定要详尽地掌握原始资料和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作品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不要成为应时之作”。
在1982年完成《准噶尔史略》一书后，1984年马大正又参加由翁独健主持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的撰写，分工隋唐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中国西北、东北、西南等地的民族关系史，为马大正打开一扇大门。
两年后，课题完成，翁独健辞世，马大正来到组建不久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踏进边疆史
改革开放后，中外关系史和中国边疆沿革史研究提上议事日程。1983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应运而生，中国社科院从民族所、近代史所抽调的一批人成为初创者。翁独健是中心主任。可当时人们对于如何开展边疆史知之甚少。
成立后的3年里，近代边界问题研究禁区林立，学术成果无法公开发表，要看档案资料，必须持外交部介绍信。
翁独健去世后，中心也陷入瘫痪。中国社科院相关部门找马大正谈，马大正直言：“要么解散，要么改组。”所谓改组，即研究内容要扩充，要独立运作，有独立经费与编制。
意见被采纳后，1987年他们得到了一笔经费6万元，马大正也在那一年成为边疆中心副主任。
中国边疆研究准备起航。
其实边疆研究是一个中国人创造的学科。至少这种表述，在世界范围内还鲜有雷同。
起初，马大正和同仁“研究古代的边疆治理”，将历代治边政策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他将中国视野与世界视野融合进了边疆研究的历程中。
以清代边疆政策而言，当时现实意义的边防及外边防务问题日益凸显，但面对边疆防务变化，统治者仍沉迷于治理“内边”的传统边疆政策而不思防备外患之策。他说，“致使清朝前期边疆政策的成功与辉煌很快变成了明日黄花，清后期边疆政策的全面破产，是清朝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略边疆，这个经常出现于线装古书中的词汇，由此开始进入马大正的头脑。
1990年，中国社科院对边疆中心提出加强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任务。马大正与他的团队开始了历时10年的边疆调研：将边疆历史和现状有机结合，“当代中国边疆系列调查研究”启动。
当时这个工作是保密的。人们对“社科院调查”很警惕，马大正此前搞民族史的人际关系派上了用场。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一位领导，因为蒙古史研究与马大正结缘。正好该地与前苏联有200余公里边界，时有纠纷，需要调研，双方一拍即合。对方连州常委开会的档案都给学者们看了，军分区的人也将边界的情况与他们坦诚交流。
边疆中心在马大正组织下的第一个调研报告就这样出炉了。
10年里，他们完成了除西藏外的12个调研报告。
比如西南方向，重点关注云南的毒品问题。为此他们四下云南，并到泰国、缅甸、越南，进入“金三角”，为当代云南禁毒斗争“尽了学人的责任”。
坚持实事求是路线
新疆是调研重点——12份报告里新疆占一半，那里也成为马大正去过最多次的边疆省区——30余年近50余次——走遍了新疆绝大多数边境县，去了新疆周边的大多数邻国，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入研究蒙古土尔扈特部的“东归”和察哈尔部的“西进”，以及新疆的稳定问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布局问题。
报告在新疆引起了“非常大的好评”。
马大正与新疆干部交流中发现，新疆党政部门对当地的问题的确很着急，“但对历史的来龙去脉是模糊的”。
即便当时的官方提法，也有一些概念需要厘清。比如什么叫民族分裂主义？学者的本能让马大正提出：“不应该提民族分裂主义，应该提分裂主义。因为这些人要分裂的不是民族，是国家。”
如今，在“上合组织”的正式文件中，“民族分裂主义”改成了“分裂主义”。
马大正后来把上世纪90年代的反分裂斗争归纳为六条战略共识。
新疆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不能忘，否则要受惩罚；新疆的反分裂主义反恐斗争是社会系统工程；发展新疆经济、改善各族人民生活是第一位的工作，是硬道理；干部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再好的政策没有干部来执行也不行；壮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稳定新疆的战略需要，等等。
他更强调，新疆需要“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也就是“不要什么都按民族问题来处理”，“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研究不是决策
马大正觉得，边疆研究不能只用历史学方法，应该多学科交叉，1997年他提出构建“中国边疆学”的概念。
在理论架构中，中国边疆地区不能简单等同于历史上的边疆地区，“中国疆域的历史发展呈现出延续性和波动性相结合的特点。”
清代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有识之士，先后撰写了关于新疆、蒙古的系列论著，除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调研，已开始关注中外边界纠纷问题。
民国时期，民族危机加重，学者吴文藻于1942年提出“边政学”的命题，而华企云所著《中国边疆》使得中国边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被明确其独立地位。
此后，上世纪30年代活跃于学坛的“禹贡学会”，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以及辅仁大学的历史系师生们，对于民俗史、边疆史、内地移民史等范畴内的边疆研究有了较大发展。
与很多理论学科不同，边疆学的研究某种程度上与政府决策行为联系较为紧密。
虽然很多研究为决策服务，但“绝对不要把研究等同于决策”。此前他亦曾表示，“切不可把研究者在边疆研究中发表的学术见解，错当成某种政见而给予过度的重视或过分的责怪”。
上世纪80年代开始，边疆史地中心对于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某种程度上与官方决策形成良性互动。
马大正一再感慨，研究不是决策。“我就希望你能让我说，哪怕说得不合适，不要追究我责任。”
他觉得，研究的氛围正逐渐宽松。
但相当长的时期内，边疆学研究仍面临“档案资料搜集整理困难”与“研究视角需要不断拓展”的现实挑战。
马大正觉得，具有优良传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研究实践中实现了两个突破。
一是突破了以往仅研究近代边界问题的研究范围，开始形成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为研究重点的研究格局，促成了中国边疆史的大发展。
二是突破了史地研究的范围，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形成依托历史、直面现实的特点，由此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的构建也提上议事日程。
让他欣慰的是，中国边疆学的构筑，今天已成为边疆研究者共同的心愿，并均在为此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