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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学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智慧的宝库，而不是更多地去挣钱、去牟利或成为一个商业公司。
2008年7月，66岁的数学家盖文·布朗（Gavin Brown）教授在执掌悉尼大学校长12载之后卸任，空降悉尼大学出任第25任校长的是一张年轻脸孔——46岁的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
迈克尔·斯宾塞曾在牛津大学度过20载，他担任过牛津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法律并主管牛津大学四大分支之一的社会科学部13个学院，并以此项能力直接受命于牛津大学校长，参与涉及整个大学的项目，出任大学委员会成员之一，而他在牛津大学的工作重点之一是积极鼓励个人及团体募款与赞助。今天，斯宾塞博士掌管了这所自己曾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的百年母校。
成立于1850年的悉尼大学是澳大利亚第一所大学，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在2006年10月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悉尼大学位列第35位，其人文学科跻身前五，更拥有堪称“世界最好的”商学院。
2008年，碧空如洗时分，恰在上海访问的悉尼大学校长迈克尔·斯宾塞博士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独家专访，他的言谈，激情与雄心满溢，微笑则温煦如浅溪。
大学不是商业公司
记者：谈谈你就任悉尼大学校长以来的感受，我觉得这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
邁克尔·斯宾塞：就任悉尼大学校长，我感到非常激动，悉尼大学是规模宏大，我们大约有3000名教职员工、47，000名学生，涉及各个领域，在研究领域，悉尼大学也在世界领先。我是澳大利亚人，能回到故乡工作，在这所澳洲的优秀大学出任校长，深感荣幸。
记者：执掌悉尼大学，你感到最难的是什么？
迈克尔·斯宾塞：最难的就是如何面对我们已有的成功。悉尼大学在不断茁壮成长并积极扩张，不仅在数量方面，而且在质量方面，都有所提升，现在如何确保这么一个庞大的大学致力于研究，是我所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这是一个艰难命题，但我愿意去面对。
记者：出任校长以来，你最感担心的是什么？
迈克尔·斯宾塞：像世界上其他所有大学校长一样，我最担心的就是资金问题。我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向社会解释大学的重要性，并能吸引到资金流入大学，不仅在社会募款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在政府拨款方面（努力）。怎样使得大学生存环境更好？很关键的一点是，我们要向纳税人解释，为什么我们现在所做的研究非常重要。如果纳税人同意，政府自然就会拨款了。
记者：校长先生也常常为钱的问题头疼吗？
迈克尔·斯宾塞：我总是头疼啊！现在除了美国一些非常有钱的大学之外，全世界所有大学都对钱的问题非常紧张。在有钱的大学，研究人员就懒一点，他们觉得无所谓，反正他们有钱，就没有动力去做进一步研究了；在更没有钱的大学工作其实更难，因为你总需要不断去想怎样工作得更好，在穷的大学，你总是在想如何将研究做得更出彩以拿到更多工资。比如，哈佛大学是非常有钱的大学，我觉得它的研究做得不是很好；但牛津大学是没钱的大学，我觉得它在研究方面成效卓然。总之，更有钱的话，就更不思进取。悉尼大学介于二者之间，不是太穷也不太有钱。（笑）
记者：据说在牛津大学时你就积攒了丰富的募款经验。
迈克尔·斯宾塞：我愿意向人讲述大学的成就及它与学生的关系等好的方面，在这同时就会有人来投资。按此逻辑，我还是愿意做募款工作。
记者：我看到一些媒体报道称，你在上任之初就呼吁富裕学生应多缴费，而困难学生应获得资助。
迈克尔·斯宾塞：这种说法是个误解。我们对当地学生可能会统一将收费提高，有更多的学费之后，就会有更多的资金去支持贫困生。现在所有的大学都在调高学费，我们没有特别调高学费。
记者：那么在学费统一上涨之后，会有更多政策向贫困生倾斜吗？
