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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张骞出使西域，作为世界大动脉的丝绸之路开辟完成，中国與世界更全面的联系终于建立起来。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加强，交流程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中国与当时世界各个地区的联系并不平衡。相对于西亚、欧洲，与中国联系最为密切的是南亚地区。中印之间因为佛教而显现出特别之处。中国僧人纷纷前往取经，构成了丝绸之路的特别景观，佛教成了吸引中国僧人的唯一原因。僧人的西域求法记录，是当时丝绸之路留下来的珍贵文献。与使者代表的国家层面不同，僧人的记录不仅关涉到国家、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他们更重视当地的佛教情形，成为研究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前往印度的中国僧人，除了瞻仰胜迹之外，如何服务于当时的中国，是求法僧人的主要目的。经过求法僧人的努力，佛教传入中国的状况，一改以往的被动接受局面，主动前往，为佛教中国化做出很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丝绸之路;中国;南亚;唐代;取经僧人
中图分类号：K878.6;K928.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3-0024-08
Abstract：During the Han Dynasty， the statesman Zhang Qian journeyed to the Western Regions as a diplomat and opened up the Silk Road， which soon became one of the busiest transportation routes in the world. Although the ti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was greatly expanded by this new connecti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were by no means stable. Compared with West Asia and Europe， South Asia had the closest link to China， whil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was unique because of the common influence of Buddhism. India continued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Chinese monks， who became a common sight on the Silk Road as they trekked west to retrieve Buddhist scriptures. The records of these monks’ travels to the Western Regions are precious documents about the Silk Road. Different from the accounts left by diplomats working toward political goals， these monks not only focused on the countries， geography， history and local customs of the places they visited， but also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ate of local Buddhist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s. Besides visiting legendary Buddhist sites， another purpose of Chinese monks in India was to discover things tha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China. Because of the efforts of these Buddhist monks，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turned from a passive activity into a proactive movement that ultimately led to the successful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The records written by monks as they traveled throughout Asia are extremely valuable first-hand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Silk Road.
Keywords：China; South Asia; Silk Road; Tang dynasty; monks
丝绸之路是贯穿欧亚大陆的交通孔道，在前近代发挥着联络世界、沟通文化、传递文明成果的重大作用。当时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几乎都是通过丝绸之路（陆上、海上）完成的。中国的文明成果（如四大发明等）与世界分享，接受来自域外的文明结晶，在促进文化发展，为世界文明的交融做出贡献，都是与丝绸之路分不开的。但就中国与世界上的主要文明体的交往而言，不得不承认，印度是极具特殊意义的。中亚的僧侣与印度的僧侣一样，在向中国介绍他们信仰的宗教时，宁愿亲自来华。但是，中国僧人前往取经的，几乎只有印度一个目的地。从丝绸之路的历史研究视角看，中国与南亚的特殊关系，是值得重视的。
一 中国与印度关系的特殊性
在古代世界重要的文明体系中，如果从其他文明体的视角来看，中国最为遥远，与中国的联系也最为薄弱。如果以中国代表东亚，印度代表南亚次大陆，剩下的就是北非和西亚，以及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罗马。如果从西方的视角看，北非、西亚和地中海北岸都是环地中海地区，历史上也以这个地区的联系最为密切。因为在苏伊士运河开凿之前，北非与西亚的联系并不困难。所以环地中海可以看作一个更大的文明区域，南亚次大陆与东亚则成为相对遥远的文明所在。 从地中海东岸的两河流域向东，毗邻地区就是伊朗高原，波斯帝国兴起之后，兩个地区的联系获得加强。不仅如此，因为伊朗高原与中亚的联系，中亚与南亚次大陆的联系并不困难，所以波斯帝国的征服不仅有向西的方向，也有向东的方向，最后波斯帝国的御道直接修建至印度河流域。通过伊朗的居中联络，地中海地区与印度的联系于是建立起来。有关印度古史，传说中早期有雅利安人的入侵。此后，印度遭受的入侵最著名的是亚历山大（前327—325），以及后来的塞琉古一世（前305年左右）等。军事征服与战争的范围，与文化交流的范围通常是一致的，印度被征服的历史证明印度与地中海区域的联系比较紧密。
在印度与地中海地区往来频繁的时候，不论是地中海周边的文明体还是印度，对于更东方的中国都所知甚少。印度用“支那”称呼中国，这个称呼在亚历山大东征印度的时候已经使用，所以学者推测中印之间的往来和了解，在此之前应已存在[1]。这种推论，与张骞见到邛竹杖所体现的中印往来是一样的。现在，考古学界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资料证明，前张骞时代，中国与西域的联系是普遍的，交通路线的存在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亚历山大东征的时代，地中海周边的人们不知道中国的存在，这是一个基本状况。对于中国，直到罗马帝国时代，西方才有了相对准确的中国知识。
张骞出使西域，作为联络世界大动脉的丝绸之路完成开辟，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终于建立起来{1}，从此，因为丝绸之路，世界具有了整体意义。丝绸之路开辟之后，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加强，交流程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中国与当时世界各个地区的联系并不平衡。受制于地理因素的阻隔，交通便利的区域之间联系更密切，而相对于西亚、欧洲，与中国联系最为密切的是南亚地区。对此，唐人的认识已经很清晰，杜佑在《通典·海南序略》中写道：
