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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2月11日凌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打响。次日，时任广州起义总指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太雷，在指挥战斗中光荣牺牲。本文总结了广州起义的特点和教训，以纪念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张太雷等烈士。
广州起义的鲜明特点
张太雷等领导的广州起义，是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敢于斗争的胆略和气魄，用实际行动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其斗争之英勇、声势之浩大、规模之壮观，堪称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壮举。笔者以为：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三大起义中，广州起义较前面举行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至少有三个鲜明特点。
第一，广州起义首次正式高举起锤子（斧头）镰刀的工农红旗，标志着中共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始。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继蒋介石后公开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致使国民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由此步入最艰难的发展时期。中共中央旋即决定，实行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订了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计划。同月2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发出《中共通告农字第九号》，指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土地革命阶段，党的责任就是积聚一切革命势力开展土地革命。是月24日，临委会会议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在南昌举行起义，即当时起义旗帜沿用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9月23日，张太雷在汕头向周恩来以及南昌起义前委成员传达八七紧急会议精神和临委会决定时，明确：将南昌起义后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抛弃中国国民党的旗帜，改竖斧头镰刀的工农红旗；由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革命；放弃潮汕，部队转移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武装结合，建立革命根据地等。10月15日，张太雷主持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的《最近工作纲领》指出：“应当注意农工群众自动的革命运动之发展与扩大，要坚决勇敢地竖起工农革命的大旗，集合一切武装势力以与土劣、地主及一切反革命决死奋斗，建立工农政权。”同期，广州工人代表会正式通告易帜，宣告国民党青天白日旗是白色恐怖的旗帜。临起义前的12月10日晚，张太雷在部署教导团、警卫团发动起义的会后，还派人将预先准备的工农红旗及红领带等物，随新任团长李云鹏带到教导团。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至天亮前，起义军占领广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市区，一面铁锤、镰刀的工农红旗，在市公安局大楼顶上升起。可见，广州起义公开打出的是“工农红旗”。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领导在中共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两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用国民党左派为号召，举的是国民党青天白日旗。9月9日，秋收起义从破坏粤汉铁路北端开始发动，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湘赣边界起义，正式打出了共产党的红旗，而不是锤子（斧头）镰刀的工农红旗。同月15日，湖南省委决定，停止执行长沙武装起义的计划。是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明确宣布抛弃国民党旗帜。由此可见，广州起义在三大起义中唯一使用工农红旗，由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革命的序幕。
第二，广州起义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府，标志着中国苏维埃运动正式启动。1927年8月10日，为加强广东、广西和闽南等地的政治和军事工作，临委会开会讨论南方局组成问题。会议决定：在周恩来等到广东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三人组成临时南方局，其职权为准备与指挥上述区域之暴动及一切军事、政治事宜。