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
我奶奶的奶奶老了，她们提前老了，提前走了，我看不到了。
我奶奶走的样子我也无从知道，爷爷说，她们都到土里去了。奶奶的奶奶，还有奶奶，只有她们的坟在我们村后面的树林里。她们入土了，她们身上的土长在土地上，像一颗肿瘤，突起于皮肤表面。爷爷说，一个人老的时间太久了，地面的土包就会变矮变低，低矮到与平地一样平。爷爷不怪我，不怪我爸、我伯、我叔不去给奶奶的奶奶，还有奶奶的坟茔上堆土。爷爷说：人死后，归根结底就是一堆土，然后，土归根结底会被风推平，土堆终将发散成灰尘，浮动的灰尘四处飞散，魂魄也跟着飞散出来，随风飘荡。
爷爷说这些话时，他的爷爷、他的爸爸也都先后去世了。他的爷爷、他的爸爸去世时，爷爷还是个少爷，一个富贵人家的少爷。据见证了他爷爷、他爸爸去世的乡亲说：那时的爷爷在出殡的路上不肯脚沾地地走，而是坐在一顶轿子里，让八个人抬，其排场，丝毫不比“八仙”抬棺材小。爷爷不承认也不否认这样的事实，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都过去了，人死像一阵风，有时，连风中的浮尘都看不到。你们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爸爸都埋去了离村里七八十里的地方，我都几十年没看到，你们能看到啥？
爷爷死的时候，我看到了。爷爷入土的地方我也看到了。那个土堆就在我们小学校园围墙外五六米远的地方。围墙边有一座厕所，每次下课去上厕所时，我爷爷都看得到我呢。每次乌云密布、狂风大作的时候，爷爷的坟上，一些没被草拉扯住的泥土，就会高高扬起，漫天飞舞，它们像爷爷活着时的呼吸，被一点点流失。浮尘的嘶叫与游离是把握不住的生命，如在拨动琴弦，如在深度呜咽。好像尘埃尚未落定，好像话语尚未停歇，爷爷的坟茔就被削矮了一大截。浮尘后的流年，韶华白首空转瞬，笑叹世事水无痕。
风潇凄凉，花落人亡。残烛照旧窗，八年后，1991年，轮到我父亲。那个年代，出生是一种偶然，死亡也是一种偶然。偶然碰上，似乎只有一种结局，那就是必然。父亲一听说是癌症，便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治疗。他拒绝了一切藥物，就像客人拒绝主人递上的一根烟。父亲躺在长椅上，他既不喊痛，也不睡觉，只要有光线，我就能看到他那张平静的脸。我猜想，这份“平静”，是历经了多少次狂风暴雨，来往过多少次心灵的绞杀而得到的结果？一百四十七平方米的土坯房里，父亲花了一生劳力及积蓄构建的栖身之所，斑驳得有点坑洼的水泥地面，铺着乱板露出的零碎房顶。而房屋的中间，充满阴冷、灰黑的浮尘。浮沉飘忽不定，有的附在饭柜上、碗上、盆上，擦也擦不掉；有的粘在床上、被子上、席子上，与人的肉体贴在一起，脱也脱离不了。来看望父亲的亲戚朋友把我悄悄拉到屋外，语气低沉而严肃认真地对我说：要注意，每天往你爸躺着的床板和身板之间伸伸手，哪天伸不进去了，就要小心……
我平生第一次学会了“测量死亡”最直接、最便捷的方法。一个人生命的存亡，用一个摊开的手掌就拿捏住了。那天的气温很高，高到稻田里的水都蒸发完了。当早晨的第一缕霞光穿尘破雾射到我家后房时，父亲忧心忡忡地催促我去田间放水。我整个身体坐着不动，我摸了摸父亲的脉象，其游丝般的轻微抖动仿佛随时会跟着一缕微风逃走。那个肺叶上浮尘般大小的白点，可能早已像蝌蚪一样繁殖成群，此时正在父亲的整个肺叶上肆意狂舞。死亡是一种解脱，浮尘落地，时间的隧道骤然截止，最后的一口呼吸释放着轻松的一笑。现在，我给父亲穿好衣服，将他的嘴角轻轻抹平。我听见佛说：生命唯拂净尘后，方品得最真醇香。
我们都心若浮尘、生如蝼蚁地生存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不能轻贱自己的生命。我看到了一个生命在别人认为无可救药时，当事人冲到楼上去装稻谷，说要卖了稻谷当作医疗费救他的命。那时我还小，八九岁的样子，我不知道陈福全具体多少岁，但我看到了他那双惊惧的眼睛。他爬上楼去的脚步像乱了鼓点的旋律，只几分钟，他就将稻谷翻滚得轻尘飞扬。他的话语却掷地铿锵，总之，意思是他要活下去！没有钱，他要卖稻谷换钱去治病！他的动作孤立而绝望，他本来就很虚弱的病体经过几个动作的折腾，不到十分钟就气喘吁吁了，而眼前的箩筐我估摸着还没有装满一半。
浮尘如烟雾，密实而浓烈。陈福全瘦小的身材被吞噬得若隐若现。站在楼下的儿女们将冷静的目光递上去，劝他不要乱动，快点下来。陈福全知道，他下来了就意味着什么。儿女们的冷静让他读出了冷酷到极点的绝情。陈福全不肯下楼，他手上的动作伴随着粗重的喘气，力不从心。他说：我不下来，我死也要死在楼上！儿女们站在楼下，一个个一动也不动，只是嘴巴说着：下来，下来吧。他们没有一个说出劝他下来的理由；他们呢，也没有一个找到了上楼去帮他们父亲的理由。陈福全不想干了，也不想下楼。他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块砖头，他愤怒地、不顾一切地将砖头往下扔。他听到了地面有零零落落的像冰雹一样的回响。回响是嘀咕的骂声，连站在旁边的我都没有听清。陈福全却好像听清了，他双脚跺着楼板，破口大骂起来：我生了一群冇良心的东西，我死了变成鬼收你们回去！陈福全的老伴挤到儿女们面前，她撑着腰杆，高举着手，指着楼上说：你那张坏嘴冇一句好话，等你死了那一天，我从厕所里捡一块石头塞到你嘴里去！他们你来我往地又说了几句，儿女们不知如何开口，父亲累得坐在楼上再也说不出话来。
陈福全从决定下楼的那一刻起，他可能就放弃了对生命的抗争。我那时想不通：眼前一个活生生的父亲，子女们为什么不送他去医院呢？我朦胧中不敢再想一个在家等死的人，其内心在接受着怎样的煎熬。听说后来，肝癌晚期的陈福全痛得彻底不想说话了。有一次，他要去跳池塘，被他老伴哭着拉住了。终于，陈福全在两三个月后去世了。陈福全去世时，他的五个儿女聚在棺材旁，在陈福全头部的位置哭，眼泪一把鼻涕一把。陈福全的老伴并没有在陈福全的嘴里塞石头。后来，我越来越多地听到村里的夫妻吵架时，女方会这样咬牙切齿地说：等你死了那一天，我从厕所里捡一块石头塞到你嘴里去！但待男方去世后，女方往往是伤心到恨不得跳到棺材里一起到那边去。