迈克尔·斯宾塞：我们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新政策，但我将来的一个工作目标就是：确保将来更多的澳大利亚贫困生有能力进入悉尼大学就读。一个大学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智慧的宝库，而不是更多地去挣钱、去牟利或成为一个商业公司。
教授的决定影响悉尼大学未来
记者：出掌这所古老的大学，你认为如何处理好其中旧的保守主义与新的变革思潮之间的关系？
迈克尔·斯宾塞：悉尼大学与悉尼这座城市共同成长，有着厚重的历史感；但跟拥有800年历史的牛津大学相比，悉尼大学才150多年的历史，还很年轻。悉尼大学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我们既保持传统，又勇于创新。我总是希望将来做得比现在更好。（笑）
记者：上任后，你自认推进的最重要的改革是哪几项？
迈克尔·斯宾塞：我介绍了一种新的规划体系，本来学校各科系之间相对独立，但现在我认为整个学校的发展不能仅由几位校领导来决定，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应该是学校的灵魂人物，他们的想法、观点是学校最珍贵、最基础的财富，他们的研究、学术及他们对学校整个前景的看法非常真实，我要让所有普通教职员工能参与进来。
记者：你希望让教授们参与大学重要决策吗？
迈克尔·斯宾塞：通常是（校长）要请一些系主任进行经常性会谈，但因为以往仅限于校长跟系主任之间的交谈，而没有与具体的教学人员进行会谈，但现在我开始逐渐实行每个月或定期请这些具体的教职员工一起会谈。我想让每位教职员工产生主人公意识，即他们所做的决定将会对这所大学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
记者：如果你要在悉尼大学推行“牛津模式”尤其是“导师制”，是否不切实际？
迈克尔·斯宾塞：不可能模仿的，因为牛津大学人数较少（约为18，000名），而悉尼大学有太多的学生。
记者：2008年工党政府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系统进行全面检查，检查报告（Bradley Review）中提及悉尼大学的弱项——社会包容（Social Inclusion）问题，你对该问题的回复是，“We can be elite but notelitist”。
迈克尔·斯宾塞：是的。在英文中，elite和elitist不是一个意思，elite指非常有智慧的精英人士，elitist指比较高傲、目空一切的人。我希望我们的学生、学者能成为精英人群、世界一流的人才，但我不希望他们成为骄傲、傲慢之人。
悉尼大学的个性是永无止境地追求完美。牛津大学跟悉尼大学不一样，牛津是一个学科全面的大学，除了在高端研究领域很出色之外，他们还开设了许多实际领域的学科，而悉尼大学就没有，我们主要还是集中在高端研究领域。
给大学研究人员体面收入
记者：在牛津度过的20年，你自认对你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迈克尔·斯宾塞：牛津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我遇到了我的太太。我太太是美国人，之后我们有了5个孩子。（笑）
从学术方面而言，我认为牛津文化对我的影响主要在三点：首先，牛津在研究领域给予了我大力支持；教育质量方面也很重要，师生关系这一点是我非常看重的；第三，我觉得类似音乐、戏剧、体育、辩论赛之类的学生课余生活非常重要。
记者：与牛津大学背负财政赤字相比，你是否会觉得自己很幸运？我知道悉尼大学曾被评为“澳洲经济状况最好的大学”，作为公立大学，悉尼大学似乎总能得到澳洲政府更多的财政倾斜。
迈克尔·斯宾塞：也不尽然，每个大学都有自己面临的困难，牛津大学和悉尼大学都非常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政府拨款，因为大学都缺少经费。而且在过去十年间，悉尼大学的资金安排都很妥善，尚未出现执行不力的漏洞。
记者：目前澳洲政府每年给予悉尼大学多少拨款？
迈克尔·斯宾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在研究、教学等各方面得到的政府支持都不一样。澳洲政府每年对悉尼大学的最基本的年拨款大概是14亿澳元（目前澳元与人民币的兑换率约为1∶4）。
记者：每年悉尼大学对基础学科研究投入的比重有多大？我指的是那些并非能马上带来经济效益的基础学科，诸如理论物理学等。
迈克尔·斯宾塞：一般而言（对基础研究学科）有政府拨款支持，大学同时也大力支持这些基础学科的研究人员，给他们更好的收入，或为他们提供实验设备等等。
记者：作为校长，你认为应该怎样合理筹集资金以利于大学发展而又不影响其学术自由？
迈克尔·斯宾塞：其实募捐者与我们的大学之间并没有冲突，他们想做的东西和我们大学想做的都是为了整个社会的更好发展，但在不同领域他们的要求与我们不尽相同，所以大家需要更进一步的交流与磋商。