由此，张太雷领导的中共临时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便开始了以建立城市苏维埃政权为目标的各地暴动，尤其是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11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发表《为反对两广军阀战争告兵士》，号召兵士们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政府”，“创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12月11日6时，张太雷在广州苏维埃政府和工农兵执委代表参加的第一次联席会议上，正式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然后，通过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宣言》和《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书》等。宣言庄严宣告：“在12月10日夜至11日，广州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一切政权都拿在工农兵的手里。”同时，宣布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名单，还发布了广州苏维埃第一次会议的决议。12月13日，起义军被迫撤出广州，由广州起义胜利后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被称为“中国的巴黎公社”，其生命的终结也定格于这一天。
第三，广州起义首次让中共转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南昌起义失败后，张太雷写给中央的《“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报告称：“军队必须在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参谋团的指导下全部转变为工农革命军”，同时“各地且仍应积极准备，有机会便起来”。10月底，张太雷领导的中共广东省委重新提出举行广州起义的建议，11月17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11月26日，在广州召开的具体讨论广州起义计划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张太雷针对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企图与国民党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谈判，严正指出：“张发奎同桂系军阀是一丘之貉，决不能对他抱任何幻想或与他妥协，我党只有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发动工农兵群众武装夺取政权，才有出路”。12月11日凌晨的广州起义誓师大会上，张太雷慷慨激昂地说：“在国民党反动残暴统治下，革命士兵除与工人、农民一道，高举革命红旗，拿起武器，和国民党反动派拼个死活外，第二条出路是没有的。”
广州起义的失败教训
首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正确分清形势。1927年的八七会议，制定了中共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仅此而言，其历史功绩和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由于当时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和陈独秀右倾错误影响，加之共产国际指导错误，党内产生以急躁情绪为特征的“左”倾现象，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防“左”，反而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这一“左”的倾向，在后来上海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发展，进而形成了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主要表现在：一是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与速度，认为是所谓的“无间断的革命”，进而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二是关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估量，认为是“不断高涨”期，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形势”，否定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期。三是关于当时的总策略，提出盲动主义总方针。即在实际上，组织暴动带有强迫命令性质，并要求以城市暴动做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实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城市中心论”（即苏联革命）模式。党的八七会议虽然确定了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正确方向，但采取什么模式或走什么样的道路，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错误的形势分析和教条式的决策，让“左”倾盲动和城市暴动成为首选的革命道路。这种不实事求是、不正确估量分析形势的后果，注定了中国革命必然走上艰难曲折、荆棘丛生的险途，注定了要用生命和鲜血的教训来换取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所以，自“南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后，从武汉退出的共产党员和一部分进步武装，便跟着南昌起义的足迹纷纷南下，向珠江流域撤退，准备以广州作为根据地，重整旗鼓，待机再起”。[4]关于这一点，当年张太雷的踪迹也可以验证：1927年8月中旬抵达香港，张太雷向中共广东省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详细讨论广东全省的暴动计划；10月19日，張太雷离香港赴汕头，处理南昌起义失败后的善后工作；同月22日，张太雷赶回上海，向中央请示广州暴动的问题；11月17日，中央决定借粤桂军阀战争的有利时机，发动广州起义，夺取广东全省政权；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可见，张太雷等领导的广州起义，正是在这种“左”倾路线影响下，其大方向的失误导致起义的失败，具有很大程度的必然性。 