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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以来，中原地区田园荒芜，关中兵荒马乱，河东成了北方地区唯一的“桃花源”。华夏文明早期的深厚文化传统一直都是洪洞社会生活的底蕴和内容。当乱世结束治世来临，地狭人稠的平阳成为山西输出移民最多的地区。
1303年9月17日夜晚。平阳路洪洞、赵城的居民们一如往常吃着晚餐，那些习惯早睡的人们则已进入了酣梦。赵城县（今属洪洞市）徐张氏正收拾碗筷。她的公婆大概已经睡着了。丈夫徐谷原是永济的粮官（仓事），已经去世。如今，她奉养年迈公婆，教育膝下幼子，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一家人倒也和乐融融。
突然，屋子开始剧烈晃动。碗从桌子上飞了出去，击打在墙面上，碎片纷飞。公婆和小孩子的尖叫声混杂在巨大的声响中。几秒钟后，就像来时一样的突然，大地不再晃动了。徐张氏茫然四顾，这才发现庇护一家人的房子已成废墟。瓦砾堆里公公的呼救声让她顾不上恐惧或悲伤，扑过去试图用手刨开废墟,血和着灰尘滴落在地面上。
来山西传道的大道教道士张清志和徒弟住的房子被震为两半。得以幸免的张清志立即开始救助他人，从废墟中救出了不少人。他的善举得到朝廷表彰。
平阳和太原两路的民众和徐张氏一样，经历了一个可怕的夜晚。一场八级地震袭击了山西，震中便是洪洞县和赵城县。地震摧毁了数以十万计的官舍、民房，和1400余座庙宇和道观。震后形成的沟渠涌出黑色泥沙，地震引发了滑坡，赵城范宣义郇堡一夜之间滑出了十余里。
虽然在异族治下过了多年，洪洞本地的历史传说依然代代流传：女娲在此补天，伏羲在此画卦，舜和二妃在此喜结姻缘，羊獬和历山因此走了千年老亲。华夏文明早期的深厚文化传统一直都是洪洞社会生活的底蕴和内容。
老天爷发怒了。
洪洞地处临汾盆地北端，东靠太行，西倚吕梁，是南北交通要冲。12世纪一位金代进士曾赞美说：“洪治隶平阳，壮哉县也！其始为城者，适当大路津要。骅骖之所奔驰，商旅之所往来，轮蹄之声昼夜不绝。”(乔逢辰：《惠远桥记》，转引自乔新华：《为什么是洪洞：大槐树下的文化传统与地方认同》，人民出版社)金以来，平阳一带便是富庶繁华之地。“重农桑……上下相守，家给人足，仓廩有余……国中号称小尧舜。”虽然南下蒙古军的杀戮和抢劫把一块繁庶之地变得人烟稀少物质匮乏。一旦时局稳定下来，平阳很快便恢复了活力。大量陕西、河南和河北的难民流入山西地区；外出逃避战祸的民众也陆续返回故里。
然而，这次，地震的破坏力是摧毁性的：20万 (另说47.58万，可能是伤亡总数)人的生命被夺走；关乎洪洞、赵城两县民生的霍渠和和济民渠，也在地震中塌陷，无法通流。
历史研究者认为这次地震造成了洪洞人向他乡移民。或许地震后逃离百孔千疮家园的难民潮，最终形成了洪洞大槐树的移民传说。“正是因为1303年大地震在洪洞及周边地区的人们的生活中留下了久久不能抹去的伤痛；而人们纷纷把自己当作是洪洞人的后裔，是为要表达幸存者和周边地区的人们对震亡的洪洞人的一种深切的历史缅怀之情。这就是说，山西洪洞大槐树族根传说正是人们既保存同时又消解关于1303年大地震的历史记忆的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周祥森：《1303年洪洞8级大地震与山西洪洞大槐树族根传说》）
■ 观察者
元朝政府在次年一月发布了救灾政策：免除太原、平阳两路三年税粮。在1305年又把平阳路改为“晋宁路”。对地方而言，当务之急是修复水渠，恢复生产。从地震后五年直到元亡，洪洞县新开涧渠和河渠共七次，而在山西水利建设的高峰期中统、至元年间，洪洞只开渠三次。
水利是洪洞人生活的重心之一，这里普遍实行稻、麦轮作的耕作制度。
