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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人看来，想无忧无虑享受生活，就得具备丰厚的物质条件。很显然，著名散文家、旅行作家舒国治并不符合这个标准。他无车又无房，户头存款常常不足千元，也没有稳定的工作。但四十几年来，他看遍了最美的风景，吃遍了各地的美食，一直过着令人羡慕的潇洒生活。他游离于时代风潮之外，不紧不慢地过着自己的舒式生活，宛如一尾自由自在的鱼。
宁可曳尾于涂中
学生时代的舒国治最爱暑假，因为只有那时候他可以睡到晌午，然后到处闲逛。大学毕业后，他到一家报馆就职，但没有做足三个月，就厌倦了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为什么一定要上班？不上班能不能活下去？”舒国治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很快他想通了：努力工作就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但如果工作不能让自己感到快乐，那就毫无意义，而只要在吃用上省一点，还是可以在不上班的前提下维持生活的。于是，舒国治果断辞去了工作，开始无限期延长他高中暑假般的生活。
舒国治拥有了大把闲散时光，他几乎都用在了睡觉、阅读、游荡和吃东西上，偶尔也匀出一点时间写写小文赚些零钱。1969年，舒国治写了他的首部小说《村人遇难记》，本是信笔涂鸦，没想到竟轻松拿到了《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举办的第二届时报文学奖，让台湾文坛为之轰动。文坛前辈都鼓励舒国治乘胜追击，踏实写作，但他不以为意，反而突发奇想赴美国流浪。
在美国的七年里，舒国治一边打工一边旅行，开着一辆破雪佛兰游遍了44个州。他风餐露宿，吃简单的食物果腹，四处打零工，赚足旅费便马上上路。“虽然没有钱也没有规划，但我的灵魂是极其自由的，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到哪里，要做些什么，但一种神奇的力量在促使着我行走，仿佛远方是我唯一的归宿。”舒国治后来这样概括那段流浪生涯。
旅行结束后，舒国治回到了台北。有人热心地为其介绍工作，还有报社邀他写长期专栏，但都被他拒绝了，他表示不想被任何事束缚。老友金士杰很为他着急，“你现在无业又无钱，难道真想这样过一辈子？事实上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舒国治摇头笑道：“还记不记得《庄子》里的那个典故，楚王派人请庄子去做官，庄子说，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被摆上庙堂祭祀，它是愿意被当做宝贝一样祭祀，还是愿意曳尾于涂中（拖着尾巴自由自在地在泥浆里打滚）？来人说曳尾于涂中。庄子说去吧，我也是如此。至于我，也跟庄子的想法一样。”
穷中谈吃其乐无穷
舒国治热爱美食。但他吃不起大馆子，便将目光投向了那些排档、小摊和街边食肆，慢慢就将民间美食摸得门儿清。每天清晨5点，他会准时起床，到公寓旁的小摊上吃一顿豆角包子加绿豆稀饭，放肆大嚼之后，心满意足地回家拉上窗帘继续睡到中午12点。
舒国治的住所周围有好几条小吃街，附近的青田街、温州街和永康街上都是餐馆云集，他通常是一家家试过，然后评选出最合自己心意的几家。街边的猪头饭、牛杂汤和素食餐厅的水煮菜心都是他的最爱，而五星级餐馆里做法繁复的精致菜肴总无法诱惑他，因为那些东西“人为的痕迹太重，就像贾府里的烧茄子，根本吃不出食物的本味”。
因为熟悉台湾的美食聚集地，舒国治也成为了友人们最爱的美食向导。香港作家梁文道与舒国治相识已久，两人是一对著名的“吃伴”，每次梁文道一到台湾，舒国治必然全程作陪。有一次，梁文道去台湾参加新书发布会，舒国治神秘兮兮地告诉他要带他去吃好吃的，结果两人七拐八拐来到了一片坟场。看着累累的坟冢和阴森森的松柏树，梁文道顿时觉得脊背发凉。但舒国治浑然不觉，带他绕到了坟场后面的一家小店，要了两大碗牛肉面，又从双肩包里取出一瓶葡萄酒。梁文道非常惊讶：“葡萄酒配牛肉面？这样也可以？”舒国治笑了：“你先尝尝嘛！”事实证明，舒国治确实是个美食家，小店的牛肉面筋道，肉块口感细滑，汤味厚重，而葡萄酒滋味绵长，二者搭配起来简直天衣无缝，引得梁文道连连叫好，返港后还特意撰文记录了这顿美餐。