记者：牛津大学副校长科林·卢卡斯（Colin Lucas，后任校长）讲过，最有创业精神与创造力的科学家脱离大学，最终导致科学研究的贫困；此外，在大学的商业活动中存在研究异变的危险，科学家对其科学研究成果的态度会产生变化，太强调可转化为技术的应用研究可能导致对理论研究的忽视。他对大学“受制于人”问题颇为担心，你呢？
迈克尔·斯宾塞：在科学领域，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想法，但发展到最后会成为一个非常实际的研究，我们称之为“创新链”，大学永远都是在这个“创新链”的最起点，非常关键的是要让大学的所有研究人员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一些研究有时会创造实际成果或收益，但这永远都是在商业科技领域；很多从事纯学术研究的人，比如致力于基础研究的人员，他们还是愿意给大学工作，哪怕赚的钱不是很多。但对大学而言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给我们的研究人员有足够的工资，给予他们体面的收入。
“我会和学生们一起用餐”
记者：杨祖佑主掌下的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从1998年至2004年的短短7年间涌现5位教授获颁诺贝尔奖；悉尼大学有3个诺奖获得者。关于诺奖的讨论很热，大学校长之间会比较各自诺奖的数量吗？
迈克尔·斯宾塞：其实诺贝尔奖有点不公平，得奖者肯定是非常出色的、有智慧的学者，但有很多学者也非常优秀，却并没未荣膺诺奖。得到诺奖固然好，但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去关注它，我认为诺奖数量与大学的科研实力完全不能划等号。上海交通大学有一个有名的世界大学排名，但我觉得这个排名不是很合理，他们评的是你获了多少奖，但你能否获奖并非是很重要的指数，像我的背景是法律，但现在法律学领域就没有设置诺贝尔奖。
记者：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的排名，你注意吗？
迈克尔·斯宾塞：悉尼大学目前在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上的排名还是很靠前的，这一点我非常自豪。但同时我觉得这个排名对专注于教育方面的学校不公平，其实这是个矛盾体，因为许多家长为孩子选学校时主要是看师质、教学水平好不好，但《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排名主要是针对研究类学校，它忽略了教育类学校，而教育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工作。
记者：目前你还会给学生上课吗？
迈克尔·斯宾塞：今年不会教课了，因为我刚刚到悉尼大学，但我还是希望明年能继续给本科生上课。
记者：本科生教育在悉尼大学的教学中占据着怎样的分量？
迈克尔·斯宾塞：非常重要！世界上有两种大学，代表之一是哈佛大学，它对研究生领域非常重视；那像普林斯顿大学就对本科生领域非常重视。我们悉尼大学想两方面都包含，对研究生与本科生领域都重视。
记者：你提及希望吸收更多中国学生去悉尼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
迈克尔·斯宾塞：我们已拥有众多能力出色的本科学生，如果我们能有更多高质量的研究生来悉尼大学就读，将会更好。未来几年悉尼大学没有本科生扩招计划，我希望招收更多研究生，而不是更多本科生。
记者：回想你的大学生活，留在你记忆深处的是怎样的场景？
迈克尔·斯宾塞：当然是与我的老师们在一起的时候。（笑）
记者：是否直到毕业，悉尼大学的学生才能认识校长？
迈克尔·斯宾塞：我想，学生见到我的机会很多。我们有个公共餐厅，我会和学生们一起用餐，我们能够经常见面；有些学生也会给我发邮件，告诉我他们遇到了哪些困难，并且毕业之后我们还保持联系。我想，学生是最重要的，教学和研究是一所大学的立足根基。
记者：就任校长，对你个人有改变吗？
迈克尔·斯宾塞：从职务方面而言，我没有感觉自己有特别大的改变，以前我在牛津大学时也担任较高职务。但因为牛津位于一个比较小的城镇，现在从牛津到了大城市悉尼之后，我感到生活有了变化，悉尼是一个非常繁忙的国际大都市，节奏很快，我的生活更紧张了。比如在牛津大学时，我骑自行车上下班，20年来都如此；在悉尼时，我也尝试着骑自行车去上班，但因为悉尼没有自行车道，我真害怕不小心会被撞死。（笑）
记者：作为校长，截至目前你还有不能决定的事情吗？
