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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骚动疯狂的音乐奇才，成了一个温和缓慢的白头发艺术家。
如果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小河的自我介绍往往是：小河，原名何国锋，1975年生于河北邯郸，何萍所和田巧云生的第三个儿子。
他完全可以把自己定义为一个音乐人，但他没有这么做。因为那样“等于把你身上别的很多东西砍去了，你就是个唱歌的，人们不会去想也许你做饭还很好吃”。
我忘了问他做饭到底好不好吃，只知道他画画不错。小河从小喜欢画画，梦想考上中央美术学院，却与父母的期望背道而驰。在最简单的家庭逻辑里，父母终止了他的绘画班课程，希望他能把文化课考得更好一些。
1980年代的邯郸，正如中国所有的三四线城市一样，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还霸占着三大件的位置，彩色电视开始取代黑白电视，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红极一时，摇滚乐顺势而起。
“那个时候港台音乐进来了，一下子爆炸，大家对它完全没有抵抗力，孩子们嘴里唱的全是，大家的打扮也开始学那些，小县城里我们都留着‘郭富城头’。”孩子可分成两拨，一拨是埋头读书不闻窗外事的，一拨是开始打扮自己逃课谈恋爱的。无论如何，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群体形成了，他们有颓废的眼神，留飘逸的长发，穿带破洞的牛仔裤，讲叛逆的言语。他们像一面鲜明的旗帜，成为许多年轻男孩子追寻的方向。
小河开始逃课，打架，忤逆父母。
“那时候经常打架？”
“也没有吧，经常被别人打。男孩子嘛。那时候对世界有一种陌生感，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自我’是什么样的。打架也是确立自己的一个过程，你在朋友之间要有一个身份，而且你觉得经营朋友关系就是一个‘自我’的确立，通过经营关系、经营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来确立。”
何萍所和田巧云的第三个儿子让他俩头疼：这样下去孩子会去劳改所的。小河初中毕业，没考上重点高中，父母决定把他送去部队。小河离开了邯郸，但北方工业城市厚重的煤炭和钢铁粉尘，和铺天盖地的港台流行音乐，依旧附着在他的身上。
就像许多八九十年代热爱摇滚的年轻人一样，小河的音乐启蒙来自崔健、窦唯等歌手。他在部队里开始学习吉他，和两名战友组成一个名叫“上等兵”的乐队，贝司手是通信兵，鼓手是团部的宣传兵。
三年后复员，背着一把电吉他和贝司手一起来到了北京，带着颓废的眼神，留起飘逸的长发，想要成为摇滚明星。
当然，小河没有成为摇滚明星，贝司手去了湖南。
他得到一份保洁员的工作但入不敷出，成为商场保安又与大个子室友打架，最后在琴行工作了两年，写了几首歌，去酒吧唱歌。大部分时间是翻唱别人的歌，比如《爱江山更爱美人》。
组乐队和生活都需要技巧，大概是那时候学会的道理。
到北京的第四年，小河24岁，组建了他人生中第三支乐队——美好药店——并且担任主唱，事情开始有了起色。
他把一则新闻一字不差地写成《老刘》，《北京月训》中的电动玩具发出塑料质感的笑声，《苍老虫》踏着简单的步伐无限重复，最后突然冒出一句“打的也没人报销，录这一段整整录了四百遍，什么歌唱四百遍还能有感情”自嘲，离题万里。他唱的歌常常没有词，像呓语，也许连自己也唱不出一模一样的第二遍。
美好药店的成员们戴着红色高帽和白口罩，把瓶瓶罐罐搬到舞台上，请临时演员，自己制作道具，像演一出荒诞剧一样表演一首歌，这荒诞取决于人，也不多不少取决于世界。小河有时候套一个麻袋，眉毛与头发涂成白色，其他全涂成黑色，或是画一张京剧脸谱，耳朵上挂着自行车牌，咧着嘴冲你笑。
他像个疯子一样，表演时也疯，喝完酒也疯，夹在那个路遇赤身裸体疯男人的傍晚和80年代遗留下来的不安之间不知所措，他有浑身的力气要使出来。
2009年《身份的表演》首发专场，小河像木偶坐在椅子上，身后悬挂着一张他自己用石膏做的人脸