其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唯上只唯实。张太雷1927年8月22日赴广州时，广东省委“正值连破机关6、7所，捕去负责同志40至50人，故开会等异常困难，只能与负责同志详谈广州工作，略知一二”，而且“党无发展，同志多走散绝无统计，无一点训练工作”。广东省委机关尚且如此，各地方的党组织大多处于瘫痪狀态。即使至起义前的12月5日，党组织的恢复与壮大仍不能令人满意。“普宁，惟县委负责同志懦弱，不敢领导农民群众彻底的进行土地革命”，而“西江党的工作很糟”。[5]总之，“农村中简直没有共产党的支部，农民运动之中也没有政治意识发达的领袖”。[6]全省“在农民运动方面，除海陆丰而外，广州周围地区农民运动的基础并不好”。[7]在工人运动方面，由于汪精卫之流解散了省港罢工的工人组织，大部分工人被迫回了香港。在广州的工会组织中，“我们能领导的只有印刷工会、汽车司机和手车夫工会，人数不多”。[8]在士兵运动方面，“军队里面工作以前没有做，现已预备去敌军中去工作”。[9]至起义前“对广州市以外的军队或者完全没有工作，或者工作非常薄弱”，而“对海军完全没有工作”。[10]综上所述，由于党组织被敌破坏后工作力度不够，广州起义时农运衰落、工运薄弱、兵运工作不到位。这就是当时的实际状况，也是导致广州起义失败的基础性因素。
面对如此现状，张太雷始终没有跳出“城市中心论”和“进攻路线”的框框，且指挥犹豫不决。一方面，张太雷对起义军占领城市、夺取城市政权的把握产生疑虑。黄平回忆：在“暴动前二十天左右，有一次太雷在私人谈话中问我是否可以暴动。我没有问他的理由是什么，就说当然要暴动。这种没有商量的口吻使太雷不再说话了”。[11]张太雷曾考虑过起义失败问题，甚至在1927年12月5日《广东的政治报告》中，还提到失败可获得多少武装，在广州附近进行农村革命等。这是非常正确的思想准备，正所谓“时时存必成之心，时时作可败之计”。然而，张太雷没有考虑或深度思考失败后如何撤退并转入农村的具体问题，即没有准备失败后的应对具体措施。另一方面，在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指导下，张太雷对起义后长期占领城市、建立城市政权可能性有疑虑，但其“恐怕被认为临阵动摇而没有坚持他的意见”。[12]于是乎，张太雷抱定一死的决心来领导广州起义。张太雷还心存侥幸地认为：“我们的力量并不大，但是我们相信发动后一定能得广大群众的拥护，这种平民的革命行动，一定能影响敌人的军队使之瓦解，假使我们坚持两星期，一定能得到国际具体的帮助”。[13]同时，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认为“估计我们动作起来之后，帝国主义虽然在沙面驻有军队、白鹅潭里泊着军舰，也未必敢轻举妄动”。[14]所以，虽然有敌强我弱的态势，虽然有各级党组织不健全以及农运、工运、兵运不正常的严峻现实，张太雷仍徘徊、挣扎在“城市中心论”的怪圈中，最后选择了“进攻路线”，举行了广州起义。张太雷作为广州起义最高决策者，这种犹豫不决的性格、优柔寡断的作风，构成了最高指挥者信心不足的心理阴影，给广州起义失败埋下主观的直接隐患。
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全程参与了广州起义的指导。诺伊曼认为，起义只能以城市为中心即城市中心论，而且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退却就是“动摇”，即所谓的“进攻路线”。广州起义的“十一日深夜，叶挺同志看到形势不好，认为不能再在广州坚持，主张向海陆丰撤退，即向农村撤退。这个主张本来是正确的，当时国际代表纽曼主观武断，说搞暴动只能前进，不许后退，批评叶挺是去做土匪，张太雷同志不懂军事，只听国际代表的话，从此，叶挺同志不再讲话了”。[15]显然，张太雷作为广州起义的指挥者、决策者，在起义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应果断决策，支持撤退到农村去的正确主张，然而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或左右，于凌晨4时发出重新进攻的命令，要求起义军肃清长堤上的敌人，然后向四军军械处、河南（珠江）等处进攻。当时，除情况比较乱无法组织进攻和通知有关部队外，参战部队经过一昼夜的紧张战斗，官兵疲劳至极，加之此时段又是常人生理的犯困极度期，故发起新的进攻的可能几乎等于零。所以，张太雷按共产国际代表旨意发出的实际上是一道无效命令。这种以共产国际及代表为上而不唯实的思维和做法，构成了广州起义失败的重要客观原因。，
中央决定利用粤桂战争期间举行广州起义，选择的发动时机是正确的。因桂系黄绍竑部正在广西梧州集结，准备进袭广州，粤系张发奎不得不将主要兵力开赴肇庆、梧州一带，准备与桂系作战。在此背景下，广州的兵力相对薄弱，仅有第四军教导团和新编成的警卫团及一部分警察武装，给发动广州起义以可乘之机。再说，张太雷领导的起义军，正是利用敌人内部空虚，深夜戒备松懈，11日又逢周末休息日，打它个猝不及防，三小时便消灭城内大部分敌人及占领大部分地区，并夺取了敌总部市公安局。但问题的关键，“如果当时我们不留恋城市，在起义之后主动迅速向农村转移，与当时正蓬勃发展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那么起义将会得到很好的效果”。[16]撇开上述基础性因素和指挥者的主观因素，共产国际的错误理论指导，加上其代表在指导上的主观武断、教条，直接加速了广州起义的失败。
再次，坚持量才用人政策，加强统筹计划。从表面上看，起义有了周密的总计划。但广州起义计划的具体实施，以下三个因素或问题对起义成败作用很大。其一，关于准备时间问题，时间太短。若以中央批准起义计划的11月17日起算，至原计划起义日的12月12日，充其量只有24天，然而此时起义领导者还在千里之外的上海；若以省委常委会议的11月26日起算，那只有15天时间。短短的15天时间，别说是给无任何军事基础的工人以训练，就是一支成熟的军队训练，时间也很紧张。其二，工人拥有的枪很少。换言之，即使训练，大部分工人也是无枪械的练习，更岂谈真枪实弹的临场体验呢！其三，由于起义时间不得不提前，原计划很多被打乱，时间又不允许按部就班地准备。突然的命令，即将的起义，很多参加起义的农民军来不及赶到广州，而广州附近的“工人军事智识甚浅，多不会射击”，甚至“许多人以为冲锋号一响就要开枪，结果队伍前面有不少自己人也应声倒下”，殊不知“冲锋号是要前面打枪，后边不要打，伤了自己人”[17]。 关于领导层的军事指挥人才问题。