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茅于轼走进房间，全体起立鼓掌，他精神依然很好。这是8月4日晚上，广州中信广场三楼的大公房，一帮广州的朋友在此设宴给他接风。
今年84高龄的茅于轼，特意南下广州，为的是第二天8月5日的君则读书会做演讲——就在中信广场54楼君泽君律所会议室——这亦是天则经济研究所（下称“天则所”）华南研究中心所在。与北京天则所挤在海淀区万柳东路怡水园2号楼办公相比，华南研究中心的办公条件可用优越来形容。
“天则定位就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库，用自己制度经济学的知识服务于社会”，天则所创始人、荣誉理事长茅于轼反复对《南都周刊》强调说，“普世价值是作用于一切国家的。有独立的声音还需要坚持立场，要说真话，说有逻辑的话”。
就在10天前的7月26日，天则所20周年庆典在北京湖北大厦举行，大佬云集，并举办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道路”学术研讨会。罗纳德·科斯（Ronald Harry Coase）特意发来贺电。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这样一个民间研究机构不吝赞美。“随着中国不断地发展，天则所无疑将在思想市场开放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2012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发布了《2012年度全球智库排名报告》，天则所在年度预算五百万美元以内最佳全球智库中排名第14位。然而，天则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依然警醒，“没有了独立的学术界，没有了社会的监督和制衡，政府的自由裁量权更可以无限扩张，无限政府无所不为和无所不能就是必然的结果。”
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其中的“制度”，既包括企业、市场等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文化制度。从这个雄心勃勃的名字看出，这些来自中国权威学术机构国家社科院的学者们，自我期许之深。英文名为“unirule（普适规律）”——则更为直白地表达出其研究志趣。
而在回望天则所成立20周年的时候，茅于轼尽管称“力量比较微弱，人力资金有限”，但“20年来天则所坚持客观、公正，从善意出发，展望未来我充满着乐观的情绪”。
摄影_卢慧明
8月4日晚上的广州聚会，一看到茅于轼进来，丁学良箭步上前，和茅公（丁学良语，他称老人80岁以上公为敬）紧紧握手，他称自己是“茅公的小兄弟”，早在1982年就知道茅于轼，后来他们都在中国社科院工作，茅在美国研究所，丁在马列所，如今他已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的终身教授，茅则坚守天则所20年。
“我和茅公当年在社科院的时候，就在同一层楼。有一次茅公说请我吃饭，还让酒量比较好的张曙光去陪酒。”丁学良不无怀念地对《南都周刊》回忆称，“当时茅公骑着一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按照英国人的说法，就是gentleman（绅士）”。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市场化的思想站在时代的潮头。而与天则所联系在一起的名字，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市场经济思想家。除了几位发起人茅于轼、张曙光、盛洪和樊纲等，天则所以理事、学术委员和特约研究员等方式，集聚了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和汪丁丁等大批著名学者。
天则所成立之初，以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在工商注册，且有股东分红。茅于轼回忆，当时的想法比较模糊，只是觉得社会需要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家也能够凭借自己的知识挣钱，商业化和学术研究两者可以兼容。在2000年左右，天则所人员众多，光咨询公司就有30多人。
如今，天则所网站上的自我介绍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 而在天则所的2012年鉴上则写着，“天则所20年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以知识分子的心怀，发出了民间学术的声音，以微薄之力提供了知识的公共产品，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公民社会建设之中。”
天则所有着与众不同的经历，从1993年7月26日成立至今，20年内天则搬家7次，从西城区达志胡同、水利科学院、方庄、紫竹院、五塔寺到万柳，天则所的每一次搬家背后都有故事。当然与体制的互动并不是单一的取缔与搬家，1996年的“三亚保卫战”中，天则所作为一个民间NGO在社会干预中的角色是值得探讨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要和某种体制对抗，我们只是想有逻辑地解释世界。坚持民主科学，科学就是求真求理。”茅于轼说。