人们措手不及，不知该以怎样的姿态来迎接美好药店和小河，乐评人张晓舟说：“无论是民谣、摇滚还是爵士、实验的缰绳都无法套中这匹野马，这是一支四不像、五马分尸的乐队。”
小河成了“鬼才”，美好药店成了中国摇滚圈里的奇物。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盲人摸象一般在感知这个世界，现实的戏剧性总让小河惊讶，下意识地想要在作品中重现那种魔幻感。
“其实年轻时带着很多沉重的东西，甚至是一些岀离人类的角度去跟这个世界打交道。比如会思考：我们活着是为什么？现实跟梦想到底是怎么回事？人类的希望在哪里？我觉得爱情在那个时代——美好药店的初期——是最轻最轻的，不屑一顾。现在想想，那种感觉特别像一个暴君，对自己的生命，和周围的朋友，是不近人情的那种。”
美好药店也是思考的结果之一，代表着病痛与美好并存，这两者都是世界的真相，他们的歌也大多在矛盾中悲喜交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那句被印在专辑纪念册上的尼采名言：“我们想成为自身的实验和实验动物。”
2001年，在五道口的開心乐园酒吧有一场演出，小河穿着三角内裤上台，把一枚别针扎进自己手臂。预谋好了惊世骇俗，他脱掉内裤当场撒尿，台下有人拿一个640ML装的燕京啤酒瓶子接着，然后开始喝，边喝边大声叫着：“好酒！好酒！”
小河跳下台，在一块画布上拉屎，然后用排泄物作画并当场拍卖。雷子在当天的演出现场，听到人群中有人喊：“我出五毛！”“我出两毛！”“我出一毛！”
在美好药店最疯狂的三年时间里，几乎每场演出都是不重复的，那时候演出票价很低，基本定在20块左右，乐队的收入也很低，低到一场演出毛利每人5块钱。 但他们却乐此不疲。
小河找到了可以全部唱自己的歌的地方，那就是三里屯的河酒吧，由民谣乐队野孩子创立。
与周围的商业酒吧不同，过了12点，河酒吧的老板很可能已经喝醉了，放开自家酒库让大家喝酒，唱歌的人胡言乱语，即兴奏出音符，总是很热闹。
周云蓬说，常来河酒吧的人形成了一种家族关系，所有男人都是舅字辈的，所有姑娘都是姨字辈的。有一个不存在的孩子，成为大家共同的纽带。但这种乌托邦的音乐共产主义无法折合成人民币交房租，很多看演出的人会在隔壁的小铺里，先买上几瓶啤酒揣在身上，进酒吧一边喝一边看。
在那里，摩登天空为小河录制了一张现场唱片，也是小河的第一张个人唱片，叫《飞得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名字长而拗口，录下了那个时代的声音，像粗糙而没有发胶的胶片电影。
“河酒吧特别能代表我们70后一代的音乐人，算是一个新民谣的集中地。那时候诞生的民谣没有风花雪月，可能带着一点点乡土味儿，但又不是民族性的，所以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也是我们的特点。”
2003年，野孩子成员小索去世，河酒吧转让。2009年，小河离开美好药店。
2015年10月，我在一家咖啡厅第一次见到小河。他的头发白了大半，身板精瘦，穿了一件绿色的毛衣。
这里要举办一场沙龙，小河是分享嘉宾。试讲结束后，活动的志愿者跑过去对小河说：“小河老师，刚才你在想的时候眼睛往上看像翻白眼，正式演讲的时候可以看看观众。”小河一一点头应着，语气温和，顺便询问附近哪里有素食餐厅。
小河发生了一些外界看起来剧烈的变化。
他开始学习佛法，慢慢地戒了烟，戒了酒，不再发酒疯。他把木吉他藏起来抱起了阮，唱的歌“旋律简单到俗套”。他学会了用微博微信，耐心地听旁人说话，变得温和缓慢而有条理，讲话时讲几句便笑一下。
人们反应过来时，会摸着脑袋想：咦，这是小河吗？
入冬后，北京雾霾红色预警第一天，小河的“停云游响——回响新年畅谈会”将在乐空间举办，时间已经接近2017年了。下午两点钟，我在北新桥的乐空间见到小河，他没有戴乌毡帽，看上去依旧精瘦。
人民美术印刷厂380平米大仓库改造的艺术空间有一种复古的温情，吧台一面的墙上摆满了酒，其余的墙壁则留给了唱片和书籍。工作人员正在准备活动用的画架、颜料和雨衣。
画家章白在场地正中央一块巨大的画布上写“停云游响”，距离章白五米开外的舞台上挂着一幅字：“停云一重天，游响万人间”也是他的手笔。这是章白第二次见到小河，他说：“小河当过兵。跟我一样，当过兵的人不怕死。我站在墓前挨个数数的岁月想必他也经历过。”