陈福全的老伴后来又活了三十多年。在八十八岁时，一天傍晚，帮小儿子陈接军家收菜，在晒场上下台阶时，不小心滑倒了。滑倒后爬了起来，大家以为没事，想不到睡到半夜，她喊痛，痛得受不了，才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后吓了一跳：老人家有三根肋骨摔断了，有一根还插进了肺叶里，引起了大出血……老人家在送去医院的途中就痛得昏了过去。检查结果出来后，几个儿女商量，认为母亲年事太高，不做手术了。连忙将她拉回家，第二天，就在家中去世了…… 2
七十八岁的伯婆（堂伯的母亲）一个人走在路上。路是通往县城的，伯婆的养女住在县城。今天是养女五十岁的生日，伯婆去养女家吃饭，养女重点请她。伯婆出门，她的儿子、孙子、孙女纷纷说搭他们的车去，他们有自行车、有电单车。可伯婆说她走惯了路，还是用自己的脚量着去吧。伯婆走的是一条近路，近路一般都不宽，而且偏僻。这条通往县城的路左拐右拐，都是过田野穿山岭。平常，她去县城，也是走这条路，我们村里很多人去县城也是走这条路。
平时，七十八岁的伯婆除了睡觉，没闲的时候，她很多活都是在一个人不声不响的状态下做完的。伯婆的老伴在她六十多岁时就走了。老伴过世后，伯婆不跟三个儿子过，一个人搬了出来，在儿子家的上头一幢以前堆放柴火的老屋里住。平时她都是做自己的活，除了农忙时节出来帮三个儿子晒晒谷子之外。伯婆的每一个“私活”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或者天经地义的，外人不会轻易干涉。这次，她一个人走路去八九里以外的县城也是一样。追上伯婆脚步的是我叔。我叔曾经当过兵，他的脚步频率之快，在方圆七八个村是出了名的。叔不会骑自行车，也不会开电动车，他的自豪与骄傲是有一双“飞毛腿”。他甚至可以在自行车和电动车先走之后，他仍可以追得上。叔走的也是近路，也是伯婆走的那条路。叔叔与伯婆相遇，是在一段高高的江坝上。江坝其实是一段高高的堤路，将一边的田野低低地压下去，将另一边的江水高高地托了起来。刚过五十岁的叔叔不但步子迈得快迈得阔，视野也放得很开，眼界也很清晰。他看到右手边的江水里漂着一团青色的东西。此时，空气炎热，黄土飞扬，间或有一两只蜜蜂去惹了什么花粉或是什么尘土。它们扇动着灰蒙蒙的翅膀，一小团一小团“嗡嗡”的迷雾，在叔叔的眼前晃来晃去。叔叔在眼前拨弄了两下，下到水里，去拉那团青色的东西。东西是衣服，衣服连着一个身体，身体拖到眼前，浮起了头，是伯婆！
叔叔抱起伯婆往回走。他一边走一边喊，却喊不回伯婆的命。那一天，伯婆养女的庆生，要了她的养母之命。大吉大利的日子成了大喜大悲的日子。十几年过后，叔叔仍在讲述那个经过，他补充说：准是年纪大了，走着走着，突然头晕，从堤坝上栽倒在江里了……伯婆的死讯我是在电话里得到的。放下电话，想起每次我回家乡，伯婆与堂伯都会第一时间到我家来看望我。听母亲说，我的出生是伯婆和堂伯一再催促我爸带我妈去吉安医院后治疗才有的。我躲在卫生间里痛哭了一场。但伯婆的“意外命运”在我们的家族中还没有结束。十五年后，七十岁的堂伯在大儿子陈秋群家房屋的平顶上晒谷子，头一晕，从屋顶上栽了下来，死了。当时是傍晚，恰逢村里的另一位老人陈接水去世，我堂伯的两个儿子都去做“八仙”了，得到消息，匆忙赶回家，料理自己父亲的后事。堂伯的死，我无论如何要赶回家。我从千里之外的南宁赶到村里时，堂伯陈接顺已经下葬了。
山静无人，鸟已南飞。偶尔有尘，空中飞扬，那是生命的不可确定，死亡的不可意料。叶落尘浮，秋水碧空，好像在为一个个消失的生命唱着挽歌。这样也好……这样也好……没有病痛，不必人侍候，年岁又到了，就这样走了，不麻烦任何亲人，也好……我曾不止一次听到村里人这样说。这样的死亡在一些村里人心中很是羡慕。只是，那突然离去的生命，没有一点过渡，没有一点准备，深处的心，无法抹去的，只是那突然告别的浮尘。
陈接秋是我老家的邻居。我家从祖屋里搬出来，就一直与他家是邻居，屈指算来，应该有四十年整。
以前，不管是在家种田的时候，还是从南宁刚回故乡的那些年，我总能看到他粗壮的脚步将地面踩得“咚咚”作响。他的嗓音也是粗壮的，满腔热情，拿得起放得下，说一不二。最近这四五年，我每年有限的一两次回老家，看到陈接秋的家比我家还冷清。他的两个女儿早已出嫁，三个儿子有两个在县城摆摊做生意，住在县城不回家。只有大儿子陈平根在村里，却建了新房搬到了马路边住。陈平根家也冷清，两个儿子都外出打工了，丢下一个小孩在家。再次见到陈接秋，他已开一辆电动车，是那种三个轮子的，前面坐人，后面有个拖斗装东西。晚年的陈接秋，双腿风湿得厉害，有一条腿不能伸直，当他双脚着地走路时，需要拄着拐杖。他从我身旁经过，再难听到“咚咚”的脚步声了。这时的陈接秋，除了偶尔与村里的几位同龄人打打扑克外，就是坐在我家的墙脚晒太阳，但总是晒不到三四分钟，便打起盹来。陈接秋打盹时，还伴随着轻微的鼾声，微微地，起起伏伏，像轻拂杨柳的微风。后来，就听不到微风了，就感觉不到微风了。再后来，听母亲说，陈接秋很少出门了，出门时，就是在门口的自来水管下搓洗衣服。母亲看到了，对他说：给你媳妇洗呀，他摇头，说不麻烦别人。他孙女周末从学校回来要给他洗，他还是摇头，说不麻烦你。有一次，陈接秋下床小便，不知怎的，头却先栽了下来，两条腿挂在床沿，动弹不得，只是“哼哼”地叫着。我妈到他房中一看，说你这么大的个儿，我一个人搬不动。我妈去搬“救兵”，她去喊来了陈接圣的爱人、陈年秀的父亲等几个，合伙将他从床沿抬到地上来，并扶他起来。再后来，陈接秋连床都下不来了，他躺在床上不肯进食。他说：十几年前，医生说我心脏有毛病，要给我装支架，不然，活不了一年。我顶着冇装，活了十五六年，我抵得了，后来的日子都是多活的，还有什么不知足？陈接秋任由他儿子、女儿们劝，就是不肯吃饭，塞到他嘴皮上，他就是不开嘴。陈接秋又说：老太婆七八年前得脑出血突然就走了，连个给我煮饭洗衣的都没有了，我又挣扎了这好几年，现在，要去看她了……儿女们认为他开始说胡话了，头脑全乱了，顶不了多久了，都不肯走了。粒米未进的陈接秋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天三夜后，闭了眼，干净利落地走了……
3
