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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外交的历史具有独特的宗教特征，尤其是在人权外交方面。人权概念的产生是宗教历史积淀的产物，而人权外交可以理解为通过外交、经济甚至军事干预在国际上追求人权的行为。人权外交倡导的平等、自由有其鲜明的宗教性特征。宗教之所以能够影响人权外交的倾向，在于它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存在于美国的社会当中，成为显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而影响国家的政策行为。当然，从根本上说，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
【关键词】人权 宗教 外交政策 人权外交
作为政治文化的宗教与美国的人权观念
近代以来，宗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复苏使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相继派出成千上万的传教士到国外兴办教会、传扬基督教。二战以后，美国传教士还积极帮助德国和日本进行战后重建。这种将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推向全世界的努力部分是由于受到基督徒的使命感和选民意识的驱使，而作为美国新教圣公会的教徒，当时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借此以推动美国民主模式和经济的对外输出。正如哈里·杜鲁门所说：“在使世界按照应有的方式运行方面，美国应当担当领导。”①
虽然人权外交现象早在20世纪初就有所体现，但真正作为一种稳定的政策对外输出是在卡特政府时期。卡特总统在上任以前曾经担任基督教浸信会的执事及主日学校教师。在任期间，他积极倡导外交政策对人权的保障，曾劝告当时由军事强人朴正熙执政的南韩政府改善人权。此后的历届政府都重视人权外交在外交政策上的地位。尤其是对那些所谓的专制独裁或种族屠杀国家，美国经常采取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干预等措施，来帮助它们推进民主和平进程和实现人权使命。
最能够体现宗教性的政府是小布什政府。小布什第二次当选总统时，有人认为他的宗教信仰开始朝右翼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偏移，布什也被称为“狂热的基督教徒”、“十字军”等。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布什将中东国家称为“邪恶轴心”，强烈要求打击恐怖分子，并采取了许多极端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对伊拉克的战争。布什考虑的不仅仅是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世界和平的影响，还有萨达姆和恐怖组织的关系以及恐怖组织对美国自身公民人权产生的威胁，加之萨达姆的独裁统治对伊拉克人民的人权压迫，他认为美国有义务推进伊拉克的民主进程。亨利·汀克在《世界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战争时期，美国的传教士就在伊拉克国门外安营扎寨，一旦把伊拉克从萨达姆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就立即飞往那里，在“物质和精神”上帮助伊拉克居民。②正因如此，有学者将人权外交界定为“通过外交，经济甚至军事干预在国际上追求人权的做法。”③可见，美国的宗教在外交政策尤其是人权外交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要深刻理解美国的人权外交，宗教是不能避而不谈的一环。
事实上，美国的建国理念就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美国从英联邦中独立就是其清教思想的体现，反映了美国民众对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渴望。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是一名虔诚的清教徒。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开始前，富兰克林还建议开会前请牧师带领与会者进行祈祷。他要求每次开会前祈祷上帝赐予智慧：“我活了很久了，我活的越久，就越清楚地认识到上帝是人类事物的主宰。没有上帝的帮助，一个国家怎么能兴旺的起来？我相信，没有上帝的帮助，建立我们的政治结构要比造通天塔还难。……因此我建议，每天上午在会议开始工作之前，在会上作一次祷告。”这样一种祷告的形式，表达了他们对宗教信仰的虔诚，而宗教也作为一种道德底线，为他们制定宪法构建了一个道德框架，使其在制定政策规范时有效避免了重大失误或道义上的偏差。
在美国流行一种叫做WASP的文化，即由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组成，意为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中的白人清教徒为代表的基督新教文化。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欧洲已经渐渐世俗化的今天，美国依然具有浓厚的宗教性。宗教始终与美国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对美国的政治、法律、文化、外交和伦理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教会和教堂遍布美国的大街小巷，还有很多宗教设施正在建设当中，有数据统计85%的私立学校有宗教背景，许多慈善机构和福利组织都是教会支持和创立的。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63%至66%的人说自己是基督教堂或者犹太教堂的成员……1992年，68%的美国人说，要做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信仰上帝非常重要或极其重要，而这一观点在黑人或拉美裔人当中比在白人当中更加强烈。”④美国人信教程度如此之深，以至瑞典神学家克里斯特·斯滕达尔说，“连美国的无神论者说话也带宗教味儿”。可以说，基督教不是国教，但却是美国非正式的国教。
