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合作购房眼看大功告成，却突生变故。十几位合作购房者因为所购房屋价格未达到心理价位，以及一块空地的归属问题而宣布退出。这让深圳合作购房的发起人陷入了被动局面，他向记者承认：此次深圳合作购房宣布失败，之前所交纳的50万拍卖保证金也将按规定被有关部门没收。
　　事件的走向如此出人意料，令人唏嘘遗憾。从“深圳合作购房面临夭折”事件来看，有两点教训必须吸取，以供其他地区的合作建房、购房者借鉴。
　　深圳合作购房联盟是一个非常松散、缺乏足够组织性的利益群体。根据调查，其发起人在面对当初大量热情报名者时，采取了非常原始的办法：即通过报名者所提出的心理价位，与自己根据事前摸底所指定的市场价格一一对比，根据接近程度“划”出一批条件符合者。限于人力、时间等资源限制，发起人也无法对报名者的经济实力等资质进行调查取证。因此，报名者存在参差不齐、心态不一的情况，早已注定。
　　其次，深圳合作购房发起人并没有事先制订一个比较完备的合同，在合同上标明参与者应尽的义务与权利，尤其是对中途退出的可能缺乏预见性，并提出相应的制约条约——比如每人先期交纳多少责任保证金，突然变卦不但要失去保证金，还要面临追罚等成本。没有足够的惩罚机制，造成权利与义务分担不均衡，很容易就出现集体行为“搭便车”现象，有些参与者只想着利益多得，却不愿付出足够的投入，一遇到不顺情况就打退堂鼓，这就是经济学上典型的“公共地悲剧”。
　　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面前，一个人乃至一个群体要作出经济决策，首先要形成一个专业化的组织形态。我们无法事先保证每人都具备起码的契约意识，那么为了防止其可能，就必须辅之以一系列制衡机制，包括合同的签订、先期投入资金的共担，这些事务绝非发起人凭一己之力完成，需要借助包括律师、会计等专业人士的知识支持。
　　对照温州首个合作购房案例，我们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区别之处：温州合作购房通过一家房地产公司委托竞拍，在之前也对成员有着比较明确的责任与权利划分。可以说，温州合作购房联盟巧妙地运用了市场专业分工的特性，规避了许多风险变数，才能取得初步成功。
　　在此之前，有专家对合作购房存在的隐忧提出过看法，认为要将分散化的个体组成集体，必须经过更加条理化的筹备、更加专业化的组织，才能将松散的土豆组建成基本达成价值共识、愿意为目标付出一定成本与风险的群体。市场不相信眼泪，也不一味依靠善良的初衷，人性的变化是不可控的，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就高明在，能够针对人性弱点，制定出对应的控制手段，保证人人都按规则出牌，而不是任由“经济人理性”恶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