叔叔陈接喜发现了伯婆的意外死亡，我相信他也能意料到自己的必然死亡，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步伐。现在回想起来，当那些不安定的分子沉淀下来以后，目光便有了深意。叔叔年轻时就爱抽烟，我不知道他当兵在部队里抽不抽烟，反正，自从我懂事起、有记忆起，就知道有一杆烟枪伴随着他。叔叔最早抽的是烟丝，从县城几两几两地买回来，抽出几根，卷成细细的一团，塞进烟袋里，压平压实，再划亮火柴点上。当烟点燃，叔叔的整个呼吸就畅快了，从喉咙到喉结，再到鼻孔，能听到“霍霍”的声响，好像也只有在这时，叔叔才开始活了过来。后来，叔叔丢掉了烟杆，直接抽卷烟了。卷烟是人工卷烟，是他自己卷的。不知从哪里拿来的纸，裁成巴掌大一张，烟丝放在纸中央，拧成條状，纸沿着条状的烟丝卷起来，卷起来的烟成尖形，将大的顶端纸折紧，用火柴点燃。叔叔后来抽上卷烟可能是觉得烟杆不过瘾吧。记忆中的叔叔饭前抽烟、饭后抽烟、干活累了站在田埂上抽烟、与人聊天边聊边抽烟，甚至临睡前倚在床沿上也要抽一次烟。 叔叔烟抽得，胃口也好，口味也特别。小时候，叔叔三兄弟共住一幢房子，一日三餐，三户人家在一个大厅吃饭。我见过叔叔爱吃豆腐乳，特别是放久发霉了、长毛了的那种。他吃起来津津有味，说特别特别香。那个年代，每家每户都不够粮食，叔叔家也不例外，有时候吃粥，不小心打泼了，稀粥流在饭桌上，叔叔连忙低下头，直接用嘴在饭桌上吸食，其“哗啦啦”的声响，让我们不禁侧目，被我父母当成不讲卫生的反面教材。
年轻时的叔叔身体倍儿棒，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吃了军营里练就身体的老本。人到中年的叔叔，走路稍快一点，便气喘吁吁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有点接不上气了。后来，用医学上的话说，是有了轻微的哮喘。人入六十，不知不觉，支气管炎、肺炎便找上他了。一天，他突然便起了血，去县中医院检查有胃溃疡。医生警告他，不能抽烟了，不能什么都吃，要忌口，冷的、硬的、辣的、臭的东西不要吃，不然，有胃穿孔之类的危险。叔叔当场连连点头，住了半个月的院，回到家，趁家人不在，偷偷跑去村里商店买饼干吃。他还说：如果让我戒烟，还不如让我去死。婶婶急得都哭了，说：那你去死吧，你死了没人可怜你。叔叔的儿子却舍不得父亲早死，他不惜掏上生意上挣来的几万块钱给父亲治病。村里人说：接喜你遇上了一个有钱的儿子、心疼你的儿子，其他人却没这么好的福分，没这么好的家境，得了病花大钱，家都拖垮了。所以，他们羡慕叔叔的同时，也替婶婶舍不得儿子的钱。叔叔仍然我行我素，喘着粗气，躺在长椅上一根一根地抽烟。叔叔的胃一天比一天痛，第二次住院，支气管炎、肺炎、胃病一起治。三种病中，属胃病最严重，这次发展成了胃穿孔。医生马上对他进行了切除及缝补手术。手术结束后，医生叮嘱他只能输液，实在渴得不行就只能用棉签沾水湿湿嘴唇，一个星期后，才能喝稀饭……以后慢慢调养……谁想，可以自己下床时，他趁婶婶不在，将一碗稀饭稀里哗啦全吃完了，将缝补的线撑破了，又马上做手术，重新将胃缝好。经过第二次折腾，叔叔的身体每况愈下，加上戒不了烟，支气管炎及肺炎越来越严重。一年之后，他再次住进了县中医院，这一次，他再也没有活着走出来……
我猜想，去了那边的叔叔，他仍会我行我素，继续抽他的烟，并且，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
与陈接秋的毅然决然不同，陈接盛的去世似乎是一种“挣扎”，又像是一个“计划”，他赶上了最后一个土葬。他拖着胃癌的躯体顽强地生活了几年。有一阵子，村里人见他有时扛着锄头去田里，以为他的病完全好了。陈接盛多子多福，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大儿子是乡里中学的老师，升到学校副校长，算是村里第一代高学历的有出息的人；三儿子是村支部书记，更是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这些足以让陈接盛脸上倍荣添光，而且安享晚年寿康。但陈接盛像村里其他种田人一样，身体没倒下，锄头就不倒下。土地没空闲，他的劳作就不空闲。他不缺吃不缺穿不缺儿女养啊，可他就是停不下来。我去看他时，他的身躯终于停下来了，像一张照片，掩盖在一层薄薄的被子下面。当他伸出手来与我相握，我不敢去接，怕还没接住骨节就会纷纷剥落，碎成浮尘或粉末。我只是托住了那只手，我用两只手紧紧地包住他的一只手。他的声音很陌生，有点沙哑，被喉咙捏得细细的，小心翼翼、惊慌失措地爬出来。
我想不起是我生活了二十一年的村庄里的那个洪亮硬朗的声音，那个声音渐行渐远，走了一个来回，转到了我的耳畔，现在，被我接住了，我却不知道该送它到何方。他的眼神拉着我的眼神，我尽量迎着他，我尽量往眼神里灌输坚定与淡定。我的目光推着他往高处走，因为，我相信高处有力量、高处有生命。“（个）埋人（个），实在痛得睡不着觉。他们说没得治哦，没有办法了……我还是想再去医院，至少医院里没这么痛……”他微抽着脸皮，像在乞求我。
我不敢接过他的眼神，更没办法接过他的痛。他的痛是藏在他心坎上的砂砾，他没办法将它稀释成浮尘，飞散出体外。“（个）埋人（个），我不想火化，听说烧得痛哦，魂魄会烧成一把灰，身子缩在坛子里，身子也伸不直，脚也伸不直，难受……”他的头好像被压扁了，紧紧贴在枕头上。他喃喃自语。后来，不知怎的，陈接盛没再去医院。两个月后，在家里去世，享年八十有二。听说，他是村里最后一个土葬的人。
4
一挥间，三十年，惹尘埃，皆去也。父亲五十三岁，叔叔六十三岁，而伯父，活到了八十三岁。村里人说，三兄弟中，谁也没想到，最大的修了个功德圆满。与陈接盛不同，伯父的去世则是赶上了另一个时候，他成了最早一批火化的。
伯父生了七个女儿，唯独没有一个儿子。他好像一生中都在为生个儿子而奋斗。他骂伯母，是因为没有儿子；他骂七个女儿，是因为没有儿子；他被别人骂，也是因为没有儿子。伯父一生嗜酒如命，醉酒了胡言乱语，耍酒疯。旁边人说：可能也是因为没有儿子。很多人说：如果他有一个儿子，哪怕只有一个，他就不得了啦，他就能过上神仙日子啦！也有人说：他如果有个儿子，就不一定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啰。伯父七个女儿，有一个长到两三岁时，掉到池塘淹死了，只留下六个，一路跟着伯父走，伯父一路将她们拉扯大。
拉扯着拉扯着，伯父的腰弯了，直不起来了，还钻心地痛，不知吃了多少中药，不知贴了多少膏药，不知问过多少“仙婆”，不知烧过多少纸钱，不知放过多少鞭炮……就是不见好。大家认为伯父后半生要“废了”，余年难挨。可不知怎的，五六年后，他的腰竟奇迹般地直了起来。桥下村的“仙婆”说是她治好的，她怨伯父伯母不念她的好，没有报答她。“仙婆”说这话时，有点咬牙切齿，有人担心，“仙婆”哪天会使什么凡人使不了的坏，将伯父“打回原形”。但“仙婆”没办法使坏，伯父的身体一马平川一路持续好起来。