宗教观念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文化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影响。宗教性成为美国社会民众的普遍价值观念，而社会意识形态就是一种观念的集合。所谓的意识形态，即是“任何内部相对一致的，激励社会或政治行动的思想体系或信仰”。⑤就美国而言，能体现集体意识形态的是宗教信仰，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基督教信仰。而最能够体现这一普遍意识形态的就是“美国例外论”。美国人将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把自己的政治制度视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作为上帝选民的他们有义务将这种民主平等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而意识形态与人的行动之间的关系又是十分密切的。经济学家将人视为理性人，即人的活动完全被经济利益所左右。其实不然，人作为一个复杂的个体，其行动还会受到道德、信仰、价值观念等的影响。对外政策是美国意识形态在行动上的一种体现，它不仅仅是在外交关系上权衡国家利益的产物。
沃尔特·卡尔斯内斯在《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比较概念化的问题》一书中曾提出：“虽然外交政策不是由意识形态引起的，而是由外交家决定的，但是这些决定是在一种氛围下做出的，而在这种氛围下，意识形态非常重要。”根据2000年一项人口调查显示，在第107届美国国会中，“教会成员在众议院中占98%、参议院中占99%；而这其中新教徒在众议院中占60%，在参议院中占58%。”⑥从中不难看出，美国的政治文化深受宗教的熏陶，基督教对美国的内政外交有着潜移默化却颇为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从政治心理学角度来说，人的心里状态往往影响其态度和行为。人格化的国家也是如此。一国的民族文化、政治文化、国民性和国民士气往往会影响其对外政策的倾向性。”⑦
在以基督教文明为主的西方世界中，普遍宣扬着一种“人人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基督教将人的自然平等上升到生命创造意义上的平等，“每个人的生命都来自一个共同的造物主上帝，每个人的身上都同样体现上帝创世的目的和上帝的神性，他们都是上帝眷爱的儿女。因而，每个人在生命价值和尊严上，是绝对平等的。”⑧这一基督教传统思想为人人平等自由的人权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夏勇教授对人权做了三个属性的界定：“第一，从人权的根据上看，人权是一种道德权利。道德有两种，一种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抽象的、先验的道德，一种是以习俗、传统和社会原则为基础的具体的、经验的道德。第二，从人权的主体和内容上看，人权是一种普遍权利。人权在理论上是不分种族、阶级、国籍、肤色、年龄、职位、身份等，由一切人享有。第三，从人权概念产生的社会历史过程来看，人权是一种反抗权利。也就是说，在观念上，人权要求反映了人们反抗特权、反抗社会压迫和剥削的愿望。”⑨
在《世界人权宣言》中，第一条就对人权作了一个最基本的解释，即“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二战之后，人权被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最倡导人权和道义的就是美国，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就有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妻子埃莉诺·罗斯福。事实上，二战后美国一直尝试传播自己民主、平等、尊重人权的价值理念，希望以此重建战后的世界新秩序。而这个新秩序不是别的，正是基督教宣扬的和平、民主、友爱的社会。
人权与美国宗教文化的契合。美国历来被称为世界警察，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干涉他国的人权问题。“这种使命感来源于基督教中的选民教义和救世精神，也来源于一些基督教流派中的特殊教义，其中，尤其是清教徒思想和美国民间普遍相信后千禧主义，对美国人改造世界的热情有着重要的影响。”⑩这就是“美国人为什么不遗余力地把民主、自由、人权等思想和社会秩序推销到全世界，并为此不惜流血，采取暴力，牺牲包括美国士兵在内的众多人的性命。”这种使命感在美国的外交理念上清晰可见，美国基督教领导人雷因霍尔曾直言，美国人头脑中有一种很深的救世主意识，认为美国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上帝为人类历史能有一个新的开端而作的努力。因此，美国一直在外交政策上推行人权和道义，甚至打出“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人权中所包含的平等、民主及对人的尊重，与基督教教义中的道义、权利、义务及博爱都不谋而合。尤其是在20世纪60、70年代，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对世界人权的打击，对生命的迫害，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的权利，人权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许多内政外交政策也开始以人权为基础。在这种国际关系大背景下，美国提出的人权外交政策、上帝“选民观”以及民主和平的观念有了适时的传播平台。而当基督教右翼在美国国内兴起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人权观念更是随之加强。
