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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的四川省仪陇县金城镇笼罩在阴雨之中，空气潮湿。道路顺着山势上下起伏，似乎无论往哪个方向行走，都避不开满脚泥泞。
然而，有数十名农民并没有受到天气的影响，他们聚集在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以下简称“仪陇乡协”）小小的会议室中，聆听一个女人庖丁解牛般的讲解。
这个女人叫高向军，53岁，她身穿深紫色的绣花棉服，带着沾着污渍的袖套，讲到重要处，还不时握紧拳头敲打桌面。
高向军稀疏的头发简单地挽成一个发髻，虽然神情疲惫，但言辞锋利。
近几年来，关于“小额信贷危机——‘尤努斯模式’印度之困”的新闻早已在网络上四起，作为最早一批在国内践行“穷人银行”的代表，引入“公益小额信贷”概念的高向军会对此如何回应，对于一直从事的事业，她是否也心存质疑……
“这辈子有意思的事太多”
“任何体系，完全复制到中国都会‘水土不服’。但是尤努斯模式的核心是好的，负面评论大部分来自不懂的人。”说话间，她无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墙壁上的照片。镜框中，一位异域的白发老者笑容和蔼地揽着一位长发的东方女子。那是2002年，高向军第三次前往孟加拉学习小额贷款机构管理，与“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教授的合影。
对于1959生人的高向军来说，生命旅程中“有意思的事太多。”
1991年，对政府体制改革深感“危机”的她，一边拿着县政府办公室秘书每个月40元的工资；一边雇了两个人，在政府大院里开起了小卖部。
“全县人都骂我想钱想疯了。”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风潮，远远没有惠及这个窝在秦巴山区里的小县城。人们对于她的行为更多地是“轻视”。但也正是小卖铺带来的“巨额”收入，让高向军有了第一次北京之行的路费。
19年前，带着“玩”的心态，高向军和一位在四川省外经贸部门工作的朋友前往北京，恰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准备在四川做一个“参与式的农村扶贫与妇女参与的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这个事情很偶然！那些老外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姑娘’，都新奇得不得了，因为从来没有人来‘要’项目。”看到能为县里“拿钱”，高向军来了干劲。返回仪陇后，她开始马不停蹄地准备申请材料。
当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委派的两名外籍专家进入仪陇后，县公安局竟把他们当成了“特务”，并命令高向军“护送”他们从成都出境。
“真的很伤心，我和外籍专家抱着哭。”高向军曾对当时“自闭”的环境颇有微词。那次，她在成都逗留了两天梳理情绪。又经过两天泥路的颠簸，才回到仪陇的家中。看着镜子中的“土猴”，高向军蹲在地上哭了……但她仍选择坚持。
1995年，在老县长的支持下，县政府设立了仪陇县项目办公室，任命高向军为项目办主任，以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的援助起步，注册了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
1996年，“胆儿大”的高向军到孟加拉走马观花式地考察了格莱珉银行的小额贷款项目，又在晏阳初学院学习了乡村发展理论，回来就照葫芧画瓢地开始实践。
1998年，UNDP项目结束，但七八千农户的钱仍在贷款中滚动，仪陇乡协转型为一个独立的民间公益组织。
“难死了，但我不抱怨谁”
17年来，仪陇乡协作为一个“社会企业”的轮廓渐渐清晰，并引来了国内众多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前来取经。至今，已为近20万贫困人群提供过9000多万元无需抵押担保的小额信贷服务。
“我自认为是不应该干这个的，但不是能人也干不了。”这句话怎么听，怎么透着股“自夸”。 但突然想起，记者联系之初，高向军坚持“面对面” 的采访方式，“我的心路历程怎么可能在电话里说得清。”
1995年至1998年，仪陇乡协业务量相当大，全县有七八千农民参加，但高向军却有苦难言。
“本金、还款、利息、风险金等等都在一个账上，分不出来哪跟哪， 一锅粥。我们只知道收支帐，不知道金融帐。”短时间内，仪陇乡协的规模扩大了，接受小额信贷的农民多了，却没有管理信息系统，没有风险控制系统，一切手续都停留在“手抄本”的原始状态。
“我们是有热情，但不代表有能力。”为了避免“糊涂账”越滚越大，1998年，高向军暂停了业务流动。为了稳定“军心”，她再次请求联合国专家设计管理方案。“看到老外，我就哭了。我说你们怎么只给钱，不给方法的。”
