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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库普林是俄国新现实主义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在中国大陆的译介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五四前后初步翻译；建国前后出现了一个翻译的高潮，但却停留在只译不评的阶段；从80年代到新世纪这一状况有很大改观，却仍存在译作不够全面、研究角度相对单一等问题。
关键词：库普林；中国大陆；译介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库普林（1870-1938）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时期的重要作家。他创作的小说以独特的叙述节奏、巧妙的情节构思以及丰富的思想内涵在俄国文坛上独树一帜，并与高尔基、布宁、安德烈耶夫一起把俄国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作品在五四时期就受到胡适、周作人等人的关注，被译介到中国大陆，到现在，依然方兴未艾。本文欲梳理库普林作品近百年来在中国大陆的译介过程。
一、五四前后：迈出第一步
胡适是最早翻译库普林作品的人。他1916年在美国从英语转译了库普林的小说《决斗》，并发表于1916年《新青年》第2卷第1期上。但胡适在翻译的过程中有很多疏漏之处，如把库普林的名字译成“泰来夏甫”，出生年份注成一八六七年，更重要的是，他把这部中篇小说译成了不足3000字的短篇小说，故事的叙述顺序也有所改变。尽管有这诸多不足，但胡适毕竟是中国翻译库普林作品的拓荒者。
周作人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译介库普林作品的人。他于1918年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上发表译作《皇帝之公园》，译文前注有“俄国Aleksndr Jvanoviteh Kuprin”的字样。这是一篇借幻想未来之事来抨击现世污浊，呼吁真挚与纯洁之爱的小说。在篇后的“译者记”中周作人对库普林进行了简单介绍， 接着又引用《决斗》、《贺筵》和《圣母之花园》中的句子来说明库普林“思想颇近乐观，以为现世恶浊，而将来非无光明之希望”。[1]后来这篇小说收录于北大出版部出版的《点滴》和开明书店出版的《空大鼓》中。此后，周作人又翻译了其短篇小说《圣处女的花园》、《晚间的来客》。
《晚间的来客》实际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作品的全部内容是由主人公因为听到敲门声而引起的联想与思考构成的，主要写人生的“难解”、“神秘”和“奇异”。在译后记中，作者这样写道：
我译这一篇，除却介绍Kuprin的思想之外，别的一种意思，就是要表明在现代文学里，有这样一种形式的短篇小说。小说不仅叙事写景，还可以抒情；……内容上必要有悲欢离合，结构上必要有葛藤，极点与收场，才得谓之小说：这种意见，正如十七世纪的戏曲的三一律，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2]
由此可见，学贯中西的周作人对库普林的作品是相当熟悉的。库普林小说中的文学思想，如《皇帝的公园》中对人世污浊的憎恶、对诚挚之爱的渴望；《晚间的来客》中对人生的神秘性、奇异性的追寻，以及像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文学肖像》中所提到的“库普林并不经常地、不加掩饰地讲述他对人类的热爱，但他却用自己的每部作品在呼唤人性。” [3]（P106），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周作人提倡的文学观和对人的重新思考与认识——“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时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用人的位置。” [4]库普林对人性的呼唤，在周作人这里，在几乎同时代的遥远中国响起了回声，其作品也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破旧立新、走向世界、眺望未来的一扇窗户。
1921年，《新青年》第9卷第1期发表沈泽民译的神话故事《快乐》，与其说这是一个神话故事，不如说是一则寓言更合适，《快乐》阐明了 “思想是不朽的”道理。同年，《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胡仲持译的库普林的一个短篇《台谋卡耶》，讲述了一个强盗通过上帝的感化由恶向善的过程。胡仲持并在“译者附志”里就“作家的生平、在俄国文坛上的地位、作品的特色及其在中国的翻译现状、翻译作品的版本向读者一一做了交代。” [5]（P59）
1921年9月《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号刊载了冬芬译的库普林的小说《杀人者》，这是一篇有关人道主义和人性善恶问题的小说，后又被何公超重译，1929年发表在《北新》第3卷第22期上。另外，1928年由鲁彦编译的《世界短篇小说集》中收入库普林（鲁彦译为“库林卜”）的短篇小说《月桂》。1929年《文学周报》第5卷第276—300期上刊载了杜衡译的《Allez！》