宗教、人权与国家利益
那么，我们是否因此就说美国是一个维护世界人权的正义之士呢？其实不然。在外交政策背后真正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流派看来，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外交政策的核心都是本国的根本利益。
国家利益可以分为主观国家利益和客观国家利益。一国的主观国家利益是以文化为根基的。“对于主观国家利益的形成，亨廷顿在《美国国家利益的销蚀》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而认同又包括‘文化’（culture）和‘信仰’（creed）两部分。还解释说，文化是指‘价值’，信仰则是‘普遍的信念和原则’，如自由、民主、宪政、有限政府等；信仰是文化的产物。所以，归根结底，文化是形成主观国家利益的根源。”既然文化是国家主观利益的根源，而宗教又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就是说宗教是形塑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利益首当其冲是国家的安全利益。“而受所谓‘己所欲，必施于人’的基督教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影响的美国，则以拯救世界为己任，把在全世界推行其民主、人权价值观视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之一。”这也就不难理解，布什政府在“9·11事件”之后，为何将中东地区视为“邪恶轴心”。那是因为恐怖组织和伊拉克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严重地威胁到了美国的主观国家利益。
当然，主观国家利益并不能完全解释美国的人权外交。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体现，究其本源是根植于国家的客观利益。在国家的客观利益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美国是一个利益集团林立的国家，国家的大政方针包括政治选举很多时候是受利益集团左右的。在推行人权外交的过程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军工集团的利益得到最明显的体现。“军工集团在美国民主政治中作为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与资本主义市场体制有关。美国民主制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股民民主，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与民主政治的理想目标存在冲突，在具体操作上并不矛盾。……经常被忽视的是，某些宗教信仰与右派宗教势力对于军工集团是支持的。右派宗教势力信仰‘末世论’或决战不可避免论，支持美国发展武器生产，支持美国保持高额的国防开支。”正如布什总统将伊拉克战争称为末世来临之前的“十字军东征”，但战争背后却是军火与石油带来的巨大利益，有人因此称布什是“以血换石油”。
美国常常把人权摆在外交的首位，外交政策偏向于理想化，表面上与强调利益目的的外交政策有所不同，但其最根本的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也通常是摆在“人权与道义”的遮阳伞下，比如对石油资源的攫取、对他国经济的操控以获取对本国更大的经济利益，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和推广更加亲美或有利于美国发展的政治体制和世界秩序。美国借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基础，以及全球对人权的推崇，把人权和宗教作为一个很好的支点，美国的对外政策摆在人类道德的至高点上，使自己的外交政策看起来更符合道义、基督教文明价值观和人类向善的观念。当然，宗教对美国人权外交的影响是有限的、间接的，其外交政策更多地是受到物质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也正因此，美国在推行人权外交政策时只是有选择性地对个别国家实行经济或军事干预。“事实上，从当年麦金莱总统对菲律宾的占领，到前任总统小布什对伊拉克的‘解放’，最根本的动机当然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追求，而不仅仅是‘完成上帝的使命’。”
（作为单位：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
注释
①⑥[美]斯蒂芬·施密特，马克·谢利，芭芭拉·巴迪斯：《美国政府与政治》，梅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9、244页。
②[法]埃里克·洛朗：《布什的秘密世界》，贾宗谊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09页。
③⑤周琪：《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9页。
④[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74页。
⑦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页。
⑧⑨夏勇：《人权概念的起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0、163页。
⑩于歌：《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05页。