51岁之前，舒国治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不养宠物，也没有妻小。直到2003年，他才终于谈起了恋爱。他带着女友频频光顾那些自己精选的小店，用美食换得美人芳心。曾经有一次，舒国治的户头里只剩下一千元新台币，他竟用那笔钱带着女友吃了一周，他们去高雄吃了素春卷，到台南吃了平价火锅，又去基隆庙口吃了鳗鱼饭。钱刚花完，舒国治的户头竟又打进了一笔稿费，这让他非常开心，兴高采烈地说：“能赚到喝咖啡吃东西的钱，我已经心满意足啦！”
随着饮食阅历的增加，舒国治不知不觉在报刊上发表了数百篇美食专栏，在他笔下，卤肉饭、牛肉面、叉烧包、油饼乃至萝卜汤、高丽菜各有各的滋味，不拘荤素咸淡，都在简单中透出浓浓的烟火气，引人垂涎。后来这些文章被收入《台北小吃札记》和《穷中谈吃》二书，成为了很多人的觅食指南。大小S姐妹都极爱看舒国治的美食笔记，并试着按照他写的方法创新，比如在打西瓜汁时加入一块凤梨或者柠檬片，让水兮兮的西瓜汁增添一股清肝醒郁的甜蜜与芬芳。
安贫不会使幸福打折
作为一位会玩懂吃且人生阅历丰富的作家，舒国治的游记和散文颇受欢迎，不少出版社都追在他后面要稿子，他却规定自己每周撰文不得超过两篇，每篇字数不超过两千字。每次有机构邀请他去做演讲，他都会要求对方不要把工作安排得太密集，给自己留一点玩的时间，为此不惜主动降低酬劳。
舒国治一直租房住，就算是结婚后，他也从未想过要买房。对他来说，“没房”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因为“一旦有了房，通常要为还房贷的事感到苦恼，这样一来，自由就没了；另外还要为办证件、装修等事情操心，万一买了郊区的房子，路上还要浪费大量的时间，实在太过不值。”
舒国治的家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间老式公寓里没有冰箱，没有电视机，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脑，更没有任何多余的摆设。他只有几件衣服，但每件都洗得非常干净，有时一件衬衫能穿上十多年；他不吹冷气，因为“夏天就是用来出汗的”；他也不用电子产品，对方要联系他，只好将邮件发到他朋友秘书的邮箱里。虽然生活得像个古代人，但舒国治安之若素，他说：“穷没有什么丢人的，只要你别瞧不起这个字就行了。”
虽然没有车，走路全靠一双脚，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周游列国，赏尽天下。二十几年来，他游遍了欧洲、美洲、亚洲的许多国家，还探访了大陆的许多古迹。舒国治旅行，不会选那些人尽皆知的风景胜地，而是别出心裁地寻访一些人迹罕至的小地方。比如他去过《西厢记》里的普救寺，李白和汪伦分别的桃花潭，还有文征明、唐伯虎和沈三白住过的苏州近郊。
因为终日游荡，舒国治对台湾的每一条大街小巷都了然于胸，但凡外人到了台北，都乐于蹭他当个导游。这里面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和美国硬汉派小说大师劳伦斯·布洛克，当他们抵达台湾后，舒国治带着他们到处游走，去了原住民聚居的台东、花莲和竹东，又去了高山上的茶园、温泉和隐匿在台北角落的特色咖啡馆，却独独没有去被誉为台湾代表的台北夜市。他的理由是：夜市就像大陆的花鸟鱼虫市场，没什么太大的特色，不值得一去。最后，两名文学巨匠都尽兴而归，感慨说不虚此行。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能品尝到快乐的人极少，能摒弃外物干扰自得其乐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而舒国治随遇而安地晃荡，顺其自然地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欣欣然不知老之将至。这位当代的谪仙用自创的生活方式告诉世人：丢掉过多的欲望，简单的日子也能收获丰盈的快乐。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
