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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安徽蚌埠张公山动物园一饲养员在打扫笼舍时被老虎攻击身亡;25日，河南南阳淅川县丹江孔雀谷景区，一饲养员在工作时被老虎咬伤后不治身亡，两只老虎外逃，后被击毙。
三天两起猛兽伤人致死事件，加上此前的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瞒豹”事件，将动物园行业再次推到舆论质疑的风口浪尖。
“虎咬人”“豹外逃”背后，是园方疏于管理、监管存在纰漏、动物保育观念落后、行业盲目扩张。根据企查查数据，目前我国共有近三千家动物园相关企业，2020年，动物园相关企业新注册833家，同比增长75.7%，2021年前4月注册量为462家，同比增长187%。
动物园是城市人了解自然，感受生态文明的窗口。生命的代价令人叹惋，更给动物园的“生意”敲响了警钟：“野性”的行业，不能再野蛮生长。
安徽蚌埠张公山动物园发生“虎咬人”事件后，该园园长钱永凌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表示，身亡饲养员是动物园在编职工，有二十多年饲虎经验，在同事眼里平日工作非常认真。
张公山动物园是一家公立动物园，在繁育东北虎方面颇有建树。“按照程序走是不会出事的。”钱永凌说，“饲养员干得时间长了，思想可能比较麻痹，感觉和动物相处久了，有感情了，就误以为动物很温顺，其实猛兽就是猛兽。”
梳理媒体近十年的公开报道就可发现，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动物园类似事故频发，触目惊心。
2013年，上海动物园繁殖场内，一只华南虎从未关闭的吊门中逃出，咬死了正准备给其喂食的饲养员;2017年，因工作人员操作不慎，广州动物园一只豹子逃出笼舍，被麻醉枪击中后，移入笼内;2020年10月，上海野生动物园一饲养员在猛兽区（车入区）违规下车，提醒此前违规下车的挖掘车司机，遭熊群攻击身亡。
合肥市野生动物园宣教科科长张凤娇曾表示，为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合肥市野生动物园猛兽区的工作“必须至少是两个人一起做”，一人操作另一人观察。
就在张公山动物园悲剧发生两日后，河南南阳淅川县丹江孔雀谷景区又发生一起“虎咬人”事件，而这一事件的前后因果，则要比前者更复杂。
孔雀谷的隐患，其实早已埋下。
根据公开信息，丹江孔雀谷景区由河南省商圣农林开发有限公司于2009年起建设运营，为私营动物园。在景区所在的淅川县，皇冠蓝孔雀养殖业为特色产业，该景区起初也是一家专门精耕“孔雀文化”的主题园区。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景区客流量逐年减少，景区方面认为和展示品种单一有关，于是近五年开始引进其他动物。
2019年底，孔雀谷陆续引进三只人工驯养的孟加拉虎。引进初期，曾有马戏团饲养员对景区工作人员进行过专业培训。
也就是说，孔雀谷的老虎饲养员对三只老虎的饲养经验顶多两年半，而在近期事件中身亡的饲养员工作经验则不足一年——景区工作人员透露，该饲养员原为附近村民，2020年10月才到景区工作。老虎逃出笼舍时正值清晨，该饲养员独立作业，无人指导。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引进了猛兽进行饲养的孔雀谷，并没有配备麻醉注射枪。
老虎外逃后，淅川县公安局、县林业局不得不紧急从外地调配麻醉枪，而在等待时，老虎越发狂躁，考虑到老虎可能逃至附近山林，为保证安全，当地公安经向上级批准，击毙了两只外逃老虎。
孔雀谷“一人两虎”死亡事件，暴露出景区引进猛兽后安全管理的疏漏。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老虎是怎么来的？
根据淅川方面的初步调查，出事的两只老虎系安徽宿州市某马戏团所有，由孔雀谷租赁供展示所用，涉事单位持有营业执照和驯养繁殖许可证等手续。
我国对老虎及其制品的利用与运输有严格管理规定。201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严格管制犀牛和虎及其制品经营利用活动的通知》，要求严格禁止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以外所有出售、购买、利用、进出口犀牛和虎及其制品的活动。有特殊情况需要出售、购买、利用、进出口犀牛和虎及其制品的，要依法申请行政许可，并遵守一系列细化管理规定，严防乱用或滥用。
