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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在温州华侨饭店举办的“近现代书画名家藏品展”中,展出了十七位近代绘画大师的作品,其中分量最重者,当推傅抱石《晋贤酒德》一图,鸿篇巨制,气势非凡。
画为中堂篇幅,“抱石皴”画就磅礴山石,下绘亭阁于翠柏松风间,高士携童子扶杖醉归,虽寥寥数笔,风神毕现。款识:“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樯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刘伯伦《酒德颂》。目寒先生雅正,新喻傅抱石写奉。乙酉仲夏杪于沙坪坝中央大学,傅抱石。”
1939年4月,日军侵华,战乱频仍,傅抱石携全家来到重庆,住沙坪坝金刚坡,此后常在画上题署“金刚坡下山斋”。直至1945年10月,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在重庆生活的近七年中,此阶段山水画多表现金刚坡下、成渝道上的秀美景色,反映巴山夜雨的情景意趣。他的画法也一变传统的各种皴法,用散锋乱笔表现山石的结构,形成了独特的“抱石皴”。这种皴法以气取势,磅礴多姿,自然天成,成为傅抱石打破传统笔墨约束的第一法门。
傅抱石到重庆生活,部分出于同郭沫若的交谊。早在日留学时,傅抱石已结识郭沫若。1937年,抗战爆发,应郭沫若之邀,傅于1938年进入国民革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后随三厅撤至重庆。他同郭的交往,既有政治理想的原因,也有对魏晋文艺如《楚辞》、屈原的共同兴趣。傅抱石研究古代画论的过程中,郭沫若时常引导之。傅氏热爱研究历史,自认有“历史癖”,1940年撰《论顾恺之至荆浩山水画史问题》,对顾恺之绘画深入研究,人物画中大量描绘屈原与湘夫人形象。他对魏晋风度的心仪可谓表里合一,笔墨上心摹手追,生活中好饮,酒风酒德可比七贤中的刘伶,许多得意作品在后面常加盖闲章“往往醉后”。1959年与关山月应邀为人民大会堂创作《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山水,因无酒喝,灵感不光顾,他为此写信给周总理,总理特地派人买了好酒送去,这才焕发精神,与关山月一起完成了这幅巨作,此为当代美术史上一段佳话。
傅抱石这阶段的画幅题识上多记事,其中可以窥见“金刚坡下山斋”时期的一些消息。战时金刚坡的生计很艰难,“战时一切,均极激荡,而我辈仍不废笔墨丹青,所居仅足避风雨,所衣皆丁丑前所遗,真如大痴家无担石之储也。”(1945年作品《柳荫仕女》题识),对艺事的精研,依然在这临时陪都的郊野小屋中不懈进行着。尽管心头满是家国忧患和羁旅乡愁,“予旅蜀将五载,寄居西郊金刚坡下,迩来兼旬淋雨,矮屋淅沥,益增旅人之感”(1943年作品《巴山夜雨》题识),金刚坡麓亦是处处有天伦之乐,“长女益珊方五岁,每晨嬉于残蕉叶下,秋雾笼盖,烟光一片,率笔写之,籍留影迹。余自已卯夏入川,即寓于是,已六载余矣”(1945年作品《金刚坡麓》题识)。更为重要的是,画家文友间的交游与切磋激发了思想与灵感,此类题识最多,载录几段可见一斑:“仲烈兄昨日突临金刚坡下山斋,合舍欣然迓迎。予出所藏旧作,——悬展篱壁问。仲烈评赏甚得扼要之点,颇深畏惧。坚邀宿,翌晨求取拙作,固请不获。”(1945年《雅乐图》题识);“振铎先生过金刚坡下,余出所藏旧作,一一展示,先生评点甚确。”(1943年《雪溪图》题识);“尚原先生过金刚坡下,予出近作二题展于壁。尚原先生于是幅激赏之,谓深得屈子九歌之神韵也。”(1945年作品《东山逸致》题识)。离金刚坡不远的赖家桥住着好友郭沫若、黄君壁、赵少昂等,朋友们常来饮酒唱和。谢稚柳也是邻居,在谢稚柳于傅氏《赤壁夜游》一画的题跋中,我们可略见抱石昔年的文采风流:“新喻傅抱石,囊年相遇于重庆中央大学,时抱石居金刚坡,予居江北,月常以旬日相会于校中。抱石纵谭豪饮,所作画雄健奔放,泼墨淋漓,有风雨欲来之势,亦一如其性情”。——想来“金刚坡下山斋”的生活虽然清苦,但不寂寞。
