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结束前台轮岗的田霏宇（Philip Tinari），有些疲惫，他眯着眼，不停用手揉着鼻梁。32岁时，美国人田霏宇成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以下简称“UCCA”）馆长，今年是他任职的第8年。在此之前，他在中国的艺术媒体从事评论与策划工作。
　　田霏宇轮岗期间正值徐冰的大型个人回顾展“思想与方法”在展出，他发现面对游客时需要用一套更“通俗”的中文说辞来解释这场展览：“徐冰是一位大师。这个展里面影像、雕塑、绘画什么的全都有，100元一张票，很值。”
　　前台轮岗是UCCA新推出的制度，一方面可以缓解前台接待游客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让工作人员有机会直观了解游客的需求。此时，距离UCCA宣布重组已经过去半年多。作为中国最早的民营美术馆之一，2017年10月4日，包括云月投资下属Future Edutainment公司、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和其他相关集团在内的UCCA长期赞助者将接管UCCA的母公司，这意味着UCCA由一家外资运营的美术馆变成一家本土化的美术馆。重组之后，田霏宇除了继续担任馆长，还多了一个“CEO”的身份。
　　“这段时间我们特别像一个创业公司，尽管我们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田霏宇说道。虽然现在田霏宇每天都在开会和见赞助商中度过，但他的语气听起来很兴奋。宣布重组一个月后，UCCA举行了以“历史的十年，艺术的未来”为主题的庆祝活动，田霏宇形容重组之后的UCCA像是“百废待 兴”。
　　在此之前，UCCA更像是一个“家族企业”，由创始人、比利时艺术品藏家尤伦斯夫妇（Guy &Myriam Ullens）掌管。他们在2003年创立了UCCA，那时他们对UCCA的设想仅仅是一个艺术仓库。UCCA的场馆坐落在北京的798艺术园区，由一座1950年代末的老厂房改造而成，8000平方米的空间被分割成一大一中二小，共4个展厅，以及数个多功能厅，天花板高达9.5米，分成上下两层，2007年，UCCA正式开馆，第一任馆长是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策划人和批评家之一费大为。
　　重组后的改造首先从现有场馆的构造开始。“UCCA的公共活动空间一直太小。”田霏宇说道。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负责此次改造，该事务所的上一个中国项目是CCTV大楼，整个工程将在年底完 成。
　　“另外，门口的艺术家隋建国作品《中国制造》—3只恐龙是盖·尤伦斯先生的藏品，年底就会被搬走。”田霏宇说道，“我希望以后人们说起地标，会说我在‘UCCA’这里，而不是3只恐龙。”
　　作为地标，“3只红恐龙”的离开也许有着更大的象征意义：这家在中国当代艺术历史上占据不可忽视位置的美术馆，在成立11年后，成了一家更本土化运营的民营美术馆。而UCCA成立至今的历史生动描绘了一家民营美术馆的艰难生存之路。
　　在建立之初，UCCA关注的重点更多是从艺术史梳理的研究角度，来观察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与发展。首展“85新潮，中国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第一次把中国艺术纳入到国际背景下，“85新潮”是中国20世纪艺术史上最重要的艺术运动之一，中国当代艺术的基本结构也在这一时期形成。这场展览是自1990年代以来第一次相对完整地展示“85新潮”艺术，UCCA希望帮助人们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源头。

　　2011年，曾在时尚品牌供职的薛梅出任UCCA的CEO，并邀请田霏宇和尤洋加入，分别担任馆长和副馆长。UCCA的策展思路也更为系统化：一条线是给国外的、知名的艺术家，另一条线是给中国成名的艺术家，以及更多年轻艺术家。