纵观这一时期我国大陆对库普林的译介，尚处在起步阶段：译过来的作品数量少，而且大多是短篇，几乎没有进一步的研究和评论的文字。在这一阶段，库普林在我国仅仅为少数人知道。
二、建国前后：登上新台阶
1940年三通书局出版了刘大杰译的库普林（刘大杰译为“库卜林”）的中篇小说《石榴石手镯》（刘大杰译为《柘榴石的手钏》）。
之后，我国对库普林作品的翻译掀起一个小的高潮，翻译的人数增多，翻译作品的种类也更加丰富。汝龙是翻译库普林作品的中坚人物。他在1945年就出版了由英文转译的《女巫》（今译作《阿列霞》），1948年出版《亚玛》，等等。建国后的1951年到1952年，上海出版公司又先后出版了汝龙译的三集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歌舞集》、《呆子集》和《侮辱集》，收录了《歌舞》、《侮辱》、《生命的河流》等11篇小说。此外，还有江森译的《石榴石手镯》；李林译的《阿列霞》；潘勋照译的《石榴石手镯》、孟安译的《摩洛》、潘勋照、冯顺伯等人译的三卷本库普林文集（《白哈巴狗》、《阿列霞》、《追求名誉》）相继出版。
至此，库普林创作的主要作品已基本被译出，翻译的作品也从短篇到中篇，甚至长篇，并且结集出版。这一时期他的小说虽然受到翻译界的青睐，但在文学评论界却应者寥寥，基本上没有新的突破。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于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建国前后，举国上下刮起向苏联学习的强风，文学当然也包括其中，而库普林的作品在苏联“解冻”之后也得到更加广泛的阅读和传播。同时，库普林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对底层人物、小人物的同情，对黑暗社会、不合理制度的抨击和对爱的呼唤给中国文学界带来强烈的心理认同，因此受到译者和读者的青睐。 三、80年代以来：再创新高
建国前后的高潮过后，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政治原因，库普林走向中国的脚步被迫停止。这种情况直到文革后改革开放才有所改善：80年代以来，库普林的作品被大量译介过来，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和接受。
这一时期库普林作品在中国大陆的翻译和出版发行更加系统：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两卷本的库普林选集：蓝英年译的《中短篇小说选》，和潘安荣译的《决斗》；198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杨骅、曹缦西等翻译三卷本的《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包括《画家的毁灭》、《萍水相逢的人》和《黑色的闪电》，收录了库普林的中短篇小说40多篇，这可以说是库普林作品走进中国大陆以来被收集整理出版最全的一套书；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了三卷本的库普林文集，分别是杨骅等译的《阿列霞》、朱志顺译的《决斗》和冯春译的《亚玛镇》；同年浙江文艺出版社也出版了蓝英年等译的库普林小说集《石榴石手镯》。2007年新星出版社出版了译的《士官生》，包括《所罗门门星》、《圣伊萨基·达尔玛次基尖顶》、《时间之轮》、《士官生》、《扎涅塔》共5部库普林后期创作的作品，这也是这几部作品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此外，库普林作品在这三十多年的翻译过程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现象：一是小说《Яма》被翻译出版的次数最多，据笔者统计，从90年代到现在，已至少有十一位译者翻译出版了这部小说，其译者与版本之多，恐怕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这部作品的妓女题材和现实主义的写法是分不开的。二是他的短篇小说《快乐》（又译为《幸福》）、《神医》等多次被收入儿童读物或语文教材中，如《快乐》、《圆舞曲》被收入杨承云、张超主编的2001年版《课外语文·高中一年级》中；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库普林在我国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这次翻译高潮的出现，一方面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更加自由，视野更加开阔有关，另一方面，与库普林作品自身的的丰富性和巨大的文学价值也是分不开的，“库普林的作品，多方面反应了十月革命前三十年间俄国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的层人民的生活，揭露了黑暗制度的愚昧和专横，颂扬了劳动人民的善良和智慧，是那个时期俄国社会风貌的大写照。” [6]（P61）