天则所理事卢跃刚在《“三亚保卫战”中天则与体制》一文中这样写道：“NGO社会干预一直有个盲点，就是对体制的认识，一般都把官僚体制当作天然的对手和敌人，社会干预往往没有体制呼应、配合，往往事倍功半或功亏一篑。”
天则所理事、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就曾经历了一次天则所寻找“婆婆”否则被取缔的过程。“如果没有一家有资质的社团法人组织进入天则所，天则所将被北京市政府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其有资格招收机构员工的花名册中删除。”
天则所所长盛洪坦承，在天则所成立10年之后，大概2003年时，内部几经争论逐渐形成共识，作为知识分子，能做得更好的不是凭知识挣钱，而是公益性地为社会提供“没有私人愿意付费购买的公共知识产品”。于是，咨询公司被剥离，天则所成为非赢利的学术机构，股东不再分红。
作为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天则所20年的发展沉浮与中国的社会变革息息相关。正如茅于轼在《天则二十年》一文中所感慨的那样：“天则所的过去二十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二十年。在这一过程中，天则所并不是旁观者，而且是尽全力在推进这个过程。”
同样，天则所在这20年中经历的种种挑战，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个年轮般的符号。天则所理事长秋风说：“天则所是纯粹的民间机构，一直在践行公民社会的理念。天则所不受意识形态束缚，一直在拓展自由学术空间。天则所之所以能够成长，是因为改革；天则所成长过程中遭遇很多麻烦，也是因为改革，因为改革没有完成。” “还是要从文明复兴的角度看待改革。”自称深受哈耶克自发秩序和奥斯特罗姆多中心秩序思想启发的秋风称，“我对中国的变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理解”，这位天则所的理事长认为，被归结为“改革开放”名下的过去30年的成就，在很多程度上是中国文明复兴的结果。
对于天则究竟要做什么？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异常清醒：“在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一定数量的有德之士，他们一方面崇尚自由，一方面勇于承当相应的责任。”而盛洪则认为：“探究宪政原则就如探究天道，并非易事，需要对古今中外各种精神资源的吸纳与消化。这正是天则所要做的事情。”而回望二十年，“天则，这个名字很贴切”。
“追求普世价值”——这句茅于轼一直强调的话，就是天则所20年一直坚持的学术NGO之路，尽管起起伏伏走到今天。“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获得空前发展的二十年，也是经济制度发生深刻变化的二十年。天则所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起到阻碍的作用，而是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从人类发展的长河来看，近二百年的发展轨迹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几万年。是什么引起如此巨大的变化？在茅于轼看来，这就是市场制度和由它推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般人简单地认为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但科技只有在市场制度的安排下，成果才能够商业化，才能造福于人类。因此市场制度是根本的原因。
制度——这就是天则所一直在强调的“制度”，或许追根求源，就是茅于轼的一句话，“至今不少国家的市场很不完善，问题就出在政治结构上。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全球都将达成普世价值的目标，即人权、法治、民主和市场等制度。”
而天则所的理论工具，就是制度经济学。他们以此独立深入地研究并发布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土地改革等基础性问题的研究报告；举办天则双周论坛、制度经济学年会和培训班；提供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报告；创立专业学术网站“中评网”等，是天则的主要工作。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当属双周论坛和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报告。
他们的源头之一，就是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2010年12月29日，教授100岁生日。天则经济研究所等国内十余家学术机构将召开“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为科斯教授祝寿。