海南诸国，汉时通焉。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帆，道里不可详知。外国诸书虽言里数，又非定实也。其西与诸胡国接。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后汉桓帝时，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使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尠。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自梁武、隋炀，诸国使至逾于前代。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2]
《通典》的记述，与丝绸之路的发展相呼应，从汉代开始交通南海，到唐朝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通典》自注所述的时间界限：“本初纂录，止于天宝之末，其有要须议论者，亦便及以后之事。”[3]《通典》所记述的历史可以看作是盛唐以前的资料，也能反映盛唐时期的中国认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唐代的史家眼中，中国对于南海国家的了解，明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距离远近与熟悉程度成正比，越近越熟悉，越远越陌生。这种基本情形，不仅南海，西域也莫不如此。
西域，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方向，在中国的地理知识中，也是越近越熟悉。大体而言，对新疆（狭义的西域）最为熟悉，然后比较熟悉的是中亚，再其次是波斯、阿拉伯，第四层次的是西亚、小亚细亚（东罗马、土耳其），最后是希腊、罗马等欧洲区域。在中国的文献中，印度属于西域地区，与中亚相毗邻，事实上印度的西北部确实与中亚连为一体。就熟悉的程度而言，印度的状况大约与中亚相似，确实是中古中国比较熟悉的国度。熟悉度决定于来往的密切度。张骞出使西域，其实仅仅到达了中亚，波斯、天竺都是听说的对象，但随后中国寻找通往印度的道路，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据《通典》的记载，天竺通中国是在东汉时期，“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4]。
唐朝是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中国与中亚、波斯、大食都有直接频繁的往来，或者利用陆路，或者利用海路，都是促进丝路繁荣的活动。唐高宗显庆三年，唐朝平定了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叛乱，中亚地区纳入中国的控制地区。唐朝特别派出使者在中亚设置州县。《唐会要》载：
龙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罗国立碑，以记圣德。诏从之。[5]
王名远的使名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据《通鉴》所载，吐火罗不过是一道而已，当时同类情况有十六国，置都督府、州县等，都隶属于安西都护府[6]。《唐会要》另一处就记载为“西域既平，遣使分往康国及吐火罗国，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尽图以进，因令史官撰《西域图志》六十卷。”[5]1567-1568
有使者前往，有专门的图书记载，中国对于中亚的了解自然比较清楚。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当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与印度的联系，其实要划分为许多地区。《通典》记载说，隋炀帝经营西域，广召各国，但因天竺未来而深以为恨。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印度遣使至中国，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出使印度，是对天竺的回访{1}。对于情况多样的印度各地，唐朝的了解显然也有一个过程。比如，《册府元龟》在唐高宗显庆三年，留下这样一段记载：
三年八月，千私弗国王法陀拔底、舍利君国王失利提婆、摩腊王施婆罗地多，并遣使朝贡。三国并南天竺属也，国皆绝远，未尝与中国通，至是泛海累月方达交州，并献其方物。[7]
当中国已经与天竺互派使者的时候，南天竺才第一次派使与中国交往。可见，南亚次大陆各地与中国的交往也有不平衡的情况。
不管怎样，综合比较，中国与印度的交通依然是最发达的。如何做出这个判断呢？在国家层面的交往中，使者的往来当然最具代表性。民间的交往，以商业贸易交往最有意义。就此而言，所有的国家与中国交通，都有相似性。但是，只有中印之间因为佛教而显现出特别之处。当时印度和部分中亚地区都流行佛教，佛教僧人前往中国传教，代有其人。中国僧人也纷纷前往取经，构成了丝绸之路上的特别景观。必须申明的是，中国僧人只有因为佛教才远赴他国，佛教成了吸引中国僧人的唯一原因。由此，也凸显了中印交往的特殊性。 二 求法僧人行记概况
中国有记录的赴西域求法僧人，第一位是三国时代的朱士行。朱士行，颍川人，嘉平二年（250）在洛阳白马寺受戒。260年，他从雍州出发到达于阗国，获得大乘经典《大品般若》，他抄写了梵文本，派弟子送回中原，自己留住于阗，直至去世。朱士行是有记载的第一位出家的中原僧人，也是第一位赴西域取经的中原僧人。虽然于阗不是南亚天竺，但却开创了西域取经的先河。朱士行没有留下行记，他的事迹主要记载在佛教文献中，释慧皎《高僧传》卷四有清晰记载，而慧皎的资料来源于朱士行的弟子法益。朱士行在于阗“散形”之后，法益回到了中原[8]。
真正赴南亚取法成功，并留下清晰记录的是法显。公元399年，65岁的法显从长安出发，经过陆路到达南亚，遍历北、西、中、东天竺，并在师子国居住两年，最后在东晋义熙八年（412）七月回到中国，而他的归国之路正是海上丝绸之路。法显西域求法是有同伴的，除了慧景、道整、慧应、慧嵬五人之外，在河西还遇到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人，这些人有的到达印度，有的半路牺牲，有的留在印度，有的最终回到中国[9]。可见当时佛教中人赴西域求法已经蔚然成风。
法显在南亚停留十三年，不仅带回大量佛经，尤其是佛教戒律，也写下了《佛国记》这部行记，是中国僧人第一部西域求法的行记。《佛国记》，又称《法显传》《释法显行传》《历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昔道人法显从长安行西至天竺传》等，虽然只有一万多字，对于南亚次大陆和丝绸之路的记录，却是弥足珍贵的{1}。
比较而言，唐朝是西域求法的高峰时期，留下来的行记也更多更知名。
玄奘在唐太宗的贞观元年开始西域求法的行程，贞观十八年返回到达于阗。玄奘接受唐太宗的要求，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成为当时记载西域史地的权威性著作。玄奘在向唐太宗《进〈西域记〉表》中说：“所闻所见，百有卅八国”，而中亚南亚地区缺少同时期的历史记录，于是《大唐西域记》便成为研究南亚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宗教的珍贵史料，也是丝路名著[10]。与《大唐西域记》并存的一部玄奘个人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其中的前五卷也是记录西域求法经历的。因为此书有许多玄奘提供的资料，可以看作是部分的自传[11]。两部书对读，可以更好地理解玄奘西行取经历程{2}。
玄奘之后，赴西域求法僧人中影响比较大的是义净。义净深受玄奘的影响，在唐高宗咸亨二年（671）从广州乘坐波斯商船赴印度，在印度求学十几年。途中，义净在永昌元年（689）曾经返回中国广州，获得纸笔等材料后再赴印度，天授二年（691）派大律回到中国，把他的著述带回中国。武则天证圣元年（697），义净从海路回到洛阳。义净派大律带回中国的《南海寄归内法传》重点是写印度寺院的管理制度，他希望以此改良中国的寺院管理方式[12]。