王恽在至元年间（1264-1294年）奉命在北方劝课农桑。他曾担任平阳府判官，他的《劝农文》和不少诗作，直接反映出这里的水利技术和管理水平。他在一首诗歌里充满激情地歌咏道：“人定真能力胜天，一车翻水溉高田。”洪洞地处黄土高原的中部，西临汾水；霍山南麓发源的霍泉，汇水成潭，浇灌洪洞连绵的土地。在1266年，平阳路总管郑鼎在赵城店村以西开利泽渠，引导汾水灌溉洪洞、临汾两县三百多顷土地。难怪王恽感慨“晋人善用水而尽地之利”。（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转引自《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辽宁民族出版社）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当时政府的水利管理水平。1272年，洪洞县郭堡村郭进等人向平阳路农业官员报告，要求开沃阳旧渠。次年二月，平阳路总管府派人来考察此项目，县衙派县尉陪同前往。县尉巡查中发现此事颇有疑点，反被郭进诬告一个考察不实。于是，此事一路上报，洪洞县尹再次考察，最后平阳路总管府亲自出马，然后举行集体会议。最后认定郭进有问题，但念在他本出于好意，免除了他的罪责。后来，郭进等人再次上陈河东山西道农业官员，仍表示要开渠。最后，河东道官员批准他在县尹的引导管理下，开渠引水，但不能损害其他人的利益。
大型的水利纠纷一般官府出面处理。日常渠务工作由谁负责呢？洪洞县各渠道普遍建立了的自治组织。在保留下来的霍泉水神庙金元碑刻中，也能看到僧人和道士的身影。像张志清这样的道士，寺院的僧人们，不仅享有免税特权，在地方社会中也极有影响力。他们和由民众推举的渠长合作处理渠务，编造渠册，协调灌溉农田。饶是如此，宋以来，地方因争水而引发多次纠纷。赵城、洪洞两地自从唐代实行三七分水，争水斗殴，时有发生。两县因此长时间互不婚嫁。
总的说来，平阳人民的生活尚称不错。在汾水的谷地，尤其适合种植小麦。“人家种麦秋社前，一片苍烟朝雨湿”，王恽忍不住要抒发一下诗人们传统的田园情怀，赞美农民种植冬小麦的美好场景。更何况，墙外便是桑麻，堂前总有桃李。虽然粮食还要供给北部军需，赈济他处灾荒，还不至于饿肚子。正像元人杜仁杰笔下那位快乐的庄稼汉，只要“桑蚕五谷十分收，官司无甚差科”（《耍孩儿•庄家不识勾阑》），那便逍遥快活了。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正是农民们最为殷切的期望。他们积极兴修水利，让自己的田地得到最好的照料；同时，他们是“靠天吃饭”，既然要靠老天爷的脸色过日子，就要建庙祭祀，供奉灵祇，箫鼓吹香，以娱神明。
每年阴历三月十八日，是水神诞日，广胜寺水神庙会举行祭祀大典。那天也是远近民众的盛大节日，有专门的剧团唱戏酬神。民众娱神，也自娱。“远而城镇，近而村落，贵者以轮蹄，下者以杖履，挈妻子舆老羸而至者，为集数日，极其厌饱而后，顾瞻恋恋犹忘归也”。（《重修明应王殿之碑》）
每年岁时节气神降日，不是伏羲、神农，尧舜禹汤，便是山川风雨、天地日月，这些平常俭朴的农民们都要献上一份隆厚的敬意，花费很是惊人。王恽敏锐地观察到了这点，规劝百姓积蓄粮食以备荒年，不要把辛苦所得拿去敬神。
就在震后第二年，洪洞人任安仁便募集资金，修复了师旷庙。师旷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一位音乐大师，民间传说他出生于洪洞曲亭镇师村，如今洪洞的威风锣鼓便是由他所创。洪洞人认为自己是师旷的遗民。唐代人编修的《元和郡县志》就记载洪洞建有师旷祠。1164年，洪洞人文子义创修了师旷庙。在洪洞人心目中，师旷是一位贤臣，在过去的岁月里，逢水旱灾疫，他都有祷必应。另一位古贤臣皋陶，据说是中国刑法的创立者，和一位公正无私的法官。洪洞人认为他就出生在城南的士师村。原本皋陶祠依附于一所佛寺，地震后寺庙逐渐恢复，唯有皋陶祠一直到1324年才在段亨的倡议下复修，直到七年后才完工。这次重建工作得到了官府的支持。
修复师旷庙和皋陶祠，是地震之后明朝建立之前，洪洞地方上的两件大事。虽然在异族治下过了多年，洪洞本地的历史传说依然代代流传：女娲在此补天，伏羲在此画卦，舜和二妃在此喜结姻缘，羊獬和历山因此走了千年老亲。华夏文明早期的深厚文化传统一直都是洪洞社会生活的底蕴和内容。
山西因为居高临下，有地利之便，遭受的水旱灾害相对较轻。中原地区田园荒芜，关中兵荒马乱，河东成了北方地区唯一的“桃花源”。
■ 鼎革
1357年，对洪洞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造反的红巾军进入了山西。就在上一年，朱元璋攻下了南京，并定为新首都。