在盛洪看来，科斯“儒雅，绅士，严谨，”从1993年10月起，盛洪曾在芝加哥法学院和科斯教授共事过一段时间。“科斯教授是一个很儒雅的人，谦恭，平易近人，充满智慧，也很幽默，是个绅士，对别人很尊重，以自己是一个英国人而自豪，他在美国呆了很多年，但他的发音依然是英国口音。”
盛洪表示，虽然科斯讲的是当下的制度，讲的是中国当代的制度有巨大问题，但他同时在猜一个谜：过去的中国，可能有一些好的制度因素是我们今天所不知道的。因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不能解释过去中国人很贫穷但文化很发达的现象，这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科斯教授有了这样的直觉。
“就像不少西方大学者大知识分子一样，科斯教授不认为西方的发展途径是唯一道路。只有一些比较狭隘的西方知识分子才会认为，世界只能沿着西方的路往前走，但科斯教授不是。”盛洪强调说，中国也有属于自己的道路。
为此，天则所开始了自己的启蒙之路。20年来，天则双周论坛举办了470多次，几乎没有过间断，持之以恒地坚持着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公共讨论。秋风坦言说，自己对于经济学的了解，就是从天则所开始，受到包括茅于轼、张曙光和汪丁丁等的影响，其后开始做双周论坛的评议人。如今，他在天则所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主持双周论坛。
盛洪印象深刻的是，2009年国土资源部发布《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天则所专门就此召开了研讨会，对修订案以加强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而非重视农民的土地权利为目的，以及存在的“严重的系统性错误”，进行了全面批判。他认为，天则的努力对草案的一度搁浅起了作用。
如何界定“市场”和“自由”的限度？这也是天则所一直探讨和研究的课题之一。8月4日的晚宴上，当有朋友问茅于轼第二天的演讲，是否需要“保镖”时，他礼貌地回绝了。“根本不需要。”
茅于轼本人，最近几年一直饱受社会舆论的两极评价，毁誉参半。在一些人眼里，他仍然是集智识和道德为一体的当代中国知名学者之一 ，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他已然成了当代“汉奸”代表、“反动阶级”代言人，是网络乃至现实抗议的对象。
“这正是由于我们现在社会和思潮的复杂性决定的”。天则所的道路，并非想象中那么顺利。作为新晋的理事长，秋风也作了不少努力。“首先，我们正在努力，让天则所的界面对公众是友好的。”
秋风坦诚地说，天则所是一家纯粹的NGO，天则所为公众而生，依靠公众而生。公众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也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我们深知，与公众的无缝沟通，是天则所的生命线。“同时，我们正在努力，更为有效地传播天则所的观念和政策建议。”天则所的学术特色是制度经济学，它也让人们知道了，制度至关重要。
而在天则所的规划中，正在努力成为企业家的家园。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成长出一个企业家群体，及与他们紧密相关的中产阶层。他们构成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也是社会繁荣的主体。但在官方意识形态中，企业家群体没有确定的名分。宪法和法律对他们的财产仍有歧视。现实政治中，他们财产甚至生命经常遭到政策性侵害。
“天则所的核心立场是建立市场体制，而企业家群体就是市场最为重要的主体。”秋风强调说，天则所主张法治，而法治的要义就是法律平等对待所有人及其财产。天则所这两个理念就决定了，天则所必须关注企业家群体的成长，为企业家群体获得公平待遇呐喊。
坚守和创新之余，天则所也将再次出发。2012年底，天则所和君泽君律所合作，正式在广州成立了天则所华南研究中心（下称“天则华南”）。“让我们回到改革开放的原点，重新出发。”茅于轼的话中似乎别有深意。 但在天则所华南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旭看来，成立天则华南研究中心的初衷其实很简单。珠三角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有改革创新的传统；经济比较发达，有经济转型压力也有经济结构提升的要求；毗邻港澳，有制度多样性优势。基于这三点，我们认为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珠三角仍将扮演重要角色。
赵旭表示，天则所在20岁生日之际决定成立华南研究中心，是为了贴近改革开放的前沿，将学术理论与改革理念贯穿于咨询服务，助推地方体制机制创新，同时从珠三角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汲取营养，丰富我们的学术研究。
天则所组织结构图
“我们和天则所的合作，已经长达十年了。”君泽君律所高级合伙人颜俊对《南都周刊》表示，“我和我的团队，在过去10年一直从事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与投融资实务，也与天则所保持了长达10年的合作关系。我们目前的君则读书会已经办了很多期，力争邀请更多的学者和专家，在华南有改革开放的优秀基因，更有利于智库的发展。”