何况有“历史癖”的抱石先生还有古贤可以对晤交谈。
金刚坡麓的简陋小屋既是泼墨作画的佳处,也是研习画史的修炼之地。在历史画家中,他主要选择两位作为精神导师,顾恺之与石涛。1940年傅抱石撰写《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之研究》,认为顾恺之是中国山水画的滥觞者,魏晋是山水画的源头,后又于1941年4月与1942年2月两次画成《云台山图卷》长卷,以图证史。对顾恺之与魏晋风度之研究,更多在他的人物画中得以呼应,对石涛(应该还有梅清等明清画家)的倾心,直接成为蜀中“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图式参照。“逸兴偶然聚,相携问二涛。草枯郊路近,水落石桥高。啸自林中来,禅于画里逃。山楼闲半日,真觉此生劳。瞿山同孙静庵、蔡玉及澹公过金霞庵,访喝涛、石涛二师,今二百岁矣。抱石写之”(1941年作品《访石图》题识),是为追寻上人的行旅踪迹。此外,因石涛诗歌而成的诗意图很多,不胜枚举。因为精神上与石涛的相契,慨叹石涛的诗中,我们隐约可见抱石的夫子自道:“年来我得傍山居,消受涛身与竹渠;坐处忽闻风雨到,忙呼童子乱收书”。而在1942年3月作品《大涤草堂图》(石涛斋室称大涤草堂)图中,林木蓊郁,阁中人静坐冥思,似是比拟“金刚坡下山斋”的境况。
《晋贤酒德图》成于民国乙酉,即1945年,已是傅抱石入川的第六个年头。题识中《酒德颂》的句子:“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直可视为画家当时的境遇与心灵之写照。与署名“金刚坡”的其他画作比较,图中景致基本上也可视为金刚坡麓一带的风光。
《晋贤酒德图》创作此年,他的重要作品还有:《掌阮图》、《石涛诗意图》、《萧湘暮雨》、《金刚坡麓》、《虎溪三笑》、《九张机》等,题材涉及历史掌故、巴蜀山水、诗意图,傅抱石绘画的雄浑气象在此时已基本形成。他曾经说:“画山水的在四川若没有感动,实在是辜负了四川的山水”,又说:“以金刚坡为中心的周围数十里我常跑的地方,确是好景说不尽。一草一木,一丘一壑,随处都是画人的粉本。烟笼雾锁,苍茫雄奇,这境界是沉湎于东南的人所没有所不敢有的。”。傅家山水的气象,相当程度地来自蜀中山水的启示,此已成定论。巴山蜀水对傅抱石的意义,相当于太行之于范宽,富春之于黄公望。郭沫若作为知交,是抱石绘画的解人:“天下山水在蜀中,渔洋此语非托空。抱石入蜀画风改,青城峨眉到笔锋。师法自然创奇格,好在新旧能兼容”。
《晋贤酒德》一图题跋甚 多,涉及许多方面的要人。上款张目寒(1902-1980年),安徽霍邱人,早年为于右任先生重要幕僚,曾担任南京政府中央执行委员,赴台后任“监察院”秘书长。张目寒虽为政界人士,却爱好绘画,与张大干、溥儒、黄君璧、台静农等过从甚密,有《关于倪云林》、《陈老莲的生平》等文章传世。逝世后,张大千撰《挽宗弟张目寒》,文曰:“春草池塘,生生世世为兄弟,对床灯火,风风雨雨隔人天”。