此时，元朝内部内讧不止，元军和明军多年争夺，作为主要战场的河北、山东、河南和陕西，遭受到了最严重的破坏。历史书用几世纪以来固定的格式描述人民的苦难：“燕赵齐鲁之境，大河内外，长淮南北，悉为丘墟，关陕之区，所存无几。”在上一次大战──蒙金之战中，山西诗人元好问纪实风格的诗句完全适用于这里。“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连草木都沾染了血腥味；“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
回头”。战祸所及，上层阶层亦不能幸免。
上天仿佛故意要加重中原地区人民的痛苦，1334年，山东水涌，民饥；1334年，黄河没人畜、庐舍；1356年，黄河决口，山东大水；1359年，山东、河北、河南与关中飞蝗蔽天。而山西因为居高临下，有地利之便，遭受的水旱灾害相对较轻。中原地区田园荒芜，关中兵荒马乱，河东成了北方地区唯一的“桃花源”。“河东山川人民熙熙，禾稼丰登，牛羊散野，余粮栖亩，俨然太平气象”（《山右石刻丛编》，转引自《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文化/教育/宗教篇），辽宁民族出版社）。
但对一位掌握着“削足”大权的帝王来说，人口分布不均衡，中原地区人烟稀少，破坏了他心目中的和谐社会蓝图。洪武帝和他的儿子永乐，决定使用强制性的手段去改变帝国境内的人口分布。
于是，数十年来，逃荒避祸的人群，渡过黄河，越过太行山，涌入了这个避难之所。
1368年元大都被攻占。新登基的明朝皇帝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山西。明军一南一北，夹击元军，把扩廓帖木儿（王保保）赶到了甘肃北部。对元军的局部战争在山西北部此后进行了二十来年。相对来说，山西所受战乱不像中原那么严重，而周边民众不断涌入，“所以到了明代初年，就显得人口特别稠密；而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平原地区，经兵燮之后，人口很稀少，于是就发生了明初的大举移民。”（谭其驤：《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晋阳学刊》1981年第2期）
■ 重建
1370年，杨茂来出任洪洞县知县。刚刚经历王朝更迭之后，洪洞各项事情都亟待开展。但杨茂来的当务之急是配合户部推行户帖制度──那关系到大明政府正常运转──县里将依此为凭据征收赋税和徭役。
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洪武皇帝，这年发布了一条白话谕旨：“说与户部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里，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户部官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里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这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有司官吏隐藏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以律要了罪，通孥来做军。钦此。钦遵外，今给半印勘合户帖，会付本户收执者。”（谷应泰：《明示纪事本末》，中华书局）
清查土地和人口，在洪洞县这样一个移民城市，工作量必定不小。每户的籍贯、丁口、名字、年龄、男女、田宅、牛畜，都要一一登记在册。1381年，政府更进一步实行黄册制度，以户为单元，除了登记详细状况，还把民众划分成民、君、匠三大类籍别。每个家庭都被固定在一个类别里，比如裁缝，属于匠籍，一旦政府有需求，就必须承应相关的差役。每户要每年填报一次，由地方官核实变动情况，十年进行大普查，重新造册，户部、布政司、府、县各存一份。1381年的统计结果，大明朝有10,654,362户， 59,873,305口。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是明朝早期相当真实的人口数字。
编造黄册的同时，政府还施行里甲制度。十户为一甲，轮流充任甲首。十甲，加上额外的称作“里长”的十户，为一里。里长，也由额外的十户轮流担任。城区，里被称作“坊”，郊区被称作“厢”。县志记载，明初洪洞县曾有五坊，分统四十六里。1391年是大造之年，洪洞的户数和口数分别是11592和92872。