在2004年，仪陇乡协改革启动时，她决定把审批权下放，让分支机构独立，但要求工作人员入股，共同承担风险。自此，仪陇乡协开始步入正轨。
然而，引进的管理系统并不完善，给仪陇乡协后来遭遇的困境埋下了“伏笔”。“联合国设计的管理方案‘水土不服’，当年我们只能花钱买系统。谁知道系统是单机操作，不能联网的。”
2008年，高向军被查出患有乳腺癌，与此同时，仪陇乡协的问题再次显现，管理体系不完善，风险体系漏洞频出。
“员工们担心我在病中操心，遇到了没有还款的坏账，他们就自己做账，用假的新增贷款来掩盖坏账。农民的小额贷款常常几天就要到款，总部又无法核查。这些金融危机就越埋越深，越来越大。”
2011年4月，高向军再次停止了协会所有的业务。半年的内部调整中，她采用“背靠背”的方式查找坏账、精简人员、建立审批委员会、重新收回业务员的审批权力……
2012年初，高向军在北京组织了一场研讨会，邀请国内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参与。在会上，她把仪陇乡协的经历合盘道出。“他们曾经都来我这学，我是有罪过的啊。”
“资金互助只是纽带”
有一次，10个村庄合力种辣椒，委托仪陇乡协统一采买种子。“我从仪陇买到成都，没有人敢卖给我。因为我要签合同。这说明什么？里面肯定有假种子！”
“为什么？因为农民不懂，农民没有组织，没有博弈的能力。”那段时间，高向军经常这样自问自答。
之后，仪陇乡协将她的想法付于实践，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之前，2005年仪陇乡协就已经尝试孵化“农民社区公民社会组织”。
“100户农民有1000个想法，想统一太难了。”在农民组织的建设过程中，高向军的队伍需要“手把手”教农民如何团结，如何统一面对市场，甚至如何和企业谈判。
针对中国农民的“个性”，高向军开始寻找纽带让农民联合起来——资金互助的“村基金”，它的性质就像独立于仪陇乡协之外的、农民自己的、以村为单位的“小额信贷”。
“入股的农民每年还会拿到分红。”农民自愿入股，仪陇乡协用地方财政支持的资金等额配股，“农民入股500元，相当于入股1000元。”
被问到“农民都到本村贷款了，仪陇乡协的客户不就少了？”
“光靠协会的本金，怎么可能惠及更多的人啊。他们的小额信贷是仪陇乡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要教会农民自己做。”高向军回答。
“通过资金的联系，农民会产生互动，更团结，而且会支持自己社区的建设。”这是尤努斯模式在仪陇的“因地制宜”。
目前，已有19家农民社区公民社会组织扎根仪陇。“其实，现在已经不是怎么帮农民在经济上发展，更重要的是农民教育。一路走过来，农民高兴，我们就高兴。”
然而，有数十名农民并没有受到天气的影响，他们聚集在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以下简称“仪陇乡协”）小小的会议室中，聆听一个女人庖丁解牛般的讲解。
这个女人叫高向军，53岁，她身穿深紫色的绣花棉服，带着沾着污渍的袖套，讲到重要处，还不时握紧拳头敲打桌面。
高向军稀疏的头发简单地挽成一个发髻，虽然神情疲惫，但言辞锋利。
近几年来，关于“小额信贷危机——‘尤努斯模式’印度之困”的新闻早已在网络上四起，作为最早一批在国内践行“穷人银行”的代表，引入“公益小额信贷”概念的高向军会对此如何回应，对于一直从事的事业，她是否也心存质疑……
“这辈子有意思的事太多”
“任何体系，完全复制到中国都会‘水土不服’。但是尤努斯模式的核心是好的，负面评论大部分来自不懂的人。”说话间，她无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墙壁上的照片。镜框中，一位异域的白发老者笑容和蔼地揽着一位长发的东方女子。那是2002年，高向军第三次前往孟加拉学习小额贷款机构管理，与“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教授的合影。
对于1959生人的高向军来说，生命旅程中“有意思的事太多。”
1991年，对政府体制改革深感“危机”的她，一边拿着县政府办公室秘书每个月40元的工资；一边雇了两个人，在政府大院里开起了小卖部。
“全县人都骂我想钱想疯了。”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风潮，远远没有惠及这个窝在秦巴山区里的小县城。人们对于她的行为更多地是“轻视”。但也正是小卖铺带来的“巨额”收入，让高向军有了第一次北京之行的路费。
19年前，带着“玩”的心态，高向军和一位在四川省外经贸部门工作的朋友前往北京，恰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准备在四川做一个“参与式的农村扶贫与妇女参与的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这个事情很偶然！那些老外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姑娘’，都新奇得不得了，因为从来没有人来‘要’项目。”看到能为县里“拿钱”，高向军来了干劲。返回仪陇后，她开始马不停蹄地准备申请材料。
