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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环境美学的第一使命，是要确立环境作为“家”的概念。家的首要功能是居住。居住分为三个层次：宜居、利居、乐居。[1]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从追求“乐居”的理想环境而言，古代环境美学思想发展至宋代亦可谓至其极，宋初理学家周敦颐标举“寻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开一代圣贤气象，加之安定平和的社会环境，繁荣发展的商品经济和文官政治体制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等多方面的因素促成了环境美学在宋代发展为一代高峰。邵雍三十年构建其“安乐窝”，安其身心，乐其居所，正是宋代理学家追求乐居理想的现实生活反映。
邵雍（1011-1077），字尧夫，为“北宋理学五子”之一，著名思想家、易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主要著作有《皇极经世书》及诗集《击壤集》。《击壤集》是文学史上第一部理学诗集，收集一生所作三千余首诗，其诗平实坦易，在理学家中首屈一指。因其多用诗歌形式表达理学思想，故被人讥称为“押韵语录”，历来褒贬不一。其诗特色鲜明、自成一体，被称为康节体、击壤体，“击壤派”成为我国古代理学诗派最重要的支流，历宋、明数百年之久。本文拟从其诗歌分析邵雍的诗学精神和居住理想。
一、击壤之乐
“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邵雍将诗集名之为“击壤”，是取“帝尧之世，击壤而歌”之意。击壤是一项古老的投掷游艺，相传远在帝尧时代已经流行。晋皇甫谧《高士传》卷上：“壤夫者，尧时人也。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夫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夫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有哉！’”“尧夫”之名正是取尧夫击壤之意。如其诗言：“闲人歌咏自怡悦，不管朝廷不采诗”[3]“人间好景皆输眼，世上闲愁不展眉。生长太平无事日，又还身老太平时。”[4]“牡丹谢后紫樱熟，芍药开时班笋生。林下一般闲富贵，何尝更肯让公卿。”[5]《击壤集》反映出北宋承平之世，邵雍闲居乐处，安定自在的生活状态。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邵雍定居洛阳，以教授生徒为生。嘉祐七年（1062），在西京留守王拱辰等众多朋友的资助下，就洛阳天宫寺西天津桥南建其新居，邵雍为其命名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击壤集》中闲、乐等字眼随处可见，并有大量直接以安乐窝为题的诗歌，《安乐窝中吟》十三首，反复歌吟自己的居所，乐此不疲，这在古代文学家中，较为少见：
“安乐窝中职分修，分修之外更何求。满天下士情能接，遍洛阳园身可游。……”
“安乐窝中事事无，唯存一卷伏羲书。倦时就枕不必睡，忺后携筇任所趋。……”
“安乐窝中弄旧编，旧编将绝又重联。灯前烛下三千日，水畔花间二十年。……”
“安乐窝中万户侯，良辰美景忍虚休。已曾得手春深日，更欲放怀年老头。……”
“安乐窝中春梦回，略无尘事可装怀。轻风一霎座中过，远乐数声天外来。……”[6]
诗歌中所流露出的对于安乐窝生活的满足和快乐之情，以及“遍洛阳园身可游”的城市生活的审美愉悦感，体现着相当新颖的对于城市生活的认识、理解和观念。在他的诗歌中，邵雍不避重复地吟唱着“满洛城中都似家”的自在与喜乐，如“小车行处人欢喜，满洛城中都似家”[7]、“尧夫自处道如何，满洛阳城都似家。”[8]对于诗人而言，整个城市处处皆有家的感觉，除了对四时风物的咏言，诗中也处处记载着邵雍和家人、臣相、官员、士人、及平民亲密融洽和谐的关系。
宋代笔记马永卿《懒真子》卷三记述：洛中邵康节先生所居，谓之安乐窝。以春秋天色温凉之时乘安车，驾黄牛，出游于诸王公家，其来，各置安乐窝一所。先生将至其家，无老少妇女良贱成迓于门，争前问劳。凡其家妇姑妯娌婢妾有争竞，经时不决者，自陈于前。先生逐一为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欢心。于是酒肴竞进，餍饫数日。复游一家，月余乃归。此可想见洛中土风之美。[9] 至“康节先公没，乡人挽诗云：‘春风秋月嬉游处，冷落行窝十二家。’”[10]两相对比，可想见邵雍在洛阳城中受人欢迎之盛。
邵雍对城市生活的享受，是似陶渊明视城市为樊笼的人所难以理解的，即便洒脱如李白，也是“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李白《蜀道难》），可见，城市生活对士人而言总是陌生和异化的存在，并非久留之地，而在邵雍看来，洛阳的生活则是亲切的，具有家园之感的。
邵雍的安乐窝居，虽乐于四时，安于四方，而其本则在其经道之乐，悟道之乐。
二、经道之乐