孔雀谷“虎咬人”事发后，宿州林业部门回应，自2018年上述通知下发后，当地“从未审批过涉老虎运输及展演的经营性许可”。
宿州埇桥区素有“马戏之乡”之称，但随着马戏市场监管趋严、社会对动物表演争议加大，传统马戏行当日渐式微，向外租赁人工饲养的猛兽成为当地马戏团的一条出路。在没有行政许可的情况下，老虎是如何跨省运输的，仍然扑朔迷离。
乱象不止于此。
在近期几个动物园安全事故发生前，《中国新闻周刊》曾援引业内资深人士消息称，国内很多动物园鸟类、两栖爬行类展区饲养繁育条件差，每年都要更换一批动物，而动物来源是野外，链条上游涉及非法盗猎和地下交易。
2019年2月，辽宁大连警方破获一起斑海豹盗猎案件，被非法盗猎的斑海豹幼崽中有部分已被售出，售价在人民币1000元至1万元不等，买家主要为云南、河南、浙江等地的水族馆和海洋馆。
“瞒豹”事件发生后，《每日经济新闻》起底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背后“猎枪-野生动物-医药”的资本链条：工商信息显示，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的大股东是龙晖集团，而龙晖集团背后的控股公司则是前身为齐齐哈尔猎枪厂的雄鹰投资集团，与此同時，龙晖集团旗下的龙晖药业，则是一家“依托珍稀野生动物资源”研发中成药产品的药企。
以上信息引发外界猜测：杭州野生动物园是否披着动物保育的外衣，和龙晖集团的药企之间存在上下游流通关系？目前，杭州野生动物园运营企业法人已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个中是非尚待调查结果。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张劲硕指出，一些动物园盲目追求动物种类和数量，同质化现象严重;有的不考虑动物对环境要求，大量引进动物，给动物造成伤害;有的开展违背动物的生活习性和自然规律的游乐项目，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导致猛兽伤人等事故高发。
一系列乱象揭示的问题是，动物园行业扩张迅猛，发展水平良莠不齐，进入行业的人员与资本鱼龙混杂。
动物园分为城市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两者都既有主要依赖政府补贴的公益园，也有市场化运营的私营园。总体来看，野生动物园市场化运营的较多，普遍模式是由政府招商，企业投资管理。
2000年前后，因房地产行业勃兴，城市动物园用地被挤压，很多选择搬迁至郊外，改为野生动物园，其中有部分动物园改制。另外还一批新建野生动物园，背后的各路资本既有地方国旅，也有诸如长隆集团、雅戈尔集团这样的知名民企。
近五年，随着旅游市场需求扩大，动物园再次迎来投资建设高潮。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国内有200多家野生动物园相关企业，仅2019 年就新增40家。
长隆集团是借势而起的典型案例。通过长隆野生动物世界、长隆国际大马戏、长隆飞鸟乐园、海洋世界、水上乐园和多家动物主题酒店，长隆打造了动物主题游帝国，据其集团官网数据，2019年接待游客接近4000万人次，门票与住宿、餐饮，为其赚足经济效益。
然而长隆集团这样的头部玩家只是少数。中国动物园协会的调查显示，我国90% 以上的野生动物园都处于亏损状态。
为求收益，除门票收入外，动物园一般会增加其他娱乐设施或售卖周边产品，更有甚者鼓励游客购买食物投喂动物、开展动物表演……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顾问孙全辉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鼓励游客以活物投食猛兽，行为本质上是“残忍的表演”，并不是商家宣传的“一种野化训练”。
2013年颁布的《全国动物园发展纲要》提出杜绝各类动物表演。可是，动物表演仍在以“动物行为展示”为外衣继续，长隆国际大马戏因有动物表演而受争议，有的动物园为求收益，还会将动物租赁或卖给马戏团。
中国绿发会濒危物种专项基金拯救表演动物项目组曾对全国596个动物园进行调查，41.6%调查对象有动物表演，在食药、皮毛、标本、实验动物上，动物园之间也有相互联系或交易。
动物园从诞生到现在只有两百多年历史，最早的动物园是为“猎奇”而建。如今，动物园的科学定位是野生动物移地保护基地、科学研究基地、科普宣传教育基地、城市休闲场所，而国内动物园的普遍现状，仍“停留在两百年前”。
动物园设计师张恩权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动物园应该传递的观念是，对动物和自然的态度会影响对人的态度，但在这方面许多动物园做得很有限。”
