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作大师曹禺，在“文革”时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身心遭受了严重摧残。“文革”结束后，虽然恢复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职务，但这对他是另外一种摧毁。他的女儿万方回忆说：“我爸爸八十岁的时候，常常念叨‘人生如梦，人生如梦’。我亲眼看到爸爸的晚年被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他想重新获得写《雷雨》时候的力量，但是他已经被异化了，他已经不是他，已经回不到原来那个曹禺了。他不知道怎么写好了，老觉得，这么写对吗？这么写行吗？他的脑子已经不自由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真正恢复到他写《雷雨》时候的那个自由自在的灵魂。”
　　曹禺在晚年应付于外界活动，每天中午下午几乎都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就连晚上也要观摩看戏，回家后已精疲力竭，根本没有时间写作。“他写不出东西，可又希望自己对社会有用。经过‘文革’，他不敢对外面真诚，经常说违心的话，比如出去看戏之后，不好的戏也说好。”万方如是说。
　　万方记得，曹禺的床头总是放着一本《托尔斯泰评传》，每晚都要读到半夜。有天夜里，睡在父亲隔壁的她，忽然听到父亲大叫：“小方子！我要跳下去！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每天用嘴活着！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我要做个新人，忘掉过去的荒诞和疑虑，我要沉默，我要往生活的深处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生。托尔斯泰那么大岁数还要离家出走，我也要走！”
　　当第二天万方问及昨晚的事情时，曹禺却不好意思地嘲笑自己：“就我这个样子，还想成为托尔斯泰呢……我就是惭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要写出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你知道吗？”此时，万方唯一能做的，就是好言安慰父亲。
　　曹禺的朋友很多，看着他痛不欲生的样子，大家除了安慰再无他法，只有著名画家黄永玉敢于直接严厉地批评他，他曾写信给曹禺：“曹公曹公！你的书法照《麻衣神相》看，气势雄强，问架缜密，且肯定是个长寿的老头，所以你还应该工作。在纽约，我在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家住过几天，他刚写了个新戏《美国时间》，我跟他上排练场去看他边排边改剧本，那种活跃，那种严肃，简直像鸡汤那么养人。我觉得他全身心的细胞都在活跃，因此，他的戏不管成败，都充满生命力。你说怪不怪，那时我想到你，挂念你，如果写成台词，那就是：‘我们也有个曹禺！’但我的潜台词却是，‘你多么需要他那草莽精神。’你是我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hun，肮脏，浑浊）于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筐的隽语都消失了。谁也不说不好，总是‘高！’‘好’！这些称颂虽迷惑不了你，但混乱了你，作践了你。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了莎翁《马克白》中的一句话——‘醒来啊马克白，把沉睡赶走！’你知道，我爱祖国，所以爱你。你是我那个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
　　为了鼓励曹禺重新拿起笔，巴金也写信给他：“你一定要写，你的心里是有宝贝的，一定要写出来，不要带走。”
　　曹禺非常珍惜这两封信，时不时总要拿出来看，也下决心要写出“大东西”来。令人惋惜的是，直到1996年12月13日，他以86岁高龄去世，也最终没能实现写出“大东西”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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