击壤之乐源于经道之乐。朱熹谓“康节之学，其骨髓在《皇极经世》，其花草便是诗。”[11]《皇极经世》和《击壤集》可谓邵雍之学的两翼。击壤诗多以清风明月，花草庭园为表现对象，如果说《击壤集》是花草，则其根在于《皇极经世》，《皇极经世》运用易理和易教推究万物之源，天人之际，兴废之变，是邵雍为学之根本，为乐之根本。击壤之乐的客观环境得之于宋之太平盛世，内而言之则是理学家经道之乐。
邵雍之能“闲居乐处”是从远求天地之道，始知性命之学而来。闲居乐处的根本在其体道之深。欧阳修之子欧阳棐为邵雍所作《谥议》称：“雍少笃学，有大志，久而后知道德之归。且以为学者之患，在于好恶，恶先成于心，而挟其私智以求于道，则弊于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于四方万里之远，天地阴阳屈伸消长之变，无所折衷于圣人。虽深于象数，先见默识未尝以自名也。其学纯一不杂，居之而安，行之能成，平夷浑大不见圭角，其自得深矣。”[12]如其诗中所言：
风吹木叶不吹根，慎勿将根苦自陈。天子旧都闲好住，圣人余事冗休论。
长年国里神仙侣，安乐窝中富贵人。万水千山行已遍，归来认得自家身。[13]
“风吹木味不吹根”，“风吹木叶’，性其情也，情为动，“根”、“自家身”，性也，性本静，邵雍诗以物象言性理，重天命之性。故说“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其治人应物皆余事也”[14]，邵雍乐天知命，然他所知命亦非世俗所知之命，“世俗所谓之命，某所不知，若天命则知之矣。”邵雍虽言“此身甘老在樵渔”、“身为无事人”，然而他却是在一心效法圣人，观物得理，究天人之际，要为后人留下一门大学问。他尝有这样的诗句：“只恐身闲心未闲”、“若蕴奇才必奇用，不然须负一生闲”。可见他是具有远大抱负的人。又邵雍门生故旧中有当官者，为反对新法要投劾而去，他劝说这些人：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邵雍此论，亦有物尽其才，人尽其性之意，人对自己的担当和自我的完成，并不以退隐为上，而是精进进取之心。故程颢以“内圣外王之道”评邵雍之学，以“振古之豪杰”评邵雍其人。[15] 体道之宋诗与言情之诗论是两种不同的诗学主张。古代诗论，历来有尊唐贬宋之说，如“诗法多出于北宋，而宋人于诗无所谓” （李东阳：《怀麓堂诗论》）、 “其为诗也，言理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 （陈子龙《王介人诗余序》）等等，邵雍诗作为理学诗的重要一派，体现出不同于唐诗的重要区别，即闲淡自得之乐。邵雍诗集自序称：“《击壤歌》，伊川翁自乐之诗也。非唯自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古代诗论的发展从逻辑角度而言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诗言志为主的教化诗论到诗缘情的有情诗论再到诗者天地之心、自然之性的无情（道情）诗论，从历史角度而言，三种诗论分别从汉代、魏晋至唐和晚唐到宋代为主体展开，从教化诗论到有情诗论再到无情诗论，古代诗论完成了其逻辑发展的三个阶段。常言“唐诗重情，宋诗重意”可以放在有情诗论与无情（道情）诗论中而加以分析。
邵雍在自序中分析了有情之诗与道情之诗的区别。认为人情有七，究其根源，有二，一是源于身，一是系于时，身指一身之休戚，时指一时之否泰，一身之休戚不过贫富贵贱，一时之否泰则在兴废治乱。邵雍认为“近世诗人，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意而为言者，故其诗多溺于情。”[16]理学家诗中的“乐”，其指向并非一般文人缘自于外在事物或个人际遇所兴发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种喜乐。而是超越了个人的穷达悲喜，而通达于天命之性，至乐之境。
有情诗论写人之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诗歌表现的是有我之境，以我之喜怒哀乐寄情于物，引起人情感的共鸣，讲究“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 钟嵘：《诗品序》），故其情以“浓”为主，“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即重其情志与文采。道情诗论表现的是无我之境，以物观物，其情以“淡”为上，讲究平实质朴之美， 一如宋画色彩由浓转淡，宋瓷也将形式与色彩降到最低，理学家的诗歌也尚闲、尚淡、尚静，从绘画、器物与诗歌中升华成一种共同的审美精神。
性本静情为动，天性是没有哀乐的，发动为人情，始有哀乐，如晋时嵇康论《声无哀乐论》，声无哀乐指声的性的一面，反对者言声有哀乐，则是指声发而为情的一面。这里谈的是声音的两个层次，即作为本性的声音与作为情的声音，《乐记》对声、音、乐三个层次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从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中国的礼乐文化，一是礼教，一是乐教，而乐教更为根本，古人讲乐通伦理，乐之道通于天人之际，只是现在乐教早已沦落，邵雍之乐，是先秦乐教之乐。
故说唐诗主情，多言人之情，宋诗主意，是言道之情、性之情。感物而动谓之情，故言人情之诗，动人心性，宋诗主意，以静制动，故多言“闲”、“静”、“淡”、“乐”，其情皆从性本静而来。主于情者，多溺于情，故宋儒多追求闲淡，宋诗亦强调有“味外味”，主情之唐诗与主性、理之宋诗正在于这两个层面的区别，而诗论至宋代在逻辑上也得以完成。
