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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1949至1999年这五十年的文学发展道路中，当代文学由建国初三十年以反映工农兵为主题的“单一性”向“新时期文学”的“多元化”发展，这既是由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决定的，又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当代文学 单一 多元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目前有多种划分方法，但最具代表性的划分则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到40年代末期这一时间段落的文学为“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则是指50年代年之后的文学。1949至1999年这五十年的当代文学根据不同时期文学思潮的不同又分为“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开始的当代文学，是在发展中曲折前进的，在这坎坷的发展道路上，当代文学由建国初三十年以反映工农兵为主题的“单一性”向“新时期文学”的“多元化”发展，这既是由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决定的，又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 建国初三十年当代文学的“单一性”发展
清朝灭亡到新中国成立这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社会历史中，文学由“文以载道”到“揭出病苦，引出疗救的注意”，反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历史动乱、国家分裂时期所承担的使命，那些心系民族危亡的作家以“文学为武器”号召人民大众起来革命，参与到民族解放的潮流之中，然而那些追求文学自身纯粹性的作家则致力于文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这些共同构成文学自身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
及至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文学日益成为宣传政治的工具。“‘当代文学’的历史命运，是在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中被规划和定型的。五六十年代世界性的冷战格局，进一步强化了当代文学自我封闭和自我循环的文学系统，赞美历史上的革命战争和当前‘火热’的斗争生活，是它的基本任务。当代文学‘前三十年’就是在此基础上出现的。”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学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做斗争”，文学的政治工具性已经被作为纲要方针进行宣传。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会议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确定了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总方向为“工农兵方向”，把解放区文艺树立为全国文艺发展的典范，实现了文艺工作的体制化，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界线”。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明确将“自由主义作家”排除于主流文坛之外，于是建国初三十年的文坛现状便是主流作家及其作品居于国家文艺生活的中心位置，他们依据毛泽东的文艺方针进行创作，作家的创作与政治生活紧密结合起来，那些“非主流”作家的创作却被极大地遮蔽了，造成这一时期当代文学的单一性。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十七年文学”。“十七年文学”即是在遵循毛泽东的文艺政策进行创作的，诸如小说类中有柳青的《创业史》、曲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赵树理的《三里湾》等；诗歌类中有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田间的《赶车传》等；散文类中有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戏剧类中有老舍的《茶馆》、郭沫若的《蔡文姬》等，这些文学作品基本上都致力于描写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战斗以及新中国新面貌，为广大人民展现了建国初的工农兵的生活状况，表现了深刻的反帝反封建精神，歌颂了新中国的新面貌。“十七年文学”中明确的政治目标感和乐观精神，体现了“当代文学观念从比较重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的倾斜，从较多注重市民、知识分子到重视农民生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文学是作家自觉地将自身的创作纳入文艺的政治目标之中，尽管将“工农兵”的生活纳入到了文学创作之中，弥补了现代文学的不足，但是以“自由主义作家”为代表的一些作家被边缘化，有的甚至放弃写作，“这种‘转移’的绝对性强调所导致的对另外的生活经验和美学风格的压抑，也给当代文学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负面效果”。现代文学的丰富多样性在当代只能是以一种单一的文学叙述来代替。
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所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后，文学界也涌现了一些“表现其他声音”的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以及宗璞的《红豆》等一些提出问题、批评和讽刺性的文章，表现了当代作家们自觉承担起的揭露时弊，关心社会缺陷的责任，以及要求文学向自身回归的强烈愿望。然而，这些文学理想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展之后就夭折了，许多作家因此受到重创。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文学激进派直接干预文学创作，以激进的文学理论肆意批判作家及其作品。“十七年文学”思想、艺术的单一性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发展到了极致，那些文学激进派直接干预文学工作者的创作，要求他们遵守“三突出”、“三结合”等艺术方法，重塑经典，创作革命样板戏，大力颂扬社会主义，不允许有其他声音的发声，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创作理论。尽管革命样板戏取得了一些文学上的突破，但整个“文革”时期，当代文学的发展是被压抑、被遏制、被损害的。我们的文学遭遇了巨大的浩劫，作家的创作直接受到了权利机构的限制和干涉，大多数的作家被剥夺了创作发表的权利，一些作家被迫害，当代文学的创作被严重破坏，只有一种发声的当代文学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和挑战。