迈克尔·斯宾塞：（短暂思索）这是一个好问题。我现在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答案，就是随着学校规模扩展越来越大，我们还能不能保持质量？面扩大了之后，点上的质量如果不能跟上，会让我十分头疼。
2008年7月，66岁的数学家盖文·布朗（Gavin Brown）教授在执掌悉尼大学校长12载之后卸任，空降悉尼大学出任第25任校长的是一张年轻脸孔——46岁的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
迈克尔·斯宾塞曾在牛津大学度过20载，他担任过牛津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法律并主管牛津大学四大分支之一的社会科学部13个学院，并以此项能力直接受命于牛津大学校长，参与涉及整个大学的项目，出任大学委员会成员之一，而他在牛津大学的工作重点之一是积极鼓励个人及团体募款与赞助。今天，斯宾塞博士掌管了这所自己曾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的百年母校。
成立于1850年的悉尼大学是澳大利亚第一所大学，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在2006年10月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悉尼大学位列第35位，其人文学科跻身前五，更拥有堪称“世界最好的”商学院。
2008年，碧空如洗时分，恰在上海访问的悉尼大学校长迈克尔·斯宾塞博士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独家专访，他的言谈，激情与雄心满溢，微笑则温煦如浅溪。
大学不是商业公司
记者：谈谈你就任悉尼大学校长以来的感受，我觉得这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
邁克尔·斯宾塞：就任悉尼大学校长，我感到非常激动，悉尼大学是规模宏大，我们大约有3000名教职员工、47，000名学生，涉及各个领域，在研究领域，悉尼大学也在世界领先。我是澳大利亚人，能回到故乡工作，在这所澳洲的优秀大学出任校长，深感荣幸。
记者：执掌悉尼大学，你感到最难的是什么？
迈克尔·斯宾塞：最难的就是如何面对我们已有的成功。悉尼大学在不断茁壮成长并积极扩张，不仅在数量方面，而且在质量方面，都有所提升，现在如何确保这么一个庞大的大学致力于研究，是我所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这是一个艰难命题，但我愿意去面对。
记者：出任校长以来，你最感担心的是什么？
迈克尔·斯宾塞：像世界上其他所有大学校长一样，我最担心的就是资金问题。我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向社会解释大学的重要性，并能吸引到资金流入大学，不仅在社会募款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在政府拨款方面（努力）。怎样使得大学生存环境更好？很关键的一点是，我们要向纳税人解释，为什么我们现在所做的研究非常重要。如果纳税人同意，政府自然就会拨款了。
记者：校长先生也常常为钱的问题头疼吗？
迈克尔·斯宾塞：我总是头疼啊！现在除了美国一些非常有钱的大学之外，全世界所有大学都对钱的问题非常紧张。在有钱的大学，研究人员就懒一点，他们觉得无所谓，反正他们有钱，就没有动力去做进一步研究了；在更没有钱的大学工作其实更难，因为你总需要不断去想怎样工作得更好，在穷的大学，你总是在想如何将研究做得更出彩以拿到更多工资。比如，哈佛大学是非常有钱的大学，我觉得它的研究做得不是很好；但牛津大学是没钱的大学，我觉得它在研究方面成效卓然。总之，更有钱的话，就更不思进取。悉尼大学介于二者之间，不是太穷也不太有钱。（笑）
记者：据说在牛津大学时你就积攒了丰富的募款经验。
迈克尔·斯宾塞：我愿意向人讲述大学的成就及它与学生的关系等好的方面，在这同时就会有人来投资。按此逻辑，我还是愿意做募款工作。
记者：我看到一些媒体报道称，你在上任之初就呼吁富裕学生应多缴费，而困难学生应获得资助。
迈克尔·斯宾塞：这种说法是个误解。我们对当地学生可能会统一将收费提高，有更多的学费之后，就会有更多的资金去支持贫困生。现在所有的大学都在调高学费，我们没有特别调高学费。
记者：那么在学费统一上涨之后，会有更多政策向贫困生倾斜吗？
迈克尔·斯宾塞：我们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新政策，但我将来的一个工作目标就是：确保将来更多的澳大利亚贫困生有能力进入悉尼大学就读。一个大学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智慧的宝库，而不是更多地去挣钱、去牟利或成为一个商业公司。