诗堂之一,魏碑大字,“晋贤酒德。新喻傅抱石逸兴,济深识”。济深即李济深,曾任黄埔军校副校长,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等职。其二为隶书小字,云:“微雨不滑道,断云疏复行。紫崖奔处黑,曲径去边明。秋日沾新影,寒江落旧声。柴扉临野碓,半湿捣香粳。傅君抱石游神与古会,纵兴以豪妙为趣,千载谁复有此骄雅。卅五年冬月,叶为铭、劭尘、胡适之、广生、玄同识之”。民国卅五即1946年,胡适1945年始任北大校长,此时已贵为胡校长,不过后面署名玄同的应不是钱玄同,因钱玄同1939年即逝世。可惜题跋出于何地无记录,可能是重庆,在北京大学教工寓所也未可知。其余题跋之人也不简单。叶为铭(1867-1948年),字品三,号叶舟。原籍安徽歙县,世居杭州。善篆隶,精篆刻,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冒广生(1873-1959年),字鹤亭,号疚斋,一字瓯隐,江苏如皋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举人,曾任中山大学教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顾问,藏书大家。另有董作宾的甲骨文题识,寿玺小楷诗铭。董作宾(1895-1963年),原名作仁,字彦堂,号平庐,河南省南阳人。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寿玺(1889-1950年),字石工,号印丐,浙江绍兴人,久寓北京,自称“越人燕客”。1917年与陈师曾创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精篆刻,尤工小玺,融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三家之长,生平治印盈万,辑有《铸梦庐藏印》。亦善词,有《珏庵词》行世。
一张画的流传题咏牵涉到政界、学问家、书画家、文字学家、藏书家,其文化历史蕴涵之丰富令人回味再三。从中既可欣赏到艺术,也令人体会到鉴赏、品评之风雅传统如此绵绵不绝。
《晋贤酒德图》之前,傅抱石画过几张作品,如《傅抱石精品画集》。中所载的《松间昕泉》、《风雨客至图》,虽内容构图皆与此图接近,但意境却不及此画深沉,有更多的墨戏成分。之后如1962年作品《不辨泉声抑雨声》,画境类似,略见简略,显然在追忆当年的山居生活。在傅抱石表现“金刚坡下山斋”境况的画作中,《晋贤酒德图》无疑是最具重要意义的作品之一。
画为中堂篇幅,“抱石皴”画就磅礴山石,下绘亭阁于翠柏松风间,高士携童子扶杖醉归,虽寥寥数笔,风神毕现。款识:“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樯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刘伯伦《酒德颂》。目寒先生雅正,新喻傅抱石写奉。乙酉仲夏杪于沙坪坝中央大学,傅抱石。”
1939年4月,日军侵华,战乱频仍,傅抱石携全家来到重庆,住沙坪坝金刚坡,此后常在画上题署“金刚坡下山斋”。直至1945年10月,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在重庆生活的近七年中,此阶段山水画多表现金刚坡下、成渝道上的秀美景色,反映巴山夜雨的情景意趣。他的画法也一变传统的各种皴法,用散锋乱笔表现山石的结构,形成了独特的“抱石皴”。这种皴法以气取势,磅礴多姿,自然天成,成为傅抱石打破传统笔墨约束的第一法门。
傅抱石到重庆生活,部分出于同郭沫若的交谊。早在日留学时,傅抱石已结识郭沫若。1937年,抗战爆发,应郭沫若之邀,傅于1938年进入国民革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后随三厅撤至重庆。他同郭的交往,既有政治理想的原因,也有对魏晋文艺如《楚辞》、屈原的共同兴趣。傅抱石研究古代画论的过程中,郭沫若时常引导之。傅氏热爱研究历史,自认有“历史癖”,1940年撰《论顾恺之至荆浩山水画史问题》,对顾恺之绘画深入研究,人物画中大量描绘屈原与湘夫人形象。他对魏晋风度的心仪可谓表里合一,笔墨上心摹手追,生活中好饮,酒风酒德可比七贤中的刘伶,许多得意作品在后面常加盖闲章“往往醉后”。1959年与关山月应邀为人民大会堂创作《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山水,因无酒喝,灵感不光顾,他为此写信给周总理,总理特地派人买了好酒送去,这才焕发精神,与关山月一起完成了这幅巨作,此为当代美术史上一段佳话。