　　田霏宇担任馆长后，策划了多个重要当代艺术展，比如劳森伯格、艾默格林与德拉塞特、威廉姆·肯特里奇等国际艺術家，同时还关注年轻新锐艺术家，以及重要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个案。赞助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也是在此时先后成立，此外，UCCA还开展教育课程、艺术影院等公共项目，年访客数量增加到近百万人次。
　　“我们的核心功能、目标，就是呈现艺术。”田霏宇说。UCCA于2015年推出“刁德谦回顾展”，向中国介绍了国人并不熟知、画“硬边抽象”的美国华人艺术家刁德谦，以致抬升了艺术家的身价。去年，香格纳画廊以刁德谦为主题做展，UCCA展前两三万港元的作品，现在一件可卖到十二三万美元，涨幅明显。
　　“因为UCCA的展览人们都知道他了。”收藏家刘钢说，他曾是UCCA的理事会成员。UCCA共有近50名理事，多为国内知名收藏家，效仿国外美术馆，理事赞助是UCCA除门票外的重要收入来源。理事每年缴纳理事费，享有开展前专场、艺术家晚宴等权益。简单来说，就像企业所发的超级VIP卡。
　　2011年后，田霏宇开始负责UCCA学术和艺术方面的工作，薛梅则负责业务方面的工作。在薛梅的主导下，2012年5月尤伦斯艺术商店“UCCASTORE @ DESIGN”成立，由销售艺术衍生品的艺术商店，转变为孵化中国自主设计品牌的“买手店”，UCCA也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委员会。2014年，尤伦斯艺术商店的年收益达到1900万元，补贴了当年UCCA运营成本的40%。
　　“尤伦斯庆典晚宴暨义拍（GALA）”正是在薛田时期创立的，目的是为了给UCCA筹集运营资金。它由两个部分组成：想参与义拍的人“认购”拍卖现场的桌子，每张桌子5万，作为首期捐款；第二个环节是拍卖，作品多来自于UCCA的合作艺术家捐赠。义拍是UCCA的主要收入来源，占到UCCA自身收入的70%，2014年和2015年，GALA义拍分别筹集到900万元和1086万元。 　　这些举措让这家美术馆渐渐从建馆之初完全依赖尤伦斯本人的资金经营，逐渐进入能补贴部分运营成本的阶段。根据雅昌艺术网的报道，2015年UCCA的运营成本为4092万元，其中艺术品商店和GALA义拍的收入各能补贴运营成本的20%，企业赞助和个人赞助（多为理事会成员赞助）则分别抵消掉25%和10%，而创始人尤伦斯男爵的捐助占到了所有成本的1/4。2012年至2017年间，尤伦斯家族对UCCA的补贴份额从60%逐渐降到了20%，80%的运营资金由UCCA自行解决。
　　除了从几十万元到上百万元的布展费用，场地租赁费、水电费以及人员开销是美术馆存在的固定成本。2013年5月，UCCA与798艺术区所属方“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续约，期长6年。据媒体报道，艺术区所属方给予了UCCA优惠，租金为每平米3元多，仅为同时期同园画廊的一半左右。熟悉这场交易的人士对《第一财经周刊》透露，这更多是建立在尤伦斯先生的个人品牌形象上，如果是别的美术馆也许不会有这么优惠的价格。
　　这也是早期UCCA的双刃剑，尤伦斯夫妇有着国际藏家的品牌形象，但同时，作为私人藏家，他们的投资是否能够持续？
　　事实上，由于在中国做非盈利机构有很多条件限制，比如要把美术馆的资产变为社会资产，且尤伦斯个人又是外国人身份。因此从一开始，UCCA便是按公司运营，不能获得税务方面的减免。
　　这更大程度上是所有民营美术馆都面临的尴尬处境。在中国，民营美术馆主要分为3类，第一类是以今日美术馆、广州时代美术馆、上海外滩美术馆、OCAT上海馆为代表，依赖于所属地产公司；第二类是以民生美术馆为代表，依赖于所属金融公司；第三类则是以成立于2012年前后的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刘益谦王薇夫妇的龙美术馆等为代表的私人藏家创办的美术馆。而所有民营美术馆都要面临美术馆的高运营成本问题，相对以上这些民营美术馆来说，UCCA没有大公司的持续支持，也没建立起自己的基金会和馆藏。
　　“新的《慈善法》里面，民办非企可以申请转为慈善组织了。”广州时代美术馆館长赵趄对《第一财经周刊》说。这意味着，能够得到政策和税收上的优惠。但在赵趄看来，UCCA曾经的私人美术馆身份带来的后顾之忧是，如果成为非盈利组织，它转手或清算资产时，将会被当成公共资产收回民政机构，这妨碍了它做自己的收藏，而在很多人看来，这是UCCA的一大缺失。