于是，洪洞的每一个居民被里甲制纳入到朝廷的管辖层级之中。后来再加上保甲制度和乡约制度，大明子民们生活在一个安全而彼此监视着的乡治体系中。他们纳税，为国家服役，学习礼仪。洪武皇帝还希望帝国治下每里的塾师，每三年应该带着学生赴京，背诵他的《大诰》。
洪洞居民发现他们生活在一个堡垒型社会里。皇帝想象20里（合12公里）是所有人活动的最远距离，最高上限是100里（合58公里）。一个人要想到百里之外，必须申请一个路程许可证，无证通行，会被处以80以下的杖刑。一个人是什么阶层，就必须按规定穿他那个阶层的服饰。甚至他袖子的长短，皇帝也要亲自过问。商贩、差吏和小市民们不可以穿高级质料、色彩鲜艳的衣服，爱打扮的庶民妇女只能戴银首饰，即便家中有点钱，也不可以戴金钗玉镯。商人更可怜，农夫还可以穿绸、纱，他们就只许穿绢、布衣服。
俭朴严苛的诉求也深入到洪洞居民的精神生活中。洪武皇帝下令郡县设立官学，推广道德教化。1375年，他还亲自撰写了《资世通训》教育全体臣民如何做一个合格的臣子，而他作为臣民之主，则要竭力扭转被过去的“胡俗”，恢复“中国先王之旧制”。他把自己扮成了一位儒学理想的君主，用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华夏礼教，来重塑汉民族的正统性。1384年，即洪武十七年，皇帝在四个月内，便连着表彰了山西的五位普通妇女“贞节”。
皇帝自己以明教发迹，深知民间宗教常常扮演造反的策动者，于是利用里甲制度里连坐的法令，禁止民间宗教活动，连流传了千年的游神赛会，也被禁限。神灵祭祀被分成正祀（必须崇拜），有社稷、城隍、关帝、东岳等神祇，杂祀（允许崇拜）和淫祀（不许崇拜）。县志记载明朝洪洞的第一位进士宋拯曾为重修城隍庙做了一篇记，点明“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可谓深得皇帝的圣意。
令洪洞人引以为傲的是，1388年皋陶被列入了国家祀典，从此接受全国人民的崇拜。日后，洪洞社会围绕着皋陶做了不少文章。这也是地方士绅连续努力的结果，把地方性信仰纳入国家系统之中，可以扩大地方的影响力；而国家也乘机为己所用，统一意识形态。（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金元时活跃在洪洞社会的僧人和道士，此时已渐渐退出公共生活的领域。那些热心地方公益事务的士绅们，成为皇帝推行的乡饮酒礼的耆宾，担当起地方的道德楷模，在水利、修祠和征办官租等实际事务中，也充当起官方和民众之间的调和者。
总之，皇帝希望每一位臣民都勤俭坚韧、遵纪守法。然而，皇帝心目中男耕女织鸡犬相闻，村村不相往来的田园设计，终究只是一种理想。帝国如此广阔，物产各处不同。洪洞县那些头脑灵活的商人，很快参与到一个既合法又能赚钱的生意中。北部的大同是边境城市，明军和蒙古一直争战不断。驻军既多，军需供应需求极大。大同军粮自别处运来，路远费重。1370年，山西省行省参政杨宪向朱元璋上书，建议采用“开中制”：让商人运粮食和其他军需物资到边境，大同仓米一石、太原仓一石三斗，换取一份“盐引”即二百斤盐。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转运他处销售。第二年，中书省又请山西等地贸易棉布备军装换盐引。
这是山西商人发家的起始点。他们从此开始活跃于北部边镇、长江以北。平阳府、泽州（今晋城） 和潞州（今长治）开始出现资产数十万的商贾之家。那位在洪洞短暂居留过的苏三，就是被一个马贩子沈洪买作妾到了这里。沈洪追求苏三时，自夸有数万本钱，如此看来倒也所言不虚。
研究明代社会史的卜正民说：“洪武对忠顺的社会秩序的深厚感情使他企图改变村庄形态大小各异的现实，将之纳入他的十年一循环的无休止地自我复制的社会理想秩序中去，这无异于削足适履。”（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三联书店）
但对一位掌握着“削足”大权的帝王来说，人口分布不均衡，中原地区人烟稀少，破坏了他心目中的和谐社会蓝图。洪武帝和他的儿子永乐，决定使用强制性的手段去改变帝国境内的人口分布。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地狭人稠的晋南地区。