二 “新时期文学”的“多元化”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学并未立即从伤害中苏醒过来，经过一些政策上的调整和鼓励，一些作家开始进行创作，如《班主任》和《伤痕》的发表，“这些艺术显得粗糙的作品，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征象：对个体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和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提出”，使当代文学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众多文学工作者开始反思过去近三十年的文学发展状况，努力使文学从政治生活中退出，回归到自身的发展中来，当代文学进入了巨大的转折时期，“新时期文学”便是在这样的转折中开始的。与过去的近三十年文学发展所不同的是，文学由服务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工具慢慢向自身回归，题材也从单一的“反映工农兵”扩展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物线索由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转向多元发展。 “新时期文学”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展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挫折后的深刻自省，力图总结建国初三十年文学发展的经验和错误，破除不当的“政治干预”，试图确立新的、正确的文学规范，使当代文学回归到自身的发展轨道上来。与此同时，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已经不再是单一“工农兵”叙事，而是回归到人民的现实生活中，去反映最真实的社会生活及人生，与“五四”时期追求人性的解放联接起来，成为“新启蒙文学”的开端。
随着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的复苏，当代文学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空间。从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继续着其现实主义的文学追求，经历过浩劫的作家们纷纷拿起笔来倾诉那段“黑暗的历史”，无论是《伤痕》、《冬天里的春天》还是《沉重的翅膀》，都表现了对过去那段历史疼痛的抚慰，体现了作家们对当前历史现状的深思以及为改变这种现状所作的努力，发出了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叩问；到80年代中后期，“文学界”革新力量积聚的旨在离开‘十七年’的话题范围和写作模式的革新能量，开始得到释放，创作、理论批评的创新出现‘高潮’”，“寻根文学”与“现代派文学”的崛起即是这种能量的释放，“寻根文学”致力于对民族文化的探寻，如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作品力图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展现与反思达到“新时期文学”的启蒙效果，“现代派文学”更是“走出‘文革’的一代在‘现代化’实践过程中追求人性、自由精神，和主体创造性的‘情绪历史’”，看似对立的传统与西方文学的较量正是当代文学试图走向世界文学所作出的探索和努力。
当代文学发展至90年代则更是朝着多元化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此时已经开始复苏，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文学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当代文学所确立的文学规范在80年代的瓦解趋势，在90年代继续推进”，除了以“中国作家协会”为核心的“中心作家”的体制内叙事外，通俗小说、诗歌、散文等借助大众媒体的传播日益深入人心。但此时突出的文学现象由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烦恼人生》、《一地鸡毛》到90年代中后期的各种题材的长篇小说如二月河的清朝“帝王系列”的兴盛及随之出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女性写作”等，话语资源已经不再如80年代那样停留在对历史经验的回忆上，而是遍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反映时代新声的作品，亦有对当代人的生活进行反思的，骚动不安的文学创作局面如春风一样染绿了中国的大江南北，特别是这一时期作家们对女性的关注，从张洁、林白、陈染到铁凝、王安忆、方方、池莉等女性作家对女性人生命运的探索，又有大批男性作家对女性的创作描述……单小说就如此丰富多彩，诗歌散文也毫不逊色。作家们对现实主义的追求过程中也不乏对现代主义的探索，表现当代社会人的“异化”现象，始终围绕着文学与人类自身的发展进行更深更远的探索。当代文学的发展已经由建国初三十年的依附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单一、规范化叙事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如洪水一般，一发不可收拾。
三 当代文学从“单一性”到“多元化”的沉思
“文学是人学”，文学理应表现对人类命运及生存状态的关注，“然而，作为文学，它的特定价值和意义是否仅仅在于它对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或在于它对于有关人类普遍命运、人类生存方式、共同人注等问题的探讨，或是它对当今危机四伏的世界能提供特殊的‘灵丹妙药’？”董之林当代文学从建国初三十年到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转变，尽管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已经为“新文学”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但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生活而存在，也就是说文学离不开它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在建国初那样的新的环境中，“谈到新中国文艺政策本身的局限性时，还有一个问题应该谈到，那就是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建设尚不够系统和全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文艺政策文学也需要一个适应性发展的过程，文学的功利性被扩大，审美性被遮蔽，是稳固新中国政权的必要选择。那么文学的社会使命就促使它抛弃一些选择另一些，势必造成了当代文学的“单一性”。
如新中国在曲折中前进发展一样，我们的当代文学也是在坎坷曲折中不断摸索前进的道路。新时期文艺政策的调整，将文学从过重的政治工具负担重解放了出来，使文学承担起它本该承载的使命，拯救文学于水深火热之中，正如困境给予文学的磨难一样，解放了的文学不仅要总结在困境中所受的磨难，更要表现当前人民的生活现状，在不断的释放和拯救中寻得一条广阔的发展道路，由“单一性”走向“多元化”，这是当代文学的自我拯救之路，更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 张志忠：《中国当代文学6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3] 程光炜：《当代文学60年通说》，《文艺争鸣》，2009年第10期。
[4] 周晓风：《新中国文艺政策与中国当代文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5] 董之林、张兴劲：《近十年来国外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