参加活动的人陆续到来，像每次「回响活动」一样，统筹美香已经和场地方对接好了一切，屋子里漂浮着一层薄薄的霾。
「回响行动」是小河去年的新项目。结束了2015年“音乐肖像”的展演，小河又写了几首新歌，并预告了春天的巡演和新专辑的即将问世。突然有一天，小河想：难道有了歌就非要录唱片吗？好像不出唱片就对不起歌手这个身份？我在台上唱，观众站在台下听，总是如此？
小河想要打破传统唱片的出版模式，更重要的是打破演唱者和听者之间的观赏关系。于是他在各个城市召集音乐爱好者，与他一同去郊外排练歌曲、录制新唱片，为专辑设计封面。
“首先要发现惯性才可以打破。你要是连惯性都发现不了就不能打破，就像喝醉的人不会知道自己喝醉了。”在社会的洪流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是发现惯性还是打破惯性。去年11月份在合肥牯牛降的一次“回响”只有三个人报名。
统筹美香告诉我，小河得拿个人演出的收入来补贴「回响行动」的支出，她会跟小河说：你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去做唱片，然后到各地去巡演，就可以不用这么累啊！小河老回答不累。
演唱前有一个提问环节，一个姑娘站起来。
2008年，小河在广州大桥上
“小河你好，我特别喜欢美好药店，你这些变化我都觉得非常好，但是有一天我在听美好药店的时候我都快哭了，我感觉美好药店好像真的没了。何叔叔都这么‘佛’了，美好药店还会有吗？”
屋子里除了吧台点着几盏灯，只有舞台是被照亮的，舞台上只有小河。室内的霾已经到了肉眼可感知的浓度，茫茫的白色弥漫在穿白色毛衣的姑娘与白头发的歌手之间。
小河思忖了一下。
小河说过他一直想要确立自我，这种尝试在专辑《身份的表演》问世时达到了巅峰。
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所思所想的音乐当中，掉进了自己设计出来的一个剧场里，可以没有观众，可以一个人演奏，快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摄影师高鹏拍过一张小河的照片，2009年《身份的表演》首发专场，舞台上只有小河，他坐在椅子上，把吉他扔在一边，身体扭曲，像一具木偶，右上方悬挂着一张他自己捏的人脸。
这种状态让他感到害怕。
为了避免自己被自己困住无法摆脱，小河换了一种方式創作。2010年，他把自己放在创作的生产线上，每个月，他去全国各地见一个陌生人，和这个人相处一两天，然后为他写一首歌，这是一个既定的程序，不可以改变。由此诞生了“音乐肖像”。在不断地与陌生人接触的过程中，小河开始明白创作是什么，明白了音乐的功能和力量是什么。
老舍说，每个人在世间，就像八百尊罗汉，各有各的位置。小河费尽思量大半辈子，想，该把自己安在哪个位置。到头来却发现，“自我只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一个东西。我们看到任何东西都要去确立一个中心，一个杯子要确立，一个桌子也要确立。没有这个东西你就要疯了。但这只是你需要。” “音乐肖像”的成果终止在12首小样，因为小河在表演时从台上摔下来，脚跟碎了。五年后，他重启这个项目，拿着当年的小样找到12个两岸三地的音乐人和乐队，继续为12个陌生人歌唱，并且在去年年初安排了一场名为“时间的蜜”的演出。
演出结尾，小河、周云蓬和万晓利以“横切面”组合的身份登台唱了几首歌，最后一首是小河的《寻人启事》，这首歌被收在小河的专辑《傻瓜的情歌》，他对失踪的招贴告示有一种感觉，却又说不出来，于是用重复的旋律唱着：
姜磊，95年出生，
在贵阳市环南巷失踪 ，时间是 98年6月
杨凤，02年出生
在贵阳市青山小区失踪，2006年9月
吴鹏飞，79年出生
在如皋 离家出走，时间是97年7月
薛雨毫，04年出生
在眉县下土岭村失踪，2006年12月
周云蓬唱的时候改了词：何国锋75年出生，15岁时离家出走，时间是90年9月。小河唱的时候改了词：万晓利71年出生，从邯郸来到北京，时间是97年7月。周云蓬70年出生，从沈阳来到北京，时间是94年4月。
他们互相喊着对方的名字，喊着“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去哪儿了”。