中国大陆对库普林的专业研究也从八十年代开始起步，而且他越来越受到评论家的关注，评论性文章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在中国人编写的文学史也逐步占有一席之位，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回首近百年的历程，我国大陆对库普林的译介可谓硕果累，但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在作品的翻译上，虽然大部分作品已经被译成中文，但目前还没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全集，我们仍然不能只通过中译本看到库普林创作的全貌。另一方面，库普林在俄国重要研究成果大部分没有被译介过来，如库普林的女儿科·阿·库普林娜写的《我的父亲库普林》、阿·米哈伊洛夫著的《库普林的一生——我不能没有俄罗斯》等著作，无疑是了解好研究作家的重要参考资料，在目前国内尚没有译本，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这累累的硕果，更要在比较与反思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唯有如此，才能走得更远。
库普林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风起云涌、天翻地覆的时代，但他并不是一个善于把握时代脉搏、响应国家号召的作家，他总是依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去创作，然而，他作品中蕴含的对底层人物的关注，对人的存在的探索，以及神秘的宗教意味，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都使得作家和作品超越了时代和国家的界限，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这也是为什么近百年来库普林不断受到中国文学界关注的主要原因，这些价值也将使他的作品拥有永久的魅力和生命力，吸引着一代代读者去阅读，去思考。
参考文献：
[1]周作人.皇帝之公园译者记[J].新青年，1918，4（4）.
[2]周作人.晚间的来客译后记[J].新青年，1920，7（5）.
[3][俄]帕乌斯托夫斯基.文学肖像[M].陈方，陈刚政.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4]周作人.人的文学[J].新青年，1918，5（6）.
[5]平保兴.五四译坛与俄罗斯文学[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03.
[6]李明滨.俄罗斯二十世纪非主潮文学[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
关键词：库普林；中国大陆；译介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库普林（1870-1938）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时期的重要作家。他创作的小说以独特的叙述节奏、巧妙的情节构思以及丰富的思想内涵在俄国文坛上独树一帜，并与高尔基、布宁、安德烈耶夫一起把俄国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作品在五四时期就受到胡适、周作人等人的关注，被译介到中国大陆，到现在，依然方兴未艾。本文欲梳理库普林作品近百年来在中国大陆的译介过程。
一、五四前后：迈出第一步
胡适是最早翻译库普林作品的人。他1916年在美国从英语转译了库普林的小说《决斗》，并发表于1916年《新青年》第2卷第1期上。但胡适在翻译的过程中有很多疏漏之处，如把库普林的名字译成“泰来夏甫”，出生年份注成一八六七年，更重要的是，他把这部中篇小说译成了不足3000字的短篇小说，故事的叙述顺序也有所改变。尽管有这诸多不足，但胡适毕竟是中国翻译库普林作品的拓荒者。
周作人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译介库普林作品的人。他于1918年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期上发表译作《皇帝之公园》，译文前注有“俄国Aleksndr Jvanoviteh Kuprin”的字样。这是一篇借幻想未来之事来抨击现世污浊，呼吁真挚与纯洁之爱的小说。在篇后的“译者记”中周作人对库普林进行了简单介绍， 接着又引用《决斗》、《贺筵》和《圣母之花园》中的句子来说明库普林“思想颇近乐观，以为现世恶浊，而将来非无光明之希望”。[1]后来这篇小说收录于北大出版部出版的《点滴》和开明书店出版的《空大鼓》中。此后，周作人又翻译了其短篇小说《圣处女的花园》、《晚间的来客》。
《晚间的来客》实际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作品的全部内容是由主人公因为听到敲门声而引起的联想与思考构成的，主要写人生的“难解”、“神秘”和“奇异”。在译后记中，作者这样写道：
