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5000多名，其中“百名红通人员”56人，追回赃款100多亿元。这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联合摄制五集电视专题片《红色通缉》所披露的近年中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成果。
　　2014年以来，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部署开展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天网”行动，中国向全球公布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加大全球追缉力度。这就是“百名红通人员”。
　　杨秀珠，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百名红通人员”里名列第一号，曾对外宣称“死也要死在美国”。2016年，她却放弃申请避难，投案自首活生生回到国内。
　　“刘阳”“比尔刘”“威廉闫”……纵使一度似乎逍遥法外，在南半球的新西兰过上了百万富翁的生活，且高调地登上当地媒体的版面，然而，本名闫永明、涉嫌侵占公司资金1.8亿元的吉林通化金马药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最终仍选择了回国自首。
　　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拆迁协调部原部长、“红通人员”蒋谦尽管一度获得加拿大长期居留的“枫叶卡”，却因涉嫌犯罪而被销卡，打黑工不得不常年以光面条充饥，最终不得不投案自首。
　　红色通缉，全球无处逃遁！这就是目前中国反腐败的大势。正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人民最痛恨腐败现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海外舆论甚至如此评论：“比中国现代史上的历次反腐败行动都要走得远”。
　　《新民周刊》注意到，随着《红色通缉》在央视的播映和在各大网络平台的转载，再一次震慑到在逃“红通人员”和其他职务犯罪人员。尽管由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外交部发布的《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中，将“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时限规定在2018年12月31日前。但未来，并不排除会有“红通人员”投案自首。此前的一系列事例，已经清楚明白地证明，海外不是“避罪天堂”，心存侥幸、负隅顽抗者，必是死路一条！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是中国古代南朝时梁人殷芸的小说《吴蜀人》中的情节，说四个书生相聚聊天，各言所志。有人梦想做扬州刺史，有人希望自己能发财，还有人愿意骑鹤飞升长生不老。而第四位发言的书生说，自己希望“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反正发财、当官、长生不老乐逍遥，天下好事他想占全了。另一种解读法，则认为，第四位书生觉得，只要有了钱，“腰缠十万贯”，到哪里都像到当年最繁华的销金窟扬州一般。

　　做官、发财、去销金窟圆扬州梦，是封建时代一些人的迷梦。然而，在当代，仍有一些人痴迷不悟。生于1946年的杨秀珠就是一例。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任溫州市规划局副局长开始，杨秀珠就是个一路遭到告发，却一路被“带病提拔”，且一路贪腐的角色。2003年4月20日，在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任上，杨秀珠出逃。次日，有一名温州华侨就在纽约街头看到了她。

