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美国国内再次抬头的“中国威胁论”，增加信任，化解疑虑，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争取和谐的国际环境，已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尽管“增信释疑”有其难度和限度，但只要我们尽可能地利用乃至创造条件，在这些条件和基础之上实现中美良性互动，就有可能最大程度地化解“中国威胁论”。事实上，国际关系理论已为我们提出了三条“增信释疑”的思路，或者说三个条件，一是“相互依存”，二是“共同命运”，三是“同质性”。
　　国际关系中各国利益彼此交织，以至于一个国家对发生在另一个国家中的变化十分敏感和脆弱，这一现象被学者们称作相互依存。显然，相互依存现象普遍存在于当下几乎所有的国家之间，不独中美关系如此。但是，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近年来显现出三个特点，有利于中美在此基础上良性互动。其一，中美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深。经济上，中国已是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需要美国的资金技术促进发展，美国也需要中国购买其国债并输出廉价商品。安全上，中美是两个核大国，在反恐、防扩散、解决地区冲突等问题上，拥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其二，中美间的相互依存越来越平衡。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初，中美实力对比远较今日悬殊。不少美国人认为，当时中国对美国的需要，超过了美国需要中国的程度。此话在当年也许有其道理，但是今天，双方在相互依存中的敏感性显然更平衡了。平衡的相互依存，才更有利于建立信任。因为在不平等的对手间，只能产生依附或者利用，绝难产生信任。其三，中美迄今为止做到了在相互依存条件下的妥协。无论在朝核、台湾问题上，还是在经贸、汇率问题上，中美多年来始终保持着斗而不破、善于妥协的特点。正是在这样一个互动过程中，中美两国得以“学习”如何更准确地认识对方。
　　一起“同过窗、扛过枪”的人，常常结下终生友谊。“共同命运”也能塑造国家间的认同感。在二战及冷战中，中美曾有过两次“共同命运”的经历。这两次“共同命运”时期也恰好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两个“蜜月期”。１９８９年后，中美关系跌入谷底，背后的深层结构原因恰恰在于冷战结束、两国的共同威胁消失。当前，中美两国也有“共同命运”可以承担。这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中美作为两个负责任的大国，有责任共同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与威胁。这既包括美国非常看重的反恐、防扩散等议题，也包括环境污染、能源安全、传染病、消除贫困、“失败国家”稳定等发展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存在一个正确认识“共同命运”的问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是中美两国都真切面临的问题。从中国方面来说，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新兴威胁，不仅仅是发展中美关系的权宜之计；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也不仅是解决传统安全问题的工具。面对这些威胁，我们与美国在更多的时候必须“同舟共济”，而不能“隔岸观火”；从美国方面来说，“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既然已经写进了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文件，也反映在中国外交、安全政策的实践当中，美方就不应该再怀疑中国承担“共同命运”的诚意；美方也需要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中美的“共同命运”范围很广，并不止于反恐。
　　“同质性”，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我们没什么不一样”。不可否认，这一点是目前中美两国最欠缺的条件，也是最难创造的条件。不过惟其如此，“同质性”对中美“增信释疑”又是极其重要的条件。当然，中美实在是太不“同质”了。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发达国家；一个是崛起国家，一个是守成国家；一个是东方文明国家；一个是西方文明国家。不过，换个角度看问题，中美又有那么多类似的“质地”：都是大而负责的民族国家，因此可以共同应对新型安全挑战；都是重民生、求富裕的正常国家，因此可以发挥比较优势，争取双赢；都是讲原则、看重价值观的国家，因此可以平等对话，让世界更为多元多彩。中美这样类似，又这样不同，因此需要多讲我们类似之处，让双方明白“我们并没什么不同”的道理。中国发展到今天，让世界了解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我们需要使用“国际通用语言”来系统地阐述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发展观、人权观、民主观、宗教观、民族观。这需要勇气，要解放思想，也需要智慧，要讲究艺术。
　　当然，上述三个条件只是化解“中国威胁论”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疑虑不会自动消失。但是如果我们有了上述基础，两国积极沟通、克制行动，“中国威胁论”可能将失去大部分市场，中美关系也将愈发成熟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