教授的决定影响悉尼大学未来
记者：出掌这所古老的大学，你认为如何处理好其中旧的保守主义与新的变革思潮之间的关系？
迈克尔·斯宾塞：悉尼大学与悉尼这座城市共同成长，有着厚重的历史感；但跟拥有800年历史的牛津大学相比，悉尼大学才150多年的历史，还很年轻。悉尼大学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我们既保持传统，又勇于创新。我总是希望将来做得比现在更好。（笑）
记者：上任后，你自认推进的最重要的改革是哪几项？
迈克尔·斯宾塞：我介绍了一种新的规划体系，本来学校各科系之间相对独立，但现在我认为整个学校的发展不能仅由几位校领导来决定，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应该是学校的灵魂人物，他们的想法、观点是学校最珍贵、最基础的财富，他们的研究、学术及他们对学校整个前景的看法非常真实，我要让所有普通教职员工能参与进来。
记者：你希望让教授们参与大学重要决策吗？
迈克尔·斯宾塞：通常是（校长）要请一些系主任进行经常性会谈，但因为以往仅限于校长跟系主任之间的交谈，而没有与具体的教学人员进行会谈，但现在我开始逐渐实行每个月或定期请这些具体的教职员工一起会谈。我想让每位教职员工产生主人公意识，即他们所做的决定将会对这所大学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
记者：如果你要在悉尼大学推行“牛津模式”尤其是“导师制”，是否不切实际？
迈克尔·斯宾塞：不可能模仿的，因为牛津大学人数较少（约为18，000名），而悉尼大学有太多的学生。
记者：2008年工党政府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系统进行全面检查，检查报告（Bradley Review）中提及悉尼大学的弱项——社会包容（Social Inclusion）问题，你对该问题的回复是，“We can be elite but notelitist”。
迈克尔·斯宾塞：是的。在英文中，elite和elitist不是一个意思，elite指非常有智慧的精英人士，elitist指比较高傲、目空一切的人。我希望我们的学生、学者能成为精英人群、世界一流的人才，但我不希望他们成为骄傲、傲慢之人。
悉尼大学的个性是永无止境地追求完美。牛津大学跟悉尼大学不一样，牛津是一个学科全面的大学，除了在高端研究领域很出色之外，他们还开设了许多实际领域的学科，而悉尼大学就没有，我们主要还是集中在高端研究领域。
给大学研究人员体面收入
记者：在牛津度过的20年，你自认对你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迈克尔·斯宾塞：牛津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我遇到了我的太太。我太太是美国人，之后我们有了5个孩子。（笑）
从学术方面而言，我认为牛津文化对我的影响主要在三点：首先，牛津在研究领域给予了我大力支持；教育质量方面也很重要，师生关系这一点是我非常看重的；第三，我觉得类似音乐、戏剧、体育、辩论赛之类的学生课余生活非常重要。
记者：与牛津大学背负财政赤字相比，你是否会觉得自己很幸运？我知道悉尼大学曾被评为“澳洲经济状况最好的大学”，作为公立大学，悉尼大学似乎总能得到澳洲政府更多的财政倾斜。
迈克尔·斯宾塞：也不尽然，每个大学都有自己面临的困难，牛津大学和悉尼大学都非常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政府拨款，因为大学都缺少经费。而且在过去十年间，悉尼大学的资金安排都很妥善，尚未出现执行不力的漏洞。
记者：目前澳洲政府每年给予悉尼大学多少拨款？
迈克尔·斯宾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在研究、教学等各方面得到的政府支持都不一样。澳洲政府每年对悉尼大学的最基本的年拨款大概是14亿澳元（目前澳元与人民币的兑换率约为1∶4）。
记者：每年悉尼大学对基础学科研究投入的比重有多大？我指的是那些并非能马上带来经济效益的基础学科，诸如理论物理学等。
迈克尔·斯宾塞：一般而言（对基础研究学科）有政府拨款支持，大学同时也大力支持这些基础学科的研究人员，给他们更好的收入，或为他们提供实验设备等等。
记者：作为校长，你认为应该怎样合理筹集资金以利于大学发展而又不影响其学术自由？
迈克尔·斯宾塞：其实募捐者与我们的大学之间并没有冲突，他们想做的东西和我们大学想做的都是为了整个社会的更好发展，但在不同领域他们的要求与我们不尽相同，所以大家需要更进一步的交流与磋商。
记者：牛津大学副校长科林·卢卡斯（Colin Lucas，后任校长）讲过，最有创业精神与创造力的科学家脱离大学，最终导致科学研究的贫困；此外，在大学的商业活动中存在研究异变的危险，科学家对其科学研究成果的态度会产生变化，太强调可转化为技术的应用研究可能导致对理论研究的忽视。他对大学“受制于人”问题颇为担心，你呢？
