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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只要我们一谈起“中国功夫”或“中国武术”，脑海中所派生出来的“少林”则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当今“少林武术”已成为中国武术文化有力的象征，成为中国武术国际化的一张“名片”。 少林武术作为中国北方武术流派的代表，是中国武术各个流派中历史悠久、门类最多、体系最大的门派。由于少林寺特殊的佛教文化环境，历经一千五百多年，使少林武术与中国武术的其他流派又有很大区别，表现出自身独特的形式与特点。纵观少林武术的产生和发展，我们不难看出，少林武术既有中国传统武术的成分在其中，又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与形式，它是在嵩山少林寺特定佛教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充分体现出禅宗智慧与传统佛教文化体系。
一、禅武结合 自成体系
少林寺是中国佛教禅宗的祖庭，禅宗思想的大本营。少林武术作为寺僧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亦被纳入列为学佛修禅的程式。
禅从字义上讲是“静心思维”的意思，但它在传入中国之后，吸取中国的传统哲学文化，结合自身修行特点，自六祖惠能以来，创立了中国的佛教文化“禅宗”。它超越于文字之外，跳脱于框架，不拘于教法，明心见性，返观内照，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其独特之处也在于此。它通过身、心意的调整、观境、专注、凝心的修炼，以此达到寂无他念、性情神定的禅定，能够更好地磨炼意志，锻炼胆识，完善心理和内心世界，而至修德益智，求定智慧，从形式到内容，不去刻意追求，无拘无束，活泼自由。少林武术也是一样，当练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在言语道断、心思路绝的情况下，就要找出适应自己的一条路来，自悟自解，超脱知解，跳出武术之外，抛却一切束缚，浑然忘我，就会为武术的妙趣而陶醉，从而感受到禅的玄机和喜悦。如果把武术比作“人”的话，那么禅是灵魂，武就是躯体，禅是意，武是形，以禅为主导，以武为行为，相互融合，互相受益，互为修炼。在少林武术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器械和功法都是在平时的生产活动之中形成，寺僧每日清晨打扫门庭，所用的扫帚，日积月累，也练就一身扫帚功。烧火做饭僧，因寺僧人数众多，多用大铁锅做饭，搅翻饭食所用的食铲，也成了练功的一种方法。在影片《少林寺》“山林打水”一节可以看到，觉远和尚初入沙门，随昙宗师傅及众师兄弟上山打水，回归途中，师父及众师兄皆能以双手提水平举，并能快步如飞，滴水不漏，而觉远则双臂难抬，举步维艰。就连平时玩耍时的抓蛤蟆，也能练就绝技蛤蟆功。所以，少林武术将禅功（行、动、坐、卧皆为禅）为始终，拳术为造诣，禅拳归一为极致，回归自然，随心所欲而大成，正所谓：禅中有武，武中有禅，禅拳归一。
1923年妙兴时任少林寺住持，曾题写“人祖门少林派罗汉拳诀”，可以说明少林拳宗与禅宗之间的关系，“头如波浪，手如流星。身如杨柳，脚似醉汉。出于心灵，发于性能。似刚非刚，似实而虚。久练自化，熟极自神”。也就是说真正由自己内心而出，自性清净而发，不受外界所扰，身处千万变化之中而心不为所动，也即在“无念”的情况下自然地激发自己本能的反应，运用自如。少林拳谱曰：“寓于无形之中，接于有形之表，而诸法合一。”有形与无形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实战运用中，要随机应变，变化无常，不受本体相的局限。因为招招皆有变化，人人皆有变化，处处变化，互照相和。要自然，始而有意，终于无意，不归一而自归一。此外，“出于心灵，发于性能”一句则深得禅学精要，凡少林拳之上乘功夫，俱以内功为根基，以法为要领，进退转折尽要从吾心求之。內功越深厚，其反应也更敏锐，身法必更快捷。“性能”是指悟性，一个人的武功能达到什么境地，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主要是看个人的天资悟性如何，用佛家的话说，就是“根器”或“根性”。