刑悦：《文化如何影响对外政策：以美国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1、92页。
熊志勇：《美国政治与外交决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6页。
王涛：“试析宗教文化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
【关键词】人权 宗教 外交政策 人权外交
作为政治文化的宗教与美国的人权观念
近代以来，宗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复苏使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相继派出成千上万的传教士到国外兴办教会、传扬基督教。二战以后，美国传教士还积极帮助德国和日本进行战后重建。这种将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推向全世界的努力部分是由于受到基督徒的使命感和选民意识的驱使，而作为美国新教圣公会的教徒，当时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借此以推动美国民主模式和经济的对外输出。正如哈里·杜鲁门所说：“在使世界按照应有的方式运行方面，美国应当担当领导。”①
虽然人权外交现象早在20世纪初就有所体现，但真正作为一种稳定的政策对外输出是在卡特政府时期。卡特总统在上任以前曾经担任基督教浸信会的执事及主日学校教师。在任期间，他积极倡导外交政策对人权的保障，曾劝告当时由军事强人朴正熙执政的南韩政府改善人权。此后的历届政府都重视人权外交在外交政策上的地位。尤其是对那些所谓的专制独裁或种族屠杀国家，美国经常采取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干预等措施，来帮助它们推进民主和平进程和实现人权使命。
最能够体现宗教性的政府是小布什政府。小布什第二次当选总统时，有人认为他的宗教信仰开始朝右翼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偏移，布什也被称为“狂热的基督教徒”、“十字军”等。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布什将中东国家称为“邪恶轴心”，强烈要求打击恐怖分子，并采取了许多极端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对伊拉克的战争。布什考虑的不仅仅是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世界和平的影响，还有萨达姆和恐怖组织的关系以及恐怖组织对美国自身公民人权产生的威胁，加之萨达姆的独裁统治对伊拉克人民的人权压迫，他认为美国有义务推进伊拉克的民主进程。亨利·汀克在《世界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战争时期，美国的传教士就在伊拉克国门外安营扎寨，一旦把伊拉克从萨达姆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就立即飞往那里，在“物质和精神”上帮助伊拉克居民。②正因如此，有学者将人权外交界定为“通过外交，经济甚至军事干预在国际上追求人权的做法。”③可见，美国的宗教在外交政策尤其是人权外交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要深刻理解美国的人权外交，宗教是不能避而不谈的一环。
事实上，美国的建国理念就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美国从英联邦中独立就是其清教思想的体现，反映了美国民众对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渴望。本杰明·富兰克林作为《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是一名虔诚的清教徒。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开始前，富兰克林还建议开会前请牧师带领与会者进行祈祷。他要求每次开会前祈祷上帝赐予智慧：“我活了很久了，我活的越久，就越清楚地认识到上帝是人类事物的主宰。没有上帝的帮助，一个国家怎么能兴旺的起来？我相信，没有上帝的帮助，建立我们的政治结构要比造通天塔还难。……因此我建议，每天上午在会议开始工作之前，在会上作一次祷告。”这样一种祷告的形式，表达了他们对宗教信仰的虔诚，而宗教也作为一种道德底线，为他们制定宪法构建了一个道德框架，使其在制定政策规范时有效避免了重大失误或道义上的偏差。
在美国流行一种叫做WASP的文化，即由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组成，意为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中的白人清教徒为代表的基督新教文化。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欧洲已经渐渐世俗化的今天，美国依然具有浓厚的宗教性。宗教始终与美国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对美国的政治、法律、文化、外交和伦理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教会和教堂遍布美国的大街小巷，还有很多宗教设施正在建设当中，有数据统计85%的私立学校有宗教背景，许多慈善机构和福利组织都是教会支持和创立的。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63%至66%的人说自己是基督教堂或者犹太教堂的成员……1992年，68%的美国人说，要做一个真正的美国人，信仰上帝非常重要或极其重要，而这一观点在黑人或拉美裔人当中比在白人当中更加强烈。”④美国人信教程度如此之深，以至瑞典神学家克里斯特·斯滕达尔说，“连美国的无神论者说话也带宗教味儿”。可以说，基督教不是国教，但却是美国非正式的国教。