　　“UCCA也在探索，但在中国的法律环境下可能不行。”刘钢从法律层面对UCCA经营之困做了解释，作为收藏家的他同时还是一名律师。“国外藏家捐赠艺术品可以抵税，相当于缴税了，咱们没有这个体系，艺术品捐了就捐 了。”
　　也是在2011年，尤伦斯男爵拍卖了106件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当时便有媒体报道他有意出售UCCA。
　　“任何一个收藏家都会遇到两道关。”收藏家刘钢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一是经济，二是子女。在他看来，收藏家不可能老那么有钱，事业到了一定高度会下落，尤伦斯的妻子Myriam Ullens创立的时尚品牌Maison Ullens数年间面临亏损，子女们也没有父亲那样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情结。“所以他不得不卖，几乎卖光了。”刘钢说，“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为中国当代艺术做出了很大贡献。”

　　2007年，尤伦斯夫妇开始在二级市场出售收藏品，先后举办了9次专场拍卖。2016年，UCCA发表官方声明，尤伦斯先生将出售位于北京798的艺术中心，此时的尤伦斯已步入80岁高龄。2017年的保利春拍中，尤伦斯夫妇转手了拥有的最后的中国藏品，所有人都清楚：UCCA的一个时代完结了。
　　“要被出售的消息出来之后，我们的庆典晚宴做慈善募捐非常困难，因为大家都不知道UCCA还会不会继续存在，也不知道这个机构今后的性质，压力很大。”田霏宇说道。
　　重组之前，UCCA经历了长达16个月的接盘等待，一度陷入运营危机。2017年4月，薛梅辞职，甚至连馆长田霏宇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回美国面试了几份工作，当时一直在想，难道就这样离开中国了吗？”
　　谁能接手UCCA？根据业内人士的推断，外国资本由于政策原因很难进来，国营企业不可能出资支持民营美术馆，很多艺术家和收藏家也对美术馆的“砸钱”望而却步，似乎民营企业是唯一的选择。然而，UCCA的场地为租借，尤伦斯的藏品也是独立的，因此UCCA并没有实际资产，出售的只是品牌价值和团队，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说，UCCA的品牌和团队有多大的吸引力，很难衡量。
　　外界曾有诸多猜测。“泰康也接触过，听说出价不菲。”熟悉尤伦斯的业内人士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但泰康人寿的老板陈东升拥有嘉德拍卖，嘉德又有苏富比的股份，尤伦斯不愿让艺术中心离拍卖行太近。“田霏宇是有选择的。”该人士说道。
　　重组的结果终于在2017年10月10日这天尘埃落定。半年后，UCCA获得了美术馆资质，正式从一家外资企业转变为一家中国本土美术馆。除了身份变了，UCCA的管理模式也迎来了大改 造。 　　“以前UCCA更像是一个家族企业，”田霏宇接着说，“但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需要跟新兴的企业学习，用一套规范的制度来运营。”
　　UCCA的架构和分工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今年，UCCA基金会注册成立，与“UCCA企业”共同组成“UCCA集团”，二者在账面和人员上彼此独立。其中UCCA基金会将逐步承担UCCA非商业项目的运营成本，包括展览、公共项目、社群服务、学术研究和发展。基金会的理事会由出资方组 成。
　　“大家会定期开会做决策，就像公司一样。”田霏宇说道。此外，他表示重组后GALA义拍的参与者也将扩大，且拍品不局限于大作，几千到几万元的作品也会有。而UCCA企业旗下包括零售业务、儿童艺术教育、商业合作与活动、特别项目与艺术咨询项目及市场推广项目，不同于基金会，这些商业项目有明确的盈利目标。
　　组织架构的调整让UCCA的商业项目能够进展得更灵活。尤伦斯艺术商店将迎来它的第二次转变。“之前它是汇聚国内新兴设计师力量的平台，但现在电商发达了，我们觉得是时候开发更多属于自己的内容，更何况我们的核心资源就是艺术家。”田霏宇说 道。
　　未来，尤伦斯商店将售卖UCCA与艺术家合作开发的产品，这些产品也可以与对应的UCCA展形成联动。此外，UCCA今年新招了一位儿童教育部主管，此前UCCA已有大概三四百名学员，田霏宇认为艺术教育的潜力很大，他希望UCCA能够开发线上教育，以及到达更广泛的城 市。