少林高手在临敌之际，未搭手前“毫不用力，犹如风吹杨柳，柔软无力”。一搭上手，即如“天神下界一般，浑身如铁，而不可犯”。强调“会意用力”“势去意来”，即所谓“心在何处力随往，上下一线似金棱”。由此可见，少林拳练到高级阶段，拳法即心法，心意动而劲力生，劲力生而技法随。从佛家来讲，心法即佛法，如果内功浑厚，练到心中一片空明虚静，无执无碍，无牵无挂，意动拳生，则当者无不披靡，这也很明确地说明：禅拳本一理，只在动静间；真心是妙用，玄机为自然。
少林寺僧们借练拳达到收心敛性、摒虑入定的目的，同时也有健身自卫、护寺护法的效果，所以少林寺向来反对好勇斗狠，随便出手，更严禁滥杀无辜，恃强凌弱。不过，还因为禅宗没有把武技看得太重，而是以禅定功夫为根基，泯灭争强好胜之心，摒弃尘俗杂念之扰，才使得寺僧们习惯于在心静如水、无患无忧的状态下练功，所以少林武僧往往得以进入武学的较高境界，这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禅法的作用。
少林武术通过内修外练，以达动静相间，内外结合，刚柔相济，虚实同进，随机而动。看似柔弱，遇之则刚猛，守之如处女，犯之如猛虎，缓时如春风微波，风平浪静，快时如惊涛骇浪，狂奔怒泄。从明三节、四梢齐，到五行闭，手足之法则不拘于形与法的无，即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似有似无，充分体现了我国禅宗文化与武术有机的结合而相辅相成。于是，禅中有拳，拳中有禅，最终是禅拳浑然一体，达到了“拳禅合一”的高级境界。
二、重视个体战斗能力 发挥个体体能极限
少林寺自建寺以来，曾是皇家大寺院，拥有较多的地产，寺院积累了一定的财产。“嵩岳少林寺碑”记载：“太和中，诏有司于此寺处之。净供法衣，取给公府。”明确说明北魏建寺初期少林僧的衣食是官府提供的。继南北朝之后的隋王朝，高祖杨坚在开皇年间把离寺五十里的柏谷屯地一百顷给少林作为寺院产业，于是少林寺成了一个拥有万亩田产的大地主庄园。隋炀帝杨广大业末年，各地农民纷纷起义，而少林寺则成了农民起义军的进攻对象。为了保卫寺院财产的安全，少林寺最迟在隋朝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从寺僧中选出身强力壮、勇敢灵巧或善于拳击械斗者专门组织成一支队伍。最初，他们的任务是护寺保院，以后，寺僧参与政治活动，寺养僧兵，形成武僧。客观形式要求武艺向精湛的技击方面发展，开始了有组织、很严格的僧兵训练，经过常年不断地刻苦练习武艺，再加上实战临敌的考验，对少林武术的发展、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少林武术达到高水平的原因。 隋末年间的“十三棍僧救唐王”世人今已家喻户晓。隋末以来，我们都以为是少林寺的十三个棍僧搭救李世民，活擒王仁则，逼降王世充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少林寺碑”这样记载：“太宗文皇帝，龙跃中原，军及广武，……僧至操、惠 炀、昙宗等，审灵眷之所往，辩讴歌之有属，率众以拒伪师，投表以明大顺，执充侄仁则以归本朝，太宗嘉其义烈，频降皇书宣慰……”“率众以拒伪师”的 “众”字，至少要几百人，单靠十三僧就可以活捉王仁则吗？十三僧只不过起了重要的作用罢了。
少林寺前院唐碑刻有立功僧十三人名单。唐武德四年太宗文皇帝授少林寺柏谷庄立功僧名：上座僧善护，寺王僧志操，都那僧惠炀、大将军僧昙宗，同立功僧普惠、明嵩、灵宪、普胜、智守、道广、智兴、僧满、僧丰。据考证，善护、志操、惠炀三人当时是作为少林寺的领导阶层，不可能直接参与平王战役。《历代高僧生率年表》记载：志操和尚（公元571—641）武德四年（621年）时已五十岁了。因此，他们三人在此次战役中只起到了统帅作用。
