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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纪之交，面对一场规模空前的社会变革，人文知识分子的自身合法性受到质疑。于是，他们期许用家族小说的诗性表达来真实记录这个时期人们的特别心境,同时他们也怀着一种崇高的使命和精神冲动创作了一批注重表达个人对于家族的体验、感悟和认识的新时期家族小说文本。这些作品都表现出一种文学的“史诗性”品格，并且都走向了对家族文化的认同，对民族精神重建的渴盼，同时参与了本土理性建设与自身文化价值确立的过程。
关键词：新时期；家族小说；文化认同；精神重建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101-02
中国是一个十分注重家族文化的国度。“家族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它不仅是以血亲关系为纽带，连接起地缘的乡邻关系，而且它以家族礼仪规范、制度及其传承构成约束人际关系的文化形态，并以个人的修身和家族的治理与国家形成对应同构的社会形态。”①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不同时期的文学对家族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情感态度与价值判断。面对新时期社会的巨大变革，人文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孤独。“家”又一次成为寄托情怀的归宿，并且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家族小说。
一、转型时期的困惑与表达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上世纪80年代充满激情与诗意的启蒙思潮消退了。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意识形态开始淡出，当代中国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市场、商品、金钱、欲望、消费……似乎成了新时期的关键词。面对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人文知识分子的自身合法性受到质疑，他们面临着物质困境、边缘困境和交往困境，他们失去了与大众对话的能力，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大的悲哀。这三重困境毋庸置疑地揭示了一个事实：人文知识分子作为真理、正义和良知化身的时代已然一去不复还了。人文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来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作为情感激动源泉的家就成了人们孤寂情怀的寄托。他们希望在这个信仰缺失、道德失范的年代，从传统家族文化中挖掘出优质资源来重塑民族精神。正如王安忆所说：“家族神话有强大的向心力，家族神话是一种壮丽的遗产，是一个家庭的文化和精神财富，记录了家族的起源。”于是，家族小说就成为记录这段心路历程的最好媒介。家族小说发展到新时期，呈现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叙述方式，它们超越了以往家族小说的政治书写，开始注重表达个人对于家族的体验、感悟。尤其处在时间临界和文化转型的双重紧张氛围中，家族小说中更是弥漫着作者的复杂情感。
二、家族文化的认同和民族精神的重建
进入90年代以后，许多作家有感于中国文学的精神贫血现象，致力于以长篇巨制来弘扬人文精神和对于“思想性”的追求，创作了一批具有鲜明“史诗性”追求的作品。这类家族小说的代表作有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
陈忠实是90年代传统文化理想的捍卫者，《白鹿原》以巴尔扎克的“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作为题记，以独特的审美方式构建并阐释了以儒家为中心的民族传统文化，成功地表现了特有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达到了内容的深刻和形式的完整。主人公白嘉轩一生都在维护和实践儒家文化，竭力挖掘传统文化精髓，却无力避免各种挑战。黑娃虔诚地皈依家族文化却被毁灭，而凶手竟然是这个曾经令所有人都引以为荣的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白孝文。他和朱先生一生维护的白鹿精神就随着那一声枪响而彻底地结束了。但作者却始终被白嘉轩和朱先生深深感动。白嘉轩一生追求“学为好人”，坚守“耕读传家”；朱先生作为一位关中大儒，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中，他极其成功地将入世和出世和谐地统一起来，成为白鹿原上的圣人。”②
而作为“陕军东征”的另一部力作则是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作品以杨、黑两个家族及其三代人的命运为中心，着重描写了吴儿堡杨氏家族的不可挽回的命运。杨贵儿劳苦一生最终没实现愿望，杨娥子悲苦等待红军伤兵一生的悲苦命运，杨作新少年立志，到头来却不得不背着莫须有的罪名而自尽在监狱，杨岸乡博学多才却命运多舛，度过了四十年风雨飘零的岁月。作者旨在展示黄土高原这块神圣的“轩辕本土”上这样一种骄傲自负、永不安分的匈奴后裔的精神性格。这些平凡的人们的希冀，他们的理想之光正是激励一代代人生生不息地去追求、去寻找美好明天的力量源泉。
诚如雷达在评论《白鹿原》的文章中所说：“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魅力依恋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农业文明的日薄西山，又希望从中开出挽救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③
三、文化认同与精神重建的价值和意义