在天则华南研究中心的具体运作中，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一体化运作，二是差异化发展。至于具体的服务领域，赵旭表示会考虑广东的发展方向和需求。“目前看来，两个方向犹为重要，一是珠三角一体化，主要是通过制度借鉴和扩大改革开放，打造国际化法制化营商环境；二是粤东西北的扩容提质，主要是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在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缩小发展差距的同时，走出一条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至2010年左右，天则所的第一代核心人物茅于轼已经80多岁，张曙光也已70多岁，接班人的问题提上日程。天则所的决策机构中引进了两位相对年轻的成员，由原来的3位常务理事，变为包括秋风和冯兴元在内的5位。
“在最近的一年多里有一件特别令人高兴的事，就是秋风和冯兴元加入天则所，分别担当理事长和副所长的职务，也兼任常务理事。”茅于轼不无欣慰地说，他们两位的加入极大地改变了天则所的面貌。我们有了新鲜血液，为天则所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新老班子的融合过程中，事情进行得出乎意料地顺利。
秋风以研究哈耶克起家，但近年来以“儒家宪政”为主要研究方向，如今出任天则所理事长让不少人意外。“天则所是独立学术的象征，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以比较焦虑。”他表示，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国内属少数派，但坦率诚实，不会怀疑别人的动机，跟各个思想派别的人相处都还不错。
冯兴元的身份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因为其国际化的背景，主要帮助天则所开拓一些国际合作领域，比如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合作出版所里几位学者的英文版著作，跟哥本哈根商学院合作出版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快讯等。“自己加入天则所主要是因为天则所本身的名望和茅老的感召力，符合个人兴趣，且并无大的风险。”
茅于轼的耳朵最近越发不好，准备年底动个小手术。“有时候听不见也没关系，我还是要思考。”或许他思考的正是天则所的未来，在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天则所的命运，或许也正是中国命运。茅是在“俯察人事，仰观天则”，还是“乾元用九，乃见天则”呢？
今年84高龄的茅于轼，特意南下广州，为的是第二天8月5日的君则读书会做演讲——就在中信广场54楼君泽君律所会议室——这亦是天则经济研究所（下称“天则所”）华南研究中心所在。与北京天则所挤在海淀区万柳东路怡水园2号楼办公相比，华南研究中心的办公条件可用优越来形容。
“天则定位就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库，用自己制度经济学的知识服务于社会”，天则所创始人、荣誉理事长茅于轼反复对《南都周刊》强调说，“普世价值是作用于一切国家的。有独立的声音还需要坚持立场，要说真话，说有逻辑的话”。
就在10天前的7月26日，天则所20周年庆典在北京湖北大厦举行，大佬云集，并举办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道路”学术研讨会。罗纳德·科斯（Ronald Harry Coase）特意发来贺电。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这样一个民间研究机构不吝赞美。“随着中国不断地发展，天则所无疑将在思想市场开放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2012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发布了《2012年度全球智库排名报告》，天则所在年度预算五百万美元以内最佳全球智库中排名第14位。然而，天则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依然警醒，“没有了独立的学术界，没有了社会的监督和制衡，政府的自由裁量权更可以无限扩张，无限政府无所不为和无所不能就是必然的结果。”
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其中的“制度”，既包括企业、市场等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文化制度。从这个雄心勃勃的名字看出，这些来自中国权威学术机构国家社科院的学者们，自我期许之深。英文名为“unirule（普适规律）”——则更为直白地表达出其研究志趣。
而在回望天则所成立20周年的时候，茅于轼尽管称“力量比较微弱，人力资金有限”，但“20年来天则所坚持客观、公正，从善意出发，展望未来我充满着乐观的情绪”。
浮沉20年
8月4日晚上的广州聚会，一看到茅于轼进来，丁学良箭步上前，和茅公（丁学良语，他称老人80岁以上公为敬）紧紧握手，他称自己是“茅公的小兄弟”，早在1982年就知道茅于轼，后来他们都在中国社科院工作，茅在美国研究所，丁在马列所，如今他已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的终身教授，茅则坚守天则所20年。