性如水，情为波，性本静，情为动，君子既在哀乐之中，而同时又在于哀乐之上，这样才可以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古人修身养性是要修到真如之境、先天之性，这样才能行于寂静之中而不失风云之色。此种会心悟理之乐，方为至乐。程颢正是看到了邵雍诗中所体现的经道之乐，悟道之乐，所以作《和尧夫首尾吟》曰：先生非是爱吟诗，为要形容至乐时。醉里乾坤都寓物，闲来风月更输谁？死生有命人何异，消长随时我不悲。直到希夷无事处，先生非是爱吟诗。[17]
至乐，非人世之乐，亦非名教之乐，而是观物之乐。邵雍诗集序有言：“予自壮岁业于儒术，谓人世之乐何尝有万之一二，而谓名教之乐固有万万焉，况观物之乐复有万万者焉。虽生死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诚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所未忘者独有诗在焉。然而虽曰未忘，其实亦若忘之矣。何者？谓其所作异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一，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如镜之应形，如钟之应声。其或经道之余，因闲观诗，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吟咏性情，曾何累于性情哉！”[18]。“因……成（生）……”此一句法，在古代文论中常出现，如，因文生事、因缘生法、因形就势、因空生色等，何谓“因”？《管子》有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概而言之即邵雍所谓能以物观物，随物赋形，得自然之道也。
三、洛城之乐
邵雍安乐居处于旧都洛阳，换句话说，是安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田园。自然、农村、城市，是环境美学的三大视界，从自然走向农村，从农村到城市是人类的家的发展，也是环境美学研究的轨迹。
中国古代环境美学史上，人们对环境的审美理想大体上也经历了这三个阶段。先秦时期，以《山海经》为代表，先民们以实用之目的对待山水自然，以草木果实可以营养身体，安神疗疾，祛病延年，是为第一阶段；至魏晋南北朝山水田园诗的出现，“归田园居”的隐居模式成为古人的一种生活理想，山水之乐，林下风流成为古人挥之不去的山水情结，甚至将之与城市二元对立，“长怀去城市，高咏狎兰荪”（卢照邻《三月曲水宴得樽字》）此为第二阶段；至宋代城市作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物，日益成为人们生活和居住的重要场所，人们的居住理想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古代大量的山水诗与山水画体现了古人渴望回归自然的情怀，中国的山水诗画多是“从城市出走”，体现出归隐田园的理想，而宋代以《清明上河图》为代表，体现出“回到城市”的观念，邵雍的《击壤集》也反映出宜居、利居、乐居的城市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清明上河图》与《击壤集》正可谓古代环境美学发展到第三阶段的象征，即回到城市、安居城市、乐居城市，也体现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邵雍的《击壤集》可谓这一转向的风向标，将“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山水情结与城市生活相统一，实现了城市的园林化生活理想。 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说：“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观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故也。故画者当以此意造，而鉴者又当以此意穷之。”[19]利居、益居不仅要能可行可望，还要可居可游，故画者、鉴者及居者皆以可游可居为意进行创作、品鉴和设计。在邵雍的诗歌中，充满了城市生活的乐趣：漫游城市，观赏街景、赏花游园，文人雅集、会饮唱和等等，邵雍在洛阳三十年，真正实现了行望居游的理想。
追溯邵雍的城市之乐，其实现至少有两方面的条件，主观上是邵雍能因静照物，因时起志，故能虽居喧器都市，而能心闲自处；客观上，是因时而生，应运而起，于宋代承平之世，理学兴盛之际，顺应时代和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一种新的人居环境的形成。