2016年4月30日， 重庆永川乐和乐都主题公园举行的动物表演
孙全辉表示，观念落后导致我国动物园在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好的动物园会把动物福利放在首位。例如，北京动物园会劝告游客不要对动物进行投喂，同时对动物笼舍进行“丰容”。
科普作家花蚀在《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中将南京红山动物园评价为华东乃至全国最好的公立动物园之一。该园致力于动物保护繁育、优化笼舍设计、开展公益宣教。然而，其日子过得却有些清苦。过去十年虽然园区客流量从每年87万上升到560万，但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买票，老人、儿童、残疾人、军人等政策规定的特殊人群皆免票，40元的门票价格维持了11年，而管理成本却在不断增长。
2020年，一篇名为《孤独矗立的动物园》的报道将为了动物福利不惜亏损的红山动物园推上热搜。疫情期间，红山动物园没有游客，园区日常维护和动物福利要持续，园长到各部门和一些文旅企业求资金，却很难获得理解。
目前，国内致力科研和公益宣教的动物园所剩无几，更多的则在资本入局下为经济效益而奔忙。如何平衡公益与效益？国外的经验是采取社会募捐和有偿研学合作，如墨尔本动物园每年都会面向中小学生开展教育活动，学校有偿参观动物园。
张劲硕认为，动物园是一个涉及野生动物保护的特殊行业，不能完全由市场驱动、放任发展。
目前，我国在动物园监管方面归口较为复杂，城市动物园归住建部门管，野生动物园归林业部门管，动物园经营又归文旅部门管，而动物管理又因陆生、水生分别归口不同的部门。
这既造成程序审批的繁琐性，也造成安全事故后多部门“踢皮球”的可能。因此有诸多专家建议，动物园行业有必要由统一部门管理。
中国动物园协会曾于2017年开展行业调研，指出行业主要问题：对动物资源缺乏统一的可持续发展规划、缺乏行业标准、各单位管理制度不健全、缺乏政府政策支持。
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背景下，转变观念还任重道远。中国动物园协会副会长谢钟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应将动物园事业摆在国家战略下考虑，将动物园的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让动物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天两起猛兽伤人致死事件，加上此前的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瞒豹”事件，将动物园行业再次推到舆论质疑的风口浪尖。
一些动物园盲目追求動物种类和数量，同质化现象严重;有的不考虑动物对环境要求，大量引进动物，给动物造成伤害;有的开展违背动物的生活习性和自然规律的游乐项目，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导致猛兽伤人等事故高发。
“虎咬人”“豹外逃”背后，是园方疏于管理、监管存在纰漏、动物保育观念落后、行业盲目扩张。根据企查查数据，目前我国共有近三千家动物园相关企业，2020年，动物园相关企业新注册833家，同比增长75.7%，2021年前4月注册量为462家，同比增长187%。
动物园是城市人了解自然，感受生态文明的窗口。生命的代价令人叹惋，更给动物园的“生意”敲响了警钟：“野性”的行业，不能再野蛮生长。
“按程序走是不会出事的”
安徽蚌埠张公山动物园发生“虎咬人”事件后，该园园长钱永凌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表示，身亡饲养员是动物园在编职工，有二十多年饲虎经验，在同事眼里平日工作非常认真。
张公山动物园是一家公立动物园，在繁育东北虎方面颇有建树。“按照程序走是不会出事的。”钱永凌说，“饲养员干得时间长了，思想可能比较麻痹，感觉和动物相处久了，有感情了，就误以为动物很温顺，其实猛兽就是猛兽。”
梳理媒体近十年的公开报道就可发现，因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动物园类似事故频发，触目惊心。
2013年，上海动物园繁殖场内，一只华南虎从未关闭的吊门中逃出，咬死了正准备给其喂食的饲养员;2017年，因工作人员操作不慎，广州动物园一只豹子逃出笼舍，被麻醉枪击中后，移入笼内;2020年10月，上海野生动物园一饲养员在猛兽区（车入区）违规下车，提醒此前违规下车的挖掘车司机，遭熊群攻击身亡。
