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 潘荣才 《广西文学》原副主编，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获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编辑荣誉证书，广西人民政府颁发的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编辑奖。
他《童年的故事》中写道：“罗城……便是我学习诗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提起包玉堂，人们就会马上联想起《回音壁》。正是《人民文学》1960年10月号发表了《回音壁》的丰收，使得作为仫佬族诗人的包玉堂名声大振，并直接引领他开启了缪斯殿堂的大门。
直到晚年以后，包玉堂回想起孩提和青年时期的经历，思念之情仍然萦绕于心。因为家庭的窘迫，他只读过一年私塾、两年小学以及半年初中。幸好，他的家乡给了他最初的文艺启蒙。
他在《童年的故事》中写道：
罗城是传说中刘三姐的故乡，自古以来人们爱唱山歌，我的妈妈也会唱许多山歌。当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她就在家里的火炉旁边，教我唱道：“高山大树叶阴阴，千杈万杈共条心，世间人家数不清，兄弟姐妹骨肉亲。”“唱山歌，唱起山歌人欢乐，不信你看刘三姐，名声挂在下枧河。”一九五六年以后，村里有耕牛的人家把牛聚合起来，组成牛帮轮流放牧，母亲又常常带着我到山坡上放牛，让我坐在牛背上，教我唱道：“好风流，大家骑马我骑牛，大家骑马长街走，我骑黄牛满山游。”“难了难，好比挑水上高山，上到半山扁担断，上也难来下也难。”……除了妈妈教我唱，我也常和童年的小伙伴们一起，在歌坡上，在火炉边，听老年人和年轻人歌唱，在心里跟着哼哼。可以说，我的童年，是在山歌的熏陶中度过的，如果山歌也可以作诗的话，我的妈妈便是我学习诗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原来，妈妈满心帮助儿子编织“歌手梦”，而儿子身处于“时时有歌声，寨寨有歌手，家家藏歌本，人人有歌兴”的环境中，于是乎就在这个歌唱民族的摇篮里孵化着长大后当个诗人的幻想。
没错，包玉堂自小怀抱一颗敏感丰盈的心灵，拥有一种撑破胸膛的宏愿，这不仅仅是一团温暖如春的热火，而且好比一盏璀璨光亮的明灯，具有特别确切的方向，也产生了尤其神奇的力量。
包玉堂于1956年7月号《广西文艺》和同年8月号《人民文学》发表长达四百五十行的诗歌《虹》，从那一次开始就预示着他一蹴而就登上了中国诗坛。而最激动人心的是，《回音壁》这首短诗的强烈反响更是锦上添花，亦彰显了其振翮高飞的前程。
事实果真如此，多年之后沉甸甸的硕果纷至沓来，令包玉堂欣喜不已。比如，《歌唱我的民族》《凤凰山下百花开》《在天河两岸》《清清的泉水》《春歌不歇》《红水河畔三月三》《乡情集》，还有散文集《山花寄语》、剧本《刘三姐》（与人合作）等。《走坡组诗》获广西首届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组诗《春色满壮乡》获全国首届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广西首届文艺创作铜鼓奖荣誉奖，组诗《红水河畔三月三》、诗集《红水河畔三月三》分别获全国第二、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及广西首届文艺创作铜鼓奖荣誉奖……
诚然，包玉堂有给人留下光鲜记忆的“不老传奇”，但是也有过毋庸掩讳的瑕疵，那就是在特殊阶段有意无意间顺应于时代需要，因而撰写的某些诗作充其量只是标语口号式的分行文句……等到包玉堂幡然醒悟，痛定思痛以后才明白过来：再没有什么比偏离轨道更能让自己感觉到恍若浮萍般“流离失所”的了。
民间文学为不少年轻人找到了写诗的道路，包玉堂正是其中一位。原本，他最初出道时的成名诗作《虹》，就是源于民间神话传说以及对民间歌谣表现艺术传统的借鉴，因而被广大读者视为仫佬族的文学珍品。换言之，正是因为他打从登上诗坛时就献出了斑斓夺目的“彩虹”，还鼓足劲头唱起了独具特色的“走坡”歌，所以被公认为是以民歌味、民族味见长的少数民族诗人。正是如此，他才有了攀登诗坛高地的动力，也成就了他鲜活艺术生命的魅力。