于是，数十万的山西农民，不得不被迫离开故乡，迁往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迁徙大潮，由此展开。
1303年9月17日夜晚。平阳路洪洞、赵城的居民们一如往常吃着晚餐，那些习惯早睡的人们则已进入了酣梦。赵城县（今属洪洞市）徐张氏正收拾碗筷。她的公婆大概已经睡着了。丈夫徐谷原是永济的粮官（仓事），已经去世。如今，她奉养年迈公婆，教育膝下幼子，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一家人倒也和乐融融。
突然，屋子开始剧烈晃动。碗从桌子上飞了出去，击打在墙面上，碎片纷飞。公婆和小孩子的尖叫声混杂在巨大的声响中。几秒钟后，就像来时一样的突然，大地不再晃动了。徐张氏茫然四顾，这才发现庇护一家人的房子已成废墟。瓦砾堆里公公的呼救声让她顾不上恐惧或悲伤，扑过去试图用手刨开废墟,血和着灰尘滴落在地面上。
来山西传道的大道教道士张清志和徒弟住的房子被震为两半。得以幸免的张清志立即开始救助他人，从废墟中救出了不少人。他的善举得到朝廷表彰。
平阳和太原两路的民众和徐张氏一样，经历了一个可怕的夜晚。一场八级地震袭击了山西，震中便是洪洞县和赵城县。地震摧毁了数以十万计的官舍、民房，和1400余座庙宇和道观。震后形成的沟渠涌出黑色泥沙，地震引发了滑坡，赵城范宣义郇堡一夜之间滑出了十余里。
虽然在异族治下过了多年，洪洞本地的历史传说依然代代流传：女娲在此补天，伏羲在此画卦，舜和二妃在此喜结姻缘，羊獬和历山因此走了千年老亲。华夏文明早期的深厚文化传统一直都是洪洞社会生活的底蕴和内容。
老天爷发怒了。
洪洞地处临汾盆地北端，东靠太行，西倚吕梁，是南北交通要冲。12世纪一位金代进士曾赞美说：“洪治隶平阳，壮哉县也！其始为城者，适当大路津要。骅骖之所奔驰，商旅之所往来，轮蹄之声昼夜不绝。”(乔逢辰：《惠远桥记》，转引自乔新华：《为什么是洪洞：大槐树下的文化传统与地方认同》，人民出版社)金以来，平阳一带便是富庶繁华之地。“重农桑……上下相守，家给人足，仓廩有余……国中号称小尧舜。”虽然南下蒙古军的杀戮和抢劫把一块繁庶之地变得人烟稀少物质匮乏。一旦时局稳定下来，平阳很快便恢复了活力。大量陕西、河南和河北的难民流入山西地区；外出逃避战祸的民众也陆续返回故里。
然而，这次，地震的破坏力是摧毁性的：20万 (另说47.58万，可能是伤亡总数)人的生命被夺走；关乎洪洞、赵城两县民生的霍渠和和济民渠，也在地震中塌陷，无法通流。
历史研究者认为这次地震造成了洪洞人向他乡移民。或许地震后逃离百孔千疮家园的难民潮，最终形成了洪洞大槐树的移民传说。“正是因为1303年大地震在洪洞及周边地区的人们的生活中留下了久久不能抹去的伤痛；而人们纷纷把自己当作是洪洞人的后裔，是为要表达幸存者和周边地区的人们对震亡的洪洞人的一种深切的历史缅怀之情。这就是说，山西洪洞大槐树族根传说正是人们既保存同时又消解关于1303年大地震的历史记忆的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周祥森：《1303年洪洞8级大地震与山西洪洞大槐树族根传说》）
■ 观察者
元朝政府在次年一月发布了救灾政策：免除太原、平阳两路三年税粮。在1305年又把平阳路改为“晋宁路”。对地方而言，当务之急是修复水渠，恢复生产。从地震后五年直到元亡，洪洞县新开涧渠和河渠共七次，而在山西水利建设的高峰期中统、至元年间，洪洞只开渠三次。
水利是洪洞人生活的重心之一，这里普遍实行稻、麦轮作的耕作制度。
王恽在至元年间（1264-1294年）奉命在北方劝课农桑。他曾担任平阳府判官，他的《劝农文》和不少诗作，直接反映出这里的水利技术和管理水平。他在一首诗歌里充满激情地歌咏道：“人定真能力胜天，一车翻水溉高田。”洪洞地处黄土高原的中部，西临汾水；霍山南麓发源的霍泉，汇水成潭，浇灌洪洞连绵的土地。在1266年，平阳路总管郑鼎在赵城店村以西开利泽渠，引导汾水灌溉洪洞、临汾两县三百多顷土地。难怪王恽感慨“晋人善用水而尽地之利”。（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转引自《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辽宁民族出版社）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当时政府的水利管理水平。1272年，洪洞县郭堡村郭进等人向平阳路农业官员报告，要求开沃阳旧渠。次年二月，平阳路总管府派人来考察此项目，县衙派县尉陪同前往。县尉巡查中发现此事颇有疑点，反被郭进诬告一个考察不实。于是，此事一路上报，洪洞县尹再次考察，最后平阳路总管府亲自出马，然后举行集体会议。最后认定郭进有问题，但念在他本出于好意，免除了他的罪责。后来，郭进等人再次上陈河东山西道农业官员，仍表示要开渠。最后，河东道官员批准他在县尹的引导管理下，开渠引水，但不能损害其他人的利益。