义净的另外一部著作对于我们的主题更有价值，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义净在印度各地游历的时候，遇到过许多同来印度求法的唐朝高僧，也听说过一些唐朝高僧的故事，于是有了这部著作。书中记述了唐初以来五六十位到过印度的僧人事迹，尤其能够反映当时丝绸之路的盛况[13]。这些唐朝僧人前往印度的往来路线，都在丝绸之路的框架之内，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转换使用的相关情况，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最为珍贵的资料。
除了传世文献之外，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P.3532号文书，经过伯希和、罗振玉的研究，确定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慧超是新罗人，早年资料不详，大约生于武则天时代，开元七年（719）在广州出家，四年之后即前往天竺巡礼，开元十五年（727）回到长安。因为敦煌残卷首尾不全，他的往来路线也不清晰。学者根据文中记述，基本认定他是循海路前往，先在东天竺巡礼，然后经过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和北天竺诸国，最后辗转中亚，从陆路返回中国[14]。
唐朝僧人西域取經的资料，更多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季羡林先生曾经列过一个简表，说明很多僧人的记录都消失了，如释道安的《西域志》、支僧载《外国事》、智猛《游行外国传》、释昙景《外国传》、竺法维《佛国记》、释法盛《历国传》、竺枝《扶南记》、惠生《惠生行传》等[10]1-141。其中，只有《惠生行传》的部分文字保留在《洛阳伽蓝记》中，其他皆不复存在。所以，至今尚存的僧人行记资料，因为是汉文记载的大宗，其史学价值是无可替代的{1}。
僧人的西域求法记录，是当时丝绸之路留下来的珍贵文献。与使者代表的国家层面不同，僧人的记录不仅关涉到国家、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他们更重视当地的佛教情形。这样，不仅具体地记录了丝绸之路的信息，成为我们今天研究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也为印度记录下了宗教历史。
三 西域求法的意义
从中国出发的丝绸之路，最初是从陆路开始的，早期也是陆路相对发达。不论是张骞的丝路“凿空”，还是班超的丝路维护，都是针对北方草原的匈奴势力。因此，陆路为丝路的主轴，而海路的利用价值有限。魏晋以后，佛教传入中国的力度加大，而传播的来源，不仅有来自南亚次大陆的僧人，也有来自中亚的僧人。以中亚佛教而言，因为先行进入中国，难免带来中亚的特色。而这一切，对于中国求法僧人而言，都是不能忽略的印象。所以，陆路受到中原的重视有其必然性。
正因为如此，第一个西域求法的僧人朱士行首先来到于阗国，不仅得到了大乘经典，他甚至留居于阗，并终老于此。从《法显传》所记载的内容来看，沿途的佛教寺院都是拜访的对象，他们并无把印度当作唯一目的地的想法。所以西域求法僧人的行进路线也有价值。僧人们尤其重视所到之处的佛教状况、当地政府的佛教政策等，当然还有政治、人文、地理的描述，我们虽然至今依然称作西域求法，但决不可简单地理解为寻求佛经。根据《法显传》，在弗楼沙国，慧达、宝云、僧景三人“遂还秦土”[15]，即归国，而其他人继续前进。对于慧达等人三人而言，他们到此就完成了求法任务，并非必到印度不可。 僧人行路的条件，不仅取决于道路的自然状况，也受制于各地的政治形势。法显与伙伴在敦煌坐夏之后，分头出发。法显等五人“随使先发”。这个使者，应该是敦煌太守李暠派往西域的[15]3。行路需要费用，能够获得资助，自然很重要。在焉耆，因为当地人“不修礼义，遇客甚薄，智严、慧简、慧嵬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资”。而法显“得苻行堂公孙经理”[15]8，即获得有很高身份的苻姓公孙资助。
玄奘也是从陆路前往，在伊吾意外获得高昌王麹文泰的盛情邀请，于是前往高昌国，并获得高昌王的大力支持，在行资方面有了根本保障。《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详细记载了高昌王给予玄奘人力、物力的支持：“四沙弥以充给侍。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幭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11]21。玄奘一次获得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从此不必在这个问题上再费周折，后来的求法顺利也与此不无关系{1}。
如果比较玄奘与法显的行进路线，我们会发现玄奘所行之路，比法显明显更远。法显虽然行路较近，但却更加危险。从中国前往南亚，就魏晋隋唐时期的历史资料所显示的情况看，陆路交通大约有三条主干线，即葱岭路、中亚路和吐蕃路。葱岭路，法显所行，也是玄奘归来的路线。中亚路，玄奘所行，走天山北麓西行，绕过天山南下。吐蕃路，是唐朝与吐蕃和亲之后的一条通往南亚之路，从西藏进入尼泊尔（当时文献作“泥波罗”），然后前往印度。
中印之间的交通，包括陆路和海路，学界早有注意。季羡林先生根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进行统计，去时路，陆路23人，海路40人，归来时，陆路10人，海路9人。季先生认为，中印交通，唐初是从陆路重要转变为海路重要的时期，原因与航海技术提高有关[10]101。王邦维先生研究义净，对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进行了校注，并以《义净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代校注前言》为题展开了对该书的研究{2}。在这篇文献中，王先生提出陆路丝路与海上丝路正在发生转变，中印之间的交通，正从陆路为主转变为以海路为主，“从义净文中对年代时间的记载推断，这种转变大致发生在高宗麟德年以后”[13]8。不管是陆路行进还是海路行进，僧人都有行路衣粮问题。我们看到两种情况比较普遍。一是随从国家使者，经常使用的概念是“使人”，而使者或者道从海上，或者行走陆路。跟随使者，理应由使者出资。如玄照，是执行唐高宗的命令寻求长生药品，费用由国家承担也是不难理解的。一是随从商人。海上行进，通常是由商人承担费用。不论是使人还是商人，都不是单纯的费用提供者，僧人广受尊敬，他们的信仰也能给同行者带来便利。
然而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僧人的西域求法，最重要的一项贡献是增加了丝绸之路的文献记载，丰富了丝绸之路的研究资料。与国家使者不同，僧人是私人前往，他们人数众多，行记具有独特的视角，对于多方位的丝绸之路研究是极其可贵的。
正是因为有大量求法僧的存在，让唐代的中印丝绸之路，焕发出特别的光彩。中古时期，外来宗教纷纷传入中国，祆教、摩尼教和景教被称作“三夷教”，但是只有佛教享受了不同的待遇，没有受到“夷教”的歧视。不过，佛教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受到攻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外来这个特征。佛教渐渐中国化，中国渐渐接受佛教，逐渐与其他外来宗教划清了界限。
比较佛教与“三夷教”的异同，我们可以发现“三夷教”纯粹属于外来，即“三夷教”纯粹是由胡人带进中国的，从不见中国人主动去求取。只有对于佛教，中国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精神，众多的僧人九死一生去求法，从而在佛教传播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佛教进入中国，发生了各式各样的问题，中国僧人对此了若指掌，如何令佛教更好地传播，如何避免和解决现有的问题，如何赢得佛教的未来，无不是取法高僧们内心的急迫想法。比较而言，外国僧人对于中国佛教现存的问题，自然要隔膜很多。如何更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国问题，中国僧人更有发言权。
中国高僧的求法，为的是满足中国的需求，解决中国佛教发展中的问题。
法显（334—420）是山西临汾人{1}，而《佛国记》开篇即言“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15]2。很清楚，法显前往印度取经是有重点的，就是“寻求戒律”，克服因为戒律缺乏，中国僧团涣散无纪的问题。法显的努力，也大有成效。佛教戒律中的“五部律”，被法显带回四部，从而确立了法显在“中国佛教戒律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16]。其实，到达印度的僧人，并非一定都回中国传播佛教，法显的一位同伴道整，最后就受到印度的吸引，决定留住印度。“法显本心于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15]120。在斯里兰卡（当时称“师子国”），《法显传》有一段在师子国无畏山僧伽蓝的记载，其情其景，至今读来，仍能感到法显的感情世界，其文为：