邵雍的“闲”即从道与性而来，故其闲不是消极无为，而是物尽其性，其乐则是观物之乐，而非人世之乐。邵雍提供了一种理想的乐居状态，乐居有二，一要有“闲”心，“闲”情。宋人大体重“闲”字，如“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朱熹《春日》）、“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苏轼《临皋闲题》），闲不是游手好闲、无为、懒散，闲是有余，是超越，是能放下，闲也可以说是平常心，所谓“平常心是道”，不拘泥于身之利欲，不着苦乐两边而行持中道。二是生命的底色是乐，不是喜怒哀乐之乐，而是至乐之境，闲以乐为基础，乐以闲为显现。这与佛教以苦、基督教以罪为出发点的文化不同，中国的礼乐文明，秩序是礼，天道是乐，中国文化是以乐天知命为出发点的，这种礼乐文明，始于先秦，成于宋代，至阳明心学更有所发展。哲宗赐邵雍谥为“康节”，“按谥法，温良好乐曰康，能固所守曰节。”[20]康节之名正是礼乐的体现。邵雍之子邵伯温请程颢为其父作墓志铭，程颢得之曰：尧夫之学可谓安且成。程颢于墓志中有“先生之学为有传也，语成德者，昔难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论之，可谓安且成”[21]。安且成，应是礼乐相辅而成，相得益彰。以乐为基础，回过头来，能日用即道，能物物即是，故能成就闲静之情，成就日常生活之雅趣。所以宋代士人于日常生活之中具有着一种宇宙人生意识的深度，使乐居得以实现。
邵雍的安乐窝的居住方式使人与自然、与山水、与生活走得更近了。甚至，最佳的自然山水不再是荒寒偏远的地方，不再是高蹈远引，离世绝俗的场所，而是日常生活化的地方。正如宋代隐士与避世疾俗的魏晋隐士不同，宋代隐士不避仕宦，也多与仕宦往来交游，实现了世出世入的统一。士人将归田园居的理想落实在“家有山林之乐”，乃至城中亦有山林之乐，终至王居、农居、市居、士居皆有田园之乐，山水之享，将“可游可居”的理想落实到日常的生活化场景之中，体现出一种世俗的享乐和诗意的栖居，成就俗世的风景，在诗歌审美意象中透露出居世俗而内心超越的闲适旷达情怀。
邵雍“安乐窝”的居住理想体现了宋代环境美学中哲学性、形上性和世俗性、日常性的统一，理趣与俗趣的统一，出世与入世的统一，外向与内敛的统一、自然与人文的统一，使这种城市园林式生活可居可游，可进可退，可出可入，是古人对环境居住之美的理想形态，也是宋代理学思想在环境美学上的外化与显现。从山水诗到山水画到山水园林再到宋代形成的“家有山林之乐”的居住理想和生活方式，山水的意象通过不同的媒介表达出来，从二维的画面，外化为三维的立体空间，从无到有，从虚到实，一脉相承，最终生成为人的现实生活环境和精神环境。不得不说，理学家邵雍的“安乐窝”的居住思想是古代人居思想的典型显现。
（丁利荣，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1]陈望衡：《环境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2]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文集》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3]邵雍：《邵雍集·伊川击壤集（卷六）·秋游六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96页。
[4]邵雍：《邵雍集·伊川击壤集（卷六）·清风短吟》，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68页。
[5]邵雍：《邵雍集·伊川击壤集（卷六）·初夏闲吟》，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P269页。
[6]邵雍：《邵雍集·伊川击壤集（卷十）·安乐窝中吟》，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39页。
[7]邵雍：《邵雍集·伊川击壤集（卷八）·小车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95页。
[8]邵雍：《邵雍集·伊川击壤集（卷十九）·自处吟》，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06页。
[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二十一·子部三十一·杂家类三 杂说之属《懒真子》·五卷
[10]（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二十，李剑雄，刘德权 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11]（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中华书局1994年版。
[12]邵雍：《邵雍集》，第5页。
[13]邵雍：《邵雍集·伊川击壤集（卷七）·风吹木叶吟》，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76页。
[14]邵雍：《邵雍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页。
[15]邵雍：《邵雍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页。
[16]邵雍：《邵雍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79页。
[17]（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1页。