傅抱石这阶段的画幅题识上多记事,其中可以窥见“金刚坡下山斋”时期的一些消息。战时金刚坡的生计很艰难,“战时一切,均极激荡,而我辈仍不废笔墨丹青,所居仅足避风雨,所衣皆丁丑前所遗,真如大痴家无担石之储也。”(1945年作品《柳荫仕女》题识),对艺事的精研,依然在这临时陪都的郊野小屋中不懈进行着。尽管心头满是家国忧患和羁旅乡愁,“予旅蜀将五载,寄居西郊金刚坡下,迩来兼旬淋雨,矮屋淅沥,益增旅人之感”(1943年作品《巴山夜雨》题识),金刚坡麓亦是处处有天伦之乐,“长女益珊方五岁,每晨嬉于残蕉叶下,秋雾笼盖,烟光一片,率笔写之,籍留影迹。余自已卯夏入川,即寓于是,已六载余矣”(1945年作品《金刚坡麓》题识)。更为重要的是,画家文友间的交游与切磋激发了思想与灵感,此类题识最多,载录几段可见一斑:“仲烈兄昨日突临金刚坡下山斋,合舍欣然迓迎。予出所藏旧作,——悬展篱壁问。仲烈评赏甚得扼要之点,颇深畏惧。坚邀宿,翌晨求取拙作,固请不获。”(1945年《雅乐图》题识);“振铎先生过金刚坡下,余出所藏旧作,一一展示,先生评点甚确。”(1943年《雪溪图》题识);“尚原先生过金刚坡下,予出近作二题展于壁。尚原先生于是幅激赏之,谓深得屈子九歌之神韵也。”(1945年作品《东山逸致》题识)。离金刚坡不远的赖家桥住着好友郭沫若、黄君壁、赵少昂等,朋友们常来饮酒唱和。谢稚柳也是邻居,在谢稚柳于傅氏《赤壁夜游》一画的题跋中,我们可略见抱石昔年的文采风流:“新喻傅抱石,囊年相遇于重庆中央大学,时抱石居金刚坡,予居江北,月常以旬日相会于校中。抱石纵谭豪饮,所作画雄健奔放,泼墨淋漓,有风雨欲来之势,亦一如其性情”。——想来“金刚坡下山斋”的生活虽然清苦,但不寂寞。
何况有“历史癖”的抱石先生还有古贤可以对晤交谈。
金刚坡麓的简陋小屋既是泼墨作画的佳处,也是研习画史的修炼之地。在历史画家中,他主要选择两位作为精神导师,顾恺之与石涛。1940年傅抱石撰写《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之研究》,认为顾恺之是中国山水画的滥觞者,魏晋是山水画的源头,后又于1941年4月与1942年2月两次画成《云台山图卷》长卷,以图证史。对顾恺之与魏晋风度之研究,更多在他的人物画中得以呼应,对石涛(应该还有梅清等明清画家)的倾心,直接成为蜀中“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图式参照。“逸兴偶然聚,相携问二涛。草枯郊路近,水落石桥高。啸自林中来,禅于画里逃。山楼闲半日,真觉此生劳。瞿山同孙静庵、蔡玉及澹公过金霞庵,访喝涛、石涛二师,今二百岁矣。抱石写之”(1941年作品《访石图》题识),是为追寻上人的行旅踪迹。此外,因石涛诗歌而成的诗意图很多,不胜枚举。因为精神上与石涛的相契,慨叹石涛的诗中,我们隐约可见抱石的夫子自道:“年来我得傍山居,消受涛身与竹渠;坐处忽闻风雨到,忙呼童子乱收书”。而在1942年3月作品《大涤草堂图》(石涛斋室称大涤草堂)图中,林木蓊郁,阁中人静坐冥思,似是比拟“金刚坡下山斋”的境况。
《晋贤酒德图》成于民国乙酉,即1945年,已是傅抱石入川的第六个年头。题识中《酒德颂》的句子:“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直可视为画家当时的境遇与心灵之写照。与署名“金刚坡”的其他画作比较,图中景致基本上也可视为金刚坡麓一带的风光。
