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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正经历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发展转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掣肘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结构性问题，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要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篇大文章，就必须牢牢抓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关键，用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促使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互协調、共同发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搞新的“计划经济”
面对进入新常态后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经济要行稳致远，迫切需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更多地在供给侧发力。通过结构性改革，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以尽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经济发展动力转换。即要摆脱过去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动力。二是推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发展水平向中高端跃升。即要淘汰低端供给和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实现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的结构平衡。三是增强体制活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即要促进生产要素有序合理流动，革除“低效率洼地”，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
从根本上讲，要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效，关键是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由此，需要指出的是，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是搞什么新的“计划经济”，甚至重返计划经济时代供给管理的老路。相反，恰恰是要从生产端入手，通过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矫正以往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提高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水平。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的成就，主要得益于市场回归和活力释放。同时，不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正是根源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未能理顺，束缚了市场主体活力，阻碍了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在“速度情结”、“唯GDP”的发展偏好下，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和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导致市场不能及时出清，引发各种结构性矛盾，加剧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最终削弱了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潜力。进入新常态后，产能过剩、高房地产库存、高杠杆、盲目扩建新城区和强刺激等后遗症集中暴露，只有下决心破解这些发展难题，中国经济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正因如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革除“政企不分”积弊，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让市场运行更加顺畅，让政府调控更加有效。这就要求更加注重服务型政府建设，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优化公共服务，营造更加公平、透明、良好的市场环境，为市场主体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的活力，助力创业创新；更加注重理性地建设市场，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
为此，在创新发展上，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以供给创新释放消费潜力，在更高层面实现供需均衡。着眼于解决发展动力问题，进一步深化市场准入、商事登记、行政审批、财税金融等方面改革，让市场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力量，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促使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在协调发展上，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全面、系统、协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生态文明和党建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在绿色发展上，要坚决摒弃重视需求侧而忽略供给侧的发展理念，着力通过生态、环境、资源管理机制改革，力促绿色生产成为市场主体的理性选择，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双赢。在开放发展上，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和扩大国际竞争新优势，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增强对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提供的制度性参与，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在更深层次上提升国内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供给能力。在共享发展上，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补齐基本民生保障的短板，使全体人民在公平发展和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政府要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守住民生底线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同时，又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警惕落入“福利赶超陷阱”。
以用好“两只手”促使“五大支柱性政策”落地生根
当前，在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及其相互作用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只要我们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就能够实现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高级分工高级形态发展。当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迫切需要实施好“五大支柱性政策”，以营造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良好的社会环境以及健全的法治环境。而要使“五大支柱性政策”落地生根，关键是用好“两只手”，防止政策落实走形变样。
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然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与过去基于需求侧的总量管理不同，新常态下要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调整宏观调控的重点和力度，在提高针对性和精准性的同时，着力营造能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的宏观经济环境，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
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实施更精准的产业政策，但这绝不意味政府藉以产业政策之名主导投资，以宏观调控之名对市场进行微观干预之实，重走发展型政府老路；而是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通过提供更加有效的政策激励，引导企业的产业选择与我国产业水平向中高端迈进的发展要求相契合，实现由低水平供给平衡向高水平供给平衡跃升。 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从供给侧发力来搞活微观，迫切要求进一步简政放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为市场主体经营和创业活动松绑减负，着力营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以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进而，通过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
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加大改革力度推动改革落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制订好方案，在“五个搞清楚”方面做细做实。要深入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做好改革基本功；要明确目的，把握好手段，掌好改革的舵；要细化实化任务，增强改革可操作性；要落实责任，抓好改革问责；要采取得力措施，增强改革含金量。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当前，防止“改革空转”，尤其要注重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激发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快形成谋发展、促改革、干實事的生动局面。
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经济发展史表明，市场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但难以有效解决公平问题。实现公平正义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要重点放在兜底上，通过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织密织牢社会保障安全网，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要加大政府规制改革力度，扫除养老、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市场准入障碍，借力市场为结构性改革“清障”。
以用好“两只手”打好“五大重点任务”歼灭战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攻坚战。战略上，要着眼于打好持久战，坚持稳中求进，逐步解决制约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战术上，要致力于打好歼灭战，以“五大重点任务”为抓手，加快解决当前重点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五大重点任务”内容各异，但病根都是体制问题。要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做优存量、引导增量、主动减量上力促“两只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为此，要从供给端做减法，坚持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以尽快让僵尸企业“入土为安”为重点，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来化解钢铁、煤炭等困难行业去产能，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促使物质资源、信贷资源、市场空间有效地向优势企业，向新兴产业转移和集中，提升整个产业的供给效率。要着力避免行政权力搞拉郎配，杜绝政府直接干预“错杀”好企业。
要坚决纠正去库存就是政府兜底托市的错误观念，坚持因城施策，多措并举，共同发力，化解房地产库存。按照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适应住房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形成“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同时，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要求，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培育和扩大有效需求，彻底打通房地产供需通道。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要在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中改善债务结构，以行政力量与市场手段并举、以可控方式和可控节奏逐步消化泡沫和杠杆问题。要加快改革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扎紧制度笼子，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全面实施财税金融改革，不断解除“金融抑制”，增强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功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债务负担，提高融资便利度。