晚年的伯父与伯母因为没有儿子，吃上了“五保”，村干部劝他俩去敬老院，他俩不肯去，说没有在家舒服自在。在家至少有一幢自己的祖屋，将来老了，身子有地方出去。谁曾想，叔叔的二女儿用火不当，将祖屋烧得干干净净，连他俩积攒下来的两副棺材也葬身火海。伯父伯母在村干部的安排下，搬进了村里一幢闲置的、低矮的砖瓦房里，那是以前小学老师肖小燕全家住的地方。肖小燕的儿子考上清华大学，就是从里面走出来的呢。村干部又劝伯父伯母：现在，住的房子没了，更应该进敬老院了。伯父伯母不吭声，硬是往村干部手里交钱。就这样，八百块钱，房子租到两老死后再收回来。房子与伯父伯母一起，一天天老了，但老的是年纪，手脚却好像没有老，两人反倒越来越勤。我在南宁总是听到：伯父伯母每天挑自己种的菜到县城去卖。伯父仍然好酒，却从未醉过，因为夏天喝的是啤酒，春冬喝的水酒减了量，适可即止。后来，女儿女婿們帮他做生日酒，七十岁啦！接下来，还是传出相同的事，一眨眼，听说，伯父八十岁啦，女儿女婿们坐了一大桌，为他做生日酒呢。伯父的年龄一路走高，过了八十岁，仍在田里、池塘里、菜地里、山上干活。大家担心他累出病来，或一犯迷糊迷了路回不了家。 伯父开始去看病了，也只是打点吊针。我了解情况后，伯父的女婿在电话里说：八十多岁了，是一台机器，也有零件老的。他们说不清什么病，只是说脚有点肿，尿有点多。不过，听他们的口气，都觉得比较轻松。我最担心的是医药费，伯父的女婿们说，现在农村好多啦，伯父是“五保户”，医药费可以报销百分之九十。也就是说，一万块钱可以报销九千块钱，自己只需掏一千块钱。我听了，替伯父庆幸。其实，现在农村有了各种待遇和政策，看病减少了不少负担。听说母亲也买了新农合，每年交两百多块钱，平时有一点小病，可以报销一半以上的医药费。现在想来，如果父亲那时也有这么好的条件，他就不会轻易放弃治疗了，至少还可以多活几年。
伯父第三次住院，是在2018年底。伯父四女婿拿着出院单去县民政局办手续，负责签字的副局长随口问了一句：病人没儿子？四女婿顺口答：没有。副局长又问：有女儿吗？高运根随口答：有。对方又问：多少个？高运根随口答：六个。对方眼睛瞬间瞪大：六个女儿还吃五保？大笔一挥，不通过。五保户的伯父变成了低保户。听说，两者的差别体现在医药费报销上，一个百分之九十，一个百分之七十。
此后，伯父再也没住过院。后来听说，他也不再干活了，只是待在家里，在门口晒太阳。我打电话回家问情况，伯母说：他的身体不好，脚肿得厉害。有时一个晚上起来上五六次厕所，肚子涨得像里面有一块石头。2019年冬至，我回了一次家乡，去看望了伯父。他一个人坐在家中的火堆边，双眼被浮肿的脸庞挤迫得已经看不见了，只有凭两团湿润的眼泪能大致判断出它们的位置。但他的思维很清晰，他叮嘱我：过年一定要回来。临回南宁，伯母做了一餐好菜，请我，饭桌上，她抓住我的手，轻声说：你伯父恐怕熬不了多久，到时，你一定要回来……
从家乡回到城市，不久就是疫情。最严重时，出入小区要办理出入证，要量体温……如果要出城，火车、飞机都停了……人人都是困兽，个个都是囚徒。从除夕开始，农村走亲访友、请客送礼全面禁止了。村里的公路都拦住了，只有电单车、自行车可以自由出入。但不许走亲访友、不许请客送礼，不许聚会聚餐。出入有什么用呢？过完年，情势松了一点，堂弟发短信说：伯父的女婿们都聚在伯父家，他们站在墙根下商量着什么。上午去看了一下，伯父的身体很不好……晚上，我打电话给伯父的大女婿，问询伯父的身体。他说：也就那样了。我说：总不能坐在家里等死吧？他说：现在，一般的医院不敢接收，一般的药医生不敢开。村里的、乡卫生院里的医生不能出诊……怎么办？我一听，顿觉情况不妙，祈求伯父千万要挨过这段时间！
清明假期，四月一日下午四点多钟。那天，我午休得特别晚，刚睡醒，收到伯父二女婿打来的电话，说伯父下午四点十分走了……我马不停蹄赶回老家。听伯母说，这段时间，伯父躺在床上一直扳着手指数着什么。清明节那天早上，他突然坐起来，喝了两口酒，吃了一小块面包，还抽了一口烟。到中午时，陷入了昏迷。伯父的几个女儿在床边喊：大家都来了，你还等什么？今天是个好日子，放三天假呢，大家都有时间，全国都降半旗呢……伯父终于咽下了气。伯母说：别看他八十多岁，头脑清醒得很，他一直在等適合走的日子呢……
村里人说，伯父死得是时候。下了半个多月的雨，天放晴了；疫情最紧张的时期过去，可以自由走动了；遇上新的殡葬制度改革，一把火烧了，不用棺材，不必再置办，有县殡仪馆的车来接，他们有现成的冰棺，装上车，推进火化炉里直接烧成灰。因为是“低保户”，连运费、火化费、安放骨灰的地皮费都免了……
5
此时，夕阳慢慢退下。夜幕降临，难遮繁星。村庄越来越静寂，间或有一两声狗叫，以及奔突的拖拉机，将马路分割得更加决绝、清晰。沙漏无声，浮尘滚滚。冥冥之中，谁执一根魔杖，在村庄搜寻。魔杖轻轻一点，这么多年来，还有寿终正寝的陈接发、陈义兴、陈冬来、陈万全和陈欢民夫妇……还有患癌疼痛至终的陈接元、陈国华、陈接兵……还有脑出血突然辞世的傅冬秀、肖春英……还有瘫痪后坐在灶前被火活活烧死的陈国庆……这些细屑的浮尘，铆足了劲地往下跌落，他们排成队，相拥在一起，一齐消失于空气与时间之中。
浮尘扬起，相伴朝夕，没有谁能像农村的乡亲们那样面对死亡，坦然处之。每年没有什么常规的“体检”，他们认为，没有病为什么要去看医生呢？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有病了依然是能拖就拖，实在忍不住才去医院。人到七十会认为“老了就这样”，绝大多数人就安静过日子，并且安静地等待死亡那一天。村庄里知道谁家有人去世，没有什么“节哀顺变”“保重身体”之类的安慰，脸上掠过瞬间低沉和“啧啧”两下摇头，是最常见的反应。如果说，飞逝的岁月真的是飘荡的浮尘，那他们真的是任由生死在天空中肆意游走、洋洋洒洒。
也许，时间飞舞，在每个人的生死观里，城里人也好，乡下人也罢；简单也好，复杂也罢；平凡也好，伟大也罢；舒适也好，痛苦也罢；顺利也好，坎坷也罢；偶然也好，无奈也罢；长寿也好，短暂也罢，来世上走一趟，都不过是尘埃落定中的一段里程……明白了死亡的道理，活在当下每一天，活出自己的痛快，活出自己的精彩，到了那一天，才能自然、坦然、从容面对死亡，才不会觉得辜负了生命一场吧。