宗教观念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文化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影响。宗教性成为美国社会民众的普遍价值观念，而社会意识形态就是一种观念的集合。所谓的意识形态，即是“任何内部相对一致的，激励社会或政治行动的思想体系或信仰”。⑤就美国而言，能体现集体意识形态的是宗教信仰，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基督教信仰。而最能够体现这一普遍意识形态的就是“美国例外论”。美国人将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把自己的政治制度视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作为上帝选民的他们有义务将这种民主平等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而意识形态与人的行动之间的关系又是十分密切的。经济学家将人视为理性人，即人的活动完全被经济利益所左右。其实不然，人作为一个复杂的个体，其行动还会受到道德、信仰、价值观念等的影响。对外政策是美国意识形态在行动上的一种体现，它不仅仅是在外交关系上权衡国家利益的产物。
沃尔特·卡尔斯内斯在《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比较概念化的问题》一书中曾提出：“虽然外交政策不是由意识形态引起的，而是由外交家决定的，但是这些决定是在一种氛围下做出的，而在这种氛围下，意识形态非常重要。”根据2000年一项人口调查显示，在第107届美国国会中，“教会成员在众议院中占98%、参议院中占99%；而这其中新教徒在众议院中占60%，在参议院中占58%。”⑥从中不难看出，美国的政治文化深受宗教的熏陶，基督教对美国的内政外交有着潜移默化却颇为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从政治心理学角度来说，人的心里状态往往影响其态度和行为。人格化的国家也是如此。一国的民族文化、政治文化、国民性和国民士气往往会影响其对外政策的倾向性。”⑦
在以基督教文明为主的西方世界中，普遍宣扬着一种“人人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基督教将人的自然平等上升到生命创造意义上的平等，“每个人的生命都来自一个共同的造物主上帝，每个人的身上都同样体现上帝创世的目的和上帝的神性，他们都是上帝眷爱的儿女。因而，每个人在生命价值和尊严上，是绝对平等的。”⑧这一基督教传统思想为人人平等自由的人权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夏勇教授对人权做了三个属性的界定：“第一，从人权的根据上看，人权是一种道德权利。道德有两种，一种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抽象的、先验的道德，一种是以习俗、传统和社会原则为基础的具体的、经验的道德。第二，从人权的主体和内容上看，人权是一种普遍权利。人权在理论上是不分种族、阶级、国籍、肤色、年龄、职位、身份等，由一切人享有。第三，从人权概念产生的社会历史过程来看，人权是一种反抗权利。也就是说，在观念上，人权要求反映了人们反抗特权、反抗社会压迫和剥削的愿望。”⑨
在《世界人权宣言》中，第一条就对人权作了一个最基本的解释，即“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二战之后，人权被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最倡导人权和道义的就是美国，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就有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妻子埃莉诺·罗斯福。事实上，二战后美国一直尝试传播自己民主、平等、尊重人权的价值理念，希望以此重建战后的世界新秩序。而这个新秩序不是别的，正是基督教宣扬的和平、民主、友爱的社会。
人权与美国宗教文化的契合。美国历来被称为世界警察，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干涉他国的人权问题。“这种使命感来源于基督教中的选民教义和救世精神，也来源于一些基督教流派中的特殊教义，其中，尤其是清教徒思想和美国民间普遍相信后千禧主义，对美国人改造世界的热情有着重要的影响。”⑩这就是“美国人为什么不遗余力地把民主、自由、人权等思想和社会秩序推销到全世界，并为此不惜流血，采取暴力，牺牲包括美国士兵在内的众多人的性命。”这种使命感在美国的外交理念上清晰可见，美国基督教领导人雷因霍尔曾直言，美国人头脑中有一种很深的救世主意识，认为美国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上帝为人类历史能有一个新的开端而作的努力。因此，美国一直在外交政策上推行人权和道义，甚至打出“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人权中所包含的平等、民主及对人的尊重，与基督教教义中的道义、权利、义务及博爱都不谋而合。尤其是在20世纪60、70年代，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对世界人权的打击，对生命的迫害，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的权利，人权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许多内政外交政策也开始以人权为基础。在这种国际关系大背景下，美国提出的人权外交政策、上帝“选民观”以及民主和平的观念有了适时的传播平台。而当基督教右翼在美国国内兴起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人权观念更是随之加强。
宗教、人权与国家利益
那么，我们是否因此就说美国是一个维护世界人权的正义之士呢？其实不然。在外交政策背后真正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流派看来，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外交政策的核心都是本国的根本利益。