“名香古殿自氤氲，舞剑挥戈送落晖；怪得僧徒偏好武，昙宗曾拜大将军。”（ 明·徐学漠《少林杂诗》）李世民给昙宗的名誉称号“大将军僧”，在佛教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事。昙宗和尚并未还俗从军，掌握军权，仍然留在寺院內，他的“大将军僧”是个虚名，因为他在平王战役中有杰出贡献，才有这个封号，并非真正带兵作战的“大将军”。由此看出，真正御敌活捉王仁则的，是以昙宗为首领，其余九位僧人率领少林武僧直接参战的，而他们还是以自身高超的武艺、才能超越众僧之位，享受李世民的加封。
明朝是中国武术发展的重要时期，少林武术在这个时期达到巅峰，誉满天下。而少林僧兵参与平倭战斗则更加体现出少林僧兵个体技能和战斗能力的高超。
依据目前的少林僧兵抗倭史志，少林寺每次派出僧兵开赴东南沿海，平倭的人数皆不超过百人。从中选来的，都是武技高强、胆识过人的寺僧。顾炎武《日知录·少林僧兵》中记载“嘉靖中，少林僧兵月空受都督乃表檄，御倭寇于淞江，其徒三十余人，自为部伍，持铁棒杀倭甚众。”少林僧兵有自己的首领，他们自为部伍，没有与其他士兵融为一体，仅凭三十余人就能击杀倭寇甚众，正是因为他们本身有高超的武功技艺。从众多的抗倭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单个武僧杀倭的场面。《云间杂志》载有：“一贼舞双刀而来，月空坐不动，将至，身忽跃起，从贼顶过，以铁棍击碎贼首，于是诸贼气沮。”正是僧兵的武艺与胆勇，所以“官兵身临阵，辄用为前锋”。
在少林武术的分类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表现自身体能或身体局部的力量与技术的结合，并把它们归结为实用练功术，大致分为四种：软功、硬功、外功、内功。这些练功的要旨在于强健体魄，坚强肌肉，却内邪，御凌侮，然而却不是空谈所能达到的，必须认真练习，不荒不怠，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由简到繁。先练皮肉，次练筋骨，进而练习各个部分的实力，正是在这种程式化的练习中，练习者的精神意志及身体机能得到高强度、大负荷的运动，特别是身体某部分的机能不同于常人，或超硬，或超软，随心所欲，运用自如。“铁头功”“铁砂掌”“铁裆功”等等，人体的各个部分通过练习都能达到这种体能技术的极限，而正是这种体能技术的极限作为少林武术坚强的后盾和充实的基础，使少林武术在表现形式更趋于个体化。重视个体的发展，强调个体功力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少林武术的发展。
（未完待续）（编辑/高翔）
一、禅武结合 自成体系
少林寺是中国佛教禅宗的祖庭，禅宗思想的大本营。少林武术作为寺僧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亦被纳入列为学佛修禅的程式。
禅从字义上讲是“静心思维”的意思，但它在传入中国之后，吸取中国的传统哲学文化，结合自身修行特点，自六祖惠能以来，创立了中国的佛教文化“禅宗”。它超越于文字之外，跳脱于框架，不拘于教法，明心见性，返观内照，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其独特之处也在于此。它通过身、心意的调整、观境、专注、凝心的修炼，以此达到寂无他念、性情神定的禅定，能够更好地磨炼意志，锻炼胆识，完善心理和内心世界，而至修德益智，求定智慧，从形式到内容，不去刻意追求，无拘无束，活泼自由。少林武术也是一样，当练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在言语道断、心思路绝的情况下，就要找出适应自己的一条路来，自悟自解，超脱知解，跳出武术之外，抛却一切束缚，浑然忘我，就会为武术的妙趣而陶醉，从而感受到禅的玄机和喜悦。如果把武术比作“人”的话，那么禅是灵魂，武就是躯体，禅是意，武是形，以禅为主导，以武为行为，相互融合，互相受益，互为修炼。在少林武术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器械和功法都是在平时的生产活动之中形成，寺僧每日清晨打扫门庭，所用的扫帚，日积月累，也练就一身扫帚功。烧火做饭僧，因寺僧人数众多，多用大铁锅做饭，搅翻饭食所用的食铲，也成了练功的一种方法。在影片《少林寺》“山林打水”一节可以看到，觉远和尚初入沙门，随昙宗师傅及众师兄弟上山打水，回归途中，师父及众师兄皆能以双手提水平举，并能快步如飞，滴水不漏，而觉远则双臂难抬，举步维艰。就连平时玩耍时的抓蛤蟆，也能练就绝技蛤蟆功。所以，少林武术将禅功（行、动、坐、卧皆为禅）为始终，拳术为造诣，禅拳归一为极致，回归自然，随心所欲而大成，正所谓：禅中有武，武中有禅，禅拳归一。