作者简介：贤娟，女，1983—，贵州贵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新闻学、现代文学，工作单位：贵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关键词：当代文学 单一 多元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目前有多种划分方法，但最具代表性的划分则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到40年代末期这一时间段落的文学为“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则是指50年代年之后的文学。1949至1999年这五十年的当代文学根据不同时期文学思潮的不同又分为“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开始的当代文学，是在发展中曲折前进的，在这坎坷的发展道路上，当代文学由建国初三十年以反映工农兵为主题的“单一性”向“新时期文学”的“多元化”发展，这既是由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决定的，又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 建国初三十年当代文学的“单一性”发展
清朝灭亡到新中国成立这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社会历史中，文学由“文以载道”到“揭出病苦，引出疗救的注意”，反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历史动乱、国家分裂时期所承担的使命，那些心系民族危亡的作家以“文学为武器”号召人民大众起来革命，参与到民族解放的潮流之中，然而那些追求文学自身纯粹性的作家则致力于文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这些共同构成文学自身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
及至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文学日益成为宣传政治的工具。“‘当代文学’的历史命运，是在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中被规划和定型的。五六十年代世界性的冷战格局，进一步强化了当代文学自我封闭和自我循环的文学系统，赞美历史上的革命战争和当前‘火热’的斗争生活，是它的基本任务。当代文学‘前三十年’就是在此基础上出现的。”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学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做斗争”，文学的政治工具性已经被作为纲要方针进行宣传。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次文代会”召开，会议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确定了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总方向为“工农兵方向”，把解放区文艺树立为全国文艺发展的典范，实现了文艺工作的体制化，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界线”。
“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明确将“自由主义作家”排除于主流文坛之外，于是建国初三十年的文坛现状便是主流作家及其作品居于国家文艺生活的中心位置，他们依据毛泽东的文艺方针进行创作，作家的创作与政治生活紧密结合起来，那些“非主流”作家的创作却被极大地遮蔽了，造成这一时期当代文学的单一性。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十七年文学”。“十七年文学”即是在遵循毛泽东的文艺政策进行创作的，诸如小说类中有柳青的《创业史》、曲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赵树理的《三里湾》等；诗歌类中有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田间的《赶车传》等；散文类中有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戏剧类中有老舍的《茶馆》、郭沫若的《蔡文姬》等，这些文学作品基本上都致力于描写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战斗以及新中国新面貌，为广大人民展现了建国初的工农兵的生活状况，表现了深刻的反帝反封建精神，歌颂了新中国的新面貌。“十七年文学”中明确的政治目标感和乐观精神，体现了“当代文学观念从比较重学识、才情、文人传统，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的倾斜，从较多注重市民、知识分子到重视农民生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文学是作家自觉地将自身的创作纳入文艺的政治目标之中，尽管将“工农兵”的生活纳入到了文学创作之中，弥补了现代文学的不足，但是以“自由主义作家”为代表的一些作家被边缘化，有的甚至放弃写作，“这种‘转移’的绝对性强调所导致的对另外的生活经验和美学风格的压抑，也给当代文学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负面效果”。现代文学的丰富多样性在当代只能是以一种单一的文学叙述来代替。
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所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后，文学界也涌现了一些“表现其他声音”的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以及宗璞的《红豆》等一些提出问题、批评和讽刺性的文章，表现了当代作家们自觉承担起的揭露时弊，关心社会缺陷的责任，以及要求文学向自身回归的强烈愿望。然而，这些文学理想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展之后就夭折了，许多作家因此受到重创。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文学激进派直接干预文学创作，以激进的文学理论肆意批判作家及其作品。“十七年文学”思想、艺术的单一性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发展到了极致，那些文学激进派直接干预文学工作者的创作，要求他们遵守“三突出”、“三结合”等艺术方法，重塑经典，创作革命样板戏，大力颂扬社会主义，不允许有其他声音的发声，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创作理论。尽管革命样板戏取得了一些文学上的突破，但整个“文革”时期，当代文学的发展是被压抑、被遏制、被损害的。我们的文学遭遇了巨大的浩劫，作家的创作直接受到了权利机构的限制和干涉，大多数的作家被剥夺了创作发表的权利，一些作家被迫害，当代文学的创作被严重破坏，只有一种发声的当代文学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和挑战。