2014年以来，“天网”行动追回外逃人员5000多名，追回赃款100多亿元。

　　2016年，年已七旬的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2017年，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杨秀珠贪污、受贿案，查明：1996年12月至1999年5月，杨秀珠侵吞公款1904.5155万元;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35.43万元。法院判决其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80万元，并追缴贪污受贿所得人民币2640万元。
　　杨秀珠16岁那年，以温州市小南门粮站卖馒头的开票员起步，“文革”后步入温州政坛，官越做越大，钱越贪越多。在东窗事发之际，她远走海外，首先就飞到了国际大都市纽约。真正是应了“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句老话。然而，在专题片《红色通缉》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蔡为却说：“她在美国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待了四十多天，就被美国抓起来了，然后一直在监狱里面。”
　　杨秀珠出逃后，倒也不是一直呆在美国。从新加坡，到美国，再到荷兰，最后辗转到美国，然后被拘，前后历时11年。即使被美国拘捕后，她仍为了逃避审判而寻求政治庇护。2015年10月，曼哈顿移民法庭法官托马斯·穆里根拒绝了杨秀珠的政治庇护。
　　之后，她又以患有严重的白内障为由，申请保外就医。然而，美方并不为她做眼科手术，而是把她从一个监狱转到了另一个监狱，并表示，一年以后才能让她到医院看病。由此，杨秀珠感到了绝望。此时，中国驻美领事馆工作人员承诺，她回国后立即安排她去医院检查，“这个是人道的原因，我们都能答应的。”中方人员表示。杨秀珠这才下定决心回国投案。2016年11月23日，杨秀珠回国刚满一周时间，就获得了全面体检，并完成了白内障手术。杨秀珠说：“美国的医生公开跟我讲不敢做这个手术，浙江二医的医生很好的，做的跟我在国外做得差不多，而且可能还好。非常感谢祖国。”
　　回想自己出逃后，曾藏身于鹿特丹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惶惶不可终日。已经步入老年的她，不小心摔断了肋骨，荷兰的医生只让她吃止疼药，吃了一个多月，还是痛不可忍。后来家庭医生让她去拍片，才发现肋骨断了，已经生长出来的肋骨跟原来的位置连在一起。“这个有人权吗？断了的肋骨一个多月才拍片！”杨秀珠边抹眼泪边对着镜头说。而回国受到应有的审判后，杨秀珠心里反倒踏实了。“在外面的苦楚，你们在国内的是领受不了的，我们在外面是知道的。逃亡的人抓紧回来，没有必要了。”她说。 　　与杨秀珠类似，“红通人员”许超凡在专题片中坦言，自己出逃后，“都是在不断地逃亡之中，待一段时间，然后就觉得这个地方不行，很危险。要再到一个地方，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还是觉得心里面不踏实，然后再到其它地方去。”中国香港、加拿大、美国，外逃17年，许超凡不是在颠沛流离中，就是在美国的监狱中度日。这位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前任行长，与继任者余振东和许国俊勾结掩护，贪污挪用4.85亿美元。随着余振东和许国俊落网，2018年7月，许超凡最终选择了回国自首。开平支行案目前追回20多亿元人民币。
　　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拆迁协调部原部长、“红通人员”蒋谦骗取1400多万元拆迁补偿款。尽管办理了加拿大投资移民，获得了“枫叶卡”，但其国内资金被冻结，追讨工作组发现他国外的股票账户，于是采取相应措施。由此一来，蒋谦夫妇开始为了经济问题争吵、分居。蒋谦独自搬到一个地下室居住。“我吃面条吃一年多，没有油，就一点水……”因为中方向加拿大方面提供了蒋谦涉嫌移民欺诈和洗钱的充分证据，蒋谦的“枫叶卡”被吊销，只能打黑工铲雪以维持生计，每月三百加元的收入也只够他吃光面条。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完全就是行尸走肉嘛，看不到希望了，我自己绝望了，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反正就是活着呗，像猫一样，狗一样，猪一样，你就是活着。”最终，他不得不回国自首。
　　曾为多家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红通人员”任标，于2017年7月从美洲国家安提瓜和巴布达回国投案自首后，甚至透露，2014年其携妻儿外逃时，辗转了几个国家，偷渡集团在获悉其上了“红通名单”后，甚至想要灭口杀他全家。任标的妻子郑群群甚至透露，偷渡集团让他们去菲律宾，然后却把他们扔在海上，什么联系方式都没有，足足有四五天。这才让他们领教了什么叫苦海无边。
　　尽管绝大多数“红通人员”都贪腐、挪用了巨款，甚至是天文数字般的巨款，然而，这些“有钱人”却根本受不了出逃的苦。回头是岸，方为正途。