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15]128
因为法显内心有在中土传播佛教的目标，每每以中土为念，所以有强烈的思乡情绪也很自然。其實，这就是克服千难万险取经的精神动力。
玄奘西行求法的目的更广泛。高昌王麹文泰崇敬玄奘，希望玄奘留住高昌，充任国师，他并不知道玄奘内心的需求。玄奘离开高昌之前留书感谢高昌王，其中也叙述了心曲，佛教传入中国，已经出现很多问题，他说：“远人来译，音训不同，去圣时遥，义类差舛，遂使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11]22这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发生的重大问题，翻译不准确甚至大有歧义，造成了严重的分歧与纷扰。如果不从翻译角度彻底解决，这种困扰必将长期存在下去。玄奘取经成功准备归国，印度的僧人，从那烂陀寺的一般僧人，到戒贤法师到戒日王，都曾真诚劝阻玄奘，希望玄奘留在印度。玄奘或者大力称赞中国文化，或者强调在中国推广佛法的重要意义，或者指出阻碍佛法传播会受到报应惩罚等等，但终究是要回归中土的[11]102-103，112-113。在当时的中国与印度，就求法僧而言，确实存在两个中心的问题，如道整便留住印度，而法显、玄奘等则坚持归国传道，不过就佛教传播中国而言，自然是后者贡献更大{2}。 义净是玄奘之后前往印度取经成绩最大的一位，但《宋高僧传》虽然把义净放在全书第一名的位置上进行介绍，重点却是他的译经工作，有关求法动机，没有涉及[17]。王邦维先生认为：“义净最注意的不是教理上的问题，而是戒律方面的规定和僧伽内部的制度。义净的目的是想用印度正统的典范，来纠正当时中国佛教的偏误，矫治时弊，力挽颓风”。义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重点介绍印度的佛教寺院组织与戒律，从写作动机上，就是针对中国寺院的建设，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18]。
《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也多有这方面的记载，在有限的文字中可以感知西域求法僧人的拳拳中土之心。道生法师，并州人，贞观末年由吐蕃路入印度，“多赍经像，言归本国，行至泥波罗，遘疾而卒”[13]49。玄会法师是京师（长安）人，他从北印度进入，时间并不长，但“梵韵清澈”，梵语水平已经很高，“少携经教，思返故居，到泥波罗，不幸而卒”。他们的心愿并未完成。成都人会宁律师，高宗麟德年中从南海到达诃陵洲，与当地僧人智贤一同翻译《阿笈摩经》，其中有关如来焚身故事，与《大乘涅槃》很不同。他派弟子运期把翻译好的《阿笈摩经》送回中国，呈交朝廷，他自己准备继续工作，但后来就没有了消息[13]76-77。爱州的大乘灯禅师，是玄奘弟子，在印度多年，每叹曰“本意弘法，重之东夏，宁志不我遂，奄尓衰年，今日虽不契怀，来生愿毕斯志”[13]88。义净与灯禅师在那烂陀寺曾经见到另一位中国僧人齐州道希法师的遗物，不胜唏嘘。道希携带“唐国新旧经论四百余卷”，显然是为了与梵本查证的，但是“当于其时，其人已亡。汉本尚存，梵夹犹列，睹之潸然”[13]36，88。对于中国的佛教，这些僧人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作为求法僧人队伍中的一员，他们的精神与玄奘、义净这些成功者是一致的。正是因为他们的大量存在，才使得成功拥有了更大的可能性。有文字记录的求法僧人仅仅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人湮没在浩瀚的历史尘封之中，但他们的功绩是需要承认的，他们是看不见的分母，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不只是这些有记录的僧人，凡是前往印度的中国僧人，除了瞻仰胜迹之外，如何服务于当时的中国，依然是众多僧人西行的初衷。获得梵文经典，学习梵文，了解印度佛寺制度，弄清佛学理论，凡此等等，都对中国的佛教发展有益。特别是，经过求法僧人的努力，佛教传入中国的状况，一改以往的被动接受局面，变为以中国为本位，主动前往，积极求索，为佛教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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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丝绸之路;中国;南亚;唐代;取经僧人
中图分类号：K878.6;K928.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3-0024-08
Abstract：During the Han Dynasty， the statesman Zhang Qian journeyed to the Western Regions as a diplomat and opened up the Silk Road， which soon became one of the busiest transportation routes in the world. Although the ti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was greatly expanded by this new connecti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were by no means stable. Compared with West Asia and Europe， South Asia had the closest link to China， whil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was unique because of the common influence of Buddhism. India continued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Chinese monks， who became a common sight on the Silk Road as they trekked west to retrieve Buddhist scriptures. The records of these monks’ travels to the Western Regions are precious documents about the Silk Road. Different from the accounts left by diplomats working toward political goals， these monks not only focused on the countries， geography， history and local customs of the places they visited， but also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ate of local Buddhist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s. Besides visiting legendary Buddhist sites， another purpose of Chinese monks in India was to discover things tha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China. Because of the efforts of these Buddhist monks，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turned from a passive activity into a proactive movement that ultimately led to the successful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The records written by monks as they traveled throughout Asia are extremely valuable first-hand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Silk Road.