新时期不同类型的家族小说为何无一例外地显示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强烈家族情结？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而对于其价值的探讨也能为家族小说的发展乃至中国家族文化今后的变革及走向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参与本土理性建设和确立自身文化价值两个方面。
参与本土理性建设具体表现在三方面：首先，作者在文本中对于家族情感的矛盾，能够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传统文化的弊端，从而体会到本土理性重塑的急迫。《白鹿原》中白嘉轩身上就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仁义”和“残忍”两个方面。白嘉轩和鹿三“义交”是因为他在鹿三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面影。其次，在文本中作者对本土强健生命力的呼唤，以及在价值沦丧中找到真正属于本土的精神信仰。《白鹿原》中的“白鹿精魂”以及匈奴后裔杨作新。再次，作家们没有一味地回避家族命运最终走向衰落这个事实，而是在理性上接纳了他。同时又努力挖掘家族文化中的优质资源，以期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重建一种新的民族精神。
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文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些人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顽强地对抗西方文化的压力去树立自身的文化价值立场，这是传统复归出现在历史书写中的现实原因。于是，在塑造德行人物形象的同时，传统之家中的优质因子也成为作家着力描绘的部分。《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和《最后一个匈奴》中的杨作新。张炜在谈到《家族》时深情地说：“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光中，一个家庭为了正义和理想，为了事业不断牺牲。他们质询过，从未悔倦，始终前仆后继，保住了一份纯粹，这正是令人感动的‘高昂’，也是一份真实。”④
作家对家族的描写并不仅仅是为了猎奇和感怀的需要，目的在于引发人们对传统家族文化的全面认识，对现代性的深度反思。正如韩少功所说：“不断地物质进步与不断地精神回退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可靠的进步必须也同时是回退。这种回退需要我们一次次回到原始的赤子状态，直接面对高山或一片树林来理解生命的意义。”⑤作者在文本中对家族文化的认同，对理想人格的呼唤以及对民族精神重建的渴盼和积极尝试都表明了一种文化重建和审美批判立场。
注释：
①赵德利.家缘与诗思：家族小说的两难选择[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1).
②王仲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J].小说评论，1993，（4）.
③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J].文学评论，1997，（2）.
④张炜.心中的交响[J].当代，1995，（5）.
⑤韩少功.小题小作[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8.
关键词：新时期；家族小说；文化认同；精神重建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101-02
中国是一个十分注重家族文化的国度。“家族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它不仅是以血亲关系为纽带，连接起地缘的乡邻关系，而且它以家族礼仪规范、制度及其传承构成约束人际关系的文化形态，并以个人的修身和家族的治理与国家形成对应同构的社会形态。”①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不同时期的文学对家族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情感态度与价值判断。面对新时期社会的巨大变革，人文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孤独。“家”又一次成为寄托情怀的归宿，并且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家族小说。
一、转型时期的困惑与表达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上世纪80年代充满激情与诗意的启蒙思潮消退了。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意识形态开始淡出，当代中国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市场、商品、金钱、欲望、消费……似乎成了新时期的关键词。面对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人文知识分子的自身合法性受到质疑，他们面临着物质困境、边缘困境和交往困境，他们失去了与大众对话的能力，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大的悲哀。这三重困境毋庸置疑地揭示了一个事实：人文知识分子作为真理、正义和良知化身的时代已然一去不复还了。人文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来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作为情感激动源泉的家就成了人们孤寂情怀的寄托。他们希望在这个信仰缺失、道德失范的年代，从传统家族文化中挖掘出优质资源来重塑民族精神。正如王安忆所说：“家族神话有强大的向心力，家族神话是一种壮丽的遗产，是一个家庭的文化和精神财富，记录了家族的起源。”于是，家族小说就成为记录这段心路历程的最好媒介。家族小说发展到新时期，呈现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叙述方式，它们超越了以往家族小说的政治书写，开始注重表达个人对于家族的体验、感悟。尤其处在时间临界和文化转型的双重紧张氛围中，家族小说中更是弥漫着作者的复杂情感。