[18]（宋）邵雍：《邵雍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98页。
[19]（宋）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20]邵雍：《邵雍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页。
[21]邵雍：《邵雍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页。
邵雍（1011-1077），字尧夫，为“北宋理学五子”之一，著名思想家、易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主要著作有《皇极经世书》及诗集《击壤集》。《击壤集》是文学史上第一部理学诗集，收集一生所作三千余首诗，其诗平实坦易，在理学家中首屈一指。因其多用诗歌形式表达理学思想，故被人讥称为“押韵语录”，历来褒贬不一。其诗特色鲜明、自成一体，被称为康节体、击壤体，“击壤派”成为我国古代理学诗派最重要的支流，历宋、明数百年之久。本文拟从其诗歌分析邵雍的诗学精神和居住理想。
一、击壤之乐
“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邵雍将诗集名之为“击壤”，是取“帝尧之世，击壤而歌”之意。击壤是一项古老的投掷游艺，相传远在帝尧时代已经流行。晋皇甫谧《高士传》卷上：“壤夫者，尧时人也。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夫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夫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有哉！’”“尧夫”之名正是取尧夫击壤之意。如其诗言：“闲人歌咏自怡悦，不管朝廷不采诗”[3]“人间好景皆输眼，世上闲愁不展眉。生长太平无事日，又还身老太平时。”[4]“牡丹谢后紫樱熟，芍药开时班笋生。林下一般闲富贵，何尝更肯让公卿。”[5]《击壤集》反映出北宋承平之世，邵雍闲居乐处，安定自在的生活状态。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邵雍定居洛阳，以教授生徒为生。嘉祐七年（1062），在西京留守王拱辰等众多朋友的资助下，就洛阳天宫寺西天津桥南建其新居，邵雍为其命名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击壤集》中闲、乐等字眼随处可见，并有大量直接以安乐窝为题的诗歌，《安乐窝中吟》十三首，反复歌吟自己的居所，乐此不疲，这在古代文学家中，较为少见：
“安乐窝中职分修，分修之外更何求。满天下士情能接，遍洛阳园身可游。……”
“安乐窝中事事无，唯存一卷伏羲书。倦时就枕不必睡，忺后携筇任所趋。……”
“安乐窝中弄旧编，旧编将绝又重联。灯前烛下三千日，水畔花间二十年。……”
“安乐窝中万户侯，良辰美景忍虚休。已曾得手春深日，更欲放怀年老头。……”
“安乐窝中春梦回，略无尘事可装怀。轻风一霎座中过，远乐数声天外来。……”[6]
诗歌中所流露出的对于安乐窝生活的满足和快乐之情，以及“遍洛阳园身可游”的城市生活的审美愉悦感，体现着相当新颖的对于城市生活的认识、理解和观念。在他的诗歌中，邵雍不避重复地吟唱着“满洛城中都似家”的自在与喜乐，如“小车行处人欢喜，满洛城中都似家”[7]、“尧夫自处道如何，满洛阳城都似家。”[8]对于诗人而言，整个城市处处皆有家的感觉，除了对四时风物的咏言，诗中也处处记载着邵雍和家人、臣相、官员、士人、及平民亲密融洽和谐的关系。
宋代笔记马永卿《懒真子》卷三记述：洛中邵康节先生所居，谓之安乐窝。以春秋天色温凉之时乘安车，驾黄牛，出游于诸王公家，其来，各置安乐窝一所。先生将至其家，无老少妇女良贱成迓于门，争前问劳。凡其家妇姑妯娌婢妾有争竞，经时不决者，自陈于前。先生逐一为分别之，人人皆得其欢心。于是酒肴竞进，餍饫数日。复游一家，月余乃归。此可想见洛中土风之美。[9] 至“康节先公没，乡人挽诗云：‘春风秋月嬉游处，冷落行窝十二家。’”[10]两相对比，可想见邵雍在洛阳城中受人欢迎之盛。
邵雍对城市生活的享受，是似陶渊明视城市为樊笼的人所难以理解的，即便洒脱如李白，也是“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李白《蜀道难》），可见，城市生活对士人而言总是陌生和异化的存在，并非久留之地，而在邵雍看来，洛阳的生活则是亲切的，具有家园之感的。
邵雍的安乐窝居，虽乐于四时，安于四方，而其本则在其经道之乐，悟道之乐。
二、经道之乐
击壤之乐源于经道之乐。朱熹谓“康节之学，其骨髓在《皇极经世》，其花草便是诗。”[11]《皇极经世》和《击壤集》可谓邵雍之学的两翼。击壤诗多以清风明月，花草庭园为表现对象，如果说《击壤集》是花草，则其根在于《皇极经世》，《皇极经世》运用易理和易教推究万物之源，天人之际，兴废之变，是邵雍为学之根本，为乐之根本。击壤之乐的客观环境得之于宋之太平盛世，内而言之则是理学家经道之乐。
邵雍之能“闲居乐处”是从远求天地之道，始知性命之学而来。闲居乐处的根本在其体道之深。欧阳修之子欧阳棐为邵雍所作《谥议》称：“雍少笃学，有大志，久而后知道德之归。且以为学者之患，在于好恶，恶先成于心，而挟其私智以求于道，则弊于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于四方万里之远，天地阴阳屈伸消长之变，无所折衷于圣人。虽深于象数，先见默识未尝以自名也。其学纯一不杂，居之而安，行之能成，平夷浑大不见圭角，其自得深矣。”[12]如其诗中所言：