Keywords：China; South Asia; Silk Road; Tang dynasty; monks
丝绸之路是贯穿欧亚大陆的交通孔道，在前近代发挥着联络世界、沟通文化、传递文明成果的重大作用。当时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几乎都是通过丝绸之路（陆上、海上）完成的。中国的文明成果（如四大发明等）与世界分享，接受来自域外的文明结晶，在促进文化发展，为世界文明的交融做出贡献，都是与丝绸之路分不开的。但就中国与世界上的主要文明体的交往而言，不得不承认，印度是极具特殊意义的。中亚的僧侣与印度的僧侣一样，在向中国介绍他们信仰的宗教时，宁愿亲自来华。但是，中国僧人前往取经的，几乎只有印度一个目的地。从丝绸之路的历史研究视角看，中国与南亚的特殊关系，是值得重视的。
一 中国与印度关系的特殊性
在古代世界重要的文明体系中，如果从其他文明体的视角来看，中国最为遥远，与中国的联系也最为薄弱。如果以中国代表东亚，印度代表南亚次大陆，剩下的就是北非和西亚，以及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罗马。如果从西方的视角看，北非、西亚和地中海北岸都是环地中海地区，历史上也以这个地区的联系最为密切。因为在苏伊士运河开凿之前，北非与西亚的联系并不困难。所以环地中海可以看作一个更大的文明区域，南亚次大陆与东亚则成为相对遥远的文明所在。 从地中海东岸的两河流域向东，毗邻地区就是伊朗高原，波斯帝国兴起之后，兩个地区的联系获得加强。不仅如此，因为伊朗高原与中亚的联系，中亚与南亚次大陆的联系并不困难，所以波斯帝国的征服不仅有向西的方向，也有向东的方向，最后波斯帝国的御道直接修建至印度河流域。通过伊朗的居中联络，地中海地区与印度的联系于是建立起来。有关印度古史，传说中早期有雅利安人的入侵。此后，印度遭受的入侵最著名的是亚历山大（前327—325），以及后来的塞琉古一世（前305年左右）等。军事征服与战争的范围，与文化交流的范围通常是一致的，印度被征服的历史证明印度与地中海区域的联系比较紧密。
在印度与地中海地区往来频繁的时候，不论是地中海周边的文明体还是印度，对于更东方的中国都所知甚少。印度用“支那”称呼中国，这个称呼在亚历山大东征印度的时候已经使用，所以学者推测中印之间的往来和了解，在此之前应已存在[1]。这种推论，与张骞见到邛竹杖所体现的中印往来是一样的。现在，考古学界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资料证明，前张骞时代，中国与西域的联系是普遍的，交通路线的存在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亚历山大东征的时代，地中海周边的人们不知道中国的存在，这是一个基本状况。对于中国，直到罗马帝国时代，西方才有了相对准确的中国知识。
张骞出使西域，作为联络世界大动脉的丝绸之路完成开辟，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终于建立起来{1}，从此，因为丝绸之路，世界具有了整体意义。丝绸之路开辟之后，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加强，交流程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中国与当时世界各个地区的联系并不平衡。受制于地理因素的阻隔，交通便利的区域之间联系更密切，而相对于西亚、欧洲，与中国联系最为密切的是南亚地区。对此，唐人的认识已经很清晰，杜佑在《通典·海南序略》中写道：
海南诸国，汉时通焉。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帆，道里不可详知。外国诸书虽言里数，又非定实也。其西与诸胡国接。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后汉桓帝时，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使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尠。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自梁武、隋炀，诸国使至逾于前代。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2]
《通典》的记述，与丝绸之路的发展相呼应，从汉代开始交通南海，到唐朝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通典》自注所述的时间界限：“本初纂录，止于天宝之末，其有要须议论者，亦便及以后之事。”[3]《通典》所记述的历史可以看作是盛唐以前的资料，也能反映盛唐时期的中国认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唐代的史家眼中，中国对于南海国家的了解，明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距离远近与熟悉程度成正比，越近越熟悉，越远越陌生。这种基本情形，不仅南海，西域也莫不如此。
西域，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方向，在中国的地理知识中，也是越近越熟悉。大体而言，对新疆（狭义的西域）最为熟悉，然后比较熟悉的是中亚，再其次是波斯、阿拉伯，第四层次的是西亚、小亚细亚（东罗马、土耳其），最后是希腊、罗马等欧洲区域。在中国的文献中，印度属于西域地区，与中亚相毗邻，事实上印度的西北部确实与中亚连为一体。就熟悉的程度而言，印度的状况大约与中亚相似，确实是中古中国比较熟悉的国度。熟悉度决定于来往的密切度。张骞出使西域，其实仅仅到达了中亚，波斯、天竺都是听说的对象，但随后中国寻找通往印度的道路，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积极性。据《通典》的记载，天竺通中国是在东汉时期，“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4]。
唐朝是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中国与中亚、波斯、大食都有直接频繁的往来，或者利用陆路，或者利用海路，都是促进丝路繁荣的活动。唐高宗显庆三年，唐朝平定了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叛乱，中亚地区纳入中国的控制地区。唐朝特别派出使者在中亚设置州县。《唐会要》载：