小河思忖完毕，开始回答姑娘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你喜欢的那个美好药店是不会再有了。就算我们再去组起来肯定不是那个时候的美好药店。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那些旋律简单的歌关乎小河的生活和生命，“这些歌比《傻瓜的情歌》更简单了，甚至没有任何怪的东西，但这个是我需要去面对的，在一个被别人称为是‘鬼才’的人的内心里，是愿意接受这样的。”
活动结束后我跟刚才提问的那个姑娘闲聊，她说她那么喜欢美好药店时期的小河。
“现在呢？”
“人总要长大嘛。美好药店都是年轻的东西，何叔叔要是现在还出一张荷尔蒙腾飞的专辑，应该不能了。”
小河唱了20年的歌，从长沙的塔客堡，到北京白石桥的民谣、栗正，再到三里屯南街的河酒吧、亚运村的无名高地。人们已经不再诧异于他的改变，也不再关心他能不能上春晚，而关心他能不能唱到60岁或者更久，他的声带老去还会发出怎样美妙的声音。
一个作品有多大的艺术成就，不是小河在乎的事情。
“我知道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从没有想过‘回响’会是一个大众的东西，也没有想过‘音乐肖像’是个大众的东西，它本身是带点严肃性质的东西，但恰恰是这些认真严肃的东西在推进这个时代往前走。”
小河在福建
想起年輕时候的那个自己，小河总是抹一把脸，然后说“干了很多蠢事”。即使并不善于对付舞台，仍是眼一闭，弦一扫，用音乐给自己筑起一道墙，待在安全范围内。
他知道那都是他，所以不惮于去否定他，但他又无法否定过去的自己，在那个生命阶段的小河也在认真创作，“像《马龙》，拐来拐去的也不知道唱的啥，但他有自己的表达，你最清楚你自己了，你知道那种表达是在不清楚的状态下。他表达的就是不清楚，因为他自己就不清楚。《马龙》是跟做梦有关系，还有影射，居心叵测的复杂。”
小河的微信名字叫作“覺”，既是睡觉的“觉”，大梦未醒，又是觉醒的“觉”，平生自知。
“年轻的时候总是想很宏大的东西。标新立异，想创造历史。我是创造天地的人，我要把所有的东西破坏掉，我要建立新风格建立新世界。哪怕别人觉得很怪诞，我还是要创造。但遥远的东西都会显得过于悲壮和沉重，反而生活是很生动的。”
他于是想起来和父亲一起趴在窗口看人吵架的下午。在临街的老楼房里，楼下就是旁边村子里来卖菜的人，还有卖衣服的，父亲有时候就沏一杯茶在那边看。
虽然仍不习惯小河不再发酒疯，但张晓舟知道，“发酒疯和在舞台上的‘疯狂’表演并不是一回事。”他说：再疯狂，其实也多少是有预谋的。现在他安静多了，但不管处于什么状态，小河可能是中国乐坛最懂得“表演”的音乐家，即兴也好，实验也好，最终都考验你的表演能力，而“表演”不再仅仅是个人宣泄抒发，而是再造另一个我，更多的我，乃至“无我”。与其说小河的音乐形式是“实验”，还不如说“实验”是他的哲学，他也有摇滚的宣泄和民谣的抒发，但更厉害的是他也能抽离出来，他一直是站在摇滚和民谣边缘，在界内界外跳来跳去的一个音乐家。近年他在寻找一条让艺术和宗教相融相成的路，得有很高的悟性才能做好，大多数艺术家在宗教面前都是失败了，也就是一下子被宗教给收了，比如把佛教的“空”，活活变成了空洞，而小河是个例外。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以前的小河，今天的我都是昨天的我。”小河说。
他坐在那里，全身散发着一种积极的味道，像推巨石的西西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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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小河的自我介绍往往是：小河，原名何国锋，1975年生于河北邯郸，何萍所和田巧云生的第三个儿子。
他完全可以把自己定义为一个音乐人，但他没有这么做。因为那样“等于把你身上别的很多东西砍去了，你就是个唱歌的，人们不会去想也许你做饭还很好吃”。
我忘了问他做饭到底好不好吃，只知道他画画不错。小河从小喜欢画画，梦想考上中央美术学院，却与父母的期望背道而驰。在最简单的家庭逻辑里，父母终止了他的绘画班课程，希望他能把文化课考得更好一些。