当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委派的两名外籍专家进入仪陇后，县公安局竟把他们当成了“特务”，并命令高向军“护送”他们从成都出境。
“真的很伤心，我和外籍专家抱着哭。”高向军曾对当时“自闭”的环境颇有微词。那次，她在成都逗留了两天梳理情绪。又经过两天泥路的颠簸，才回到仪陇的家中。看着镜子中的“土猴”，高向军蹲在地上哭了……但她仍选择坚持。
1995年，在老县长的支持下，县政府设立了仪陇县项目办公室，任命高向军为项目办主任，以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的援助起步，注册了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
1996年，“胆儿大”的高向军到孟加拉走马观花式地考察了格莱珉银行的小额贷款项目，又在晏阳初学院学习了乡村发展理论，回来就照葫芧画瓢地开始实践。
1998年，UNDP项目结束，但七八千农户的钱仍在贷款中滚动，仪陇乡协转型为一个独立的民间公益组织。
“难死了，但我不抱怨谁”
17年来，仪陇乡协作为一个“社会企业”的轮廓渐渐清晰，并引来了国内众多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前来取经。至今，已为近20万贫困人群提供过9000多万元无需抵押担保的小额信贷服务。
“我自认为是不应该干这个的，但不是能人也干不了。”这句话怎么听，怎么透着股“自夸”。 但突然想起，记者联系之初，高向军坚持“面对面” 的采访方式，“我的心路历程怎么可能在电话里说得清。”
1995年至1998年，仪陇乡协业务量相当大，全县有七八千农民参加，但高向军却有苦难言。
“本金、还款、利息、风险金等等都在一个账上，分不出来哪跟哪， 一锅粥。我们只知道收支帐，不知道金融帐。”短时间内，仪陇乡协的规模扩大了，接受小额信贷的农民多了，却没有管理信息系统，没有风险控制系统，一切手续都停留在“手抄本”的原始状态。
“我们是有热情，但不代表有能力。”为了避免“糊涂账”越滚越大，1998年，高向军暂停了业务流动。为了稳定“军心”，她再次请求联合国专家设计管理方案。“看到老外，我就哭了。我说你们怎么只给钱，不给方法的。”
在2004年，仪陇乡协改革启动时，她决定把审批权下放，让分支机构独立，但要求工作人员入股，共同承担风险。自此，仪陇乡协开始步入正轨。
然而，引进的管理系统并不完善，给仪陇乡协后来遭遇的困境埋下了“伏笔”。“联合国设计的管理方案‘水土不服’，当年我们只能花钱买系统。谁知道系统是单机操作，不能联网的。”
2008年，高向军被查出患有乳腺癌，与此同时，仪陇乡协的问题再次显现，管理体系不完善，风险体系漏洞频出。
“员工们担心我在病中操心，遇到了没有还款的坏账，他们就自己做账，用假的新增贷款来掩盖坏账。农民的小额贷款常常几天就要到款，总部又无法核查。这些金融危机就越埋越深，越来越大。”
2011年4月，高向军再次停止了协会所有的业务。半年的内部调整中，她采用“背靠背”的方式查找坏账、精简人员、建立审批委员会、重新收回业务员的审批权力……
2012年初，高向军在北京组织了一场研讨会，邀请国内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参与。在会上，她把仪陇乡协的经历合盘道出。“他们曾经都来我这学，我是有罪过的啊。”
“资金互助只是纽带”
有一次，10个村庄合力种辣椒，委托仪陇乡协统一采买种子。“我从仪陇买到成都，没有人敢卖给我。因为我要签合同。这说明什么？里面肯定有假种子！”
“为什么？因为农民不懂，农民没有组织，没有博弈的能力。”那段时间，高向军经常这样自问自答。
之后，仪陇乡协将她的想法付于实践，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之前，2005年仪陇乡协就已经尝试孵化“农民社区公民社会组织”。
“100户农民有1000个想法，想统一太难了。”在农民组织的建设过程中，高向军的队伍需要“手把手”教农民如何团结，如何统一面对市场，甚至如何和企业谈判。
针对中国农民的“个性”，高向军开始寻找纽带让农民联合起来——资金互助的“村基金”，它的性质就像独立于仪陇乡协之外的、农民自己的、以村为单位的“小额信贷”。
“入股的农民每年还会拿到分红。”农民自愿入股，仪陇乡协用地方财政支持的资金等额配股，“农民入股500元，相当于入股1000元。”
被问到“农民都到本村贷款了，仪陇乡协的客户不就少了？”
“光靠协会的本金，怎么可能惠及更多的人啊。他们的小额信贷是仪陇乡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要教会农民自己做。”高向军回答。
“通过资金的联系，农民会产生互动，更团结，而且会支持自己社区的建设。”这是尤努斯模式在仪陇的“因地制宜”。
目前，已有19家农民社区公民社会组织扎根仪陇。“其实，现在已经不是怎么帮农民在经济上发展，更重要的是农民教育。一路走过来，农民高兴，我们就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