二、家族文化的认同和民族精神的重建
进入90年代以后，许多作家有感于中国文学的精神贫血现象，致力于以长篇巨制来弘扬人文精神和对于“思想性”的追求，创作了一批具有鲜明“史诗性”追求的作品。这类家族小说的代表作有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
陈忠实是90年代传统文化理想的捍卫者，《白鹿原》以巴尔扎克的“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作为题记，以独特的审美方式构建并阐释了以儒家为中心的民族传统文化，成功地表现了特有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达到了内容的深刻和形式的完整。主人公白嘉轩一生都在维护和实践儒家文化，竭力挖掘传统文化精髓，却无力避免各种挑战。黑娃虔诚地皈依家族文化却被毁灭，而凶手竟然是这个曾经令所有人都引以为荣的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白孝文。他和朱先生一生维护的白鹿精神就随着那一声枪响而彻底地结束了。但作者却始终被白嘉轩和朱先生深深感动。白嘉轩一生追求“学为好人”，坚守“耕读传家”；朱先生作为一位关中大儒，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中，他极其成功地将入世和出世和谐地统一起来，成为白鹿原上的圣人。”②
而作为“陕军东征”的另一部力作则是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作品以杨、黑两个家族及其三代人的命运为中心，着重描写了吴儿堡杨氏家族的不可挽回的命运。杨贵儿劳苦一生最终没实现愿望，杨娥子悲苦等待红军伤兵一生的悲苦命运，杨作新少年立志，到头来却不得不背着莫须有的罪名而自尽在监狱，杨岸乡博学多才却命运多舛，度过了四十年风雨飘零的岁月。作者旨在展示黄土高原这块神圣的“轩辕本土”上这样一种骄傲自负、永不安分的匈奴后裔的精神性格。这些平凡的人们的希冀，他们的理想之光正是激励一代代人生生不息地去追求、去寻找美好明天的力量源泉。
诚如雷达在评论《白鹿原》的文章中所说：“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魅力依恋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农业文明的日薄西山，又希望从中开出挽救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③
三、文化认同与精神重建的价值和意义
新时期不同类型的家族小说为何无一例外地显示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强烈家族情结？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而对于其价值的探讨也能为家族小说的发展乃至中国家族文化今后的变革及走向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参与本土理性建设和确立自身文化价值两个方面。
参与本土理性建设具体表现在三方面：首先，作者在文本中对于家族情感的矛盾，能够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传统文化的弊端，从而体会到本土理性重塑的急迫。《白鹿原》中白嘉轩身上就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仁义”和“残忍”两个方面。白嘉轩和鹿三“义交”是因为他在鹿三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面影。其次，在文本中作者对本土强健生命力的呼唤，以及在价值沦丧中找到真正属于本土的精神信仰。《白鹿原》中的“白鹿精魂”以及匈奴后裔杨作新。再次，作家们没有一味地回避家族命运最终走向衰落这个事实，而是在理性上接纳了他。同时又努力挖掘家族文化中的优质资源，以期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重建一种新的民族精神。
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文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些人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顽强地对抗西方文化的压力去树立自身的文化价值立场，这是传统复归出现在历史书写中的现实原因。于是，在塑造德行人物形象的同时，传统之家中的优质因子也成为作家着力描绘的部分。《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和《最后一个匈奴》中的杨作新。张炜在谈到《家族》时深情地说：“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光中，一个家庭为了正义和理想，为了事业不断牺牲。他们质询过，从未悔倦，始终前仆后继，保住了一份纯粹，这正是令人感动的‘高昂’，也是一份真实。”④
作家对家族的描写并不仅仅是为了猎奇和感怀的需要，目的在于引发人们对传统家族文化的全面认识，对现代性的深度反思。正如韩少功所说：“不断地物质进步与不断地精神回退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可靠的进步必须也同时是回退。这种回退需要我们一次次回到原始的赤子状态，直接面对高山或一片树林来理解生命的意义。”⑤作者在文本中对家族文化的认同，对理想人格的呼唤以及对民族精神重建的渴盼和积极尝试都表明了一种文化重建和审美批判立场。
注释：
①赵德利.家缘与诗思：家族小说的两难选择[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1).
②王仲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J].小说评论，1993，（4）.
③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J].文学评论，1997，（2）.
④张炜.心中的交响[J].当代，1995，（5）.
⑤韩少功.小题小作[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