基于以上反思，包玉堂起誓发愿回归本色，竭尽全力回到對民族文学传统发扬光大的正轨上来。他在《广西日报》1961年11月1日发表《天河船家谣》这么一首纯粹采用民谣体的诗作，又于《广西文学》1963年10月号发表《清清的泉水》，《清清的泉水》分明就是《虹》的发展，从表现传统人物到塑造新型人物，最后充分展现现实感。诗中那一股别开生面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给予人阅读的惊喜，其创作由此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这就应验了罗马尼亚著名作家埃·米·齐奥朗这样一段话：“一些人追求荣耀，另一些人则追求真理，我冒昧地属于后者。一种难以完成的使命比一项可以达到的目标更为诱人。”
所有这些饱含真情实感的精品之作，其特征鲜明地跃然纸上：民歌味、民族味和现实感息息相通的契合，是浑然天成的凝结体，皆因相亲相通相融而凸显特色，充分体现出诗人是把自己艺术生命的根子扎在文化的土壤里。唯有愈扎愈深的根子，才能致使诗歌之树常青碧绿，因而艺术之花常开不败。
或者说，这是一个双重效应的过程：发自人民心声的民歌是不朽的，不朽的民歌孕育了包玉堂一代诗人，而包玉堂是怀抱着对民歌的一往情深的，他正是基于这个意义上，从心底唱出来的歌，也都可以说是民歌这座“回音壁”造成了天人感应的回音之妙效，是那样的令人心醉神迷！是那样的悠远袅袅！
至于包玉堂在一个特殊时期中走过弯路的小插曲，即使有过不无遗憾的痕迹，却也终究纠正偏航了。这丝毫无损于诗人的形象，反而更能作为他在成长与成熟过程中善于引以为鉴的真实写照。
总而言之，包玉堂是诗神深情眷顾的民歌手，而民歌则是他须臾不可或缺的灵魂。如果说，根深蒂固的民歌情结滋养了他的精神世界，那么，民歌之于他既有取之不尽的恩泽，亦有相伴终生的不解之缘。直至创作后期，他深感活得踏实而滋润，纵然夙愿未偿，依旧无怨无悔。
2020年4月28日，包玉堂走完了生命的历程，享年八十六岁。斯人已逝，其魅力犹在：他创作的诗歌给人留下了鲜明而深刻的印象，那种令人悠然神往的“回音”不绝于耳，历久而弥新。
责任编辑 韦 露
他《童年的故事》中写道：“罗城……便是我学习诗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提起包玉堂，人们就会马上联想起《回音壁》。正是《人民文学》1960年10月号发表了《回音壁》的丰收，使得作为仫佬族诗人的包玉堂名声大振，并直接引领他开启了缪斯殿堂的大门。
直到晚年以后，包玉堂回想起孩提和青年时期的经历，思念之情仍然萦绕于心。因为家庭的窘迫，他只读过一年私塾、两年小学以及半年初中。幸好，他的家乡给了他最初的文艺启蒙。
他在《童年的故事》中写道：
罗城是传说中刘三姐的故乡，自古以来人们爱唱山歌，我的妈妈也会唱许多山歌。当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她就在家里的火炉旁边，教我唱道：“高山大树叶阴阴，千杈万杈共条心，世间人家数不清，兄弟姐妹骨肉亲。”“唱山歌，唱起山歌人欢乐，不信你看刘三姐，名声挂在下枧河。”一九五六年以后，村里有耕牛的人家把牛聚合起来，组成牛帮轮流放牧，母亲又常常带着我到山坡上放牛，让我坐在牛背上，教我唱道：“好风流，大家骑马我骑牛，大家骑马长街走，我骑黄牛满山游。”“难了难，好比挑水上高山，上到半山扁担断，上也难来下也难。”……除了妈妈教我唱，我也常和童年的小伙伴们一起，在歌坡上，在火炉边，听老年人和年轻人歌唱，在心里跟着哼哼。可以说，我的童年，是在山歌的熏陶中度过的，如果山歌也可以作诗的话，我的妈妈便是我学习诗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原来，妈妈满心帮助儿子编织“歌手梦”，而儿子身处于“时时有歌声，寨寨有歌手，家家藏歌本，人人有歌兴”的环境中，于是乎就在这个歌唱民族的摇篮里孵化着长大后当个诗人的幻想。