龙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罗国立碑，以记圣德。诏从之。[5]
王名远的使名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据《通鉴》所载，吐火罗不过是一道而已，当时同类情况有十六国，置都督府、州县等，都隶属于安西都护府[6]。《唐会要》另一处就记载为“西域既平，遣使分往康国及吐火罗国，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尽图以进，因令史官撰《西域图志》六十卷。”[5]1567-1568
有使者前往，有专门的图书记载，中国对于中亚的了解自然比较清楚。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当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与印度的联系，其实要划分为许多地区。《通典》记载说，隋炀帝经营西域，广召各国，但因天竺未来而深以为恨。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印度遣使至中国，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出使印度，是对天竺的回访{1}。对于情况多样的印度各地，唐朝的了解显然也有一个过程。比如，《册府元龟》在唐高宗显庆三年，留下这样一段记载：
三年八月，千私弗国王法陀拔底、舍利君国王失利提婆、摩腊王施婆罗地多，并遣使朝贡。三国并南天竺属也，国皆绝远，未尝与中国通，至是泛海累月方达交州，并献其方物。[7]
当中国已经与天竺互派使者的时候，南天竺才第一次派使与中国交往。可见，南亚次大陆各地与中国的交往也有不平衡的情况。
不管怎样，综合比较，中国与印度的交通依然是最发达的。如何做出这个判断呢？在国家层面的交往中，使者的往来当然最具代表性。民间的交往，以商业贸易交往最有意义。就此而言，所有的国家与中国交通，都有相似性。但是，只有中印之间因为佛教而显现出特别之处。当时印度和部分中亚地区都流行佛教，佛教僧人前往中国传教，代有其人。中国僧人也纷纷前往取经，构成了丝绸之路上的特别景观。必须申明的是，中国僧人只有因为佛教才远赴他国，佛教成了吸引中国僧人的唯一原因。由此，也凸显了中印交往的特殊性。 二 求法僧人行记概况
中国有记录的赴西域求法僧人，第一位是三国时代的朱士行。朱士行，颍川人，嘉平二年（250）在洛阳白马寺受戒。260年，他从雍州出发到达于阗国，获得大乘经典《大品般若》，他抄写了梵文本，派弟子送回中原，自己留住于阗，直至去世。朱士行是有记载的第一位出家的中原僧人，也是第一位赴西域取经的中原僧人。虽然于阗不是南亚天竺，但却开创了西域取经的先河。朱士行没有留下行记，他的事迹主要记载在佛教文献中，释慧皎《高僧传》卷四有清晰记载，而慧皎的资料来源于朱士行的弟子法益。朱士行在于阗“散形”之后，法益回到了中原[8]。
真正赴南亚取法成功，并留下清晰记录的是法显。公元399年，65岁的法显从长安出发，经过陆路到达南亚，遍历北、西、中、东天竺，并在师子国居住两年，最后在东晋义熙八年（412）七月回到中国，而他的归国之路正是海上丝绸之路。法显西域求法是有同伴的，除了慧景、道整、慧应、慧嵬五人之外，在河西还遇到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人，这些人有的到达印度，有的半路牺牲，有的留在印度，有的最终回到中国[9]。可见当时佛教中人赴西域求法已经蔚然成风。
法显在南亚停留十三年，不仅带回大量佛经，尤其是佛教戒律，也写下了《佛国记》这部行记，是中国僧人第一部西域求法的行记。《佛国记》，又称《法显传》《释法显行传》《历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昔道人法显从长安行西至天竺传》等，虽然只有一万多字，对于南亚次大陆和丝绸之路的记录，却是弥足珍贵的{1}。
比较而言，唐朝是西域求法的高峰时期，留下来的行记也更多更知名。
玄奘在唐太宗的贞观元年开始西域求法的行程，贞观十八年返回到达于阗。玄奘接受唐太宗的要求，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成为当时记载西域史地的权威性著作。玄奘在向唐太宗《进〈西域记〉表》中说：“所闻所见，百有卅八国”，而中亚南亚地区缺少同时期的历史记录，于是《大唐西域记》便成为研究南亚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宗教的珍贵史料，也是丝路名著[10]。与《大唐西域记》并存的一部玄奘个人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其中的前五卷也是记录西域求法经历的。因为此书有许多玄奘提供的资料，可以看作是部分的自传[11]。两部书对读，可以更好地理解玄奘西行取经历程{2}。
玄奘之后，赴西域求法僧人中影响比较大的是义净。义净深受玄奘的影响，在唐高宗咸亨二年（671）从广州乘坐波斯商船赴印度，在印度求学十几年。途中，义净在永昌元年（689）曾经返回中国广州，获得纸笔等材料后再赴印度，天授二年（691）派大律回到中国，把他的著述带回中国。武则天证圣元年（697），义净从海路回到洛阳。义净派大律带回中国的《南海寄归内法传》重点是写印度寺院的管理制度，他希望以此改良中国的寺院管理方式[12]。
义净的另外一部著作对于我们的主题更有价值，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义净在印度各地游历的时候，遇到过许多同来印度求法的唐朝高僧，也听说过一些唐朝高僧的故事，于是有了这部著作。书中记述了唐初以来五六十位到过印度的僧人事迹，尤其能够反映当时丝绸之路的盛况[13]。这些唐朝僧人前往印度的往来路线，都在丝绸之路的框架之内，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转换使用的相关情况，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最为珍贵的资料。
