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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E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3）21-0202-01
一、文化创伤的定义
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是在本世纪初由西方社会学家提出并加以使用的。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对文化创伤的界定为“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尼尔·斯梅尔塞提出了一个更加规范的文化创伤界定：“文化创伤是一种被相关成员群体接受且公开相信的记忆，这种记忆将唤起一种事件或情境：承载着负面的作用，展现为无法去除，被认为对社会的存在有威胁或违背这个社会的一个或几个基本文化前提。”
二、文化创伤建构的意义
建构文化创伤的目的及意义在于“借由建构文化创伤，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一旦辨认出创伤的缘由，并因此担负了这种道德责任，集体的成员便界定了他们的团结关系，而这种方式原则上让他们得以分担他人的苦难。”通常情况下，当作品中人物蒙受创伤时，读者会伤心难过，充满同情心。但是，读者往往忽略了自己与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关系。文化创伤理论则倡导对创伤受害者的再现角度应从广大集体认同共享的有价值特质出发，读者才能够在作品中加入自己原初的创伤经验。因此，如何从一种普遍的立场把创伤建构为和每个人都有关的共同创伤，显示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经过文化创伤的建构与再现，集体认同将会有重大的修整。一旦集体认同已经重构，最后就会出现一段“冷静下来”的时期，情感与情绪不再那么激烈，创伤的“教训”便客体化成为纪念碑、博物馆与历史遗物的收藏。文化创伤的例行化，对于社会生活有最深远的规范意义。借由让广泛的公众参与他人的痛苦，文化创伤扩大了社会认识和同情的范围，提供了通往新社会团结形式的大道。
三、西方文化创伤建构的成功案例
西方对于创伤的再现与建构比中国相对成熟也成功许多，比如世界范围内，大部分人都承认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惨绝人寰。而中国经历无数苦难，老一辈的创伤似乎已经淡出我们的视线。影视作品对二战浩劫的描述也总是千篇一律，缺乏新意，无法引起年轻观众的共鸣。因此，我们有必要学习国外成功建构文化创伤的先例，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托尼·莫里森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黑人女作家。她的代表作《宠儿》揭示了奴隶制及其余韵对黑人心理造成的颠覆性的影响和伤害已经超过了苦难本身，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压在黑人心里深处的阴霾依然没有消弭，压在心理的块垒也很难消解。
《宠儿》的故事发生在奴隶制及美国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女黑奴塞丝为了让女儿不再重复自己做奴隶的悲惨命运，她毅然杀死了自己刚刚会爬的幼女宠儿。十八年后，宠儿还魂归来。
莫里森让一个普通的黑人母亲出于“厚重的爱”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是自由还是死亡的问题，这不仅在向奴隶制的残忍发问，同时也对生活在现代的读者发问：生命与自由孰轻孰重，以及谁有权力决定这种关系？ 然而，当塞丝的两个儿子知道她曾经杀害或自己的孩子以后，无法忍受下去，最终离家出走。这样的情节安排，似乎又是对塞丝出于母爱的弑婴行为的批判。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把我们读者扔进了这部小说的主题所要表达的道德泥潭” 。对此，我们该如何评价？过去究竟对现在和将来有什么样的影响？记忆与历史的关系到底怎样？
莫里森在小说扉页写道“献给6000万甚至更多”，这一方面是告慰六千多万死去黑人的亡灵，另一方面也旨在令现在现在读者深谙奴隶制社会的残忍和黑人奴隶的悲惨遭遇。莫里森通过让宠儿复活，见证奴隶制的残忍以及对黑人的迫害，同时她也想通过这位少女的存在拷问当代读者的良知：我们能否忘记那些死去的冤魂？
四、文化创伤与中国
亚历山大曾说过“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从来没有超出中国的区域范围，而且最终几乎没有超过南京本身的范围。”南京大屠杀已是血淋淋不争的事实，但为何日本政府却矢口否认，部分中国人也觉得事不关已呢？2012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75周年祭，又有多少中国人真正纪念这些死去的同胞呢？