“当时领导起义的以张太雷为首的省委的同志，像恽代英、陈郁、张善铭、周文雍同志，很勇敢，革命热情都很高，但缺乏军事知识，没有武装斗争经验，有秀才造反的味道，往往都是考虑不周的”。[18]因此，张太雷曾在提前起义决定作出后（12月10日）多次要求中央速派懂军事的周恩来到广东。张太雷等虽制定了似乎周密的起义总计划，但因叶挺、叶剑英等军事指挥专家到位很晚，没有时间研究或根本没有参与研究及改进具体行动计划，进而使行动计划实施时出现不到位甚至混乱现象。对此，恽代英在回忆中直白地说：“至失败原因，我的意思以为没有一个全盘的精密计划是一个重要原因，大家都有莫名其妙之慨。我们以这些意思问张太雷同志，他也没有很好地答复，只以为先干一干再说，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时只有分配教导团怎样去解决反动武装的计划，发动群众，还没有充分注意……第二天更加糟，大家都糊里糊涂去工作，完全没有系统的工作计划，暴动一起没有注意到党，因此，一切工作者失去主脑”。[19]起义中的党组织，除海员、邮务、印务、铁路（失业工人）中的组织外，很少有大的作用。再加上工会的工人领袖或支部负责同志，多半参加了赤卫队，暴动事起他们便去巷战，于是“工人群众失去了工会与党的领导”，群众的发动和组织自然更少有人顾及了。徐向前回忆：这些“工人队伍与军队不一样，指挥那样的队伍，比指挥新兵还难，我说话他们听不懂，拿到枪后到处乱跑，说是去打反动派，很不容易捏到一块儿。一说胜利万事大吉，竟一哄而散，各回家吃飯去了，我急得要命，找了好半天，才又把队伍集合起来，有些地方连个战斗单位也形不成，工人象‘散兵游勇’一样跑来跑去，找不到个组织”。[20]所以，起义的群众虽达2万多人，由于没有很好的组织，没有形成应有的战斗力。
黄平回忆：在“暴动前太雷问我什么时候叫香港同志回广州。我说越晚越好，减少被捕的机会。我这个意见显然是错误的。拿叶挺、杨殷来说，不让他们参加制定暴动计划，不给他们充分时间制定行动计划，不给他们充分时间作准备工作，他们怎样能完成他们的任务呢？何况巷战对叶挺也是陌生的。难怪他们两人的工作都没有完成好。我认为责任不在他们，而在革命委员会。我的责任更大，因为我出了许多错误的主意。我还出了一个错误主意，那就是在暴动前几天，太雷问我是否要让叶剑英知道暴动日期。我说，他入党不久，又是教导团的团长，还是不告诉他好，暴动后再请他来”。[21]就这样，叶挺从香港抵广州，已是10日晚上（即离起义时间仅几小时），叶剑英暴动后才来。“所以叶挺在暴动前一天晚上的会议上抱着头，不发一言，正表现了他对这次暴动应怎样进行，事先没有时间详细考虑。”[22]正因为如此，张太雷等人一方面缺乏军事经验，另一方面叶挺、叶剑英等懂得军事的“能者”却得不到应有的重用，让其军事指挥才能得不到发挥。这些人既不能参与起义总计划的制定，又不能参加具体行动计划的研究和改进，让其成了“花瓶”的摆设作用，致使起义中乱象丛生。诸如：“传令队无”，通知不到人；“救护队无”，无法救伤员；“给养队无”，无法供给食品，让官兵饿着肚皮打仗；对邮局因没有武器未被敌破坏，但战斗打响后敌人仍能相互联系；“侦探队有40人实际只调查，后未再组织，”消息不灵；武器事前没准备，以为上边可以下发，“军事技术无训练”，[23]没有形成很强的战斗力；没有能擒获到敌军头目，使其很快就纠集部队围攻广州。
参考文献
[1]张太雷：《张太雷给代英、善铭、定同的信》，1927年11月28日。
[2]《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12月10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5期。
[3][10]韶玉：《广东暴动纪实》，《广州起义资料》（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392—394、422页。
[4]叶剑英：《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广州起义资料》（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12页。
[5]广东省委《广东政治报告》（二），《广州起义》，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05—106页。
[6]《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广州起义》，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273页。
[7][8][18]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404、404—405、406页。
[9]张太雷：《张太雷关于南方工作给中央的报告》，《广州起义》，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45页。
[11][21]黄平：《张太雷事迹片段》，《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15—116、116页。
[12][22]黄平：《黄平对广州起义的回忆》，《广州起义资料》（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80、80页。
[13]《中共广东省委关于目前暴动工作的准备情形给中央的报告》，《广州起义》，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09页。
[14]陈功武：《夺城记》，《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41页。
[15]聂荣臻：《聂荣臻同志对广州起义的回忆》，《广州起义资料》（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26—27页。
[16]叶剑英：《叶剑英回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399页。
[17]何潮：《珠江在咆哮》，《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30页。
[19]《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记录》，《广州起义》，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313页。
[20]徐向前：《参加广州起义》，《广州起义》，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418—419页。