大型的水利纠纷一般官府出面处理。日常渠务工作由谁负责呢？洪洞县各渠道普遍建立了的自治组织。在保留下来的霍泉水神庙金元碑刻中，也能看到僧人和道士的身影。像张志清这样的道士，寺院的僧人们，不仅享有免税特权，在地方社会中也极有影响力。他们和由民众推举的渠长合作处理渠务，编造渠册，协调灌溉农田。饶是如此，宋以来，地方因争水而引发多次纠纷。赵城、洪洞两地自从唐代实行三七分水，争水斗殴，时有发生。两县因此长时间互不婚嫁。
总的说来，平阳人民的生活尚称不错。在汾水的谷地，尤其适合种植小麦。“人家种麦秋社前，一片苍烟朝雨湿”，王恽忍不住要抒发一下诗人们传统的田园情怀，赞美农民种植冬小麦的美好场景。更何况，墙外便是桑麻，堂前总有桃李。虽然粮食还要供给北部军需，赈济他处灾荒，还不至于饿肚子。正像元人杜仁杰笔下那位快乐的庄稼汉，只要“桑蚕五谷十分收，官司无甚差科”（《耍孩儿•庄家不识勾阑》），那便逍遥快活了。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正是农民们最为殷切的期望。他们积极兴修水利，让自己的田地得到最好的照料；同时，他们是“靠天吃饭”，既然要靠老天爷的脸色过日子，就要建庙祭祀，供奉灵祇，箫鼓吹香，以娱神明。
每年阴历三月十八日，是水神诞日，广胜寺水神庙会举行祭祀大典。那天也是远近民众的盛大节日，有专门的剧团唱戏酬神。民众娱神，也自娱。“远而城镇，近而村落，贵者以轮蹄，下者以杖履，挈妻子舆老羸而至者，为集数日，极其厌饱而后，顾瞻恋恋犹忘归也”。（《重修明应王殿之碑》）
每年岁时节气神降日，不是伏羲、神农，尧舜禹汤，便是山川风雨、天地日月，这些平常俭朴的农民们都要献上一份隆厚的敬意，花费很是惊人。王恽敏锐地观察到了这点，规劝百姓积蓄粮食以备荒年，不要把辛苦所得拿去敬神。
就在震后第二年，洪洞人任安仁便募集资金，修复了师旷庙。师旷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一位音乐大师，民间传说他出生于洪洞曲亭镇师村，如今洪洞的威风锣鼓便是由他所创。洪洞人认为自己是师旷的遗民。唐代人编修的《元和郡县志》就记载洪洞建有师旷祠。1164年，洪洞人文子义创修了师旷庙。在洪洞人心目中，师旷是一位贤臣，在过去的岁月里，逢水旱灾疫，他都有祷必应。另一位古贤臣皋陶，据说是中国刑法的创立者，和一位公正无私的法官。洪洞人认为他就出生在城南的士师村。原本皋陶祠依附于一所佛寺，地震后寺庙逐渐恢复，唯有皋陶祠一直到1324年才在段亨的倡议下复修，直到七年后才完工。这次重建工作得到了官府的支持。
修复师旷庙和皋陶祠，是地震之后明朝建立之前，洪洞地方上的两件大事。虽然在异族治下过了多年，洪洞本地的历史传说依然代代流传：女娲在此补天，伏羲在此画卦，舜和二妃在此喜结姻缘，羊獬和历山因此走了千年老亲。华夏文明早期的深厚文化传统一直都是洪洞社会生活的底蕴和内容。
山西因为居高临下，有地利之便，遭受的水旱灾害相对较轻。中原地区田园荒芜，关中兵荒马乱，河东成了北方地区唯一的“桃花源”。
■ 鼎革
1357年，对洪洞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造反的红巾军进入了山西。就在上一年，朱元璋攻下了南京，并定为新首都。
此时，元朝内部内讧不止，元军和明军多年争夺，作为主要战场的河北、山东、河南和陕西，遭受到了最严重的破坏。历史书用几世纪以来固定的格式描述人民的苦难：“燕赵齐鲁之境，大河内外，长淮南北，悉为丘墟，关陕之区，所存无几。”在上一次大战──蒙金之战中，山西诗人元好问纪实风格的诗句完全适用于这里。“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连草木都沾染了血腥味；“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
