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reys（高丽人），这是我来到乌兹别克斯坦后学会的第一个词。
　　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街头，一张东亚面孔总是显得格外惹眼。在这个相对保守的国家，高鼻梁大眼睛的路人们，时不时会向你投来好奇但友善的目光，一如我们当年在北京街头看金发碧眼的老外一样。一些胆子大点儿的乌国人，会善意地主動来到你身旁，向你热情地打招呼，然后问出那个我不知道在这里听过多少遍的单词：

“Koreys？”

　　起先我并不以为意，但后来被误认的次数多了，心底难免会觉得不快。记得在中国尚未崛起之前，在海外的国人们总是被误认为是日本人或韩国人，感觉被忽视的国人们往往以此激励自己。我前不久在英国的时候，听到不论是奥特莱斯商城还是伦敦牛津街，店员们脱口而出的已经是“China”了，心下的虚荣被小小地满足。
　　难道，“一带一路”仍没有让乌国人更青睐中国人吗？
　　我心怀疑虑地向当地青年汉学家Nigina请教，她听罢哈哈大笑，连忙解释道，乌国人的误认与国家轻视无关，对他们而言，中日韩三国都很强盛，自然没有嫌贫爱富之说，他们也很难从相貌上分清游客来自哪国。
　　乌国算不上热门的旅游国度，来此自由行的东亚人相对较少，大部分都是随团出游。当地人看到一个东亚面孔的人独自上街时，之所以会优先说“Koreys”，是与乌兹别克斯坦民族历史休戚相关的。因为他们头脑里的第一反应，并不是这是一个中国人或韩国人，而是这个人是不是当地高丽族的？就像汉族人时常把在华乌国人误认为来自新疆一样。
　　Koreys一词音译自“高丽”，等同英文Korea。为了同中国语境里的朝鲜与韩国相区别，且乌国朝鲜族人大部分是朝韩分家前的后裔，故本文采用了“高丽人”这一传统的说法。Nigina强调说在乌国，一般称他们为Rus-Koreys。
　　同中国一样，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虽然总人口仅有3308万，却拥有多达130个民族。其中，境内的高丽族占0.7%，约23万，是乌国八大民族之一，境况类似于中国境内的俄罗斯族。
　　从地理版图上看，乌兹别克斯坦与朝鲜、韩国相距甚远，中间隔着整个中国，那为什么乌国会有为数众多的高丽人呢？他们身上有着怎样的过往呢？

从朝鲜国到俄国

　　对乌兹别克斯坦的高丽人而言，他们的民族志其实是一部不折不扣的避难和流放史。
　　故事要从19世纪说起，强盛的沙皇俄国与腐朽的晚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从中国攫取了大量的土地。这些土地直接拉近了俄国与朝鲜国之间的距离。
　　相传在1860年，第一对高丽夫妇越过边境进入俄国，开启了先例。而在1863年年底，一些高丽人向俄当局请愿，希望能够移居。在考量过诸多因素后，1864年1月，他们的请愿被沙俄滨海省总督批准。14户65名高丽人正式进入俄国，建立了第一个高丽人村。之后，越来越多的高丽人向俄国南乌苏里地区慢慢渗入。
　　俄国远东地区地广人稀，坐拥肥沃的耕地，加上日本不断干涉朝鲜王朝的内政，这些均成为彼时俄国吸引高丽人的重要因素。早先的移民数量不算多，也有过一段相对安定的时光。但进入20世纪后，情况急转直下。
　　1904—1905年，为了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辽东半岛的控制权，日本帝国与俄罗斯帝国进行了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最终俄国战败，日本借机彻底侵占了朝鲜半岛，并施行了残酷的殖民镇压。
　　受到日本压迫的一部分高丽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流亡俄国，寄望能在异国他乡觅得安身之所。前来避难的高丽人越来越多，在俄国远东（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等）形成了聚集区，到1915年前后，已有7.5万人迁徙至此。
　　一战爆发，夹缝中的在俄高丽人进退两难，有的逃回了朝鲜半岛，有的留在了远东。十月革命后，列宁倡导的“民族平等”政策在当时强烈吸引着在俄高丽人，一些人甚至加入了红军队伍，高举布尔什维克的大旗对抗白军，成为苏维埃在远东重要的革命力量。
　　在俄高丽人在一战胜利之后，渐渐找到了久违的归属感。他们修建了母语学校，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并随苏维埃政权完成了农业集体化改造。其间，有一万多人加入了苏联国籍，在俄高丽人似乎正在实现在地化。

“高丽族的女儿”

　　怎奈好景不长，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将中国与苏联卷入了远东的战火，也将那些刚刚获得归属感的在俄高丽人拉下了火海。

　　“九一八事变”让中国东北沦陷，直接威胁到了苏联远东边境的安全。日本从中作梗，利用东亚人样貌相似的特点，收买了大量高丽人做间谍。这些“朝奸”为非作歹，泄密、暗杀、破坏铁路、炸毁建筑等事件频发。一时间，远东地区成为是非之地。