没错，包玉堂自小怀抱一颗敏感丰盈的心灵，拥有一种撑破胸膛的宏愿，这不仅仅是一团温暖如春的热火，而且好比一盏璀璨光亮的明灯，具有特别确切的方向，也产生了尤其神奇的力量。
包玉堂于1956年7月号《广西文艺》和同年8月号《人民文学》发表长达四百五十行的诗歌《虹》，从那一次开始就预示着他一蹴而就登上了中国诗坛。而最激动人心的是，《回音壁》这首短诗的强烈反响更是锦上添花，亦彰显了其振翮高飞的前程。
事实果真如此，多年之后沉甸甸的硕果纷至沓来，令包玉堂欣喜不已。比如，《歌唱我的民族》《凤凰山下百花开》《在天河两岸》《清清的泉水》《春歌不歇》《红水河畔三月三》《乡情集》，还有散文集《山花寄语》、剧本《刘三姐》（与人合作）等。《走坡组诗》获广西首届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组诗《春色满壮乡》获全国首届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广西首届文艺创作铜鼓奖荣誉奖，组诗《红水河畔三月三》、诗集《红水河畔三月三》分别获全国第二、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等奖及广西首届文艺创作铜鼓奖荣誉奖……
诚然，包玉堂有给人留下光鲜记忆的“不老传奇”，但是也有过毋庸掩讳的瑕疵，那就是在特殊阶段有意无意间顺应于时代需要，因而撰写的某些诗作充其量只是标语口号式的分行文句……等到包玉堂幡然醒悟，痛定思痛以后才明白过来：再没有什么比偏离轨道更能让自己感觉到恍若浮萍般“流离失所”的了。
民间文学为不少年轻人找到了写诗的道路，包玉堂正是其中一位。原本，他最初出道时的成名诗作《虹》，就是源于民间神话传说以及对民间歌谣表现艺术传统的借鉴，因而被广大读者视为仫佬族的文学珍品。换言之，正是因为他打从登上诗坛时就献出了斑斓夺目的“彩虹”，还鼓足劲头唱起了独具特色的“走坡”歌，所以被公认为是以民歌味、民族味见长的少数民族诗人。正是如此，他才有了攀登诗坛高地的动力，也成就了他鲜活艺术生命的魅力。
基于以上反思，包玉堂起誓发愿回归本色，竭尽全力回到對民族文学传统发扬光大的正轨上来。他在《广西日报》1961年11月1日发表《天河船家谣》这么一首纯粹采用民谣体的诗作，又于《广西文学》1963年10月号发表《清清的泉水》，《清清的泉水》分明就是《虹》的发展，从表现传统人物到塑造新型人物，最后充分展现现实感。诗中那一股别开生面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给予人阅读的惊喜，其创作由此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这就应验了罗马尼亚著名作家埃·米·齐奥朗这样一段话：“一些人追求荣耀，另一些人则追求真理，我冒昧地属于后者。一种难以完成的使命比一项可以达到的目标更为诱人。”
所有这些饱含真情实感的精品之作，其特征鲜明地跃然纸上：民歌味、民族味和现实感息息相通的契合，是浑然天成的凝结体，皆因相亲相通相融而凸显特色，充分体现出诗人是把自己艺术生命的根子扎在文化的土壤里。唯有愈扎愈深的根子，才能致使诗歌之树常青碧绿，因而艺术之花常开不败。
或者说，这是一个双重效应的过程：发自人民心声的民歌是不朽的，不朽的民歌孕育了包玉堂一代诗人，而包玉堂是怀抱着对民歌的一往情深的，他正是基于这个意义上，从心底唱出来的歌，也都可以说是民歌这座“回音壁”造成了天人感应的回音之妙效，是那样的令人心醉神迷！是那样的悠远袅袅！
至于包玉堂在一个特殊时期中走过弯路的小插曲，即使有过不无遗憾的痕迹，却也终究纠正偏航了。这丝毫无损于诗人的形象，反而更能作为他在成长与成熟过程中善于引以为鉴的真实写照。
总而言之，包玉堂是诗神深情眷顾的民歌手，而民歌则是他须臾不可或缺的灵魂。如果说，根深蒂固的民歌情结滋养了他的精神世界，那么，民歌之于他既有取之不尽的恩泽，亦有相伴终生的不解之缘。直至创作后期，他深感活得踏实而滋润，纵然夙愿未偿，依旧无怨无悔。
2020年4月28日，包玉堂走完了生命的历程，享年八十六岁。斯人已逝，其魅力犹在：他创作的诗歌给人留下了鲜明而深刻的印象，那种令人悠然神往的“回音”不绝于耳，历久而弥新。
责任编辑 韦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