责任编辑 牛放
我奶奶的奶奶老了，她们提前老了，提前走了，我看不到了。
我奶奶走的样子我也无从知道，爷爷说，她们都到土里去了。奶奶的奶奶，还有奶奶，只有她们的坟在我们村后面的树林里。她们入土了，她们身上的土长在土地上，像一颗肿瘤，突起于皮肤表面。爷爷说，一个人老的时间太久了，地面的土包就会变矮变低，低矮到与平地一样平。爷爷不怪我，不怪我爸、我伯、我叔不去给奶奶的奶奶，还有奶奶的坟茔上堆土。爷爷说：人死后，归根结底就是一堆土，然后，土归根结底会被风推平，土堆终将发散成灰尘，浮动的灰尘四处飞散，魂魄也跟着飞散出来，随风飘荡。
爷爷说这些话时，他的爷爷、他的爸爸也都先后去世了。他的爷爷、他的爸爸去世时，爷爷还是个少爷，一个富贵人家的少爷。据见证了他爷爷、他爸爸去世的乡亲说：那时的爷爷在出殡的路上不肯脚沾地地走，而是坐在一顶轿子里，让八个人抬，其排场，丝毫不比“八仙”抬棺材小。爷爷不承认也不否认这样的事实，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都过去了，人死像一阵风，有时，连风中的浮尘都看不到。你们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爸爸都埋去了离村里七八十里的地方，我都几十年没看到，你们能看到啥？
爷爷死的时候，我看到了。爷爷入土的地方我也看到了。那个土堆就在我们小学校园围墙外五六米远的地方。围墙边有一座厕所，每次下课去上厕所时，我爷爷都看得到我呢。每次乌云密布、狂风大作的时候，爷爷的坟上，一些没被草拉扯住的泥土，就会高高扬起，漫天飞舞，它们像爷爷活着时的呼吸，被一点点流失。浮尘的嘶叫与游离是把握不住的生命，如在拨动琴弦，如在深度呜咽。好像尘埃尚未落定，好像话语尚未停歇，爷爷的坟茔就被削矮了一大截。浮尘后的流年，韶华白首空转瞬，笑叹世事水无痕。
风潇凄凉，花落人亡。残烛照旧窗，八年后，1991年，轮到我父亲。那个年代，出生是一种偶然，死亡也是一种偶然。偶然碰上，似乎只有一种结局，那就是必然。父亲一听说是癌症，便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治疗。他拒绝了一切藥物，就像客人拒绝主人递上的一根烟。父亲躺在长椅上，他既不喊痛，也不睡觉，只要有光线，我就能看到他那张平静的脸。我猜想，这份“平静”，是历经了多少次狂风暴雨，来往过多少次心灵的绞杀而得到的结果？一百四十七平方米的土坯房里，父亲花了一生劳力及积蓄构建的栖身之所，斑驳得有点坑洼的水泥地面，铺着乱板露出的零碎房顶。而房屋的中间，充满阴冷、灰黑的浮尘。浮沉飘忽不定，有的附在饭柜上、碗上、盆上，擦也擦不掉；有的粘在床上、被子上、席子上，与人的肉体贴在一起，脱也脱离不了。来看望父亲的亲戚朋友把我悄悄拉到屋外，语气低沉而严肃认真地对我说：要注意，每天往你爸躺着的床板和身板之间伸伸手，哪天伸不进去了，就要小心……
我平生第一次学会了“测量死亡”最直接、最便捷的方法。一个人生命的存亡，用一个摊开的手掌就拿捏住了。那天的气温很高，高到稻田里的水都蒸发完了。当早晨的第一缕霞光穿尘破雾射到我家后房时，父亲忧心忡忡地催促我去田间放水。我整个身体坐着不动，我摸了摸父亲的脉象，其游丝般的轻微抖动仿佛随时会跟着一缕微风逃走。那个肺叶上浮尘般大小的白点，可能早已像蝌蚪一样繁殖成群，此时正在父亲的整个肺叶上肆意狂舞。死亡是一种解脱，浮尘落地，时间的隧道骤然截止，最后的一口呼吸释放着轻松的一笑。现在，我给父亲穿好衣服，将他的嘴角轻轻抹平。我听见佛说：生命唯拂净尘后，方品得最真醇香。
我们都心若浮尘、生如蝼蚁地生存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不能轻贱自己的生命。我看到了一个生命在别人认为无可救药时，当事人冲到楼上去装稻谷，说要卖了稻谷当作医疗费救他的命。那时我还小，八九岁的样子，我不知道陈福全具体多少岁，但我看到了他那双惊惧的眼睛。他爬上楼去的脚步像乱了鼓点的旋律，只几分钟，他就将稻谷翻滚得轻尘飞扬。他的话语却掷地铿锵，总之，意思是他要活下去！没有钱，他要卖稻谷换钱去治病！他的动作孤立而绝望，他本来就很虚弱的病体经过几个动作的折腾，不到十分钟就气喘吁吁了，而眼前的箩筐我估摸着还没有装满一半。
浮尘如烟雾，密实而浓烈。陈福全瘦小的身材被吞噬得若隐若现。站在楼下的儿女们将冷静的目光递上去，劝他不要乱动，快点下来。陈福全知道，他下来了就意味着什么。儿女们的冷静让他读出了冷酷到极点的绝情。陈福全不肯下楼，他手上的动作伴随着粗重的喘气，力不从心。他说：我不下来，我死也要死在楼上！儿女们站在楼下，一个个一动也不动，只是嘴巴说着：下来，下来吧。他们没有一个说出劝他下来的理由；他们呢，也没有一个找到了上楼去帮他们父亲的理由。陈福全不想干了，也不想下楼。他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块砖头，他愤怒地、不顾一切地将砖头往下扔。他听到了地面有零零落落的像冰雹一样的回响。回响是嘀咕的骂声，连站在旁边的我都没有听清。陈福全却好像听清了，他双脚跺着楼板，破口大骂起来：我生了一群冇良心的东西，我死了变成鬼收你们回去！陈福全的老伴挤到儿女们面前，她撑着腰杆，高举着手，指着楼上说：你那张坏嘴冇一句好话，等你死了那一天，我从厕所里捡一块石头塞到你嘴里去！他们你来我往地又说了几句，儿女们不知如何开口，父亲累得坐在楼上再也说不出话来。
陈福全从决定下楼的那一刻起，他可能就放弃了对生命的抗争。我那时想不通：眼前一个活生生的父亲，子女们为什么不送他去医院呢？我朦胧中不敢再想一个在家等死的人，其内心在接受着怎样的煎熬。听说后来，肝癌晚期的陈福全痛得彻底不想说话了。有一次，他要去跳池塘，被他老伴哭着拉住了。终于，陈福全在两三个月后去世了。陈福全去世时，他的五个儿女聚在棺材旁，在陈福全头部的位置哭，眼泪一把鼻涕一把。陈福全的老伴并没有在陈福全的嘴里塞石头。后来，我越来越多地听到村里的夫妻吵架时，女方会这样咬牙切齿地说：等你死了那一天，我从厕所里捡一块石头塞到你嘴里去！但待男方去世后，女方往往是伤心到恨不得跳到棺材里一起到那边去。