宁可曳尾于涂中
学生时代的舒国治最爱暑假，因为只有那时候他可以睡到晌午，然后到处闲逛。大学毕业后，他到一家报馆就职，但没有做足三个月，就厌倦了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为什么一定要上班？不上班能不能活下去？”舒国治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很快他想通了：努力工作就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但如果工作不能让自己感到快乐，那就毫无意义，而只要在吃用上省一点，还是可以在不上班的前提下维持生活的。于是，舒国治果断辞去了工作，开始无限期延长他高中暑假般的生活。
舒国治拥有了大把闲散时光，他几乎都用在了睡觉、阅读、游荡和吃东西上，偶尔也匀出一点时间写写小文赚些零钱。1969年，舒国治写了他的首部小说《村人遇难记》，本是信笔涂鸦，没想到竟轻松拿到了《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举办的第二届时报文学奖，让台湾文坛为之轰动。文坛前辈都鼓励舒国治乘胜追击，踏实写作，但他不以为意，反而突发奇想赴美国流浪。
在美国的七年里，舒国治一边打工一边旅行，开着一辆破雪佛兰游遍了44个州。他风餐露宿，吃简单的食物果腹，四处打零工，赚足旅费便马上上路。“虽然没有钱也没有规划，但我的灵魂是极其自由的，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到哪里，要做些什么，但一种神奇的力量在促使着我行走，仿佛远方是我唯一的归宿。”舒国治后来这样概括那段流浪生涯。
旅行结束后，舒国治回到了台北。有人热心地为其介绍工作，还有报社邀他写长期专栏，但都被他拒绝了，他表示不想被任何事束缚。老友金士杰很为他着急，“你现在无业又无钱，难道真想这样过一辈子？事实上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舒国治摇头笑道：“还记不记得《庄子》里的那个典故，楚王派人请庄子去做官，庄子说，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被摆上庙堂祭祀，它是愿意被当做宝贝一样祭祀，还是愿意曳尾于涂中（拖着尾巴自由自在地在泥浆里打滚）？来人说曳尾于涂中。庄子说去吧，我也是如此。至于我，也跟庄子的想法一样。”
穷中谈吃其乐无穷
舒国治热爱美食。但他吃不起大馆子，便将目光投向了那些排档、小摊和街边食肆，慢慢就将民间美食摸得门儿清。每天清晨5点，他会准时起床，到公寓旁的小摊上吃一顿豆角包子加绿豆稀饭，放肆大嚼之后，心满意足地回家拉上窗帘继续睡到中午12点。
舒国治的住所周围有好几条小吃街，附近的青田街、温州街和永康街上都是餐馆云集，他通常是一家家试过，然后评选出最合自己心意的几家。街边的猪头饭、牛杂汤和素食餐厅的水煮菜心都是他的最爱，而五星级餐馆里做法繁复的精致菜肴总无法诱惑他，因为那些东西“人为的痕迹太重，就像贾府里的烧茄子，根本吃不出食物的本味”。
因为熟悉台湾的美食聚集地，舒国治也成为了友人们最爱的美食向导。香港作家梁文道与舒国治相识已久，两人是一对著名的“吃伴”，每次梁文道一到台湾，舒国治必然全程作陪。有一次，梁文道去台湾参加新书发布会，舒国治神秘兮兮地告诉他要带他去吃好吃的，结果两人七拐八拐来到了一片坟场。看着累累的坟冢和阴森森的松柏树，梁文道顿时觉得脊背发凉。但舒国治浑然不觉，带他绕到了坟场后面的一家小店，要了两大碗牛肉面，又从双肩包里取出一瓶葡萄酒。梁文道非常惊讶：“葡萄酒配牛肉面？这样也可以？”舒国治笑了：“你先尝尝嘛！”事实证明，舒国治确实是个美食家，小店的牛肉面筋道，肉块口感细滑，汤味厚重，而葡萄酒滋味绵长，二者搭配起来简直天衣无缝，引得梁文道连连叫好，返港后还特意撰文记录了这顿美餐。