[23]《罗登贤、黄平关于广州暴动前后情况的谈话》，《广州起义》，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212—213页。
广州起义的鲜明特点
张太雷等领导的广州起义，是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敢于斗争的胆略和气魄，用实际行动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其斗争之英勇、声势之浩大、规模之壮观，堪称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壮举。笔者以为：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三大起义中，广州起义较前面举行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至少有三个鲜明特点。
第一，广州起义首次正式高举起锤子（斧头）镰刀的工农红旗，标志着中共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始。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继蒋介石后公开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致使国民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由此步入最艰难的发展时期。中共中央旋即决定，实行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订了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计划。同月2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发出《中共通告农字第九号》，指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土地革命阶段，党的责任就是积聚一切革命势力开展土地革命。是月24日，临委会会议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在南昌举行起义，即当时起义旗帜沿用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9月23日，张太雷在汕头向周恩来以及南昌起义前委成员传达八七紧急会议精神和临委会决定时，明确：将南昌起义后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抛弃中国国民党的旗帜，改竖斧头镰刀的工农红旗；由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革命；放弃潮汕，部队转移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武装结合，建立革命根据地等。10月15日，张太雷主持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的《最近工作纲领》指出：“应当注意农工群众自动的革命运动之发展与扩大，要坚决勇敢地竖起工农革命的大旗，集合一切武装势力以与土劣、地主及一切反革命决死奋斗，建立工农政权。”同期，广州工人代表会正式通告易帜，宣告国民党青天白日旗是白色恐怖的旗帜。临起义前的12月10日晚，张太雷在部署教导团、警卫团发动起义的会后，还派人将预先准备的工农红旗及红领带等物，随新任团长李云鹏带到教导团。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至天亮前，起义军占领广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市区，一面铁锤、镰刀的工农红旗，在市公安局大楼顶上升起。可见，广州起义公开打出的是“工农红旗”。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领导在中共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两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用国民党左派为号召，举的是国民党青天白日旗。9月9日，秋收起义从破坏粤汉铁路北端开始发动，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湘赣边界起义，正式打出了共产党的红旗，而不是锤子（斧头）镰刀的工农红旗。同月15日，湖南省委决定，停止执行长沙武装起义的计划。是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明确宣布抛弃国民党旗帜。由此可见，广州起义在三大起义中唯一使用工农红旗，由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革命的序幕。
第二，广州起义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府，标志着中国苏维埃运动正式启动。1927年8月10日，为加强广东、广西和闽南等地的政治和军事工作，临委会开会讨论南方局组成问题。会议决定：在周恩来等到广东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三人组成临时南方局，其职权为准备与指挥上述区域之暴动及一切军事、政治事宜。由此，张太雷领导的中共临时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便开始了以建立城市苏维埃政权为目标的各地暴动，尤其是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11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发表《为反对两广军阀战争告兵士》，号召兵士们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政府”，“创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12月11日6时，张太雷在广州苏维埃政府和工农兵执委代表参加的第一次联席会议上，正式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然后，通过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宣言》和《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书》等。宣言庄严宣告：“在12月10日夜至11日，广州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一切政权都拿在工农兵的手里。”同时，宣布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名单，还发布了广州苏维埃第一次会议的决议。12月13日，起义军被迫撤出广州，由广州起义胜利后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被称为“中国的巴黎公社”，其生命的终结也定格于这一天。