“我和茅公当年在社科院的时候，就在同一层楼。有一次茅公说请我吃饭，还让酒量比较好的张曙光去陪酒。”丁学良不无怀念地对《南都周刊》回忆称，“当时茅公骑着一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按照英国人的说法，就是gentleman（绅士）”。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市场化的思想站在时代的潮头。而与天则所联系在一起的名字，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市场经济思想家。除了几位发起人茅于轼、张曙光、盛洪和樊纲等，天则所以理事、学术委员和特约研究员等方式，集聚了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和汪丁丁等大批著名学者。
天则所成立之初，以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在工商注册，且有股东分红。茅于轼回忆，当时的想法比较模糊，只是觉得社会需要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家也能够凭借自己的知识挣钱，商业化和学术研究两者可以兼容。在2000年左右，天则所人员众多，光咨询公司就有30多人。
如今，天则所网站上的自我介绍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 而在天则所的2012年鉴上则写着，“天则所20年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以知识分子的心怀，发出了民间学术的声音，以微薄之力提供了知识的公共产品，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公民社会建设之中。”
天则所有着与众不同的经历，从1993年7月26日成立至今，20年内天则搬家7次，从西城区达志胡同、水利科学院、方庄、紫竹院、五塔寺到万柳，天则所的每一次搬家背后都有故事。当然与体制的互动并不是单一的取缔与搬家，1996年的“三亚保卫战”中，天则所作为一个民间NGO在社会干预中的角色是值得探讨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要和某种体制对抗，我们只是想有逻辑地解释世界。坚持民主科学，科学就是求真求理。”茅于轼说。
天则所理事卢跃刚在《“三亚保卫战”中天则与体制》一文中这样写道：“NGO社会干预一直有个盲点，就是对体制的认识，一般都把官僚体制当作天然的对手和敌人，社会干预往往没有体制呼应、配合，往往事倍功半或功亏一篑。”
天则所理事、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就曾经历了一次天则所寻找“婆婆”否则被取缔的过程。“如果没有一家有资质的社团法人组织进入天则所，天则所将被北京市政府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其有资格招收机构员工的花名册中删除。”
天则所所长盛洪坦承，在天则所成立10年之后，大概2003年时，内部几经争论逐渐形成共识，作为知识分子，能做得更好的不是凭知识挣钱，而是公益性地为社会提供“没有私人愿意付费购买的公共知识产品”。于是，咨询公司被剥离，天则所成为非赢利的学术机构，股东不再分红。
作为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天则所20年的发展沉浮与中国的社会变革息息相关。正如茅于轼在《天则二十年》一文中所感慨的那样：“天则所的过去二十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二十年。在这一过程中，天则所并不是旁观者，而且是尽全力在推进这个过程。”
同样，天则所在这20年中经历的种种挑战，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个年轮般的符号。天则所理事长秋风说：“天则所是纯粹的民间机构，一直在践行公民社会的理念。天则所不受意识形态束缚，一直在拓展自由学术空间。天则所之所以能够成长，是因为改革；天则所成长过程中遭遇很多麻烦，也是因为改革，因为改革没有完成。” “还是要从文明复兴的角度看待改革。”自称深受哈耶克自发秩序和奥斯特罗姆多中心秩序思想启发的秋风称，“我对中国的变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理解”，这位天则所的理事长认为，被归结为“改革开放”名下的过去30年的成就，在很多程度上是中国文明复兴的结果。
对于天则究竟要做什么？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异常清醒：“在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一定数量的有德之士，他们一方面崇尚自由，一方面勇于承当相应的责任。”而盛洪则认为：“探究宪政原则就如探究天道，并非易事，需要对古今中外各种精神资源的吸纳与消化。这正是天则所要做的事情。”而回望二十年，“天则，这个名字很贴切”。
学术NGO