中国引领十条倡议

　　“我们新西兰坚决不会成为腐败分子的避风港，不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我们要确保能够辨识、逮捕、审判这些人，并将他们窃取的财产物归原主。”这是新西兰警察总监迈克·布什对着《红色通缉》专题片摄制组镜头所坦言的。
　　曾经，就有一位张扬的中国商人，在新西兰过着百万富翁的生活。2016年2月20日，《新西兰先驱报》即曾报道，“在一次令人吃惊的背运赌博当中，‘威廉闫’在82分钟内，就输掉了500万新西兰元”，该报更披露，“从2001年到2013年，他输掉和赢得的钱的总数，高达5.63亿新西兰元，尽管这期间，这位商人曾经两次被判决两年之内限制消费”。报道中的“威廉闫”，在新西兰还曾化名“刘阳”“比尔刘”，其本名为闫永明，系吉林通化金马药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2001年因涉嫌侵占公司资金1.8亿元，出逃新西兰。2005年，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出红色通缉令后，新西兰警方在2014年搜查了他的公寓，查封约4000万新西兰元资产。中新两国随后合作调查其洗钱案。新西兰法庭最终判决闫永明洗钱罪成立，他的资产被全部没收，并缴纳巨额罚金。2016年11月，潜逃海外15年的闫永明终于回国自首，在中国土地上接受法律审判。新西兰向中国返还了闫永明违法所得和罚金，中国在此案中共计追回赃款人民币2.82亿元。
　　《新民周刊》注意到，作为中国反腐败国际合作重要伙伴的新西兰警察总署总监，迈克·布什近年来多次来到中国。2017年，在北京会见中纪委常委、时任监察部副部长凌激时，迈克·布什即曾高度评价中国全面从严治党和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有力举措和巨大成效，表示新西兰警察总署愿继续加强与中方的反腐败国际合作，共同打击跨国腐败犯罪。2018年7月，迈克·布什再次来华，与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李书磊会见时，再度表达了类似观点。
　　不仅是新西兰，不仅是迈克·布什。中国反腐败的决心与信心，正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态度。2018年3月，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21个经济体和聯合国、世界银行、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的100多位代表齐聚在曼谷，围绕腐败资产追缴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并达成《资产追缴十条倡议》。中方在会上呼吁各方强化综合执法国际协作，在腐败资产追缴方面进一步凝聚共识、坚持“零容忍”态度;求同存异、打造“零漏洞”制度;互利共赢、实现“零障碍”合作。

　　当时，印度尼西亚反腐败委员会高级检察官麦迪·伊斯坎达尔表示：“中国惩治腐败的力度非常大，在反腐败国际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让我非常敬佩。”
　　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官员瓦尔德米尔·科津当时表示：“中国有了反腐败国家立法，这是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精神的，是很好的改革，对中国反腐败制度是很好的改善。我也期待中国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反腐败管理机构。”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风认为，通过这几年“天网”行动等，中国摸索出了一些海外追缴的方法。“就是通过异地追诉，向有关国家提供证据材料证明。”以蒋谦为例，其在获得加拿大身份的时候，采取了欺诈手段。中国向加拿大举证了，就能促使加方主管机关采取法律行动，收回其“枫叶卡”。
　　中国的行动之所以获得一些国家的配合与点赞，更在于此举有利于世界范围内的反腐败。格林纳达外交部部长彼得·戴维说：“很高兴看到习主席正在进行的反腐败工作，因为这项工作有利于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消除腐败现象，并确保逃犯不再将格林纳达等加勒比地区国家当作避罪天堂。我们这么做不仅是在帮助中国，中国进行的反腐败战斗，也是我们自己的战斗。”

　　通过这几年“天网”行动等，中国摸索出了一些海外追缴的方法。“就是通过异地追诉，向有关国家提供证据材料证明。

　　巴布亚新几内亚方面则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本身有大量腐败资产外流，需要APEC各经济体的配合，尤其是发达经济体。中国发起的《资产追缴十条倡议》很有价值。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国际合作局副局长蔡为则表示，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不仅要有良好的法律基础和合作机制，“人脉关系”也非常重要。在加强信息交流和经验分享、提高工作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凝聚共识、扩大朋友圈，能推动反腐败国际合作取得更多新进展。
　　如此一来，势必会有更多出逃的腐败分子会回国受审。（资料来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