通过研读文化创伤个理论家的论著，究其原因是对创伤的再现和建构有局限性。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没有被建构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记忆。具有足够说服力的叙事未曾创作出来，或者没有成功地传达给更广大的受众。不要把对南京大屠杀的反思“降格”为专属中国人的生存或道德问题，要涉及对整个人类道德底线的反思，从而把避免南京人民遭受的悲剧再次发生当做全人类的责任。成功的创伤言说及其成功的传播能够把受众扩展到非直接承受者。把文化创伤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可以相信，如果成功地把“文革”、“侵华战争”等创伤性事或314、512、非典等偶发事件当做集体创伤加以再现、陈述和传播，会使那些没有直接承受这些灾难人也成为创伤宣称的受众，感到这个集体灾难并不是和自己无关的“他人的”创伤，并积极投身到对这个灾难和创伤的反思。要让广大受众深信，他们也因为这些和自己似乎不直接相关的事而蒙受创伤。
对事件的文化创伤建构，不是要夺回过去或是让更多了陷于创伤中无法自拔，而是要探索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交互关系。对创伤性事件的改写与对其进行文化创伤的建构，并不是要重写历史事件，而是记下填补缝隙的可能。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创伤反思的是历史、是过去，但是关注的是现实，是对历史的“真实”再现。
参考文献
[1] Danille Tayor-Guthrie.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ion[M]. 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
[2] Jeffrey C. Alexander， Towards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Jeffrey C. Alexander （ed），王志宏（译）.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3] Krumholz Linda. The Ghosts of Slavery： Historical Recovery in Toni Morrison’s Beloved [M]. Indiana State University，1992.
[4] 陶东风. 文化研究，第十一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6
[5] 托尼·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6] 王守仁，吳新云.性别 种族 文化——托尼·莫里森与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7] 王玉扩，反思历史 拷问良知——评莫里森的《宠儿》[J]. 南京：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一、文化创伤的定义
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是在本世纪初由西方社会学家提出并加以使用的。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对文化创伤的界定为“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尼尔·斯梅尔塞提出了一个更加规范的文化创伤界定：“文化创伤是一种被相关成员群体接受且公开相信的记忆，这种记忆将唤起一种事件或情境：承载着负面的作用，展现为无法去除，被认为对社会的存在有威胁或违背这个社会的一个或几个基本文化前提。”
二、文化创伤建构的意义
建构文化创伤的目的及意义在于“借由建构文化创伤，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一旦辨认出创伤的缘由，并因此担负了这种道德责任，集体的成员便界定了他们的团结关系，而这种方式原则上让他们得以分担他人的苦难。”通常情况下，当作品中人物蒙受创伤时，读者会伤心难过，充满同情心。但是，读者往往忽略了自己与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关系。文化创伤理论则倡导对创伤受害者的再现角度应从广大集体认同共享的有价值特质出发，读者才能够在作品中加入自己原初的创伤经验。因此，如何从一种普遍的立场把创伤建构为和每个人都有关的共同创伤，显示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经过文化创伤的建构与再现，集体认同将会有重大的修整。一旦集体认同已经重构，最后就会出现一段“冷静下来”的时期，情感与情绪不再那么激烈，创伤的“教训”便客体化成为纪念碑、博物馆与历史遗物的收藏。文化创伤的例行化，对于社会生活有最深远的规范意义。借由让广泛的公众参与他人的痛苦，文化创伤扩大了社会认识和同情的范围，提供了通往新社会团结形式的大道。
三、西方文化创伤建构的成功案例
西方对于创伤的再现与建构比中国相对成熟也成功许多，比如世界范围内，大部分人都承认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惨绝人寰。而中国经历无数苦难，老一辈的创伤似乎已经淡出我们的视线。影视作品对二战浩劫的描述也总是千篇一律，缺乏新意，无法引起年轻观众的共鸣。因此，我们有必要学习国外成功建构文化创伤的先例，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托尼·莫里森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黑人女作家。她的代表作《宠儿》揭示了奴隶制及其余韵对黑人心理造成的颠覆性的影响和伤害已经超过了苦难本身，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压在黑人心里深处的阴霾依然没有消弭，压在心理的块垒也很难消解。