陈福全的老伴后来又活了三十多年。在八十八岁时，一天傍晚，帮小儿子陈接军家收菜，在晒场上下台阶时，不小心滑倒了。滑倒后爬了起来，大家以为没事，想不到睡到半夜，她喊痛，痛得受不了，才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后吓了一跳：老人家有三根肋骨摔断了，有一根还插进了肺叶里，引起了大出血……老人家在送去医院的途中就痛得昏了过去。检查结果出来后，几个儿女商量，认为母亲年事太高，不做手术了。连忙将她拉回家，第二天，就在家中去世了…… 2
七十八岁的伯婆（堂伯的母亲）一个人走在路上。路是通往县城的，伯婆的养女住在县城。今天是养女五十岁的生日，伯婆去养女家吃饭，养女重点请她。伯婆出门，她的儿子、孙子、孙女纷纷说搭他们的车去，他们有自行车、有电单车。可伯婆说她走惯了路，还是用自己的脚量着去吧。伯婆走的是一条近路，近路一般都不宽，而且偏僻。这条通往县城的路左拐右拐，都是过田野穿山岭。平常，她去县城，也是走这条路，我们村里很多人去县城也是走这条路。
平时，七十八岁的伯婆除了睡觉，没闲的时候，她很多活都是在一个人不声不响的状态下做完的。伯婆的老伴在她六十多岁时就走了。老伴过世后，伯婆不跟三个儿子过，一个人搬了出来，在儿子家的上头一幢以前堆放柴火的老屋里住。平时她都是做自己的活，除了农忙时节出来帮三个儿子晒晒谷子之外。伯婆的每一个“私活”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或者天经地义的，外人不会轻易干涉。这次，她一个人走路去八九里以外的县城也是一样。追上伯婆脚步的是我叔。我叔曾经当过兵，他的脚步频率之快，在方圆七八个村是出了名的。叔不会骑自行车，也不会开电动车，他的自豪与骄傲是有一双“飞毛腿”。他甚至可以在自行车和电动车先走之后，他仍可以追得上。叔走的也是近路，也是伯婆走的那条路。叔叔与伯婆相遇，是在一段高高的江坝上。江坝其实是一段高高的堤路，将一边的田野低低地压下去，将另一边的江水高高地托了起来。刚过五十岁的叔叔不但步子迈得快迈得阔，视野也放得很开，眼界也很清晰。他看到右手边的江水里漂着一团青色的东西。此时，空气炎热，黄土飞扬，间或有一两只蜜蜂去惹了什么花粉或是什么尘土。它们扇动着灰蒙蒙的翅膀，一小团一小团“嗡嗡”的迷雾，在叔叔的眼前晃来晃去。叔叔在眼前拨弄了两下，下到水里，去拉那团青色的东西。东西是衣服，衣服连着一个身体，身体拖到眼前，浮起了头，是伯婆！
叔叔抱起伯婆往回走。他一边走一边喊，却喊不回伯婆的命。那一天，伯婆养女的庆生，要了她的养母之命。大吉大利的日子成了大喜大悲的日子。十几年过后，叔叔仍在讲述那个经过，他补充说：准是年纪大了，走着走着，突然头晕，从堤坝上栽倒在江里了……伯婆的死讯我是在电话里得到的。放下电话，想起每次我回家乡，伯婆与堂伯都会第一时间到我家来看望我。听母亲说，我的出生是伯婆和堂伯一再催促我爸带我妈去吉安医院后治疗才有的。我躲在卫生间里痛哭了一场。但伯婆的“意外命运”在我们的家族中还没有结束。十五年后，七十岁的堂伯在大儿子陈秋群家房屋的平顶上晒谷子，头一晕，从屋顶上栽了下来，死了。当时是傍晚，恰逢村里的另一位老人陈接水去世，我堂伯的两个儿子都去做“八仙”了，得到消息，匆忙赶回家，料理自己父亲的后事。堂伯的死，我无论如何要赶回家。我从千里之外的南宁赶到村里时，堂伯陈接顺已经下葬了。
山静无人，鸟已南飞。偶尔有尘，空中飞扬，那是生命的不可确定，死亡的不可意料。叶落尘浮，秋水碧空，好像在为一个个消失的生命唱着挽歌。这样也好……这样也好……没有病痛，不必人侍候，年岁又到了，就这样走了，不麻烦任何亲人，也好……我曾不止一次听到村里人这样说。这样的死亡在一些村里人心中很是羡慕。只是，那突然离去的生命，没有一点过渡，没有一点准备，深处的心，无法抹去的，只是那突然告别的浮尘。
陈接秋是我老家的邻居。我家从祖屋里搬出来，就一直与他家是邻居，屈指算来，应该有四十年整。
以前，不管是在家种田的时候，还是从南宁刚回故乡的那些年，我总能看到他粗壮的脚步将地面踩得“咚咚”作响。他的嗓音也是粗壮的，满腔热情，拿得起放得下，说一不二。最近这四五年，我每年有限的一两次回老家，看到陈接秋的家比我家还冷清。他的两个女儿早已出嫁，三个儿子有两个在县城摆摊做生意，住在县城不回家。只有大儿子陈平根在村里，却建了新房搬到了马路边住。陈平根家也冷清，两个儿子都外出打工了，丢下一个小孩在家。再次见到陈接秋，他已开一辆电动车，是那种三个轮子的，前面坐人，后面有个拖斗装东西。晚年的陈接秋，双腿风湿得厉害，有一条腿不能伸直，当他双脚着地走路时，需要拄着拐杖。他从我身旁经过，再难听到“咚咚”的脚步声了。这时的陈接秋，除了偶尔与村里的几位同龄人打打扑克外，就是坐在我家的墙脚晒太阳，但总是晒不到三四分钟，便打起盹来。陈接秋打盹时，还伴随着轻微的鼾声，微微地，起起伏伏，像轻拂杨柳的微风。后来，就听不到微风了，就感觉不到微风了。再后来，听母亲说，陈接秋很少出门了，出门时，就是在门口的自来水管下搓洗衣服。母亲看到了，对他说：给你媳妇洗呀，他摇头，说不麻烦别人。他孙女周末从学校回来要给他洗，他还是摇头，说不麻烦你。有一次，陈接秋下床小便，不知怎的，头却先栽了下来，两条腿挂在床沿，动弹不得，只是“哼哼”地叫着。我妈到他房中一看，说你这么大的个儿，我一个人搬不动。我妈去搬“救兵”，她去喊来了陈接圣的爱人、陈年秀的父亲等几个，合伙将他从床沿抬到地上来，并扶他起来。再后来，陈接秋连床都下不来了，他躺在床上不肯进食。他说：十几年前，医生说我心脏有毛病，要给我装支架，不然，活不了一年。我顶着冇装，活了十五六年，我抵得了，后来的日子都是多活的，还有什么不知足？陈接秋任由他儿子、女儿们劝，就是不肯吃饭，塞到他嘴皮上，他就是不开嘴。陈接秋又说：老太婆七八年前得脑出血突然就走了，连个给我煮饭洗衣的都没有了，我又挣扎了这好几年，现在，要去看她了……儿女们认为他开始说胡话了，头脑全乱了，顶不了多久了，都不肯走了。粒米未进的陈接秋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天三夜后，闭了眼，干净利落地走了……
3