迈克尔·斯宾塞：在科学领域，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想法，但发展到最后会成为一个非常实际的研究，我们称之为“创新链”，大学永远都是在这个“创新链”的最起点，非常关键的是要让大学的所有研究人员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一些研究有时会创造实际成果或收益，但这永远都是在商业科技领域；很多从事纯学术研究的人，比如致力于基础研究的人员，他们还是愿意给大学工作，哪怕赚的钱不是很多。但对大学而言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给我们的研究人员有足够的工资，给予他们体面的收入。
“我会和学生们一起用餐”
记者：杨祖佑主掌下的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从1998年至2004年的短短7年间涌现5位教授获颁诺贝尔奖；悉尼大学有3个诺奖获得者。关于诺奖的讨论很热，大学校长之间会比较各自诺奖的数量吗？
迈克尔·斯宾塞：其实诺贝尔奖有点不公平，得奖者肯定是非常出色的、有智慧的学者，但有很多学者也非常优秀，却并没未荣膺诺奖。得到诺奖固然好，但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去关注它，我认为诺奖数量与大学的科研实力完全不能划等号。上海交通大学有一个有名的世界大学排名，但我觉得这个排名不是很合理，他们评的是你获了多少奖，但你能否获奖并非是很重要的指数，像我的背景是法律，但现在法律学领域就没有设置诺贝尔奖。
记者：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的排名，你注意吗？
迈克尔·斯宾塞：悉尼大学目前在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上的排名还是很靠前的，这一点我非常自豪。但同时我觉得这个排名对专注于教育方面的学校不公平，其实这是个矛盾体，因为许多家长为孩子选学校时主要是看师质、教学水平好不好，但《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排名主要是针对研究类学校，它忽略了教育类学校，而教育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工作。
记者：目前你还会给学生上课吗？
迈克尔·斯宾塞：今年不会教课了，因为我刚刚到悉尼大学，但我还是希望明年能继续给本科生上课。
记者：本科生教育在悉尼大学的教学中占据着怎样的分量？
迈克尔·斯宾塞：非常重要！世界上有两种大学，代表之一是哈佛大学，它对研究生领域非常重视；那像普林斯顿大学就对本科生领域非常重视。我们悉尼大学想两方面都包含，对研究生与本科生领域都重视。
记者：你提及希望吸收更多中国学生去悉尼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
迈克尔·斯宾塞：我们已拥有众多能力出色的本科学生，如果我们能有更多高质量的研究生来悉尼大学就读，将会更好。未来几年悉尼大学没有本科生扩招计划，我希望招收更多研究生，而不是更多本科生。
记者：回想你的大学生活，留在你记忆深处的是怎样的场景？
迈克尔·斯宾塞：当然是与我的老师们在一起的时候。（笑）
记者：是否直到毕业，悉尼大学的学生才能认识校长？
迈克尔·斯宾塞：我想，学生见到我的机会很多。我们有个公共餐厅，我会和学生们一起用餐，我们能够经常见面；有些学生也会给我发邮件，告诉我他们遇到了哪些困难，并且毕业之后我们还保持联系。我想，学生是最重要的，教学和研究是一所大学的立足根基。
记者：就任校长，对你个人有改变吗？
迈克尔·斯宾塞：从职务方面而言，我没有感觉自己有特别大的改变，以前我在牛津大学时也担任较高职务。但因为牛津位于一个比较小的城镇，现在从牛津到了大城市悉尼之后，我感到生活有了变化，悉尼是一个非常繁忙的国际大都市，节奏很快，我的生活更紧张了。比如在牛津大学时，我骑自行车上下班，20年来都如此；在悉尼时，我也尝试着骑自行车去上班，但因为悉尼没有自行车道，我真害怕不小心会被撞死。（笑）
记者：作为校长，截至目前你还有不能决定的事情吗？
迈克尔·斯宾塞：（短暂思索）这是一个好问题。我现在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答案，就是随着学校规模扩展越来越大，我们还能不能保持质量？面扩大了之后，点上的质量如果不能跟上，会让我十分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