我译这一篇，除却介绍Kuprin的思想之外，别的一种意思，就是要表明在现代文学里，有这样一种形式的短篇小说。小说不仅叙事写景，还可以抒情；……内容上必要有悲欢离合，结构上必要有葛藤，极点与收场，才得谓之小说：这种意见，正如十七世纪的戏曲的三一律，已经是过去的东西了。[2]
由此可见，学贯中西的周作人对库普林的作品是相当熟悉的。库普林小说中的文学思想，如《皇帝的公园》中对人世污浊的憎恶、对诚挚之爱的渴望；《晚间的来客》中对人生的神秘性、奇异性的追寻，以及像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文学肖像》中所提到的“库普林并不经常地、不加掩饰地讲述他对人类的热爱，但他却用自己的每部作品在呼唤人性。” [3]（P106），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周作人提倡的文学观和对人的重新思考与认识——“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时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用人的位置。” [4]库普林对人性的呼唤，在周作人这里，在几乎同时代的遥远中国响起了回声，其作品也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破旧立新、走向世界、眺望未来的一扇窗户。
1921年，《新青年》第9卷第1期发表沈泽民译的神话故事《快乐》，与其说这是一个神话故事，不如说是一则寓言更合适，《快乐》阐明了 “思想是不朽的”道理。同年，《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胡仲持译的库普林的一个短篇《台谋卡耶》，讲述了一个强盗通过上帝的感化由恶向善的过程。胡仲持并在“译者附志”里就“作家的生平、在俄国文坛上的地位、作品的特色及其在中国的翻译现状、翻译作品的版本向读者一一做了交代。” [5]（P59）
1921年9月《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号刊载了冬芬译的库普林的小说《杀人者》，这是一篇有关人道主义和人性善恶问题的小说，后又被何公超重译，1929年发表在《北新》第3卷第22期上。另外，1928年由鲁彦编译的《世界短篇小说集》中收入库普林（鲁彦译为“库林卜”）的短篇小说《月桂》。1929年《文学周报》第5卷第276—300期上刊载了杜衡译的《Allez！》
纵观这一时期我国大陆对库普林的译介，尚处在起步阶段：译过来的作品数量少，而且大多是短篇，几乎没有进一步的研究和评论的文字。在这一阶段，库普林在我国仅仅为少数人知道。
二、建国前后：登上新台阶
1940年三通书局出版了刘大杰译的库普林（刘大杰译为“库卜林”）的中篇小说《石榴石手镯》（刘大杰译为《柘榴石的手钏》）。
之后，我国对库普林作品的翻译掀起一个小的高潮，翻译的人数增多，翻译作品的种类也更加丰富。汝龙是翻译库普林作品的中坚人物。他在1945年就出版了由英文转译的《女巫》（今译作《阿列霞》），1948年出版《亚玛》，等等。建国后的1951年到1952年，上海出版公司又先后出版了汝龙译的三集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歌舞集》、《呆子集》和《侮辱集》，收录了《歌舞》、《侮辱》、《生命的河流》等11篇小说。此外，还有江森译的《石榴石手镯》；李林译的《阿列霞》；潘勋照译的《石榴石手镯》、孟安译的《摩洛》、潘勋照、冯顺伯等人译的三卷本库普林文集（《白哈巴狗》、《阿列霞》、《追求名誉》）相继出版。
至此，库普林创作的主要作品已基本被译出，翻译的作品也从短篇到中篇，甚至长篇，并且结集出版。这一时期他的小说虽然受到翻译界的青睐，但在文学评论界却应者寥寥，基本上没有新的突破。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于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建国前后，举国上下刮起向苏联学习的强风，文学当然也包括其中，而库普林的作品在苏联“解冻”之后也得到更加广泛的阅读和传播。同时，库普林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对底层人物、小人物的同情，对黑暗社会、不合理制度的抨击和对爱的呼唤给中国文学界带来强烈的心理认同，因此受到译者和读者的青睐。 三、80年代以来：再创新高
建国前后的高潮过后，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政治原因，库普林走向中国的脚步被迫停止。这种情况直到文革后改革开放才有所改善：80年代以来，库普林的作品被大量译介过来，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和接受。