1923年妙兴时任少林寺住持，曾题写“人祖门少林派罗汉拳诀”，可以说明少林拳宗与禅宗之间的关系，“头如波浪，手如流星。身如杨柳，脚似醉汉。出于心灵，发于性能。似刚非刚，似实而虚。久练自化，熟极自神”。也就是说真正由自己内心而出，自性清净而发，不受外界所扰，身处千万变化之中而心不为所动，也即在“无念”的情况下自然地激发自己本能的反应，运用自如。少林拳谱曰：“寓于无形之中，接于有形之表，而诸法合一。”有形与无形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实战运用中，要随机应变，变化无常，不受本体相的局限。因为招招皆有变化，人人皆有变化，处处变化，互照相和。要自然，始而有意，终于无意，不归一而自归一。此外，“出于心灵，发于性能”一句则深得禅学精要，凡少林拳之上乘功夫，俱以内功为根基，以法为要领，进退转折尽要从吾心求之。內功越深厚，其反应也更敏锐，身法必更快捷。“性能”是指悟性，一个人的武功能达到什么境地，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主要是看个人的天资悟性如何，用佛家的话说，就是“根器”或“根性”。
少林高手在临敌之际，未搭手前“毫不用力，犹如风吹杨柳，柔软无力”。一搭上手，即如“天神下界一般，浑身如铁，而不可犯”。强调“会意用力”“势去意来”，即所谓“心在何处力随往，上下一线似金棱”。由此可见，少林拳练到高级阶段，拳法即心法，心意动而劲力生，劲力生而技法随。从佛家来讲，心法即佛法，如果内功浑厚，练到心中一片空明虚静，无执无碍，无牵无挂，意动拳生，则当者无不披靡，这也很明确地说明：禅拳本一理，只在动静间；真心是妙用，玄机为自然。
少林寺僧们借练拳达到收心敛性、摒虑入定的目的，同时也有健身自卫、护寺护法的效果，所以少林寺向来反对好勇斗狠，随便出手，更严禁滥杀无辜，恃强凌弱。不过，还因为禅宗没有把武技看得太重，而是以禅定功夫为根基，泯灭争强好胜之心，摒弃尘俗杂念之扰，才使得寺僧们习惯于在心静如水、无患无忧的状态下练功，所以少林武僧往往得以进入武学的较高境界，这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禅法的作用。
少林武术通过内修外练，以达动静相间，内外结合，刚柔相济，虚实同进，随机而动。看似柔弱，遇之则刚猛，守之如处女，犯之如猛虎，缓时如春风微波，风平浪静，快时如惊涛骇浪，狂奔怒泄。从明三节、四梢齐，到五行闭，手足之法则不拘于形与法的无，即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似有似无，充分体现了我国禅宗文化与武术有机的结合而相辅相成。于是，禅中有拳，拳中有禅，最终是禅拳浑然一体，达到了“拳禅合一”的高级境界。
二、重视个体战斗能力 发挥个体体能极限
少林寺自建寺以来，曾是皇家大寺院，拥有较多的地产，寺院积累了一定的财产。“嵩岳少林寺碑”记载：“太和中，诏有司于此寺处之。净供法衣，取给公府。”明确说明北魏建寺初期少林僧的衣食是官府提供的。继南北朝之后的隋王朝，高祖杨坚在开皇年间把离寺五十里的柏谷屯地一百顷给少林作为寺院产业，于是少林寺成了一个拥有万亩田产的大地主庄园。隋炀帝杨广大业末年，各地农民纷纷起义，而少林寺则成了农民起义军的进攻对象。为了保卫寺院财产的安全，少林寺最迟在隋朝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从寺僧中选出身强力壮、勇敢灵巧或善于拳击械斗者专门组织成一支队伍。最初，他们的任务是护寺保院，以后，寺僧参与政治活动，寺养僧兵，形成武僧。