1980年代的邯郸，正如中国所有的三四线城市一样，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还霸占着三大件的位置，彩色电视开始取代黑白电视，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红极一时，摇滚乐顺势而起。
“那个时候港台音乐进来了，一下子爆炸，大家对它完全没有抵抗力，孩子们嘴里唱的全是，大家的打扮也开始学那些，小县城里我们都留着‘郭富城头’。”孩子可分成两拨，一拨是埋头读书不闻窗外事的，一拨是开始打扮自己逃课谈恋爱的。无论如何，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群体形成了，他们有颓废的眼神，留飘逸的长发，穿带破洞的牛仔裤，讲叛逆的言语。他们像一面鲜明的旗帜，成为许多年轻男孩子追寻的方向。
小河开始逃课，打架，忤逆父母。
“那时候经常打架？”
“也没有吧，经常被别人打。男孩子嘛。那时候对世界有一种陌生感，你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自我’是什么样的。打架也是确立自己的一个过程，你在朋友之间要有一个身份，而且你觉得经营朋友关系就是一个‘自我’的确立，通过经营关系、经营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来确立。”
何萍所和田巧云的第三个儿子让他俩头疼：这样下去孩子会去劳改所的。小河初中毕业，没考上重点高中，父母决定把他送去部队。小河离开了邯郸，但北方工业城市厚重的煤炭和钢铁粉尘，和铺天盖地的港台流行音乐，依旧附着在他的身上。
就像许多八九十年代热爱摇滚的年轻人一样，小河的音乐启蒙来自崔健、窦唯等歌手。他在部队里开始学习吉他，和两名战友组成一个名叫“上等兵”的乐队，贝司手是通信兵，鼓手是团部的宣传兵。
三年后复员，背着一把电吉他和贝司手一起来到了北京，带着颓废的眼神，留起飘逸的长发，想要成为摇滚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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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小河没有成为摇滚明星，贝司手去了湖南。
他得到一份保洁员的工作但入不敷出，成为商场保安又与大个子室友打架，最后在琴行工作了两年，写了几首歌，去酒吧唱歌。大部分时间是翻唱别人的歌，比如《爱江山更爱美人》。
组乐队和生活都需要技巧，大概是那时候学会的道理。
到北京的第四年，小河24岁，组建了他人生中第三支乐队——美好药店——并且担任主唱，事情开始有了起色。
他把一则新闻一字不差地写成《老刘》，《北京月训》中的电动玩具发出塑料质感的笑声，《苍老虫》踏着简单的步伐无限重复，最后突然冒出一句“打的也没人报销，录这一段整整录了四百遍，什么歌唱四百遍还能有感情”自嘲，离题万里。他唱的歌常常没有词，像呓语，也许连自己也唱不出一模一样的第二遍。
美好药店的成员们戴着红色高帽和白口罩，把瓶瓶罐罐搬到舞台上，请临时演员，自己制作道具，像演一出荒诞剧一样表演一首歌，这荒诞取决于人，也不多不少取决于世界。小河有时候套一个麻袋，眉毛与头发涂成白色，其他全涂成黑色，或是画一张京剧脸谱，耳朵上挂着自行车牌，咧着嘴冲你笑。
他像个疯子一样，表演时也疯，喝完酒也疯，夹在那个路遇赤身裸体疯男人的傍晚和80年代遗留下来的不安之间不知所措，他有浑身的力气要使出来。
人们措手不及，不知该以怎样的姿态来迎接美好药店和小河，乐评人张晓舟说：“无论是民谣、摇滚还是爵士、实验的缰绳都无法套中这匹野马，这是一支四不像、五马分尸的乐队。”
小河成了“鬼才”，美好药店成了中国摇滚圈里的奇物。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盲人摸象一般在感知这个世界，现实的戏剧性总让小河惊讶，下意识地想要在作品中重现那种魔幻感。