“追求普世价值”——这句茅于轼一直强调的话，就是天则所20年一直坚持的学术NGO之路，尽管起起伏伏走到今天。“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获得空前发展的二十年，也是经济制度发生深刻变化的二十年。天则所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起到阻碍的作用，而是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从人类发展的长河来看，近二百年的发展轨迹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几万年。是什么引起如此巨大的变化？在茅于轼看来，这就是市场制度和由它推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一般人简单地认为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但科技只有在市场制度的安排下，成果才能够商业化，才能造福于人类。因此市场制度是根本的原因。
制度——这就是天则所一直在强调的“制度”，或许追根求源，就是茅于轼的一句话，“至今不少国家的市场很不完善，问题就出在政治结构上。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全球都将达成普世价值的目标，即人权、法治、民主和市场等制度。”
而天则所的理论工具，就是制度经济学。他们以此独立深入地研究并发布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土地改革等基础性问题的研究报告；举办天则双周论坛、制度经济学年会和培训班；提供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报告；创立专业学术网站“中评网”等，是天则的主要工作。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当属双周论坛和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报告。
他们的源头之一，就是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2010年12月29日，教授100岁生日。天则经济研究所等国内十余家学术机构将召开“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为科斯教授祝寿。
在盛洪看来，科斯“儒雅，绅士，严谨，”从1993年10月起，盛洪曾在芝加哥法学院和科斯教授共事过一段时间。“科斯教授是一个很儒雅的人，谦恭，平易近人，充满智慧，也很幽默，是个绅士，对别人很尊重，以自己是一个英国人而自豪，他在美国呆了很多年，但他的发音依然是英国口音。”
盛洪表示，虽然科斯讲的是当下的制度，讲的是中国当代的制度有巨大问题，但他同时在猜一个谜：过去的中国，可能有一些好的制度因素是我们今天所不知道的。因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不能解释过去中国人很贫穷但文化很发达的现象，这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科斯教授有了这样的直觉。
“就像不少西方大学者大知识分子一样，科斯教授不认为西方的发展途径是唯一道路。只有一些比较狭隘的西方知识分子才会认为，世界只能沿着西方的路往前走，但科斯教授不是。”盛洪强调说，中国也有属于自己的道路。
为此，天则所开始了自己的启蒙之路。20年来，天则双周论坛举办了470多次，几乎没有过间断，持之以恒地坚持着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公共讨论。秋风坦言说，自己对于经济学的了解，就是从天则所开始，受到包括茅于轼、张曙光和汪丁丁等的影响，其后开始做双周论坛的评议人。如今，他在天则所的主要工作之一是主持双周论坛。
盛洪印象深刻的是，2009年国土资源部发布《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天则所专门就此召开了研讨会，对修订案以加强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而非重视农民的土地权利为目的，以及存在的“严重的系统性错误”，进行了全面批判。他认为，天则的努力对草案的一度搁浅起了作用。
如何界定“市场”和“自由”的限度？这也是天则所一直探讨和研究的课题之一。8月4日的晚宴上，当有朋友问茅于轼第二天的演讲，是否需要“保镖”时，他礼貌地回绝了。“根本不需要。”
茅于轼本人，最近几年一直饱受社会舆论的两极评价，毁誉参半。在一些人眼里，他仍然是集智识和道德为一体的当代中国知名学者之一 ，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他已然成了当代“汉奸”代表、“反动阶级”代言人，是网络乃至现实抗议的对象。
“这正是由于我们现在社会和思潮的复杂性决定的”。天则所的道路，并非想象中那么顺利。作为新晋的理事长，秋风也作了不少努力。“首先，我们正在努力，让天则所的界面对公众是友好的。”
秋风坦诚地说，天则所是一家纯粹的NGO，天则所为公众而生，依靠公众而生。公众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也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我们深知，与公众的无缝沟通，是天则所的生命线。“同时，我们正在努力，更为有效地传播天则所的观念和政策建议。”天则所的学术特色是制度经济学，它也让人们知道了，制度至关重要。