《宠儿》的故事发生在奴隶制及美国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女黑奴塞丝为了让女儿不再重复自己做奴隶的悲惨命运，她毅然杀死了自己刚刚会爬的幼女宠儿。十八年后，宠儿还魂归来。
莫里森让一个普通的黑人母亲出于“厚重的爱”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是自由还是死亡的问题，这不仅在向奴隶制的残忍发问，同时也对生活在现代的读者发问：生命与自由孰轻孰重，以及谁有权力决定这种关系？ 然而，当塞丝的两个儿子知道她曾经杀害或自己的孩子以后，无法忍受下去，最终离家出走。这样的情节安排，似乎又是对塞丝出于母爱的弑婴行为的批判。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把我们读者扔进了这部小说的主题所要表达的道德泥潭” 。对此，我们该如何评价？过去究竟对现在和将来有什么样的影响？记忆与历史的关系到底怎样？
莫里森在小说扉页写道“献给6000万甚至更多”，这一方面是告慰六千多万死去黑人的亡灵，另一方面也旨在令现在现在读者深谙奴隶制社会的残忍和黑人奴隶的悲惨遭遇。莫里森通过让宠儿复活，见证奴隶制的残忍以及对黑人的迫害，同时她也想通过这位少女的存在拷问当代读者的良知：我们能否忘记那些死去的冤魂？
四、文化创伤与中国
亚历山大曾说过“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从来没有超出中国的区域范围，而且最终几乎没有超过南京本身的范围。”南京大屠杀已是血淋淋不争的事实，但为何日本政府却矢口否认，部分中国人也觉得事不关已呢？2012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75周年祭，又有多少中国人真正纪念这些死去的同胞呢？
通过研读文化创伤个理论家的论著，究其原因是对创伤的再现和建构有局限性。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没有被建构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记忆。具有足够说服力的叙事未曾创作出来，或者没有成功地传达给更广大的受众。不要把对南京大屠杀的反思“降格”为专属中国人的生存或道德问题，要涉及对整个人类道德底线的反思，从而把避免南京人民遭受的悲剧再次发生当做全人类的责任。成功的创伤言说及其成功的传播能够把受众扩展到非直接承受者。把文化创伤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可以相信，如果成功地把“文革”、“侵华战争”等创伤性事或314、512、非典等偶发事件当做集体创伤加以再现、陈述和传播，会使那些没有直接承受这些灾难人也成为创伤宣称的受众，感到这个集体灾难并不是和自己无关的“他人的”创伤，并积极投身到对这个灾难和创伤的反思。要让广大受众深信，他们也因为这些和自己似乎不直接相关的事而蒙受创伤。
对事件的文化创伤建构，不是要夺回过去或是让更多了陷于创伤中无法自拔，而是要探索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交互关系。对创伤性事件的改写与对其进行文化创伤的建构，并不是要重写历史事件，而是记下填补缝隙的可能。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创伤反思的是历史、是过去，但是关注的是现实，是对历史的“真实”再现。
参考文献
[1] Danille Tayor-Guthrie.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ion[M]. 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
[2] Jeffrey C. Alexander， Towards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Jeffrey C. Alexander （ed），王志宏（译）.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3] Krumholz Linda. The Ghosts of Slavery： Historical Recovery in Toni Morrison’s Beloved [M]. Indiana State University，1992.
[4] 陶东风. 文化研究，第十一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6
[5] 托尼·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6] 王守仁，吳新云.性别 种族 文化——托尼·莫里森与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7] 王玉扩，反思历史 拷问良知——评莫里森的《宠儿》[J]. 南京：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