除了传世文献之外，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P.3532号文书，经过伯希和、罗振玉的研究，确定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慧超是新罗人，早年资料不详，大约生于武则天时代，开元七年（719）在广州出家，四年之后即前往天竺巡礼，开元十五年（727）回到长安。因为敦煌残卷首尾不全，他的往来路线也不清晰。学者根据文中记述，基本认定他是循海路前往，先在东天竺巡礼，然后经过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和北天竺诸国，最后辗转中亚，从陆路返回中国[14]。
唐朝僧人西域取經的资料，更多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季羡林先生曾经列过一个简表，说明很多僧人的记录都消失了，如释道安的《西域志》、支僧载《外国事》、智猛《游行外国传》、释昙景《外国传》、竺法维《佛国记》、释法盛《历国传》、竺枝《扶南记》、惠生《惠生行传》等[10]1-141。其中，只有《惠生行传》的部分文字保留在《洛阳伽蓝记》中，其他皆不复存在。所以，至今尚存的僧人行记资料，因为是汉文记载的大宗，其史学价值是无可替代的{1}。
僧人的西域求法记录，是当时丝绸之路留下来的珍贵文献。与使者代表的国家层面不同，僧人的记录不仅关涉到国家、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他们更重视当地的佛教情形。这样，不仅具体地记录了丝绸之路的信息，成为我们今天研究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也为印度记录下了宗教历史。
三 西域求法的意义
从中国出发的丝绸之路，最初是从陆路开始的，早期也是陆路相对发达。不论是张骞的丝路“凿空”，还是班超的丝路维护，都是针对北方草原的匈奴势力。因此，陆路为丝路的主轴，而海路的利用价值有限。魏晋以后，佛教传入中国的力度加大，而传播的来源，不仅有来自南亚次大陆的僧人，也有来自中亚的僧人。以中亚佛教而言，因为先行进入中国，难免带来中亚的特色。而这一切，对于中国求法僧人而言，都是不能忽略的印象。所以，陆路受到中原的重视有其必然性。
正因为如此，第一个西域求法的僧人朱士行首先来到于阗国，不仅得到了大乘经典，他甚至留居于阗，并终老于此。从《法显传》所记载的内容来看，沿途的佛教寺院都是拜访的对象，他们并无把印度当作唯一目的地的想法。所以西域求法僧人的行进路线也有价值。僧人们尤其重视所到之处的佛教状况、当地政府的佛教政策等，当然还有政治、人文、地理的描述，我们虽然至今依然称作西域求法，但决不可简单地理解为寻求佛经。根据《法显传》，在弗楼沙国，慧达、宝云、僧景三人“遂还秦土”[15]，即归国，而其他人继续前进。对于慧达等人三人而言，他们到此就完成了求法任务，并非必到印度不可。 僧人行路的条件，不仅取决于道路的自然状况，也受制于各地的政治形势。法显与伙伴在敦煌坐夏之后，分头出发。法显等五人“随使先发”。这个使者，应该是敦煌太守李暠派往西域的[15]3。行路需要费用，能够获得资助，自然很重要。在焉耆，因为当地人“不修礼义，遇客甚薄，智严、慧简、慧嵬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资”。而法显“得苻行堂公孙经理”[15]8，即获得有很高身份的苻姓公孙资助。
玄奘也是从陆路前往，在伊吾意外获得高昌王麹文泰的盛情邀请，于是前往高昌国，并获得高昌王的大力支持，在行资方面有了根本保障。《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详细记载了高昌王给予玄奘人力、物力的支持：“四沙弥以充给侍。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幭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11]21。玄奘一次获得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从此不必在这个问题上再费周折，后来的求法顺利也与此不无关系{1}。
如果比较玄奘与法显的行进路线，我们会发现玄奘所行之路，比法显明显更远。法显虽然行路较近，但却更加危险。从中国前往南亚，就魏晋隋唐时期的历史资料所显示的情况看，陆路交通大约有三条主干线，即葱岭路、中亚路和吐蕃路。葱岭路，法显所行，也是玄奘归来的路线。中亚路，玄奘所行，走天山北麓西行，绕过天山南下。吐蕃路，是唐朝与吐蕃和亲之后的一条通往南亚之路，从西藏进入尼泊尔（当时文献作“泥波罗”），然后前往印度。
中印之间的交通，包括陆路和海路，学界早有注意。季羡林先生根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进行统计，去时路，陆路23人，海路40人，归来时，陆路10人，海路9人。季先生认为，中印交通，唐初是从陆路重要转变为海路重要的时期，原因与航海技术提高有关[10]101。王邦维先生研究义净，对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进行了校注，并以《义净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代校注前言》为题展开了对该书的研究{2}。在这篇文献中，王先生提出陆路丝路与海上丝路正在发生转变，中印之间的交通，正从陆路为主转变为以海路为主，“从义净文中对年代时间的记载推断，这种转变大致发生在高宗麟德年以后”[13]8。不管是陆路行进还是海路行进，僧人都有行路衣粮问题。我们看到两种情况比较普遍。一是随从国家使者，经常使用的概念是“使人”，而使者或者道从海上，或者行走陆路。跟随使者，理应由使者出资。如玄照，是执行唐高宗的命令寻求长生药品，费用由国家承担也是不难理解的。一是随从商人。海上行进，通常是由商人承担费用。不论是使人还是商人，都不是单纯的费用提供者，僧人广受尊敬，他们的信仰也能给同行者带来便利。
然而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僧人的西域求法，最重要的一项贡献是增加了丝绸之路的文献记载，丰富了丝绸之路的研究资料。与国家使者不同，僧人是私人前往，他们人数众多，行记具有独特的视角，对于多方位的丝绸之路研究是极其可贵的。
正是因为有大量求法僧的存在，让唐代的中印丝绸之路，焕发出特别的光彩。中古时期，外来宗教纷纷传入中国，祆教、摩尼教和景教被称作“三夷教”，但是只有佛教享受了不同的待遇，没有受到“夷教”的歧视。不过，佛教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受到攻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外来这个特征。佛教渐渐中国化，中国渐渐接受佛教，逐渐与其他外来宗教划清了界限。