“其实年轻时带着很多沉重的东西，甚至是一些岀离人类的角度去跟这个世界打交道。比如会思考：我们活着是为什么？现实跟梦想到底是怎么回事？人类的希望在哪里？我觉得爱情在那个时代——美好药店的初期——是最轻最轻的，不屑一顾。现在想想，那种感觉特别像一个暴君，对自己的生命，和周围的朋友，是不近人情的那种。”
美好药店也是思考的结果之一，代表着病痛与美好并存，这两者都是世界的真相，他们的歌也大多在矛盾中悲喜交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那句被印在专辑纪念册上的尼采名言：“我们想成为自身的实验和实验动物。”
2001年，在五道口的開心乐园酒吧有一场演出，小河穿着三角内裤上台，把一枚别针扎进自己手臂。预谋好了惊世骇俗，他脱掉内裤当场撒尿，台下有人拿一个640ML装的燕京啤酒瓶子接着，然后开始喝，边喝边大声叫着：“好酒！好酒！”
小河跳下台，在一块画布上拉屎，然后用排泄物作画并当场拍卖。雷子在当天的演出现场，听到人群中有人喊：“我出五毛！”“我出两毛！”“我出一毛！”
在美好药店最疯狂的三年时间里，几乎每场演出都是不重复的，那时候演出票价很低，基本定在20块左右，乐队的收入也很低，低到一场演出毛利每人5块钱。 但他们却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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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找到了可以全部唱自己的歌的地方，那就是三里屯的河酒吧，由民谣乐队野孩子创立。
与周围的商业酒吧不同，过了12点，河酒吧的老板很可能已经喝醉了，放开自家酒库让大家喝酒，唱歌的人胡言乱语，即兴奏出音符，总是很热闹。
周云蓬说，常来河酒吧的人形成了一种家族关系，所有男人都是舅字辈的，所有姑娘都是姨字辈的。有一个不存在的孩子，成为大家共同的纽带。但这种乌托邦的音乐共产主义无法折合成人民币交房租，很多看演出的人会在隔壁的小铺里，先买上几瓶啤酒揣在身上，进酒吧一边喝一边看。
在那里，摩登天空为小河录制了一张现场唱片，也是小河的第一张个人唱片，叫《飞得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名字长而拗口，录下了那个时代的声音，像粗糙而没有发胶的胶片电影。
“河酒吧特别能代表我们70后一代的音乐人，算是一个新民谣的集中地。那时候诞生的民谣没有风花雪月，可能带着一点点乡土味儿，但又不是民族性的，所以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也是我们的特点。”
2003年，野孩子成员小索去世，河酒吧转让。2009年，小河离开美好药店。
2015年10月，我在一家咖啡厅第一次见到小河。他的头发白了大半，身板精瘦，穿了一件绿色的毛衣。
这里要举办一场沙龙，小河是分享嘉宾。试讲结束后，活动的志愿者跑过去对小河说：“小河老师，刚才你在想的时候眼睛往上看像翻白眼，正式演讲的时候可以看看观众。”小河一一点头应着，语气温和，顺便询问附近哪里有素食餐厅。
小河发生了一些外界看起来剧烈的变化。
他开始学习佛法，慢慢地戒了烟，戒了酒，不再发酒疯。他把木吉他藏起来抱起了阮，唱的歌“旋律简单到俗套”。他学会了用微博微信，耐心地听旁人说话，变得温和缓慢而有条理，讲话时讲几句便笑一下。
人们反应过来时，会摸着脑袋想：咦，这是小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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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后，北京雾霾红色预警第一天，小河的“停云游响——回响新年畅谈会”将在乐空间举办，时间已经接近2017年了。下午两点钟，我在北新桥的乐空间见到小河，他没有戴乌毡帽，看上去依旧精瘦。
人民美术印刷厂380平米大仓库改造的艺术空间有一种复古的温情，吧台一面的墙上摆满了酒，其余的墙壁则留给了唱片和书籍。工作人员正在准备活动用的画架、颜料和雨衣。