国家利益可以分为主观国家利益和客观国家利益。一国的主观国家利益是以文化为根基的。“对于主观国家利益的形成，亨廷顿在《美国国家利益的销蚀》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而认同又包括‘文化’（culture）和‘信仰’（creed）两部分。还解释说，文化是指‘价值’，信仰则是‘普遍的信念和原则’，如自由、民主、宪政、有限政府等；信仰是文化的产物。所以，归根结底，文化是形成主观国家利益的根源。”既然文化是国家主观利益的根源，而宗教又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就是说宗教是形塑美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利益首当其冲是国家的安全利益。“而受所谓‘己所欲，必施于人’的基督教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影响的美国，则以拯救世界为己任，把在全世界推行其民主、人权价值观视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之一。”这也就不难理解，布什政府在“9·11事件”之后，为何将中东地区视为“邪恶轴心”。那是因为恐怖组织和伊拉克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严重地威胁到了美国的主观国家利益。
当然，主观国家利益并不能完全解释美国的人权外交。美国的人权外交政策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体现，究其本源是根植于国家的客观利益。在国家的客观利益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美国是一个利益集团林立的国家，国家的大政方针包括政治选举很多时候是受利益集团左右的。在推行人权外交的过程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军工集团的利益得到最明显的体现。“军工集团在美国民主政治中作为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与资本主义市场体制有关。美国民主制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股民民主，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与民主政治的理想目标存在冲突，在具体操作上并不矛盾。……经常被忽视的是，某些宗教信仰与右派宗教势力对于军工集团是支持的。右派宗教势力信仰‘末世论’或决战不可避免论，支持美国发展武器生产，支持美国保持高额的国防开支。”正如布什总统将伊拉克战争称为末世来临之前的“十字军东征”，但战争背后却是军火与石油带来的巨大利益，有人因此称布什是“以血换石油”。
美国常常把人权摆在外交的首位，外交政策偏向于理想化，表面上与强调利益目的的外交政策有所不同，但其最根本的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也通常是摆在“人权与道义”的遮阳伞下，比如对石油资源的攫取、对他国经济的操控以获取对本国更大的经济利益，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和推广更加亲美或有利于美国发展的政治体制和世界秩序。美国借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基础，以及全球对人权的推崇，把人权和宗教作为一个很好的支点，美国的对外政策摆在人类道德的至高点上，使自己的外交政策看起来更符合道义、基督教文明价值观和人类向善的观念。当然，宗教对美国人权外交的影响是有限的、间接的，其外交政策更多地是受到物质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也正因此，美国在推行人权外交政策时只是有选择性地对个别国家实行经济或军事干预。“事实上，从当年麦金莱总统对菲律宾的占领，到前任总统小布什对伊拉克的‘解放’，最根本的动机当然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追求，而不仅仅是‘完成上帝的使命’。”
（作为单位：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
注释
①⑥[美]斯蒂芬·施密特，马克·谢利，芭芭拉·巴迪斯：《美国政府与政治》，梅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9、244页。
②[法]埃里克·洛朗：《布什的秘密世界》，贾宗谊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09页。
③⑤周琪：《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9页。
④[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74页。
⑦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页。
⑧⑨夏勇：《人权概念的起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0、163页。
⑩于歌：《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05页。
刑悦：《文化如何影响对外政策：以美国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1、92页。
熊志勇：《美国政治与外交决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6页。
王涛：“试析宗教文化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河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