客观形式要求武艺向精湛的技击方面发展，开始了有组织、很严格的僧兵训练，经过常年不断地刻苦练习武艺，再加上实战临敌的考验，对少林武术的发展、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少林武术达到高水平的原因。 隋末年间的“十三棍僧救唐王”世人今已家喻户晓。隋末以来，我们都以为是少林寺的十三个棍僧搭救李世民，活擒王仁则，逼降王世充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少林寺碑”这样记载：“太宗文皇帝，龙跃中原，军及广武，……僧至操、惠 炀、昙宗等，审灵眷之所往，辩讴歌之有属，率众以拒伪师，投表以明大顺，执充侄仁则以归本朝，太宗嘉其义烈，频降皇书宣慰……”“率众以拒伪师”的 “众”字，至少要几百人，单靠十三僧就可以活捉王仁则吗？十三僧只不过起了重要的作用罢了。
少林寺前院唐碑刻有立功僧十三人名单。唐武德四年太宗文皇帝授少林寺柏谷庄立功僧名：上座僧善护，寺王僧志操，都那僧惠炀、大将军僧昙宗，同立功僧普惠、明嵩、灵宪、普胜、智守、道广、智兴、僧满、僧丰。据考证，善护、志操、惠炀三人当时是作为少林寺的领导阶层，不可能直接参与平王战役。《历代高僧生率年表》记载：志操和尚（公元571—641）武德四年（621年）时已五十岁了。因此，他们三人在此次战役中只起到了统帅作用。
“名香古殿自氤氲，舞剑挥戈送落晖；怪得僧徒偏好武，昙宗曾拜大将军。”（ 明·徐学漠《少林杂诗》）李世民给昙宗的名誉称号“大将军僧”，在佛教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事。昙宗和尚并未还俗从军，掌握军权，仍然留在寺院內，他的“大将军僧”是个虚名，因为他在平王战役中有杰出贡献，才有这个封号，并非真正带兵作战的“大将军”。由此看出，真正御敌活捉王仁则的，是以昙宗为首领，其余九位僧人率领少林武僧直接参战的，而他们还是以自身高超的武艺、才能超越众僧之位，享受李世民的加封。
明朝是中国武术发展的重要时期，少林武术在这个时期达到巅峰，誉满天下。而少林僧兵参与平倭战斗则更加体现出少林僧兵个体技能和战斗能力的高超。
依据目前的少林僧兵抗倭史志，少林寺每次派出僧兵开赴东南沿海，平倭的人数皆不超过百人。从中选来的，都是武技高强、胆识过人的寺僧。顾炎武《日知录·少林僧兵》中记载“嘉靖中，少林僧兵月空受都督乃表檄，御倭寇于淞江，其徒三十余人，自为部伍，持铁棒杀倭甚众。”少林僧兵有自己的首领，他们自为部伍，没有与其他士兵融为一体，仅凭三十余人就能击杀倭寇甚众，正是因为他们本身有高超的武功技艺。从众多的抗倭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单个武僧杀倭的场面。《云间杂志》载有：“一贼舞双刀而来，月空坐不动，将至，身忽跃起，从贼顶过，以铁棍击碎贼首，于是诸贼气沮。”正是僧兵的武艺与胆勇，所以“官兵身临阵，辄用为前锋”。
在少林武术的分类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表现自身体能或身体局部的力量与技术的结合，并把它们归结为实用练功术，大致分为四种：软功、硬功、外功、内功。这些练功的要旨在于强健体魄，坚强肌肉，却内邪，御凌侮，然而却不是空谈所能达到的，必须认真练习，不荒不怠，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由简到繁。先练皮肉，次练筋骨，进而练习各个部分的实力，正是在这种程式化的练习中，练习者的精神意志及身体机能得到高强度、大负荷的运动，特别是身体某部分的机能不同于常人，或超硬，或超软，随心所欲，运用自如。“铁头功”“铁砂掌”“铁裆功”等等，人体的各个部分通过练习都能达到这种体能技术的极限，而正是这种体能技术的极限作为少林武术坚强的后盾和充实的基础，使少林武术在表现形式更趋于个体化。重视个体的发展，强调个体功力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少林武术的发展。
（未完待续）（编辑/高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