画家章白在场地正中央一块巨大的画布上写“停云游响”，距离章白五米开外的舞台上挂着一幅字：“停云一重天，游响万人间”也是他的手笔。这是章白第二次见到小河，他说：“小河当过兵。跟我一样，当过兵的人不怕死。我站在墓前挨个数数的岁月想必他也经历过。”
参加活动的人陆续到来，像每次「回响活动」一样，统筹美香已经和场地方对接好了一切，屋子里漂浮着一层薄薄的霾。
「回响行动」是小河去年的新项目。结束了2015年“音乐肖像”的展演，小河又写了几首新歌，并预告了春天的巡演和新专辑的即将问世。突然有一天，小河想：难道有了歌就非要录唱片吗？好像不出唱片就对不起歌手这个身份？我在台上唱，观众站在台下听，总是如此？
小河想要打破传统唱片的出版模式，更重要的是打破演唱者和听者之间的观赏关系。于是他在各个城市召集音乐爱好者，与他一同去郊外排练歌曲、录制新唱片，为专辑设计封面。
“首先要发现惯性才可以打破。你要是连惯性都发现不了就不能打破，就像喝醉的人不会知道自己喝醉了。”在社会的洪流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是发现惯性还是打破惯性。去年11月份在合肥牯牛降的一次“回响”只有三个人报名。
统筹美香告诉我，小河得拿个人演出的收入来补贴「回响行动」的支出，她会跟小河说：你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去做唱片，然后到各地去巡演，就可以不用这么累啊！小河老回答不累。
演唱前有一个提问环节，一个姑娘站起来。
“小河你好，我特别喜欢美好药店，你这些变化我都觉得非常好，但是有一天我在听美好药店的时候我都快哭了，我感觉美好药店好像真的没了。何叔叔都这么‘佛’了，美好药店还会有吗？”
屋子里除了吧台点着几盏灯，只有舞台是被照亮的，舞台上只有小河。室内的霾已经到了肉眼可感知的浓度，茫茫的白色弥漫在穿白色毛衣的姑娘与白头发的歌手之间。
小河思忖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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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说过他一直想要确立自我，这种尝试在专辑《身份的表演》问世时达到了巅峰。
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所思所想的音乐当中，掉进了自己设计出来的一个剧场里，可以没有观众，可以一个人演奏，快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摄影师高鹏拍过一张小河的照片，2009年《身份的表演》首发专场，舞台上只有小河，他坐在椅子上，把吉他扔在一边，身体扭曲，像一具木偶，右上方悬挂着一张他自己捏的人脸。
这种状态让他感到害怕。
为了避免自己被自己困住无法摆脱，小河换了一种方式創作。2010年，他把自己放在创作的生产线上，每个月，他去全国各地见一个陌生人，和这个人相处一两天，然后为他写一首歌，这是一个既定的程序，不可以改变。由此诞生了“音乐肖像”。在不断地与陌生人接触的过程中，小河开始明白创作是什么，明白了音乐的功能和力量是什么。
老舍说，每个人在世间，就像八百尊罗汉，各有各的位置。小河费尽思量大半辈子，想，该把自己安在哪个位置。到头来却发现，“自我只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一个东西。我们看到任何东西都要去确立一个中心，一个杯子要确立，一个桌子也要确立。没有这个东西你就要疯了。但这只是你需要。” “音乐肖像”的成果终止在12首小样，因为小河在表演时从台上摔下来，脚跟碎了。五年后，他重启这个项目，拿着当年的小样找到12个两岸三地的音乐人和乐队，继续为12个陌生人歌唱，并且在去年年初安排了一场名为“时间的蜜”的演出。
演出结尾，小河、周云蓬和万晓利以“横切面”组合的身份登台唱了几首歌，最后一首是小河的《寻人启事》，这首歌被收在小河的专辑《傻瓜的情歌》，他对失踪的招贴告示有一种感觉，却又说不出来，于是用重复的旋律唱着：
姜磊，95年出生，
在贵阳市环南巷失踪 ，时间是 98年6月
杨凤，02年出生
在贵阳市青山小区失踪，2006年9月
吴鹏飞，79年出生
在如皋 离家出走，时间是97年7月
薛雨毫，04年出生