第三，广州起义首次让中共转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启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南昌起义失败后，张太雷写给中央的《“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报告称：“军队必须在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参谋团的指导下全部转变为工农革命军”，同时“各地且仍应积极准备，有机会便起来”。10月底，张太雷领导的中共广东省委重新提出举行广州起义的建议，11月17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11月26日，在广州召开的具体讨论广州起义计划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张太雷针对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企图与国民党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谈判，严正指出：“张发奎同桂系军阀是一丘之貉，决不能对他抱任何幻想或与他妥协，我党只有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发动工农兵群众武装夺取政权，才有出路”。12月11日凌晨的广州起义誓师大会上，张太雷慷慨激昂地说：“在国民党反动残暴统治下，革命士兵除与工人、农民一道，高举革命红旗，拿起武器，和国民党反动派拼个死活外，第二条出路是没有的。”
广州起义的失败教训
首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正确分清形势。1927年的八七会议，制定了中共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仅此而言，其历史功绩和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由于当时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和陈独秀右倾错误影响，加之共产国际指导错误，党内产生以急躁情绪为特征的“左”倾现象，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防“左”，反而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这一“左”的倾向，在后来上海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发展，进而形成了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主要表现在：一是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与速度，认为是所谓的“无间断的革命”，进而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二是关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估量，认为是“不断高涨”期，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形势”，否定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期。三是关于当时的总策略，提出盲动主义总方针。即在实际上，组织暴动带有强迫命令性质，并要求以城市暴动做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实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城市中心论”（即苏联革命）模式。党的八七会议虽然确定了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正确方向，但采取什么模式或走什么样的道路，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错误的形势分析和教条式的决策，让“左”倾盲动和城市暴动成为首选的革命道路。这种不实事求是、不正确估量分析形势的后果，注定了中国革命必然走上艰难曲折、荆棘丛生的险途，注定了要用生命和鲜血的教训来换取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所以，自“南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后，从武汉退出的共产党员和一部分进步武装，便跟着南昌起义的足迹纷纷南下，向珠江流域撤退，准备以广州作为根据地，重整旗鼓，待机再起”。[4]关于这一点，当年张太雷的踪迹也可以验证：1927年8月中旬抵达香港，张太雷向中共广东省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详细讨论广东全省的暴动计划；10月19日，張太雷离香港赴汕头，处理南昌起义失败后的善后工作；同月22日，张太雷赶回上海，向中央请示广州暴动的问题；11月17日，中央决定借粤桂军阀战争的有利时机，发动广州起义，夺取广东全省政权；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可见，张太雷等领导的广州起义，正是在这种“左”倾路线影响下，其大方向的失误导致起义的失败，具有很大程度的必然性。 其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唯上只唯实。