叔叔陈接喜发现了伯婆的意外死亡，我相信他也能意料到自己的必然死亡，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步伐。现在回想起来，当那些不安定的分子沉淀下来以后，目光便有了深意。叔叔年轻时就爱抽烟，我不知道他当兵在部队里抽不抽烟，反正，自从我懂事起、有记忆起，就知道有一杆烟枪伴随着他。叔叔最早抽的是烟丝，从县城几两几两地买回来，抽出几根，卷成细细的一团，塞进烟袋里，压平压实，再划亮火柴点上。当烟点燃，叔叔的整个呼吸就畅快了，从喉咙到喉结，再到鼻孔，能听到“霍霍”的声响，好像也只有在这时，叔叔才开始活了过来。后来，叔叔丢掉了烟杆，直接抽卷烟了。卷烟是人工卷烟，是他自己卷的。不知从哪里拿来的纸，裁成巴掌大一张，烟丝放在纸中央，拧成條状，纸沿着条状的烟丝卷起来，卷起来的烟成尖形，将大的顶端纸折紧，用火柴点燃。叔叔后来抽上卷烟可能是觉得烟杆不过瘾吧。记忆中的叔叔饭前抽烟、饭后抽烟、干活累了站在田埂上抽烟、与人聊天边聊边抽烟，甚至临睡前倚在床沿上也要抽一次烟。 叔叔烟抽得，胃口也好，口味也特别。小时候，叔叔三兄弟共住一幢房子，一日三餐，三户人家在一个大厅吃饭。我见过叔叔爱吃豆腐乳，特别是放久发霉了、长毛了的那种。他吃起来津津有味，说特别特别香。那个年代，每家每户都不够粮食，叔叔家也不例外，有时候吃粥，不小心打泼了，稀粥流在饭桌上，叔叔连忙低下头，直接用嘴在饭桌上吸食，其“哗啦啦”的声响，让我们不禁侧目，被我父母当成不讲卫生的反面教材。
年轻时的叔叔身体倍儿棒，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吃了军营里练就身体的老本。人到中年的叔叔，走路稍快一点，便气喘吁吁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有点接不上气了。后来，用医学上的话说，是有了轻微的哮喘。人入六十，不知不觉，支气管炎、肺炎便找上他了。一天，他突然便起了血，去县中医院检查有胃溃疡。医生警告他，不能抽烟了，不能什么都吃，要忌口，冷的、硬的、辣的、臭的东西不要吃，不然，有胃穿孔之类的危险。叔叔当场连连点头，住了半个月的院，回到家，趁家人不在，偷偷跑去村里商店买饼干吃。他还说：如果让我戒烟，还不如让我去死。婶婶急得都哭了，说：那你去死吧，你死了没人可怜你。叔叔的儿子却舍不得父亲早死，他不惜掏上生意上挣来的几万块钱给父亲治病。村里人说：接喜你遇上了一个有钱的儿子、心疼你的儿子，其他人却没这么好的福分，没这么好的家境，得了病花大钱，家都拖垮了。所以，他们羡慕叔叔的同时，也替婶婶舍不得儿子的钱。叔叔仍然我行我素，喘着粗气，躺在长椅上一根一根地抽烟。叔叔的胃一天比一天痛，第二次住院，支气管炎、肺炎、胃病一起治。三种病中，属胃病最严重，这次发展成了胃穿孔。医生马上对他进行了切除及缝补手术。手术结束后，医生叮嘱他只能输液，实在渴得不行就只能用棉签沾水湿湿嘴唇，一个星期后，才能喝稀饭……以后慢慢调养……谁想，可以自己下床时，他趁婶婶不在，将一碗稀饭稀里哗啦全吃完了，将缝补的线撑破了，又马上做手术，重新将胃缝好。经过第二次折腾，叔叔的身体每况愈下，加上戒不了烟，支气管炎及肺炎越来越严重。一年之后，他再次住进了县中医院，这一次，他再也没有活着走出来……
我猜想，去了那边的叔叔，他仍会我行我素，继续抽他的烟，并且，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
与陈接秋的毅然决然不同，陈接盛的去世似乎是一种“挣扎”，又像是一个“计划”，他赶上了最后一个土葬。他拖着胃癌的躯体顽强地生活了几年。有一阵子，村里人见他有时扛着锄头去田里，以为他的病完全好了。陈接盛多子多福，五个儿子三个女儿，大儿子是乡里中学的老师，升到学校副校长，算是村里第一代高学历的有出息的人；三儿子是村支部书记，更是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这些足以让陈接盛脸上倍荣添光，而且安享晚年寿康。但陈接盛像村里其他种田人一样，身体没倒下，锄头就不倒下。土地没空闲，他的劳作就不空闲。他不缺吃不缺穿不缺儿女养啊，可他就是停不下来。我去看他时，他的身躯终于停下来了，像一张照片，掩盖在一层薄薄的被子下面。当他伸出手来与我相握，我不敢去接，怕还没接住骨节就会纷纷剥落，碎成浮尘或粉末。我只是托住了那只手，我用两只手紧紧地包住他的一只手。他的声音很陌生，有点沙哑，被喉咙捏得细细的，小心翼翼、惊慌失措地爬出来。
我想不起是我生活了二十一年的村庄里的那个洪亮硬朗的声音，那个声音渐行渐远，走了一个来回，转到了我的耳畔，现在，被我接住了，我却不知道该送它到何方。他的眼神拉着我的眼神，我尽量迎着他，我尽量往眼神里灌输坚定与淡定。我的目光推着他往高处走，因为，我相信高处有力量、高处有生命。“（个）埋人（个），实在痛得睡不着觉。他们说没得治哦，没有办法了……我还是想再去医院，至少医院里没这么痛……”他微抽着脸皮，像在乞求我。
我不敢接过他的眼神，更没办法接过他的痛。他的痛是藏在他心坎上的砂砾，他没办法将它稀释成浮尘，飞散出体外。“（个）埋人（个），我不想火化，听说烧得痛哦，魂魄会烧成一把灰，身子缩在坛子里，身子也伸不直，脚也伸不直，难受……”他的头好像被压扁了，紧紧贴在枕头上。他喃喃自语。后来，不知怎的，陈接盛没再去医院。两个月后，在家里去世，享年八十有二。听说，他是村里最后一个土葬的人。
4
一挥间，三十年，惹尘埃，皆去也。父亲五十三岁，叔叔六十三岁，而伯父，活到了八十三岁。村里人说，三兄弟中，谁也没想到，最大的修了个功德圆满。与陈接盛不同，伯父的去世则是赶上了另一个时候，他成了最早一批火化的。
伯父生了七个女儿，唯独没有一个儿子。他好像一生中都在为生个儿子而奋斗。他骂伯母，是因为没有儿子；他骂七个女儿，是因为没有儿子；他被别人骂，也是因为没有儿子。伯父一生嗜酒如命，醉酒了胡言乱语，耍酒疯。旁边人说：可能也是因为没有儿子。很多人说：如果他有一个儿子，哪怕只有一个，他就不得了啦，他就能过上神仙日子啦！也有人说：他如果有个儿子，就不一定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啰。伯父七个女儿，有一个长到两三岁时，掉到池塘淹死了，只留下六个，一路跟着伯父走，伯父一路将她们拉扯大。
拉扯着拉扯着，伯父的腰弯了，直不起来了，还钻心地痛，不知吃了多少中药，不知贴了多少膏药，不知问过多少“仙婆”，不知烧过多少纸钱，不知放过多少鞭炮……就是不见好。大家认为伯父后半生要“废了”，余年难挨。可不知怎的，五六年后，他的腰竟奇迹般地直了起来。桥下村的“仙婆”说是她治好的，她怨伯父伯母不念她的好，没有报答她。“仙婆”说这话时，有点咬牙切齿，有人担心，“仙婆”哪天会使什么凡人使不了的坏，将伯父“打回原形”。但“仙婆”没办法使坏，伯父的身体一马平川一路持续好起来。