在眉县下土岭村失踪，2006年12月
周云蓬唱的时候改了词：何国锋75年出生，15岁时离家出走，时间是90年9月。小河唱的时候改了词：万晓利71年出生，从邯郸来到北京，时间是97年7月。周云蓬70年出生，从沈阳来到北京，时间是94年4月。
他们互相喊着对方的名字，喊着“他们他们他们他们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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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思忖完毕，开始回答姑娘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你喜欢的那个美好药店是不会再有了。就算我们再去组起来肯定不是那个时候的美好药店。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那些旋律简单的歌关乎小河的生活和生命，“这些歌比《傻瓜的情歌》更简单了，甚至没有任何怪的东西，但这个是我需要去面对的，在一个被别人称为是‘鬼才’的人的内心里，是愿意接受这样的。”
活动结束后我跟刚才提问的那个姑娘闲聊，她说她那么喜欢美好药店时期的小河。
“现在呢？”
“人总要长大嘛。美好药店都是年轻的东西，何叔叔要是现在还出一张荷尔蒙腾飞的专辑，应该不能了。”
小河唱了20年的歌，从长沙的塔客堡，到北京白石桥的民谣、栗正，再到三里屯南街的河酒吧、亚运村的无名高地。人们已经不再诧异于他的改变，也不再关心他能不能上春晚，而关心他能不能唱到60岁或者更久，他的声带老去还会发出怎样美妙的声音。
一个作品有多大的艺术成就，不是小河在乎的事情。
“我知道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从没有想过‘回响’会是一个大众的东西，也没有想过‘音乐肖像’是个大众的东西，它本身是带点严肃性质的东西，但恰恰是这些认真严肃的东西在推进这个时代往前走。”
想起年輕时候的那个自己，小河总是抹一把脸，然后说“干了很多蠢事”。即使并不善于对付舞台，仍是眼一闭，弦一扫，用音乐给自己筑起一道墙，待在安全范围内。
他知道那都是他，所以不惮于去否定他，但他又无法否定过去的自己，在那个生命阶段的小河也在认真创作，“像《马龙》，拐来拐去的也不知道唱的啥，但他有自己的表达，你最清楚你自己了，你知道那种表达是在不清楚的状态下。他表达的就是不清楚，因为他自己就不清楚。《马龙》是跟做梦有关系，还有影射，居心叵测的复杂。”
小河的微信名字叫作“覺”，既是睡觉的“觉”，大梦未醒，又是觉醒的“觉”，平生自知。
“年轻的时候总是想很宏大的东西。标新立异，想创造历史。我是创造天地的人，我要把所有的东西破坏掉，我要建立新风格建立新世界。哪怕别人觉得很怪诞，我还是要创造。但遥远的东西都会显得过于悲壮和沉重，反而生活是很生动的。”
他于是想起来和父亲一起趴在窗口看人吵架的下午。在临街的老楼房里，楼下就是旁边村子里来卖菜的人，还有卖衣服的，父亲有时候就沏一杯茶在那边看。
虽然仍不习惯小河不再发酒疯，但张晓舟知道，“发酒疯和在舞台上的‘疯狂’表演并不是一回事。”他说：再疯狂，其实也多少是有预谋的。现在他安静多了，但不管处于什么状态，小河可能是中国乐坛最懂得“表演”的音乐家，即兴也好，实验也好，最终都考验你的表演能力，而“表演”不再仅仅是个人宣泄抒发，而是再造另一个我，更多的我，乃至“无我”。与其说小河的音乐形式是“实验”，还不如说“实验”是他的哲学，他也有摇滚的宣泄和民谣的抒发，但更厉害的是他也能抽离出来，他一直是站在摇滚和民谣边缘，在界内界外跳来跳去的一个音乐家。近年他在寻找一条让艺术和宗教相融相成的路，得有很高的悟性才能做好，大多数艺术家在宗教面前都是失败了，也就是一下子被宗教给收了，比如把佛教的“空”，活活变成了空洞，而小河是个例外。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以前的小河，今天的我都是昨天的我。”小河说。
他坐在那里，全身散发着一种积极的味道，像推巨石的西西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