张太雷1927年8月22日赴广州时，广东省委“正值连破机关6、7所，捕去负责同志40至50人，故开会等异常困难，只能与负责同志详谈广州工作，略知一二”，而且“党无发展，同志多走散绝无统计，无一点训练工作”。广东省委机关尚且如此，各地方的党组织大多处于瘫痪狀态。即使至起义前的12月5日，党组织的恢复与壮大仍不能令人满意。“普宁，惟县委负责同志懦弱，不敢领导农民群众彻底的进行土地革命”，而“西江党的工作很糟”。[5]总之，“农村中简直没有共产党的支部，农民运动之中也没有政治意识发达的领袖”。[6]全省“在农民运动方面，除海陆丰而外，广州周围地区农民运动的基础并不好”。[7]在工人运动方面，由于汪精卫之流解散了省港罢工的工人组织，大部分工人被迫回了香港。在广州的工会组织中，“我们能领导的只有印刷工会、汽车司机和手车夫工会，人数不多”。[8]在士兵运动方面，“军队里面工作以前没有做，现已预备去敌军中去工作”。[9]至起义前“对广州市以外的军队或者完全没有工作，或者工作非常薄弱”，而“对海军完全没有工作”。[10]综上所述，由于党组织被敌破坏后工作力度不够，广州起义时农运衰落、工运薄弱、兵运工作不到位。这就是当时的实际状况，也是导致广州起义失败的基础性因素。
面对如此现状，张太雷始终没有跳出“城市中心论”和“进攻路线”的框框，且指挥犹豫不决。一方面，张太雷对起义军占领城市、夺取城市政权的把握产生疑虑。黄平回忆：在“暴动前二十天左右，有一次太雷在私人谈话中问我是否可以暴动。我没有问他的理由是什么，就说当然要暴动。这种没有商量的口吻使太雷不再说话了”。[11]张太雷曾考虑过起义失败问题，甚至在1927年12月5日《广东的政治报告》中，还提到失败可获得多少武装，在广州附近进行农村革命等。这是非常正确的思想准备，正所谓“时时存必成之心，时时作可败之计”。然而，张太雷没有考虑或深度思考失败后如何撤退并转入农村的具体问题，即没有准备失败后的应对具体措施。另一方面，在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指导下，张太雷对起义后长期占领城市、建立城市政权可能性有疑虑，但其“恐怕被认为临阵动摇而没有坚持他的意见”。[12]于是乎，张太雷抱定一死的决心来领导广州起义。张太雷还心存侥幸地认为：“我们的力量并不大，但是我们相信发动后一定能得广大群众的拥护，这种平民的革命行动，一定能影响敌人的军队使之瓦解，假使我们坚持两星期，一定能得到国际具体的帮助”。[13]同时，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认为“估计我们动作起来之后，帝国主义虽然在沙面驻有军队、白鹅潭里泊着军舰，也未必敢轻举妄动”。[14]所以，虽然有敌强我弱的态势，虽然有各级党组织不健全以及农运、工运、兵运不正常的严峻现实，张太雷仍徘徊、挣扎在“城市中心论”的怪圈中，最后选择了“进攻路线”，举行了广州起义。张太雷作为广州起义最高决策者，这种犹豫不决的性格、优柔寡断的作风，构成了最高指挥者信心不足的心理阴影，给广州起义失败埋下主观的直接隐患。
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全程参与了广州起义的指导。诺伊曼认为，起义只能以城市为中心即城市中心论，而且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退却就是“动摇”，即所谓的“进攻路线”。广州起义的“十一日深夜，叶挺同志看到形势不好，认为不能再在广州坚持，主张向海陆丰撤退，即向农村撤退。这个主张本来是正确的，当时国际代表纽曼主观武断，说搞暴动只能前进，不许后退，批评叶挺是去做土匪，张太雷同志不懂军事，只听国际代表的话，从此，叶挺同志不再讲话了”。[15]显然，张太雷作为广州起义的指挥者、决策者，在起义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应果断决策，支持撤退到农村去的正确主张，然而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或左右，于凌晨4时发出重新进攻的命令，要求起义军肃清长堤上的敌人，然后向四军军械处、河南（珠江）等处进攻。当时，除情况比较乱无法组织进攻和通知有关部队外，参战部队经过一昼夜的紧张战斗，官兵疲劳至极，加之此时段又是常人生理的犯困极度期，故发起新的进攻的可能几乎等于零。所以，张太雷按共产国际代表旨意发出的实际上是一道无效命令。这种以共产国际及代表为上而不唯实的思维和做法，构成了广州起义失败的重要客观原因。，
中央决定利用粤桂战争期间举行广州起义，选择的发动时机是正确的。因桂系黄绍竑部正在广西梧州集结，准备进袭广州，粤系张发奎不得不将主要兵力开赴肇庆、梧州一带，准备与桂系作战。在此背景下，广州的兵力相对薄弱，仅有第四军教导团和新编成的警卫团及一部分警察武装，给发动广州起义以可乘之机。再说，张太雷领导的起义军，正是利用敌人内部空虚，深夜戒备松懈，11日又逢周末休息日，打它个猝不及防，三小时便消灭城内大部分敌人及占领大部分地区，并夺取了敌总部市公安局。但问题的关键，“如果当时我们不留恋城市，在起义之后主动迅速向农村转移，与当时正蓬勃发展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那么起义将会得到很好的效果”。[16]撇开上述基础性因素和指挥者的主观因素，共产国际的错误理论指导，加上其代表在指导上的主观武断、教条，直接加速了广州起义的失败。
再次，坚持量才用人政策，加强统筹计划。从表面上看，起义有了周密的总计划。但广州起义计划的具体实施，以下三个因素或问题对起义成败作用很大。其一，关于准备时间问题，时间太短。若以中央批准起义计划的11月17日起算，至原计划起义日的12月12日，充其量只有24天，然而此时起义领导者还在千里之外的上海；若以省委常委会议的11月26日起算，那只有15天时间。短短的15天时间，别说是给无任何军事基础的工人以训练，就是一支成熟的军队训练，时间也很紧张。其二，工人拥有的枪很少。换言之，即使训练，大部分工人也是无枪械的练习，更岂谈真枪实弹的临场体验呢！其三，由于起义时间不得不提前，原计划很多被打乱，时间又不允许按部就班地准备。突然的命令，即将的起义，很多参加起义的农民军来不及赶到广州，而广州附近的“工人军事智识甚浅，多不会射击”，甚至“许多人以为冲锋号一响就要开枪，结果队伍前面有不少自己人也应声倒下”，殊不知“冲锋号是要前面打枪，后边不要打，伤了自己人”[17]。 关于领导层的军事指挥人才问题。“当时领导起义的以张太雷为首的省委的同志，像恽代英、陈郁、张善铭、周文雍同志，很勇敢，革命热情都很高，但缺乏军事知识，没有武装斗争经验，有秀才造反的味道，往往都是考虑不周的”。[18]因此，张太雷曾在提前起义决定作出后（12月10日）多次要求中央速派懂军事的周恩来到广东。张太雷等虽制定了似乎周密的起义总计划，但因叶挺、叶剑英等军事指挥专家到位很晚，没有时间研究或根本没有参与研究及改进具体行动计划，进而使行动计划实施时出现不到位甚至混乱现象。