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三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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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三字经》是一本启蒙读物,但其价值远远超过启蒙的意义。它是一本高起点的儒家启蒙读物,是儒家学派的教育大纲,是儒家经典索引和治学指南,也是一本儒家励志教育手册。
  关键词《三字经》 儒家 启蒙 励志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三字经》被誉为中国传统蒙学之首,由南宋王应麟首编,历代皆有增益,经元、明、清直至民国,千百年来长盛不衰,被约定俗成为学校教育的规定教材,是启蒙教育最基本的内容。它三字成句,随文转韵,琅琅上口,且蕴含丰富,要言不烦,秉承和传播儒家文化的主流思想,因此得以流传。所传版本繁多,但大同小异。
  它本该一直流传,开启华夏子弟的智慧,滋养中华民族敦厚平和的灵魂,然而,源于五四运动,泛滥于文化大革命的对儒家文化的毁灭性批判使之深受牵连,几至销声匿迹。只留下“三字经,搬板凳,打一板,哼一声”的血泪控诉。可以说,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出生的几代人,对这一部蒙学经典几乎一无所知。就连前不久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讲《三字经》的复旦教授,季羡林先生的入室弟子钱文忠先生也坦言自己在接受开讲任务之前没有读过《三字经》。当然这不是钱教授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遗憾。
  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的的解放,理性的回归,特别是以新儒家为文化背景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使儒家思想再一次被人们关注,进而形成盛极一时的“国学热”,《三字经》方得重见天日,被广为诵读,成为一些家庭和小学对孩子进行诵经教育的首选读本。尽管如此,但它依然只是作为儿童的启蒙读物。其实,它的价值远远超过这些,成人世界对它缺乏应有的研究。笔者将从它和儒家文化的关系入手,对这部蒙学经典做浅显的论述。
  1 一本高起点的儒家启蒙读物
  《三字经》只是一本启蒙教材,甚至是启蒙教材中最基本的一种,从教育活动和教材体系的层级关系来说,它的程度确实是很低的。但它的起点却非同一般的高。开篇即说“人之初,性本善”,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哲学命题——并且也是儒家学说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的基础。
  关于人性本善和本恶的问题,历来多有争论,而且还将继续争论下去。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赛的决赛辩题就是这个论题,比赛虽有胜负,可那只是辩才和技巧上的胜负,至于论题的本身,则谁也说服不了谁。其实,人性本善或是本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看,亦即我们对于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态度影响深远。因为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坚持性善论或坚持性恶论,轻则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重则影响社会体制和法的观念。持性善论者,便会相信他人,相信道德的力量;持性恶论者,则会处处防备,相信法的力量。东西方决然不同的人治与法治的政治体制走向,正是以此为根由的。孔孟坚持人性本善,所以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基本上都走了一条人治的道路,直到今天也難于根除。荀子认为性本恶,虽然他也被称为儒家学说的继承者,但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想法,让他的继承者走了一条决然不同的道路。他的学生韩非子和李斯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尽管他们的“法治”观念的内涵与西方法治的有很大的出入,但依法行政的观点却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也有走向“法治”的机会,只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我们失之交臂。
  作为一本启蒙教材,它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地主张“性本善”,让每个第一次接受文化教育的儿童都牢记这一足以影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走向的哲学论断,并在以后的教育中不断加强,最终融入他们的血液,其起点不可谓不高。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极其成功,影响深远,毫无疑问有着这句开篇语的莫大功劳。
  2 儒家学派的教育大纲
  钱文忠先生曾把《三字经》比喻为儒家文化的“关键词”。这个比喻很妙,但我认为还不够。《三字经》简直就是儒家文化的“教育大纲”,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它对儒家教育的目的、主体、原则、内容等都做了阐述。
