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下旬，老牌文化杂志《读书》忽然成为媒体焦点，一则关于《读书》可能更换主编的消息发布后，很快引发了讨论和争议。人事更迭，个中原因复杂，从一开始，我们就没将重点放在这里，而是希望通过对历任主编的访问，为读者展现一个杂志的生长和流变，希望通过《读书》的三代舵手，呈现他们在不同时代背景和社会情境下的选择；呈现他们源于共识以及各自的志向与趣味对《读书》的影响；呈现这个无人可以对其重要性忽略不计的载体最终托举出的时代图景。
　　很遗憾，我们的许多打算都落了空。敏感时刻，汪晖、吴彬等关键人物，最终没有接受访问。汪晖先生看过采访提纲后，原本已经同意见面受访，后来又改变主意，不愿意在这个时间接受采访。
　　吴彬女士自《读书》创刊效力至今，此次由编辑部主任升为执行主编，在任命下来之前，同样答应接受访问，很快又推辞了。她在电话中希望我们体谅，“我没想到会这么快下来一个任命，我原本想作为一个老的‘《读书》人’谈谈是可以的。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重要的是把事情做好，而不是出来说些什么。”
　　我们当然尊重他们的考量和选择。然而对《读书》近30年，尤其是近10年的风云流转，我们仍不能放弃好奇：究竟是什么，使这本100多页的、装帧朴素的杂志，屡屡成为重要话题？
　　《读书》早年的受到关注，首先是因为提供了一个公共平台，这是一场温暖的记忆，几乎所有编者和读者都念念不忘，以至于多年之后，即便“已经读不懂”《读书》，范用先生还是保存了《读书》的全部合订本。当年，《读书》营造了一种追求独立思考、自由精神的气场，尊重各方知识分子表达的自由；各人观点可能不同，但精神上有默契和基本共识。它谦卑地面对“一般读者”、“一般爱读书的人”，同时又以极大的勇气不断在思想的禁区进行突破，一边写检讨，一边得尽了人心。
　　1996年，汪晖先生来了。接着，很多人抱怨读不懂《读书》了。范用先生读不懂了，沈昌文先生读不懂了，很多（这个“很多”无人做过精确统计）读者也读不懂了。当事人回忆，延请汪晖、黄平担任《读书》执行主编，最初只是想请他们“过来帮帮忙”。没想到，这个忙一帮就是10多年。
　　汪晖先生不是没有听到过批评之声。但他惊讶于“有关《读书》的说法就两句话：一是说不好读，二是说‘新左派’。”对前者他是承认的，但对“好读”不以为然。“消费主义文化创造了一种品位，它甚至会让学者们也用什么‘好读’或‘不好读’这样不是标准的标准对思想讨论加以评断。”他希望读者能够欣赏富穿透力的理论思考中的美感。对他本人调度下开始的《读书》向“社会问题”的全面转向，他的辩护听上去并无虚弱之感，“如果所有最重大最深刻的问题我们都不能去触及，这叫什么人文精神？那不是在把《读书》变成消费品吗？”
　　几年前，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董秀玉接受采访时承认，选择学者担任主编，一个原因是学界不少人认为当时《读书》的学理根基差一些。此后学人们对于《读书》的诟病不在于此，而是如汪晖所说，批评它失去了公共平台的气质，成了“左派论坛”。
　　如果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导致了知识分子的分化，甚至形成了一些宗派，那么，正如查建英女士所说，“《读书》作为一个公共平台，如果对此有开放式呈现——论争中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伪问题、哪些是误会哪些是误读，每种声音都说了些什么——呈现这样一张分化的图景，是极有价值的事。但是1996年以后的《读书》没有做到这一点。”
　　然而即便做到了这点，吕叔湘先生、老一辈编辑心中的“一般读者”或“一般读书人”，就会很受用这些仍然难免晦涩的争论吗？范用先生希望《读书》的读者对象，回到“喜欢看书、不是做学问的普通人”，而这样的读者，显然不可能顾及汪晖先生的“所有最重大最深刻的问题”。
　　《读书》是谁的？《读书》应该是谁的？让人读得懂的《读书》，可以选择回避一个时代的“所有最重大最深刻的问题”吗？在人们抱怨《读书》难读的10年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另一本众望所归的好读而且有担当的“思想评论”杂志——原因的复杂也许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无法将这个实际上令读者大有损失的遗憾归咎于任何个人——如果我们有更多好的选择，或许就能容忍这一本从大众的喜闻乐见向着精英化的塔尖一路狂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