回头”。战祸所及，上层阶层亦不能幸免。
上天仿佛故意要加重中原地区人民的痛苦，1334年，山东水涌，民饥；1334年，黄河没人畜、庐舍；1356年，黄河决口，山东大水；1359年，山东、河北、河南与关中飞蝗蔽天。而山西因为居高临下，有地利之便，遭受的水旱灾害相对较轻。中原地区田园荒芜，关中兵荒马乱，河东成了北方地区唯一的“桃花源”。“河东山川人民熙熙，禾稼丰登，牛羊散野，余粮栖亩，俨然太平气象”（《山右石刻丛编》，转引自《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文化/教育/宗教篇），辽宁民族出版社）。
但对一位掌握着“削足”大权的帝王来说，人口分布不均衡，中原地区人烟稀少，破坏了他心目中的和谐社会蓝图。洪武帝和他的儿子永乐，决定使用强制性的手段去改变帝国境内的人口分布。
于是，数十年来，逃荒避祸的人群，渡过黄河，越过太行山，涌入了这个避难之所。
1368年元大都被攻占。新登基的明朝皇帝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山西。明军一南一北，夹击元军，把扩廓帖木儿（王保保）赶到了甘肃北部。对元军的局部战争在山西北部此后进行了二十来年。相对来说，山西所受战乱不像中原那么严重，而周边民众不断涌入，“所以到了明代初年，就显得人口特别稠密；而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平原地区，经兵燮之后，人口很稀少，于是就发生了明初的大举移民。”（谭其驤：《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晋阳学刊》1981年第2期）
■ 重建
1370年，杨茂来出任洪洞县知县。刚刚经历王朝更迭之后，洪洞各项事情都亟待开展。但杨茂来的当务之急是配合户部推行户帖制度──那关系到大明政府正常运转──县里将依此为凭据征收赋税和徭役。
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洪武皇帝，这年发布了一条白话谕旨：“说与户部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里，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户部官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里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这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有司官吏隐藏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以律要了罪，通孥来做军。钦此。钦遵外，今给半印勘合户帖，会付本户收执者。”（谷应泰：《明示纪事本末》，中华书局）
清查土地和人口，在洪洞县这样一个移民城市，工作量必定不小。每户的籍贯、丁口、名字、年龄、男女、田宅、牛畜，都要一一登记在册。1381年，政府更进一步实行黄册制度，以户为单元，除了登记详细状况，还把民众划分成民、君、匠三大类籍别。每个家庭都被固定在一个类别里，比如裁缝，属于匠籍，一旦政府有需求，就必须承应相关的差役。每户要每年填报一次，由地方官核实变动情况，十年进行大普查，重新造册，户部、布政司、府、县各存一份。1381年的统计结果，大明朝有10,654,362户， 59,873,305口。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是明朝早期相当真实的人口数字。
编造黄册的同时，政府还施行里甲制度。十户为一甲，轮流充任甲首。十甲，加上额外的称作“里长”的十户，为一里。里长，也由额外的十户轮流担任。城区，里被称作“坊”，郊区被称作“厢”。县志记载，明初洪洞县曾有五坊，分统四十六里。1391年是大造之年，洪洞的户数和口数分别是11592和92872。
于是，洪洞的每一个居民被里甲制纳入到朝廷的管辖层级之中。后来再加上保甲制度和乡约制度，大明子民们生活在一个安全而彼此监视着的乡治体系中。他们纳税，为国家服役，学习礼仪。洪武皇帝还希望帝国治下每里的塾师，每三年应该带着学生赴京，背诵他的《大诰》。