风吹木叶不吹根，慎勿将根苦自陈。天子旧都闲好住，圣人余事冗休论。
长年国里神仙侣，安乐窝中富贵人。万水千山行已遍，归来认得自家身。[13]
“风吹木味不吹根”，“风吹木叶’，性其情也，情为动，“根”、“自家身”，性也，性本静，邵雍诗以物象言性理，重天命之性。故说“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其治人应物皆余事也”[14]，邵雍乐天知命，然他所知命亦非世俗所知之命，“世俗所谓之命，某所不知，若天命则知之矣。”邵雍虽言“此身甘老在樵渔”、“身为无事人”，然而他却是在一心效法圣人，观物得理，究天人之际，要为后人留下一门大学问。他尝有这样的诗句：“只恐身闲心未闲”、“若蕴奇才必奇用，不然须负一生闲”。可见他是具有远大抱负的人。又邵雍门生故旧中有当官者，为反对新法要投劾而去，他劝说这些人：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邵雍此论，亦有物尽其才，人尽其性之意，人对自己的担当和自我的完成，并不以退隐为上，而是精进进取之心。故程颢以“内圣外王之道”评邵雍之学，以“振古之豪杰”评邵雍其人。[15] 体道之宋诗与言情之诗论是两种不同的诗学主张。古代诗论，历来有尊唐贬宋之说，如“诗法多出于北宋，而宋人于诗无所谓” （李东阳：《怀麓堂诗论》）、 “其为诗也，言理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 （陈子龙《王介人诗余序》）等等，邵雍诗作为理学诗的重要一派，体现出不同于唐诗的重要区别，即闲淡自得之乐。邵雍诗集自序称：“《击壤歌》，伊川翁自乐之诗也。非唯自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古代诗论的发展从逻辑角度而言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诗言志为主的教化诗论到诗缘情的有情诗论再到诗者天地之心、自然之性的无情（道情）诗论，从历史角度而言，三种诗论分别从汉代、魏晋至唐和晚唐到宋代为主体展开，从教化诗论到有情诗论再到无情诗论，古代诗论完成了其逻辑发展的三个阶段。常言“唐诗重情，宋诗重意”可以放在有情诗论与无情（道情）诗论中而加以分析。
邵雍在自序中分析了有情之诗与道情之诗的区别。认为人情有七，究其根源，有二，一是源于身，一是系于时，身指一身之休戚，时指一时之否泰，一身之休戚不过贫富贵贱，一时之否泰则在兴废治乱。邵雍认为“近世诗人，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意而为言者，故其诗多溺于情。”[16]理学家诗中的“乐”，其指向并非一般文人缘自于外在事物或个人际遇所兴发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种喜乐。而是超越了个人的穷达悲喜，而通达于天命之性，至乐之境。
有情诗论写人之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诗歌表现的是有我之境，以我之喜怒哀乐寄情于物，引起人情感的共鸣，讲究“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 钟嵘：《诗品序》），故其情以“浓”为主，“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即重其情志与文采。道情诗论表现的是无我之境，以物观物，其情以“淡”为上，讲究平实质朴之美， 一如宋画色彩由浓转淡，宋瓷也将形式与色彩降到最低，理学家的诗歌也尚闲、尚淡、尚静，从绘画、器物与诗歌中升华成一种共同的审美精神。
性本静情为动，天性是没有哀乐的，发动为人情，始有哀乐，如晋时嵇康论《声无哀乐论》，声无哀乐指声的性的一面，反对者言声有哀乐，则是指声发而为情的一面。这里谈的是声音的两个层次，即作为本性的声音与作为情的声音，《乐记》对声、音、乐三个层次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从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中国的礼乐文化，一是礼教，一是乐教，而乐教更为根本，古人讲乐通伦理，乐之道通于天人之际，只是现在乐教早已沦落，邵雍之乐，是先秦乐教之乐。
故说唐诗主情，多言人之情，宋诗主意，是言道之情、性之情。感物而动谓之情，故言人情之诗，动人心性，宋诗主意，以静制动，故多言“闲”、“静”、“淡”、“乐”，其情皆从性本静而来。主于情者，多溺于情，故宋儒多追求闲淡，宋诗亦强调有“味外味”，主情之唐诗与主性、理之宋诗正在于这两个层面的区别，而诗论至宋代在逻辑上也得以完成。
性如水，情为波，性本静，情为动，君子既在哀乐之中，而同时又在于哀乐之上，这样才可以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古人修身养性是要修到真如之境、先天之性，这样才能行于寂静之中而不失风云之色。此种会心悟理之乐，方为至乐。程颢正是看到了邵雍诗中所体现的经道之乐，悟道之乐，所以作《和尧夫首尾吟》曰：先生非是爱吟诗，为要形容至乐时。醉里乾坤都寓物，闲来风月更输谁？死生有命人何异，消长随时我不悲。直到希夷无事处，先生非是爱吟诗。[17]