　　他们也不再纠结于“馆藏”问题。“一个是我们还得花一段时间去证明基金会是靠谱的，其次，在中国变迁这么急速的环境下，作为一个产品的管理者，馆藏未必是最有效的推广方式。”田霏宇说道。
　　田霏宇正在逐步适应CEO的工作节奏，“真正学习管理以后，我发现做一个学者与做一个管理者中间的区隔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他说，“管理可以做得更艺术，艺术也可以通过管理做得更好。”
　　當管理者，就不得不直面场馆的盈利问题。在UCCA的新计划中，企业合作将成为一项重要的商业项目，但田霏宇仍然保持一向谨慎的态度。他曾针对场馆出租问题说：“UCCA就像一个教堂，人人进来都有神圣感，所以很多东西是要保持纯洁性的，这一点我们一直在遵守，因为一旦突破界限，就没有底线了。”
　　田霏宇称，在今后的品牌合作中，UCCA的角色将更像是一个咨询公司，帮助品牌实现更艺术的呈现。今年4月，UCCA曾携6位艺术家与华为合作，参与华为首家快闪店的开幕，“但也有一个界限，我们不会进行作品买卖。”田霏宇说道。
　　票务收入对于这家美术馆来说也越来越重要了，从2016年劳森伯格回顾展开始，UCCA的展览门票由原来的10元调整到60元，当年的票务收入比前年高出了八九倍，成为营业额里很重要的一部分。现在举办的徐冰展的门票提升到了100元。
　　田霏宇表示，像徐冰以及之前萨拉·莫里斯的大型回顾展，包含的内容很多，因此票价的定价是合理的，且更高的票价会带来更多的优惠回馈观众。“目前来看，卖票的情况比以往要好得多。”田霏宇说道。除了票价，UCCA大型展的展期将从两个月拉长到一百天，内容也将更为丰富。“常规办展的模式已经做了6年了，我们一直在寻找新的可能性，明年UCCA会尝试一些音乐表演类活动。”田霏宇说道。
　　这两年由几家民营美术馆带来的“网红展”某种程度上为民营美术馆找到了未来可能盈利的方向。这些展览通常聚焦于具有强烈视觉效果的装置艺术作品，由美术馆向版权方支付费用打包引进，从概念到艺术作品展示都由版权方在引进方的空间里实现。由于展品丰富的视觉和装置效果，这些展览吸引了大量愿意买票，拍照上传朋友圈或Instagram的观众。
　　在田霏宇看来，这些网红展确实在营销上有一套比较成熟的体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展览扩大了艺术作品的受众，让更多人愿意付费观看艺术展览。
　　如今UCCA也建立了自己的市场营销团队，且有了分众传媒作为赞助商，它将获得大量公寓和写字楼的广告资源。“我们还在思考怎么写广告词，可能会用一些比较直白的词，比如‘当代艺术大师’，”田霏宇说道，“‘大师’这个词确实很有大众号召 力。”
　　这些动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UCCA正在向“大众化”倾斜，“总会有那种让你犹豫，不知道该不该去追，或者该不该放弃的机会。”田霏宇说道。尽管如此，这家美术馆仍然在谨慎远离“网红展”的概念，想要在不放弃学术严谨性的同时吸引更多的观众。“我们不会降低UCCA的艺术标准，不要去低估观众，但是我们会让观众跨越门槛，最好的方式是讲解员与观众面对面地交流。”田霏宇希望UCCA的大众化效果是形成“品牌认可”，如果观众信任UCCA的艺术水准，即使不了解现在的展和办展的人，也会觉得展览是高质量且值得来的。
　　比如徐冰，这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巧妙地展示了UCCA在艺术和商业上的微妙平衡。他的作品代表了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发展甚至是其中的一部分，艺术家本人有着系统的思想和方法论，力图在作品中反映当下社会现实，同时兼具学术价值。而另一方面，他有名气，比曾经的刁德谦这样的艺术家有着更大的票房号召力。
　　接下来，UCCA在2019年的两个大展已经确定：6月15日至9月1日的“毕加索—一个天才的诞生”，以及马修·巴尼在国内的首个个展。从初创时管理高层大多为外国人，到现在100名员工中，只有4位外籍人士，UCCA的团队越来越本土化。而不管其最终归宿，还是11年来在艺术上对大众的普及，正印证了尤伦斯男爵于2011年说过的一句话：“把UCCA作为礼物馈赠给中 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