《晋贤酒德图》创作此年,他的重要作品还有:《掌阮图》、《石涛诗意图》、《萧湘暮雨》、《金刚坡麓》、《虎溪三笑》、《九张机》等,题材涉及历史掌故、巴蜀山水、诗意图,傅抱石绘画的雄浑气象在此时已基本形成。他曾经说:“画山水的在四川若没有感动,实在是辜负了四川的山水”,又说:“以金刚坡为中心的周围数十里我常跑的地方,确是好景说不尽。一草一木,一丘一壑,随处都是画人的粉本。烟笼雾锁,苍茫雄奇,这境界是沉湎于东南的人所没有所不敢有的。”。傅家山水的气象,相当程度地来自蜀中山水的启示,此已成定论。巴山蜀水对傅抱石的意义,相当于太行之于范宽,富春之于黄公望。郭沫若作为知交,是抱石绘画的解人:“天下山水在蜀中,渔洋此语非托空。抱石入蜀画风改,青城峨眉到笔锋。师法自然创奇格,好在新旧能兼容”。
《晋贤酒德》一图题跋甚 多,涉及许多方面的要人。上款张目寒(1902-1980年),安徽霍邱人,早年为于右任先生重要幕僚,曾担任南京政府中央执行委员,赴台后任“监察院”秘书长。张目寒虽为政界人士,却爱好绘画,与张大干、溥儒、黄君璧、台静农等过从甚密,有《关于倪云林》、《陈老莲的生平》等文章传世。逝世后,张大千撰《挽宗弟张目寒》,文曰:“春草池塘,生生世世为兄弟,对床灯火,风风雨雨隔人天”。
诗堂之一,魏碑大字,“晋贤酒德。新喻傅抱石逸兴,济深识”。济深即李济深,曾任黄埔军校副校长,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等职。其二为隶书小字,云:“微雨不滑道,断云疏复行。紫崖奔处黑,曲径去边明。秋日沾新影,寒江落旧声。柴扉临野碓,半湿捣香粳。傅君抱石游神与古会,纵兴以豪妙为趣,千载谁复有此骄雅。卅五年冬月,叶为铭、劭尘、胡适之、广生、玄同识之”。民国卅五即1946年,胡适1945年始任北大校长,此时已贵为胡校长,不过后面署名玄同的应不是钱玄同,因钱玄同1939年即逝世。可惜题跋出于何地无记录,可能是重庆,在北京大学教工寓所也未可知。其余题跋之人也不简单。叶为铭(1867-1948年),字品三,号叶舟。原籍安徽歙县,世居杭州。善篆隶,精篆刻,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冒广生(1873-1959年),字鹤亭,号疚斋,一字瓯隐,江苏如皋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举人,曾任中山大学教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顾问,藏书大家。另有董作宾的甲骨文题识,寿玺小楷诗铭。董作宾(1895-1963年),原名作仁,字彦堂,号平庐,河南省南阳人。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寿玺(1889-1950年),字石工,号印丐,浙江绍兴人,久寓北京,自称“越人燕客”。1917年与陈师曾创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精篆刻,尤工小玺,融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三家之长,生平治印盈万,辑有《铸梦庐藏印》。亦善词,有《珏庵词》行世。
一张画的流传题咏牵涉到政界、学问家、书画家、文字学家、藏书家,其文化历史蕴涵之丰富令人回味再三。从中既可欣赏到艺术,也令人体会到鉴赏、品评之风雅传统如此绵绵不绝。
《晋贤酒德图》之前,傅抱石画过几张作品,如《傅抱石精品画集》。中所载的《松间昕泉》、《风雨客至图》,虽内容构图皆与此图接近,但意境却不及此画深沉,有更多的墨戏成分。之后如1962年作品《不辨泉声抑雨声》,画境类似,略见简略,显然在追忆当年的山居生活。在傅抱石表现“金刚坡下山斋”境况的画作中,《晋贤酒德图》无疑是最具重要意义的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