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学者乐黛云的稿件出来后，前同事杨潇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我想乐黛云老师也许是一个标本，帮助我们理解：一、她那一代人与父辈、师辈的关系。二、人之‘活力’的来源。而这两件事情可能是高度相关的。”
　　杨潇这样写，或许与他关注西南联大和那一拨学者、大家对后世的影响有关。乐黛云自然也从沈从文、废名、王瑶和季羡林身上汲取到了很多，还有她非常敬仰和爱戴的公公——汤用彤先生。
　　但她的学生张沛也曾锐利而语带体恤地讲起：“（乐黛云）老师这代人身上有特殊的尊严，被下放，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最深层和人性的东西。对此她是非常自觉的，她知道她是没有完成的自我。直到后半生，他们一步步走向天光，拾级而上。”
　　前北大中文系主任陈跃红也曾指出，乐黛云的治学特质是，她很少在某个单一狭窄的领域和课题上作长久停留，而往往是同时在几个相关领域提岀问题，首先开创新的风气并有所突破，然后将系统、全面、稳妥、深入的展开留给他人，而她自己此刻的目光又盯上了更新的进展。
　　这些说法让我在进入这个选题后很长一段时间陷入某种迷圈：所以，在早年对鲁迅的研究，中年对尼采、陈寅恪和重估“学衡”这些走在时代学术前沿的成果之后，乐黛云的过人之处究竟在哪里？她开创（重建）的比较文学学科、跨文化研究，和当下的联系又在哪里？如何让对这个人物的书写与读者之间产生一些真正的共鸣？
　　遗憾的是，因为乐老年过九旬，前几年摔过几次，身体损耗很大。她的助手、学生、比较所上上下下，都不希望外界对她过多打扰。联系了将近两个月，我们才终于等到了访谈机会，却如此的捉襟见肘：五六家媒体群访，时长总共不到1.5小时。
　　还好有她的学生、同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侧面还原和丰富了这个人物——尽管也比较有限。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诞生和1980年代的兴盛，无疑被附着了很多超学科的意义，寄托了乐黛云那一代学者对国家走向现代之路的期待。那时受聘去深圳大学的乐黛云、汤一介曾经踌躇满志，想把深圳大学办成东南亚的教育和学术中心。然而后来有关方面问到学那么多文学和外语有什么用？于是汤乐夫妇和校方合计，转而培养最合规格的、有现代文化的秘书。“要会开车，懂外语，会做翻译，笔杆子要硬，当然也要了解世界文化。”
　　很中国特色是不是？这种迂回方式，和当时兴起的中國文化书院，乃至乐黛云主持发起的跨文化对话等一系列中外思想交流，都可以说是学者们走出书斋、进行教育启蒙和拓宽社会发展路径的实践。
　　二十多岁风华正茂时被打成右派，二十多年后方才摘“帽”，到从事比较文学事业时，依然曾被思想保守者拿来指摘。大家好似看到乐黛云的乐观、淡然，但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陈越光说：我们对她那段内心经历的挖掘了解是非常之少的。
　　“拒绝回忆”，是她留给某些人的印象。但对待他人，她始终温和而热情，富有正义感，毫无位阶观念，没有排他性。
　　与她素昧平生的学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特殊原因报考北大外语系研究生受阻，找她求助，了解情况后她立刻仗义而为;还有学生因为另一半比自己小，碍于世俗观念，对婚姻有过疑虑，乐黛云说，“这是我能想象到的你最好的归宿。”

　　新书研读会那天，乐黛云在前往会场的路上被盛放的夏花吸引，想要拍照。一位骑车路过的大学生因此只好停住。一行人里，只有乐黛云留意到此，拍完特地跟这位学生说“对不起，让你久等”。这样的言行，完全内化在她的生命世界里。
　　毫不矜持，即之也温，对晚辈发自内心地佩服和鼓励。天性的豪迈，加上女性的细腻和关爱，包括与先生汤一介、公公汤用彤深厚绵长的情感，都让乐黛云身上充满与其他同龄学者不一样的气息和感召力。
　　梳理过这些，对这位耄耋老人便不再只是学术成就这一个评价维度。退休之后的乐黛云曾因作别钟爱的教学岗位而遗憾，但她又引用季羡林70岁始写《糖史》的故事来自勉。她的学生也告诉我，乐黛云是惯于思考大问题并付诸行动的人，汤先生去世和身体抱恙后，她多少会受到影响。
　　我想这样的情绪变化也很容易理解。一个乐观自主、理想主义常在的乐黛云，和一个需要他人扶助、偶尔心生倦怠的乐黛云，定是共生并行的。
　　乐黛云曾经在一篇散文里回忆费孝通。1997年，有人问费老，“费孝通”这篇文章将如何结尾？他说：“我这一生过得很不容易，到现在已经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了。‘啼不住’是指别人的议论纷纷，‘啼不住’就让他去啼好了，两岸猿声可以不问，国家的前途可不能不想。‘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生命快过完了，我想通过我个人画的句号，就是要把这一代知识分子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去，这就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
　　引述这段话的乐黛云想必深有同感。虽然她在受访时说过，她在未来十年想写的“负面人生”传记恐无缘与读者见面，我依然抱有一丝念想，什么时候，不一定以记者身份，聆听她讲讲那些著述里还没有写出的部分，那些属于她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