而在天则所的规划中，正在努力成为企业家的家园。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成长出一个企业家群体，及与他们紧密相关的中产阶层。他们构成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也是社会繁荣的主体。但在官方意识形态中，企业家群体没有确定的名分。宪法和法律对他们的财产仍有歧视。现实政治中，他们财产甚至生命经常遭到政策性侵害。
“天则所的核心立场是建立市场体制，而企业家群体就是市场最为重要的主体。”秋风强调说，天则所主张法治，而法治的要义就是法律平等对待所有人及其财产。天则所这两个理念就决定了，天则所必须关注企业家群体的成长，为企业家群体获得公平待遇呐喊。
南方再出发
坚守和创新之余，天则所也将再次出发。2012年底，天则所和君泽君律所合作，正式在广州成立了天则所华南研究中心（下称“天则华南”）。“让我们回到改革开放的原点，重新出发。”茅于轼的话中似乎别有深意。 但在天则所华南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旭看来，成立天则华南研究中心的初衷其实很简单。珠三角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有改革创新的传统；经济比较发达，有经济转型压力也有经济结构提升的要求；毗邻港澳，有制度多样性优势。基于这三点，我们认为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珠三角仍将扮演重要角色。
赵旭表示，天则所在20岁生日之际决定成立华南研究中心，是为了贴近改革开放的前沿，将学术理论与改革理念贯穿于咨询服务，助推地方体制机制创新，同时从珠三角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汲取营养，丰富我们的学术研究。
“我们和天则所的合作，已经长达十年了。”君泽君律所高级合伙人颜俊对《南都周刊》表示，“我和我的团队，在过去10年一直从事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与投融资实务，也与天则所保持了长达10年的合作关系。我们目前的君则读书会已经办了很多期，力争邀请更多的学者和专家，在华南有改革开放的优秀基因，更有利于智库的发展。”
在天则华南研究中心的具体运作中，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一体化运作，二是差异化发展。至于具体的服务领域，赵旭表示会考虑广东的发展方向和需求。“目前看来，两个方向犹为重要，一是珠三角一体化，主要是通过制度借鉴和扩大改革开放，打造国际化法制化营商环境；二是粤东西北的扩容提质，主要是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在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缩小发展差距的同时，走出一条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至2010年左右，天则所的第一代核心人物茅于轼已经80多岁，张曙光也已70多岁，接班人的问题提上日程。天则所的决策机构中引进了两位相对年轻的成员，由原来的3位常务理事，变为包括秋风和冯兴元在内的5位。
“在最近的一年多里有一件特别令人高兴的事，就是秋风和冯兴元加入天则所，分别担当理事长和副所长的职务，也兼任常务理事。”茅于轼不无欣慰地说，他们两位的加入极大地改变了天则所的面貌。我们有了新鲜血液，为天则所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新老班子的融合过程中，事情进行得出乎意料地顺利。
秋风以研究哈耶克起家，但近年来以“儒家宪政”为主要研究方向，如今出任天则所理事长让不少人意外。“天则所是独立学术的象征，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以比较焦虑。”他表示，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国内属少数派，但坦率诚实，不会怀疑别人的动机，跟各个思想派别的人相处都还不错。
冯兴元的身份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因为其国际化的背景，主要帮助天则所开拓一些国际合作领域，比如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合作出版所里几位学者的英文版著作，跟哥本哈根商学院合作出版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快讯等。“自己加入天则所主要是因为天则所本身的名望和茅老的感召力，符合个人兴趣，且并无大的风险。”
茅于轼的耳朵最近越发不好，准备年底动个小手术。“有时候听不见也没关系，我还是要思考。”或许他思考的正是天则所的未来，在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天则所的命运，或许也正是中国命运。茅是在“俯察人事，仰观天则”，还是“乾元用九，乃见天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