至乐，非人世之乐，亦非名教之乐，而是观物之乐。邵雍诗集序有言：“予自壮岁业于儒术，谓人世之乐何尝有万之一二，而谓名教之乐固有万万焉，况观物之乐复有万万者焉。虽生死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诚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所未忘者独有诗在焉。然而虽曰未忘，其实亦若忘之矣。何者？谓其所作异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一，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如镜之应形，如钟之应声。其或经道之余，因闲观诗，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吟咏性情，曾何累于性情哉！”[18]。“因……成（生）……”此一句法，在古代文论中常出现，如，因文生事、因缘生法、因形就势、因空生色等，何谓“因”？《管子》有曰：“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概而言之即邵雍所谓能以物观物，随物赋形，得自然之道也。
三、洛城之乐
邵雍安乐居处于旧都洛阳，换句话说，是安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田园。自然、农村、城市，是环境美学的三大视界，从自然走向农村，从农村到城市是人类的家的发展，也是环境美学研究的轨迹。
中国古代环境美学史上，人们对环境的审美理想大体上也经历了这三个阶段。先秦时期，以《山海经》为代表，先民们以实用之目的对待山水自然，以草木果实可以营养身体，安神疗疾，祛病延年，是为第一阶段；至魏晋南北朝山水田园诗的出现，“归田园居”的隐居模式成为古人的一种生活理想，山水之乐，林下风流成为古人挥之不去的山水情结，甚至将之与城市二元对立，“长怀去城市，高咏狎兰荪”（卢照邻《三月曲水宴得樽字》）此为第二阶段；至宋代城市作为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物，日益成为人们生活和居住的重要场所，人们的居住理想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古代大量的山水诗与山水画体现了古人渴望回归自然的情怀，中国的山水诗画多是“从城市出走”，体现出归隐田园的理想，而宋代以《清明上河图》为代表，体现出“回到城市”的观念，邵雍的《击壤集》也反映出宜居、利居、乐居的城市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清明上河图》与《击壤集》正可谓古代环境美学发展到第三阶段的象征，即回到城市、安居城市、乐居城市，也体现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邵雍的《击壤集》可谓这一转向的风向标，将“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山水情结与城市生活相统一，实现了城市的园林化生活理想。 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说：“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观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故也。故画者当以此意造，而鉴者又当以此意穷之。”[19]利居、益居不仅要能可行可望，还要可居可游，故画者、鉴者及居者皆以可游可居为意进行创作、品鉴和设计。在邵雍的诗歌中，充满了城市生活的乐趣：漫游城市，观赏街景、赏花游园，文人雅集、会饮唱和等等，邵雍在洛阳三十年，真正实现了行望居游的理想。
追溯邵雍的城市之乐，其实现至少有两方面的条件，主观上是邵雍能因静照物，因时起志，故能虽居喧器都市，而能心闲自处；客观上，是因时而生，应运而起，于宋代承平之世，理学兴盛之际，顺应时代和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一种新的人居环境的形成。
邵雍的“闲”即从道与性而来，故其闲不是消极无为，而是物尽其性，其乐则是观物之乐，而非人世之乐。邵雍提供了一种理想的乐居状态，乐居有二，一要有“闲”心，“闲”情。宋人大体重“闲”字，如“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朱熹《春日》）、“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苏轼《临皋闲题》），闲不是游手好闲、无为、懒散，闲是有余，是超越，是能放下，闲也可以说是平常心，所谓“平常心是道”，不拘泥于身之利欲，不着苦乐两边而行持中道。二是生命的底色是乐，不是喜怒哀乐之乐，而是至乐之境，闲以乐为基础，乐以闲为显现。这与佛教以苦、基督教以罪为出发点的文化不同，中国的礼乐文明，秩序是礼，天道是乐，中国文化是以乐天知命为出发点的，这种礼乐文明，始于先秦，成于宋代，至阳明心学更有所发展。哲宗赐邵雍谥为“康节”，“按谥法，温良好乐曰康，能固所守曰节。”[20]康节之名正是礼乐的体现。邵雍之子邵伯温请程颢为其父作墓志铭，程颢得之曰：尧夫之学可谓安且成。程颢于墓志中有“先生之学为有传也，语成德者，昔难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论之，可谓安且成”[21]。安且成，应是礼乐相辅而成，相得益彰。以乐为基础，回过头来，能日用即道，能物物即是，故能成就闲静之情，成就日常生活之雅趣。所以宋代士人于日常生活之中具有着一种宇宙人生意识的深度，使乐居得以实现。