　　一路上就这样零零散散，从哈萨克一直“播撒”到乌兹别克。

　　几代人用鲜血与汗水换来了今朝的岁月静好，他们为自己是乌国人而自豪。

　　与此同时，针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苏联肃反运动”也牵连到了在俄高丽人。在俄高丽人并未真的被视作苏联的一分子，反被认作“日本侦探员人才的源泉”，成了对苏联的安全与稳定有着重要隐患的“人民的敌人”。因此，在这场运动中，有2500多名高丽人被捕、流放与处决。 　　1937年中国卢沟桥事变后，远东地区的局势愈发紧张。莫斯科当局为了确保远东边境安全，掌控对战局的主动权，根绝日益嚣张的间谍活动，于时年8月21日颁布决议勒令生活在苏联远东地区的近20万高丽人，在新年之前整体搬迁到中亚地区。
　　此举一来让他们在广袤的中亚进行垦荒，二来杜绝在俄高丽人与日本的勾结，三来断了高丽人另立门户的异心。地处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就是在这个时候与高丽人发生关联的。

　　与其说是迁徙，不如说是流放。莫斯科当局深知这近20万人的潜在能量，为了消解他们，当列车临近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阿尔马林州的乌什托别时，当局就开始对高丽人进行有计划地“播撒”了—每行进一段距离，就有一两千高丽人被驱赶下车。一路上就这样零零散散，从哈萨克一直“播撒”到乌兹别克。饥饿、寒冷、疫病、车祸，很多高丽人都不幸在流放的途中过世。
　　虽然相关部门后续对这些移民予以了相应的安顿，勤劳的他们也凭借不屈的努力在中亚逐渐站稳了脚跟，成为当地的高丽族，但对他们而言，这场大迁徙无疑是饱尝辛酸与悲痛的。
　　后来的高丽人，将这些中亚的零散居民点称为“高丽族的女儿”，因为俄语中“点”与“女儿”谐音。一声“女儿”，不禁让了解那段悲惨历史的高丽人为之落泪。

“真的回不去了”

　　从布哈拉到塔什干的火车上，我的邻座恰巧是一位乌国高丽族人，年纪在50岁上下，头发有些花白。他告诉我说，自己算是第三代移民，目前在一家日企供职。
　　由于日据时代的关系，他爷爷那辈平时更多说的是日语，而到了他这辈，尽管很多高丽人都能说乌语、俄语和日语，却唯独不会说朝鲜语了;即便会说的，也带着极浓重的口音。
　　语言的退化，意味着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瓦解。幸运的是，流落至此的高丽人终于得到了来之不易的平静。当地的中亚人向他们伸出了热情的双手，为漂泊无依的他们送去了“家”的温暖。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时，中亚的高丽人再次陷入了身份的迷茫，虽然兴起过短暂的回归故土的热潮，但很快归于平静。“是真回不去了，完全回不去的。”那个高丽族中年人说这话时，很平静，没有任何波澜。
　　在中亚的高丽人与故国分离太久了，语言和习惯已经存在了较大的差异，无法真正做到叶落归根。加之朝韩的分裂，他们彷徨于南北之间，情感上更近朝鲜，理智上更倾向韩国。然而，不论是在朝鲜还是韩国，中亚高丽人都受到了冷落与歧视—被视为蹭吃蹭喝不懂规矩的穷亲戚。彼时迸发出的民族热情，就这样很快熄灭了。

　　碰壁后的他们，不得不“重新返乡”。1994年，俄罗斯政府通过《关于为被镇压民族平反的法律》，承认1937年强迁高丽人是错误决定，并完全恢复了高丽人的正当权利与自由。中亚诸国也始终张开着双臂，抚慰与接纳了心灵受到创伤的游子们。
　　中亚各国内部情况也略有不同，如与俄罗斯接壤的哈萨克斯坦的俄化程度最高，距离较远的乌兹别克斯坦则早早开始了去俄化。高丽人纷纷做了百年来的最后一次人生选择，一部分人前往了俄罗斯，另一部分人则留了下来，安安心心地做中亚人。
　　“我身体里流淌着高丽人的血，但心，已经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了。”途径撒马尔罕时，这位邻座的高丽族人与同伴一道，在车站月台买了一大兜当地有名的撒马尔罕馕，然后像其他乌国人一样，一面笑盈盈地喝着可乐，一面用手掰着刚出炉的馕饼。车厢里顿时弥漫起一股诱人的乌兹别克麦香。
　　历经百年的颠沛流离，乌国的高丽人终于真正安定了下来，心底不再为身份问题而纠结。与当地融为一体的他们，仍保留着些许传统与特点，譬如用大酱缸腌制泡菜，去楚苏巴扎买五花肉（乌国是穆斯林国家，但仍为部分民族供应猪肉），追捧《继承者》这样的流行韩剧;受20世纪90年代韩国传教士入中亚传教的影响，大多高丽人信奉的是天主教……
　　曾經的苦难，铸就了乌国高丽人顽强的品格。几代人用鲜血与汗水换来了今朝的岁月静好，他们为自己是乌国人而自豪。在这片仁慈的土地上，高丽族人正为自己的民族书写着新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