“三农”问题、贫困问题、生态问题、基础设施等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当前，最艰巨的任务是实施好脱贫攻坚工程。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因人因地施策。积极构建综合的、多维度的贫困测量指标体系和脱贫标准，提高扶贫质量，防止数字脱贫，杜绝虚假脱贫。此外，还要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加快形成市场化、可持续的投入机制和运营机制。
（作者单位：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
责任编辑：梁齐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搞新的“计划经济”
面对进入新常态后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经济要行稳致远，迫切需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更多地在供给侧发力。通过结构性改革，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以尽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经济发展动力转换。即要摆脱过去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动力。二是推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发展水平向中高端跃升。即要淘汰低端供给和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实现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的结构平衡。三是增强体制活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即要促进生产要素有序合理流动，革除“低效率洼地”，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
从根本上讲，要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效，关键是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由此，需要指出的是，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是搞什么新的“计划经济”，甚至重返计划经济时代供给管理的老路。相反，恰恰是要从生产端入手，通过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矫正以往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提高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水平。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的成就，主要得益于市场回归和活力释放。同时，不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正是根源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未能理顺，束缚了市场主体活力，阻碍了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在“速度情结”、“唯GDP”的发展偏好下，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和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导致市场不能及时出清，引发各种结构性矛盾，加剧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最终削弱了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潜力。进入新常态后，产能过剩、高房地产库存、高杠杆、盲目扩建新城区和强刺激等后遗症集中暴露，只有下决心破解这些发展难题，中国经济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正因如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革除“政企不分”积弊，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让市场运行更加顺畅，让政府调控更加有效。这就要求更加注重服务型政府建设，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优化公共服务，营造更加公平、透明、良好的市场环境，为市场主体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的活力，助力创业创新；更加注重理性地建设市场，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
为此，在创新发展上，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以供给创新释放消费潜力，在更高层面实现供需均衡。着眼于解决发展动力问题，进一步深化市场准入、商事登记、行政审批、财税金融等方面改革，让市场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力量，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促使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在协调发展上，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全面、系统、协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生态文明和党建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在绿色发展上，要坚决摒弃重视需求侧而忽略供给侧的发展理念，着力通过生态、环境、资源管理机制改革，力促绿色生产成为市场主体的理性选择，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双赢。在开放发展上，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和扩大国际竞争新优势，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增强对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提供的制度性参与，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在更深层次上提升国内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供给能力。在共享发展上，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补齐基本民生保障的短板，使全体人民在公平发展和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政府要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守住民生底线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同时，又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警惕落入“福利赶超陷阱”。
以用好“两只手”促使“五大支柱性政策”落地生根
当前，在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及其相互作用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只要我们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就能够实现从粗放向集约、从简单分工向高级分工高级形态发展。当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迫切需要实施好“五大支柱性政策”，以营造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良好的社会环境以及健全的法治环境。而要使“五大支柱性政策”落地生根，关键是用好“两只手”，防止政策落实走形变样。
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然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与过去基于需求侧的总量管理不同，新常态下要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调整宏观调控的重点和力度，在提高针对性和精准性的同时，着力营造能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的宏观经济环境，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
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实施更精准的产业政策，但这绝不意味政府藉以产业政策之名主导投资，以宏观调控之名对市场进行微观干预之实，重走发展型政府老路；而是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通过提供更加有效的政策激励，引导企业的产业选择与我国产业水平向中高端迈进的发展要求相契合，实现由低水平供给平衡向高水平供给平衡跃升。 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从供给侧发力来搞活微观，迫切要求进一步简政放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为市场主体经营和创业活动松绑减负，着力营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场环境，以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进而，通过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
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加大改革力度推动改革落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制订好方案，在“五个搞清楚”方面做细做实。要深入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做好改革基本功；要明确目的，把握好手段，掌好改革的舵；要细化实化任务，增强改革可操作性；要落实责任，抓好改革问责；要采取得力措施，增强改革含金量。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当前，防止“改革空转”，尤其要注重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激发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快形成谋发展、促改革、干實事的生动局面。
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经济发展史表明，市场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但难以有效解决公平问题。实现公平正义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要重点放在兜底上，通过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织密织牢社会保障安全网，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要加大政府规制改革力度，扫除养老、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市场准入障碍，借力市场为结构性改革“清障”。
以用好“两只手”打好“五大重点任务”歼灭战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攻坚战。战略上，要着眼于打好持久战，坚持稳中求进，逐步解决制约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战术上，要致力于打好歼灭战，以“五大重点任务”为抓手，加快解决当前重点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五大重点任务”内容各异，但病根都是体制问题。要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做优存量、引导增量、主动减量上力促“两只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为此，要从供给端做减法，坚持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以尽快让僵尸企业“入土为安”为重点，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来化解钢铁、煤炭等困难行业去产能，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促使物质资源、信贷资源、市场空间有效地向优势企业，向新兴产业转移和集中，提升整个产业的供给效率。要着力避免行政权力搞拉郎配，杜绝政府直接干预“错杀”好企业。
要坚决纠正去库存就是政府兜底托市的错误观念，坚持因城施策，多措并举，共同发力，化解房地产库存。按照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适应住房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形成“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同时，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要求，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培育和扩大有效需求，彻底打通房地产供需通道。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要在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中改善债务结构，以行政力量与市场手段并举、以可控方式和可控节奏逐步消化泡沫和杠杆问题。要加快改革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扎紧制度笼子，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全面实施财税金融改革，不断解除“金融抑制”，增强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功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债务负担，提高融资便利度。
“三农”问题、贫困问题、生态问题、基础设施等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当前，最艰巨的任务是实施好脱贫攻坚工程。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因人因地施策。积极构建综合的、多维度的贫困测量指标体系和脱贫标准，提高扶贫质量，防止数字脱贫，杜绝虚假脱贫。此外，还要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加快形成市场化、可持续的投入机制和运营机制。
（作者单位：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
责任编辑：梁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