邵雍的安乐窝的居住方式使人与自然、与山水、与生活走得更近了。甚至，最佳的自然山水不再是荒寒偏远的地方，不再是高蹈远引，离世绝俗的场所，而是日常生活化的地方。正如宋代隐士与避世疾俗的魏晋隐士不同，宋代隐士不避仕宦，也多与仕宦往来交游，实现了世出世入的统一。士人将归田园居的理想落实在“家有山林之乐”，乃至城中亦有山林之乐，终至王居、农居、市居、士居皆有田园之乐，山水之享，将“可游可居”的理想落实到日常的生活化场景之中，体现出一种世俗的享乐和诗意的栖居，成就俗世的风景，在诗歌审美意象中透露出居世俗而内心超越的闲适旷达情怀。
邵雍“安乐窝”的居住理想体现了宋代环境美学中哲学性、形上性和世俗性、日常性的统一，理趣与俗趣的统一，出世与入世的统一，外向与内敛的统一、自然与人文的统一，使这种城市园林式生活可居可游，可进可退，可出可入，是古人对环境居住之美的理想形态，也是宋代理学思想在环境美学上的外化与显现。从山水诗到山水画到山水园林再到宋代形成的“家有山林之乐”的居住理想和生活方式，山水的意象通过不同的媒介表达出来，从二维的画面，外化为三维的立体空间，从无到有，从虚到实，一脉相承，最终生成为人的现实生活环境和精神环境。不得不说，理学家邵雍的“安乐窝”的居住思想是古代人居思想的典型显现。
（丁利荣，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1]陈望衡：《环境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2]陈寅恪：《陈寅恪先生文集》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3]邵雍：《邵雍集·伊川击壤集（卷六）·秋游六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96页。
[4]邵雍：《邵雍集·伊川击壤集（卷六）·清风短吟》，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68页。
[5]邵雍：《邵雍集·伊川击壤集（卷六）·初夏闲吟》，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P269页。
[6]邵雍：《邵雍集·伊川击壤集（卷十）·安乐窝中吟》，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39页。
[7]邵雍：《邵雍集·伊川击壤集（卷八）·小车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95页。
[8]邵雍：《邵雍集·伊川击壤集（卷十九）·自处吟》，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06页。
[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二十一·子部三十一·杂家类三 杂说之属《懒真子》·五卷
[10]（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二十，李剑雄，刘德权 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11]（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中华书局1994年版。
[12]邵雍：《邵雍集》，第5页。
[13]邵雍：《邵雍集·伊川击壤集（卷七）·风吹木叶吟》，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76页。
[14]邵雍：《邵雍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页。
[15]邵雍：《邵雍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页。
[16]邵雍：《邵雍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79页。
[17]（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1页。
[18]（宋）邵雍：《邵雍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98页。
[19]（宋）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训》，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20]邵雍：《邵雍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页。
[21]邵雍：《邵雍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