  其根本的教育目的是要保持人“善”的本性。“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认为“善”的本性与生俱来,但后天的影响会使之改变,而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保有这种本性。因此,儒家把修身作为第一要务。具体的教育目标是知义,匡国利民,光前裕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上匡国,下利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等句,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儒家文化是一种进取的入世文化,要求人们在修身的基础上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要求体现在教育上,就是《三字经》所提出的教育目标。它确定教育的主体是家庭和学校,认为父亲和老师对孩子的教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字经》提倡的教育原则有四条:一是专一,提出“教之道,贵以专”;二是要求有养必教,所谓“养不教,父之过”;三是要严格,认为“教不严,师之惰”;四是循序渐进。大致顺序如次: “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小学终,至四书”——“四书通,孝经熟,如六经 ,始可读”——“经既明,方读子,摄其要,记其事”——“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总体说来是要德育优先,然后再学知识。孔子已经认识到知识是一把双刃剑,因而提倡优先德育教育,行有余力,再学习文化知识。在文化知识的学习上,也要求循序而进。先识数认字,再学习一些关于天文、地理、历法、伦理等基本常识,然后依次学习经、史、子、集。
  教育内容丰富,学科门类齐全,包括政治、哲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伦理、算术、文字学、音韵学、文学、音乐、生物、心理等。每个学科虽然都只是简要提及,但延展开来就是一门学问。
  3 儒家经典索引和治学指南
  《三字经》堪称儒家经典文献索引,它以经、史、子、集为顺序,详细地收录了儒家经典著作名称及其作者,共十五经、二十五史、五子及众多诗词文赋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
  十五经包括我们常说的“四书五经”、《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尔雅》和《国语》。
  我们可以看到,《三字经》不仅收录了经书的名目和作者,还对大多数著作内容或要旨做了简要的介绍。文字虽简,但所含信息很丰富。比如关于《论语》的介绍:“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我们不仅得知《论语》的篇目是二十,还从“群弟子,记善言”一语中知道《论语》是孔子的弟子们记录其言论的语录体著作,而“善言”又表明孔子“仁”的思想核心。又如《孟子》:“孟子者,七篇止。辨王霸,说仁义。”不仅介绍了《孟子》的篇目,还道出了孟子“仁义”思想及其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的政治主张。
  五子包括老子、庄子、荀子、杨雄、王通。我们知道,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而《三字经》独录五子,显然是因为“独尊儒术”的传统所致。老庄所以入选,是因为儒家和道家的特殊渊源,据传孔子曾经向老子讨教过。孔孟没有入选,是因为在前面已经介绍过。
  二十五史,卷帙浩繁,《三字经》用简练的语言概述自伏羲、神农至清末数千年的历史,内容完备,脉络清晰。它对朝代更替,存续时间,国号和大多数开国之君都做了简要记述,甚至连周召共和,明成祖迁都这样的细节都没有遗漏。真正做到了让“读史者,考实录,知终始,若亲目”的程度。
  此外,《三字经》还介绍了贾谊、董仲舒、许慎、郑玄等经学大师;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理学大师;屈原的《楚辞》,邹阳、枚乘、司马相如、杨雄的汉赋;还有韩柳的文、李杜的诗。如此完备的内容,使我们对儒家经典文献及作者一目了然,无论是读书还是做学问,无疑都是最好的文献索引。
  不仅如此,《三字经》还是儒家弟子的治學指南,对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儒家文化也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三字经》要求教育要循序渐进,并明确规定了学习内容的顺序。就治学而言,先要识字,断句,再读四书,然后读五经,之后读子,最后学习历史。这样的安排是很科学的。识字断句是掌握基础知识,打好这个基础才能阅读和理解四书。四书是儒家学说的理论基础,是形成儒家世界观的必读教材,是儒家学说的“体”。五经在内容上虽关乎文学、政治、礼仪、哲学、历史,但实际上都是为培养读书人的政治素养。孔子说“不读《诗》,无以言”,《诗经》中的话往往被用在外交或讽喻君王的辞令中,《尚书》用以学习典章制度,《礼记》中的礼制实际上是一种规范社会秩序的手段,《易》也是一种观察、预测、应对社会事务的实用技术,《春秋》则是一部行政案例总汇。也就是说,五经是儒家学说的“用”,只有在充分理解“体”,才能保证“用”的功效。五子的著作是哲学,是最高深的学问,对它们的理解需要一定的理论修养和实践的经验,当然要放在“明经”之后。至于把对历史的学习放到最后,也大有深意。只有站在哲学的高度,才能真正洞察历史,正确把握兴衰得失的要旨。
  4 儒家励志教育手册
  《三字经》还是一本励志教育手册,它用丰富的典型事例鼓励人们学习。其文曰:“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它主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认为无论学问高下,身份贵贱,条件好坏,也无论男女老幼,都应该学习,而且都能有所作为。学问高者如圣人孔子,身份贵者如宋宰相赵普,贫贱者如“披蒲编”的路温舒,“削竹简”的公孙宏,还有囊萤映雪的车胤和孙康,年幼者如年方七岁就“举神童,作正字”的唐代刘晏,年老者如五十而习儒业的荀子。更有“女流”之辈蔡文姬和谢道韫。它用这些典型事例堵住了一切可以用来推托的借口。它尤其强调苦读,强调在逆境中奋发,用悬梁刺股、负薪挂角等典故来激发读书人。苏秦、孙敬等人苦读的精神和由苦读取得的巨大成功千百年来一直都是读书人奋发向上的精神支柱。
  总之,我们不能把《三字经》仅仅当作一本启蒙读物,它的价值和丰富的内涵也远非一篇短文可以穷尽,我们应该对它做更深入的研究,让这部蒙学经典在儒家文化的传承方面做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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