晚年的伯父与伯母因为没有儿子，吃上了“五保”，村干部劝他俩去敬老院，他俩不肯去，说没有在家舒服自在。在家至少有一幢自己的祖屋，将来老了，身子有地方出去。谁曾想，叔叔的二女儿用火不当，将祖屋烧得干干净净，连他俩积攒下来的两副棺材也葬身火海。伯父伯母在村干部的安排下，搬进了村里一幢闲置的、低矮的砖瓦房里，那是以前小学老师肖小燕全家住的地方。肖小燕的儿子考上清华大学，就是从里面走出来的呢。村干部又劝伯父伯母：现在，住的房子没了，更应该进敬老院了。伯父伯母不吭声，硬是往村干部手里交钱。就这样，八百块钱，房子租到两老死后再收回来。房子与伯父伯母一起，一天天老了，但老的是年纪，手脚却好像没有老，两人反倒越来越勤。我在南宁总是听到：伯父伯母每天挑自己种的菜到县城去卖。伯父仍然好酒，却从未醉过，因为夏天喝的是啤酒，春冬喝的水酒减了量，适可即止。后来，女儿女婿們帮他做生日酒，七十岁啦！接下来，还是传出相同的事，一眨眼，听说，伯父八十岁啦，女儿女婿们坐了一大桌，为他做生日酒呢。伯父的年龄一路走高，过了八十岁，仍在田里、池塘里、菜地里、山上干活。大家担心他累出病来，或一犯迷糊迷了路回不了家。 伯父开始去看病了，也只是打点吊针。我了解情况后，伯父的女婿在电话里说：八十多岁了，是一台机器，也有零件老的。他们说不清什么病，只是说脚有点肿，尿有点多。不过，听他们的口气，都觉得比较轻松。我最担心的是医药费，伯父的女婿们说，现在农村好多啦，伯父是“五保户”，医药费可以报销百分之九十。也就是说，一万块钱可以报销九千块钱，自己只需掏一千块钱。我听了，替伯父庆幸。其实，现在农村有了各种待遇和政策，看病减少了不少负担。听说母亲也买了新农合，每年交两百多块钱，平时有一点小病，可以报销一半以上的医药费。现在想来，如果父亲那时也有这么好的条件，他就不会轻易放弃治疗了，至少还可以多活几年。
伯父第三次住院，是在2018年底。伯父四女婿拿着出院单去县民政局办手续，负责签字的副局长随口问了一句：病人没儿子？四女婿顺口答：没有。副局长又问：有女儿吗？高运根随口答：有。对方又问：多少个？高运根随口答：六个。对方眼睛瞬间瞪大：六个女儿还吃五保？大笔一挥，不通过。五保户的伯父变成了低保户。听说，两者的差别体现在医药费报销上，一个百分之九十，一个百分之七十。
此后，伯父再也没住过院。后来听说，他也不再干活了，只是待在家里，在门口晒太阳。我打电话回家问情况，伯母说：他的身体不好，脚肿得厉害。有时一个晚上起来上五六次厕所，肚子涨得像里面有一块石头。2019年冬至，我回了一次家乡，去看望了伯父。他一个人坐在家中的火堆边，双眼被浮肿的脸庞挤迫得已经看不见了，只有凭两团湿润的眼泪能大致判断出它们的位置。但他的思维很清晰，他叮嘱我：过年一定要回来。临回南宁，伯母做了一餐好菜，请我，饭桌上，她抓住我的手，轻声说：你伯父恐怕熬不了多久，到时，你一定要回来……
从家乡回到城市，不久就是疫情。最严重时，出入小区要办理出入证，要量体温……如果要出城，火车、飞机都停了……人人都是困兽，个个都是囚徒。从除夕开始，农村走亲访友、请客送礼全面禁止了。村里的公路都拦住了，只有电单车、自行车可以自由出入。但不许走亲访友、不许请客送礼，不许聚会聚餐。出入有什么用呢？过完年，情势松了一点，堂弟发短信说：伯父的女婿们都聚在伯父家，他们站在墙根下商量着什么。上午去看了一下，伯父的身体很不好……晚上，我打电话给伯父的大女婿，问询伯父的身体。他说：也就那样了。我说：总不能坐在家里等死吧？他说：现在，一般的医院不敢接收，一般的药医生不敢开。村里的、乡卫生院里的医生不能出诊……怎么办？我一听，顿觉情况不妙，祈求伯父千万要挨过这段时间！
清明假期，四月一日下午四点多钟。那天，我午休得特别晚，刚睡醒，收到伯父二女婿打来的电话，说伯父下午四点十分走了……我马不停蹄赶回老家。听伯母说，这段时间，伯父躺在床上一直扳着手指数着什么。清明节那天早上，他突然坐起来，喝了两口酒，吃了一小块面包，还抽了一口烟。到中午时，陷入了昏迷。伯父的几个女儿在床边喊：大家都来了，你还等什么？今天是个好日子，放三天假呢，大家都有时间，全国都降半旗呢……伯父终于咽下了气。伯母说：别看他八十多岁，头脑清醒得很，他一直在等適合走的日子呢……
村里人说，伯父死得是时候。下了半个多月的雨，天放晴了；疫情最紧张的时期过去，可以自由走动了；遇上新的殡葬制度改革，一把火烧了，不用棺材，不必再置办，有县殡仪馆的车来接，他们有现成的冰棺，装上车，推进火化炉里直接烧成灰。因为是“低保户”，连运费、火化费、安放骨灰的地皮费都免了……
5
此时，夕阳慢慢退下。夜幕降临，难遮繁星。村庄越来越静寂，间或有一两声狗叫，以及奔突的拖拉机，将马路分割得更加决绝、清晰。沙漏无声，浮尘滚滚。冥冥之中，谁执一根魔杖，在村庄搜寻。魔杖轻轻一点，这么多年来，还有寿终正寝的陈接发、陈义兴、陈冬来、陈万全和陈欢民夫妇……还有患癌疼痛至终的陈接元、陈国华、陈接兵……还有脑出血突然辞世的傅冬秀、肖春英……还有瘫痪后坐在灶前被火活活烧死的陈国庆……这些细屑的浮尘，铆足了劲地往下跌落，他们排成队，相拥在一起，一齐消失于空气与时间之中。
浮尘扬起，相伴朝夕，没有谁能像农村的乡亲们那样面对死亡，坦然处之。每年没有什么常规的“体检”，他们认为，没有病为什么要去看医生呢？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有病了依然是能拖就拖，实在忍不住才去医院。人到七十会认为“老了就这样”，绝大多数人就安静过日子，并且安静地等待死亡那一天。村庄里知道谁家有人去世，没有什么“节哀顺变”“保重身体”之类的安慰，脸上掠过瞬间低沉和“啧啧”两下摇头，是最常见的反应。如果说，飞逝的岁月真的是飘荡的浮尘，那他们真的是任由生死在天空中肆意游走、洋洋洒洒。
也许，时间飞舞，在每个人的生死观里，城里人也好，乡下人也罢；简单也好，复杂也罢；平凡也好，伟大也罢；舒适也好，痛苦也罢；顺利也好，坎坷也罢；偶然也好，无奈也罢；长寿也好，短暂也罢，来世上走一趟，都不过是尘埃落定中的一段里程……明白了死亡的道理，活在当下每一天，活出自己的痛快，活出自己的精彩，到了那一天，才能自然、坦然、从容面对死亡，才不会觉得辜负了生命一场吧。
责任编辑 牛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