对此，恽代英在回忆中直白地说：“至失败原因，我的意思以为没有一个全盘的精密计划是一个重要原因，大家都有莫名其妙之慨。我们以这些意思问张太雷同志，他也没有很好地答复，只以为先干一干再说，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时只有分配教导团怎样去解决反动武装的计划，发动群众，还没有充分注意……第二天更加糟，大家都糊里糊涂去工作，完全没有系统的工作计划，暴动一起没有注意到党，因此，一切工作者失去主脑”。[19]起义中的党组织，除海员、邮务、印务、铁路（失业工人）中的组织外，很少有大的作用。再加上工会的工人领袖或支部负责同志，多半参加了赤卫队，暴动事起他们便去巷战，于是“工人群众失去了工会与党的领导”，群众的发动和组织自然更少有人顾及了。徐向前回忆：这些“工人队伍与军队不一样，指挥那样的队伍，比指挥新兵还难，我说话他们听不懂，拿到枪后到处乱跑，说是去打反动派，很不容易捏到一块儿。一说胜利万事大吉，竟一哄而散，各回家吃飯去了，我急得要命，找了好半天，才又把队伍集合起来，有些地方连个战斗单位也形不成，工人象‘散兵游勇’一样跑来跑去，找不到个组织”。[20]所以，起义的群众虽达2万多人，由于没有很好的组织，没有形成应有的战斗力。
黄平回忆：在“暴动前太雷问我什么时候叫香港同志回广州。我说越晚越好，减少被捕的机会。我这个意见显然是错误的。拿叶挺、杨殷来说，不让他们参加制定暴动计划，不给他们充分时间制定行动计划，不给他们充分时间作准备工作，他们怎样能完成他们的任务呢？何况巷战对叶挺也是陌生的。难怪他们两人的工作都没有完成好。我认为责任不在他们，而在革命委员会。我的责任更大，因为我出了许多错误的主意。我还出了一个错误主意，那就是在暴动前几天，太雷问我是否要让叶剑英知道暴动日期。我说，他入党不久，又是教导团的团长，还是不告诉他好，暴动后再请他来”。[21]就这样，叶挺从香港抵广州，已是10日晚上（即离起义时间仅几小时），叶剑英暴动后才来。“所以叶挺在暴动前一天晚上的会议上抱着头，不发一言，正表现了他对这次暴动应怎样进行，事先没有时间详细考虑。”[22]正因为如此，张太雷等人一方面缺乏军事经验，另一方面叶挺、叶剑英等懂得军事的“能者”却得不到应有的重用，让其军事指挥才能得不到发挥。这些人既不能参与起义总计划的制定，又不能参加具体行动计划的研究和改进，让其成了“花瓶”的摆设作用，致使起义中乱象丛生。诸如：“传令队无”，通知不到人；“救护队无”，无法救伤员；“给养队无”，无法供给食品，让官兵饿着肚皮打仗；对邮局因没有武器未被敌破坏，但战斗打响后敌人仍能相互联系；“侦探队有40人实际只调查，后未再组织，”消息不灵；武器事前没准备，以为上边可以下发，“军事技术无训练”，[23]没有形成很强的战斗力；没有能擒获到敌军头目，使其很快就纠集部队围攻广州。
参考文献
[1]张太雷：《张太雷给代英、善铭、定同的信》，1927年11月28日。
[2]《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12月10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5期。
[3][10]韶玉：《广东暴动纪实》，《广州起义资料》（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392—394、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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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广东省委《广东政治报告》（二），《广州起义》，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05—106页。
[6]《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广州起义》，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273页。
[7][8][18]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404、404—405、406页。
[9]张太雷：《张太雷关于南方工作给中央的报告》，《广州起义》，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45页。
[11][21]黄平：《张太雷事迹片段》，《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15—116、116页。
[12][22]黄平：《黄平对广州起义的回忆》，《广州起义资料》（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80、80页。
[13]《中共广东省委关于目前暴动工作的准备情形给中央的报告》，《广州起义》，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09页。
[14]陈功武：《夺城记》，《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41页。
[15]聂荣臻：《聂荣臻同志对广州起义的回忆》，《广州起义资料》（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26—27页。
[16]叶剑英：《叶剑英回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399页。
[17]何潮：《珠江在咆哮》，《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30页。
[19]《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记录》，《广州起义》，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313页。
[20]徐向前：《参加广州起义》，《广州起义》，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418—419页。
[23]《罗登贤、黄平关于广州暴动前后情况的谈话》，《广州起义》，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212—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