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读到泰戈尔的句子：“每一个孩子出生时所带的神示说，上帝对于人尚未灰心失望呢。”只要人类尚未消亡，就会有新的儿童诞生，也就会带来新的神示，那不曾绝望的信念会一再地注入人世。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若未彻底消亡，也就没有理由放弃希望。
　　“希望”在现在什么都不是，希望不能折算成现实世界中的实在物。但对于未来来说，“希望”是最重要的酵素，“希望”参与到人们创世的生活之中，使一切生命热情充溢的活动繁盛起来。
　　要举全村之力，来培植一个儿童。这句话很容易打动人心——并不是语言动人，是语言传递出的意象动人，是语言背后的思维动人。培养一个好的儿童，需要整个社会的觉醒，少一处环节、少一个人的正确理解和行动都不行。在一种最基本的最为肤浅的理解层面上，我们知道孩子是生命的延续，是人类种群维系下去的希望。然而，这种基本的认识正在被现代性思维所冲淡，并被人们所漠视。
　　人们不是谈得不多，只是做得不够好。甚至人们也不仅仅是做得不好，因为有的人根本不做。
　　在人群中，最常出现的辩护是对自己的辩护，现实总是被形容得比原本更为夸张与凶险，责任人总是被“剖白”得比原本更委屈更无辜。而这样的辩解往往是可以得到相互认同的，因为每个人都要做出这样的申辩，并需要在这样的申辩里获得自我的宽容。
　　所有对现实的妥协，根本意义上来说都是对某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的臣服，人们惰性的思维方式往往是最根本的最具排他性的阻力。人们的惰性思维是所有事实中最大的事实，凝结着了貌似颠扑不破的某种状况，在集体无意识中可以颠倒黑白，泯灭对美的基本领悟。现代性使人异化，人们没有什么不能容忍，却也没有什么不敢毁坏。在这种状况里，柔软不能激发柔软，只能激发凌虐的威权；美好也不能衍生美好，人们只会在一转身的时候浮现出诡异的表情，嗤之以鼻地说：假的！
　　审美感的泯灭，悲剧性被荒诞性扼杀，也是当前教育必须面对的文化土壤的一个部分。
　　当我们抱怨我们没有教育出好的儿童，我们不妨想想我们有村庄吗？不是人口和房屋稀疏、有山有水的地方就是村庄，现在所谓村庄只是城市的一个附带物，一个连学校都没有的地方就不能称为村庄，甚至都不具有存在感。中国现在有大把大把这样的“村庄”，其实都不是可以养成好儿童的地方。
　　村庄这个词从来都带有生态性和过程性。遗失了心灵和爱欲，人们只能得到静态的现代城市。走出几近漂泊，留驻又相当于被遗弃，这就是无根的现代人的精神样貌——不唯农村如此，小城市里的人也要漂泊到大城市去，大城市里的人要漂泊到大国富国去。
　　教育的在地域性没有获得足够的尊重，现代学校倾向于打造国际精英的品牌，而不像传统书院那样教化一方百姓，滋养一方心灵。我们的教育，潜在地透出这样的信号：逃出家乡去，逃出中国去。
　　相识的一位农学家说，农业大学生毕业的指标只该有一个，能不能当一个村的村长，带领一个村子的人过上生态、有机、富泽而幸福的生活。这起码是一个比较清醒的教育目标。身体和灵魂，至少应该有一个在家里。故园与家宅应该是每个人更深情、更美好的牵绊和更持久的梦想。
　　让我们在力所能及的地方行动，在力所不能及的地方种下希望，使我们的居所呈现出村庄那令人依恋的属性。不必去缅想未来之壮美，未来是在一个个今日中抵临的，做好现在一切能做的，使今日值得未来去追怀。（博客地址：http：//www.edu11.net/space.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