二 “新时期文学”的“多元化”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学并未立即从伤害中苏醒过来，经过一些政策上的调整和鼓励，一些作家开始进行创作，如《班主任》和《伤痕》的发表，“这些艺术显得粗糙的作品，提示了文学‘解冻’的一些重要征象：对个体命运、情感创伤的关注和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提出”，使当代文学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众多文学工作者开始反思过去近三十年的文学发展状况，努力使文学从政治生活中退出，回归到自身的发展中来，当代文学进入了巨大的转折时期，“新时期文学”便是在这样的转折中开始的。与过去的近三十年文学发展所不同的是，文学由服务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工具慢慢向自身回归，题材也从单一的“反映工农兵”扩展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物线索由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转向多元发展。 “新时期文学”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展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挫折后的深刻自省，力图总结建国初三十年文学发展的经验和错误，破除不当的“政治干预”，试图确立新的、正确的文学规范，使当代文学回归到自身的发展轨道上来。与此同时，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已经不再是单一“工农兵”叙事，而是回归到人民的现实生活中，去反映最真实的社会生活及人生，与“五四”时期追求人性的解放联接起来，成为“新启蒙文学”的开端。
随着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的复苏，当代文学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空间。从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继续着其现实主义的文学追求，经历过浩劫的作家们纷纷拿起笔来倾诉那段“黑暗的历史”，无论是《伤痕》、《冬天里的春天》还是《沉重的翅膀》，都表现了对过去那段历史疼痛的抚慰，体现了作家们对当前历史现状的深思以及为改变这种现状所作的努力，发出了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叩问；到80年代中后期，“文学界”革新力量积聚的旨在离开‘十七年’的话题范围和写作模式的革新能量，开始得到释放，创作、理论批评的创新出现‘高潮’”，“寻根文学”与“现代派文学”的崛起即是这种能量的释放，“寻根文学”致力于对民族文化的探寻，如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作品力图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展现与反思达到“新时期文学”的启蒙效果，“现代派文学”更是“走出‘文革’的一代在‘现代化’实践过程中追求人性、自由精神，和主体创造性的‘情绪历史’”，看似对立的传统与西方文学的较量正是当代文学试图走向世界文学所作出的探索和努力。
当代文学发展至90年代则更是朝着多元化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此时已经开始复苏，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文学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当代文学所确立的文学规范在80年代的瓦解趋势，在90年代继续推进”，除了以“中国作家协会”为核心的“中心作家”的体制内叙事外，通俗小说、诗歌、散文等借助大众媒体的传播日益深入人心。但此时突出的文学现象由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烦恼人生》、《一地鸡毛》到90年代中后期的各种题材的长篇小说如二月河的清朝“帝王系列”的兴盛及随之出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女性写作”等，话语资源已经不再如80年代那样停留在对历史经验的回忆上，而是遍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反映时代新声的作品，亦有对当代人的生活进行反思的，骚动不安的文学创作局面如春风一样染绿了中国的大江南北，特别是这一时期作家们对女性的关注，从张洁、林白、陈染到铁凝、王安忆、方方、池莉等女性作家对女性人生命运的探索，又有大批男性作家对女性的创作描述……单小说就如此丰富多彩，诗歌散文也毫不逊色。作家们对现实主义的追求过程中也不乏对现代主义的探索，表现当代社会人的“异化”现象，始终围绕着文学与人类自身的发展进行更深更远的探索。当代文学的发展已经由建国初三十年的依附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单一、规范化叙事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如洪水一般，一发不可收拾。
三 当代文学从“单一性”到“多元化”的沉思
“文学是人学”，文学理应表现对人类命运及生存状态的关注，“然而，作为文学，它的特定价值和意义是否仅仅在于它对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或在于它对于有关人类普遍命运、人类生存方式、共同人注等问题的探讨，或是它对当今危机四伏的世界能提供特殊的‘灵丹妙药’？”董之林当代文学从建国初三十年到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转变，尽管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已经为“新文学”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但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生活而存在，也就是说文学离不开它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在建国初那样的新的环境中，“谈到新中国文艺政策本身的局限性时，还有一个问题应该谈到，那就是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建设尚不够系统和全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文艺政策文学也需要一个适应性发展的过程，文学的功利性被扩大，审美性被遮蔽，是稳固新中国政权的必要选择。那么文学的社会使命就促使它抛弃一些选择另一些，势必造成了当代文学的“单一性”。
如新中国在曲折中前进发展一样，我们的当代文学也是在坎坷曲折中不断摸索前进的道路。新时期文艺政策的调整，将文学从过重的政治工具负担重解放了出来，使文学承担起它本该承载的使命，拯救文学于水深火热之中，正如困境给予文学的磨难一样，解放了的文学不仅要总结在困境中所受的磨难，更要表现当前人民的生活现状，在不断的释放和拯救中寻得一条广阔的发展道路，由“单一性”走向“多元化”，这是当代文学的自我拯救之路，更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 张志忠：《中国当代文学6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3] 程光炜：《当代文学60年通说》，《文艺争鸣》，2009年第10期。
[4] 周晓风：《新中国文艺政策与中国当代文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5] 董之林、张兴劲：《近十年来国外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
作者简介：贤娟，女，1983—，贵州贵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新闻学、现代文学，工作单位：贵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