比较佛教与“三夷教”的异同，我们可以发现“三夷教”纯粹属于外来，即“三夷教”纯粹是由胡人带进中国的，从不见中国人主动去求取。只有对于佛教，中国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精神，众多的僧人九死一生去求法，从而在佛教传播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佛教进入中国，发生了各式各样的问题，中国僧人对此了若指掌，如何令佛教更好地传播，如何避免和解决现有的问题，如何赢得佛教的未来，无不是取法高僧们内心的急迫想法。比较而言，外国僧人对于中国佛教现存的问题，自然要隔膜很多。如何更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国问题，中国僧人更有发言权。
中国高僧的求法，为的是满足中国的需求，解决中国佛教发展中的问题。
法显（334—420）是山西临汾人{1}，而《佛国记》开篇即言“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15]2。很清楚，法显前往印度取经是有重点的，就是“寻求戒律”，克服因为戒律缺乏，中国僧团涣散无纪的问题。法显的努力，也大有成效。佛教戒律中的“五部律”，被法显带回四部，从而确立了法显在“中国佛教戒律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16]。其实，到达印度的僧人，并非一定都回中国传播佛教，法显的一位同伴道整，最后就受到印度的吸引，决定留住印度。“法显本心于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15]120。在斯里兰卡（当时称“师子国”），《法显传》有一段在师子国无畏山僧伽蓝的记载，其情其景，至今读来，仍能感到法显的感情世界，其文为：
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15]128
因为法显内心有在中土传播佛教的目标，每每以中土为念，所以有强烈的思乡情绪也很自然。其實，这就是克服千难万险取经的精神动力。
玄奘西行求法的目的更广泛。高昌王麹文泰崇敬玄奘，希望玄奘留住高昌，充任国师，他并不知道玄奘内心的需求。玄奘离开高昌之前留书感谢高昌王，其中也叙述了心曲，佛教传入中国，已经出现很多问题，他说：“远人来译，音训不同，去圣时遥，义类差舛，遂使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11]22这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发生的重大问题，翻译不准确甚至大有歧义，造成了严重的分歧与纷扰。如果不从翻译角度彻底解决，这种困扰必将长期存在下去。玄奘取经成功准备归国，印度的僧人，从那烂陀寺的一般僧人，到戒贤法师到戒日王，都曾真诚劝阻玄奘，希望玄奘留在印度。玄奘或者大力称赞中国文化，或者强调在中国推广佛法的重要意义，或者指出阻碍佛法传播会受到报应惩罚等等，但终究是要回归中土的[11]102-103，112-113。在当时的中国与印度，就求法僧而言，确实存在两个中心的问题，如道整便留住印度，而法显、玄奘等则坚持归国传道，不过就佛教传播中国而言，自然是后者贡献更大{2}。 义净是玄奘之后前往印度取经成绩最大的一位，但《宋高僧传》虽然把义净放在全书第一名的位置上进行介绍，重点却是他的译经工作，有关求法动机，没有涉及[17]。王邦维先生认为：“义净最注意的不是教理上的问题，而是戒律方面的规定和僧伽内部的制度。义净的目的是想用印度正统的典范，来纠正当时中国佛教的偏误，矫治时弊，力挽颓风”。义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重点介绍印度的佛教寺院组织与戒律，从写作动机上，就是针对中国寺院的建设，毕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18]。
《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也多有这方面的记载，在有限的文字中可以感知西域求法僧人的拳拳中土之心。道生法师，并州人，贞观末年由吐蕃路入印度，“多赍经像，言归本国，行至泥波罗，遘疾而卒”[13]49。玄会法师是京师（长安）人，他从北印度进入，时间并不长，但“梵韵清澈”，梵语水平已经很高，“少携经教，思返故居，到泥波罗，不幸而卒”。他们的心愿并未完成。成都人会宁律师，高宗麟德年中从南海到达诃陵洲，与当地僧人智贤一同翻译《阿笈摩经》，其中有关如来焚身故事，与《大乘涅槃》很不同。他派弟子运期把翻译好的《阿笈摩经》送回中国，呈交朝廷，他自己准备继续工作，但后来就没有了消息[13]76-77。爱州的大乘灯禅师，是玄奘弟子，在印度多年，每叹曰“本意弘法，重之东夏，宁志不我遂，奄尓衰年，今日虽不契怀，来生愿毕斯志”[13]88。义净与灯禅师在那烂陀寺曾经见到另一位中国僧人齐州道希法师的遗物，不胜唏嘘。道希携带“唐国新旧经论四百余卷”，显然是为了与梵本查证的，但是“当于其时，其人已亡。汉本尚存，梵夹犹列，睹之潸然”[13]36，88。对于中国的佛教，这些僧人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作为求法僧人队伍中的一员，他们的精神与玄奘、义净这些成功者是一致的。正是因为他们的大量存在，才使得成功拥有了更大的可能性。有文字记录的求法僧人仅仅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人湮没在浩瀚的历史尘封之中，但他们的功绩是需要承认的，他们是看不见的分母，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不只是这些有记录的僧人，凡是前往印度的中国僧人，除了瞻仰胜迹之外，如何服务于当时的中国，依然是众多僧人西行的初衷。获得梵文经典，学习梵文，了解印度佛寺制度，弄清佛学理论，凡此等等，都对中国的佛教发展有益。特别是，经过求法僧人的努力，佛教传入中国的状况，一改以往的被动接受局面，变为以中国为本位，主动前往，积极求索，为佛教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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