洪洞居民发现他们生活在一个堡垒型社会里。皇帝想象20里（合12公里）是所有人活动的最远距离，最高上限是100里（合58公里）。一个人要想到百里之外，必须申请一个路程许可证，无证通行，会被处以80以下的杖刑。一个人是什么阶层，就必须按规定穿他那个阶层的服饰。甚至他袖子的长短，皇帝也要亲自过问。商贩、差吏和小市民们不可以穿高级质料、色彩鲜艳的衣服，爱打扮的庶民妇女只能戴银首饰，即便家中有点钱，也不可以戴金钗玉镯。商人更可怜，农夫还可以穿绸、纱，他们就只许穿绢、布衣服。
俭朴严苛的诉求也深入到洪洞居民的精神生活中。洪武皇帝下令郡县设立官学，推广道德教化。1375年，他还亲自撰写了《资世通训》教育全体臣民如何做一个合格的臣子，而他作为臣民之主，则要竭力扭转被过去的“胡俗”，恢复“中国先王之旧制”。他把自己扮成了一位儒学理想的君主，用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华夏礼教，来重塑汉民族的正统性。1384年，即洪武十七年，皇帝在四个月内，便连着表彰了山西的五位普通妇女“贞节”。
皇帝自己以明教发迹，深知民间宗教常常扮演造反的策动者，于是利用里甲制度里连坐的法令，禁止民间宗教活动，连流传了千年的游神赛会，也被禁限。神灵祭祀被分成正祀（必须崇拜），有社稷、城隍、关帝、东岳等神祇，杂祀（允许崇拜）和淫祀（不许崇拜）。县志记载明朝洪洞的第一位进士宋拯曾为重修城隍庙做了一篇记，点明“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可谓深得皇帝的圣意。
令洪洞人引以为傲的是，1388年皋陶被列入了国家祀典，从此接受全国人民的崇拜。日后，洪洞社会围绕着皋陶做了不少文章。这也是地方士绅连续努力的结果，把地方性信仰纳入国家系统之中，可以扩大地方的影响力；而国家也乘机为己所用，统一意识形态。（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金元时活跃在洪洞社会的僧人和道士，此时已渐渐退出公共生活的领域。那些热心地方公益事务的士绅们，成为皇帝推行的乡饮酒礼的耆宾，担当起地方的道德楷模，在水利、修祠和征办官租等实际事务中，也充当起官方和民众之间的调和者。
总之，皇帝希望每一位臣民都勤俭坚韧、遵纪守法。然而，皇帝心目中男耕女织鸡犬相闻，村村不相往来的田园设计，终究只是一种理想。帝国如此广阔，物产各处不同。洪洞县那些头脑灵活的商人，很快参与到一个既合法又能赚钱的生意中。北部的大同是边境城市，明军和蒙古一直争战不断。驻军既多，军需供应需求极大。大同军粮自别处运来，路远费重。1370年，山西省行省参政杨宪向朱元璋上书，建议采用“开中制”：让商人运粮食和其他军需物资到边境，大同仓米一石、太原仓一石三斗，换取一份“盐引”即二百斤盐。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转运他处销售。第二年，中书省又请山西等地贸易棉布备军装换盐引。
这是山西商人发家的起始点。他们从此开始活跃于北部边镇、长江以北。平阳府、泽州（今晋城） 和潞州（今长治）开始出现资产数十万的商贾之家。那位在洪洞短暂居留过的苏三，就是被一个马贩子沈洪买作妾到了这里。沈洪追求苏三时，自夸有数万本钱，如此看来倒也所言不虚。
研究明代社会史的卜正民说：“洪武对忠顺的社会秩序的深厚感情使他企图改变村庄形态大小各异的现实，将之纳入他的十年一循环的无休止地自我复制的社会理想秩序中去，这无异于削足适履。”（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三联书店）
但对一位掌握着“削足”大权的帝王来说，人口分布不均衡，中原地区人烟稀少，破坏了他心目中的和谐社会蓝图。洪武帝和他的儿子永乐，决定使用强制性的手段去改变帝国境内的人口分布。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地狭人稠的晋南地区。
于是，数十万的山西农民，不得不被迫离开故乡，迁往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迁徙大潮，由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