51岁之前，舒国治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不养宠物，也没有妻小。直到2003年，他才终于谈起了恋爱。他带着女友频频光顾那些自己精选的小店，用美食换得美人芳心。曾经有一次，舒国治的户头里只剩下一千元新台币，他竟用那笔钱带着女友吃了一周，他们去高雄吃了素春卷，到台南吃了平价火锅，又去基隆庙口吃了鳗鱼饭。钱刚花完，舒国治的户头竟又打进了一笔稿费，这让他非常开心，兴高采烈地说：“能赚到喝咖啡吃东西的钱，我已经心满意足啦！”
随着饮食阅历的增加，舒国治不知不觉在报刊上发表了数百篇美食专栏，在他笔下，卤肉饭、牛肉面、叉烧包、油饼乃至萝卜汤、高丽菜各有各的滋味，不拘荤素咸淡，都在简单中透出浓浓的烟火气，引人垂涎。后来这些文章被收入《台北小吃札记》和《穷中谈吃》二书，成为了很多人的觅食指南。大小S姐妹都极爱看舒国治的美食笔记，并试着按照他写的方法创新，比如在打西瓜汁时加入一块凤梨或者柠檬片，让水兮兮的西瓜汁增添一股清肝醒郁的甜蜜与芬芳。
安贫不会使幸福打折
作为一位会玩懂吃且人生阅历丰富的作家，舒国治的游记和散文颇受欢迎，不少出版社都追在他后面要稿子，他却规定自己每周撰文不得超过两篇，每篇字数不超过两千字。每次有机构邀请他去做演讲，他都会要求对方不要把工作安排得太密集，给自己留一点玩的时间，为此不惜主动降低酬劳。
舒国治一直租房住，就算是结婚后，他也从未想过要买房。对他来说，“没房”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因为“一旦有了房，通常要为还房贷的事感到苦恼，这样一来，自由就没了；另外还要为办证件、装修等事情操心，万一买了郊区的房子，路上还要浪费大量的时间，实在太过不值。”
舒国治的家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间老式公寓里没有冰箱，没有电视机，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脑，更没有任何多余的摆设。他只有几件衣服，但每件都洗得非常干净，有时一件衬衫能穿上十多年；他不吹冷气，因为“夏天就是用来出汗的”；他也不用电子产品，对方要联系他，只好将邮件发到他朋友秘书的邮箱里。虽然生活得像个古代人，但舒国治安之若素，他说：“穷没有什么丢人的，只要你别瞧不起这个字就行了。”
虽然没有车，走路全靠一双脚，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周游列国，赏尽天下。二十几年来，他游遍了欧洲、美洲、亚洲的许多国家，还探访了大陆的许多古迹。舒国治旅行，不会选那些人尽皆知的风景胜地，而是别出心裁地寻访一些人迹罕至的小地方。比如他去过《西厢记》里的普救寺，李白和汪伦分别的桃花潭，还有文征明、唐伯虎和沈三白住过的苏州近郊。
因为终日游荡，舒国治对台湾的每一条大街小巷都了然于胸，但凡外人到了台北，都乐于蹭他当个导游。这里面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和美国硬汉派小说大师劳伦斯·布洛克，当他们抵达台湾后，舒国治带着他们到处游走，去了原住民聚居的台东、花莲和竹东，又去了高山上的茶园、温泉和隐匿在台北角落的特色咖啡馆，却独独没有去被誉为台湾代表的台北夜市。他的理由是：夜市就像大陆的花鸟鱼虫市场，没什么太大的特色，不值得一去。最后，两名文学巨匠都尽兴而归，感慨说不虚此行。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能品尝到快乐的人极少，能摒弃外物干扰自得其乐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而舒国治随遇而安地晃荡，顺其自然地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欣欣然不知老之将至。这位当代的谪仙用自创的生活方式告诉世人：丢掉过多的欲望，简单的日子也能收获丰盈的快乐。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