这一时期库普林作品在中国大陆的翻译和出版发行更加系统：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两卷本的库普林选集：蓝英年译的《中短篇小说选》，和潘安荣译的《决斗》；198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杨骅、曹缦西等翻译三卷本的《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包括《画家的毁灭》、《萍水相逢的人》和《黑色的闪电》，收录了库普林的中短篇小说40多篇，这可以说是库普林作品走进中国大陆以来被收集整理出版最全的一套书；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了三卷本的库普林文集，分别是杨骅等译的《阿列霞》、朱志顺译的《决斗》和冯春译的《亚玛镇》；同年浙江文艺出版社也出版了蓝英年等译的库普林小说集《石榴石手镯》。2007年新星出版社出版了译的《士官生》，包括《所罗门门星》、《圣伊萨基·达尔玛次基尖顶》、《时间之轮》、《士官生》、《扎涅塔》共5部库普林后期创作的作品，这也是这几部作品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此外，库普林作品在这三十多年的翻译过程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现象：一是小说《Яма》被翻译出版的次数最多，据笔者统计，从90年代到现在，已至少有十一位译者翻译出版了这部小说，其译者与版本之多，恐怕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这部作品的妓女题材和现实主义的写法是分不开的。二是他的短篇小说《快乐》（又译为《幸福》）、《神医》等多次被收入儿童读物或语文教材中，如《快乐》、《圆舞曲》被收入杨承云、张超主编的2001年版《课外语文·高中一年级》中；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库普林在我国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这次翻译高潮的出现，一方面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更加自由，视野更加开阔有关，另一方面，与库普林作品自身的的丰富性和巨大的文学价值也是分不开的，“库普林的作品，多方面反应了十月革命前三十年间俄国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的层人民的生活，揭露了黑暗制度的愚昧和专横，颂扬了劳动人民的善良和智慧，是那个时期俄国社会风貌的大写照。” [6]（P61）
中国大陆对库普林的专业研究也从八十年代开始起步，而且他越来越受到评论家的关注，评论性文章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在中国人编写的文学史也逐步占有一席之位，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回首近百年的历程，我国大陆对库普林的译介可谓硕果累，但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在作品的翻译上，虽然大部分作品已经被译成中文，但目前还没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全集，我们仍然不能只通过中译本看到库普林创作的全貌。另一方面，库普林在俄国重要研究成果大部分没有被译介过来，如库普林的女儿科·阿·库普林娜写的《我的父亲库普林》、阿·米哈伊洛夫著的《库普林的一生——我不能没有俄罗斯》等著作，无疑是了解好研究作家的重要参考资料，在目前国内尚没有译本，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这累累的硕果，更要在比较与反思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唯有如此，才能走得更远。
库普林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风起云涌、天翻地覆的时代，但他并不是一个善于把握时代脉搏、响应国家号召的作家，他总是依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去创作，然而，他作品中蕴含的对底层人物的关注，对人的存在的探索，以及神秘的宗教意味，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都使得作家和作品超越了时代和国家的界限，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这也是为什么近百年来库普林不断受到中国文学界关注的主要原因，这些价值也将使他的作品拥有永久的魅力和生命力，吸引着一代代读者去阅读，去思考。
参考文献：
[1]周作人.皇帝之公园译者记[J].新青年，1918，4（4）.
[2]周作人.晚间的来客译后记[J].新青年，1920，7（5）.
[3][俄]帕乌斯托夫斯基.文学肖像[M].陈方，陈刚政.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4]周作人.人的文学[J].新青年，1918，5（6）.
[5]平保兴.五四译坛与俄罗斯文学[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03.
[6]李明滨.俄罗斯二十世纪非主潮文学[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