合肥市野生动物园宣教科科长张凤娇曾表示，为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合肥市野生动物园猛兽区的工作“必须至少是两个人一起做”，一人操作另一人观察。
就在张公山动物园悲剧发生两日后，河南南阳淅川县丹江孔雀谷景区又发生一起“虎咬人”事件，而这一事件的前后因果，则要比前者更复杂。
孔雀谷的隐患，其实早已埋下。
根据公开信息，丹江孔雀谷景区由河南省商圣农林开发有限公司于2009年起建设运营，为私营动物园。在景区所在的淅川县，皇冠蓝孔雀养殖业为特色产业，该景区起初也是一家专门精耕“孔雀文化”的主题园区。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营，景区客流量逐年减少，景区方面认为和展示品种单一有关，于是近五年开始引进其他动物。
2019年底，孔雀谷陆续引进三只人工驯养的孟加拉虎。引进初期，曾有马戏团饲养员对景区工作人员进行过专业培训。
也就是说，孔雀谷的老虎饲养员对三只老虎的饲养经验顶多两年半，而在近期事件中身亡的饲养员工作经验则不足一年——景区工作人员透露，该饲养员原为附近村民，2020年10月才到景区工作。老虎逃出笼舍时正值清晨，该饲养员独立作业，无人指导。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引进了猛兽进行饲养的孔雀谷，并没有配备麻醉注射枪。
老虎外逃后，淅川县公安局、县林业局不得不紧急从外地调配麻醉枪，而在等待时，老虎越发狂躁，考虑到老虎可能逃至附近山林，为保证安全，当地公安经向上级批准，击毙了两只外逃老虎。
乱象背后有“灰产”
孔雀谷“一人两虎”死亡事件，暴露出景区引进猛兽后安全管理的疏漏。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老虎是怎么来的？
根据淅川方面的初步调查，出事的两只老虎系安徽宿州市某马戏团所有，由孔雀谷租赁供展示所用，涉事单位持有营业执照和驯养繁殖许可证等手续。
我国对老虎及其制品的利用与运输有严格管理规定。201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严格管制犀牛和虎及其制品经营利用活动的通知》，要求严格禁止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以外所有出售、购买、利用、进出口犀牛和虎及其制品的活动。有特殊情况需要出售、购买、利用、进出口犀牛和虎及其制品的，要依法申请行政许可，并遵守一系列细化管理规定，严防乱用或滥用。
孔雀谷“虎咬人”事发后，宿州林业部门回应，自2018年上述通知下发后，当地“从未审批过涉老虎运输及展演的经营性许可”。
宿州埇桥区素有“马戏之乡”之称，但随着马戏市场监管趋严、社会对动物表演争议加大，传统马戏行当日渐式微，向外租赁人工饲养的猛兽成为当地马戏团的一条出路。在没有行政许可的情况下，老虎是如何跨省运输的，仍然扑朔迷离。
乱象不止于此。
在近期几个动物园安全事故发生前，《中国新闻周刊》曾援引业内资深人士消息称，国内很多动物园鸟类、两栖爬行类展区饲养繁育条件差，每年都要更换一批动物，而动物来源是野外，链条上游涉及非法盗猎和地下交易。
2019年2月，辽宁大连警方破获一起斑海豹盗猎案件，被非法盗猎的斑海豹幼崽中有部分已被售出，售价在人民币1000元至1万元不等，买家主要为云南、河南、浙江等地的水族馆和海洋馆。
动物引进的正规途径需严格审批和报备，对运输技术、资金成本要求较高，一些动物园相关企业为求取巧，就会利用地下交易购买非法盗猎的野生动物。
张劲硕认为，动物园是一个涉及野生动物保护的特殊行业，不能完全由市场驱动、放任发展。
“瞒豹”事件发生后，《每日经济新闻》起底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背后“猎枪-野生动物-医药”的资本链条：工商信息显示，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的大股东是龙晖集团，而龙晖集团背后的控股公司则是前身为齐齐哈尔猎枪厂的雄鹰投资集团，与此同時，龙晖集团旗下的龙晖药业，则是一家“依托珍稀野生动物资源”研发中成药产品的药企。
以上信息引发外界猜测：杭州野生动物园是否披着动物保育的外衣，和龙晖集团的药企之间存在上下游流通关系？目前，杭州野生动物园运营企业法人已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个中是非尚待调查结果。
被追捧却普遍赔钱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张劲硕指出，一些动物园盲目追求动物种类和数量，同质化现象严重;有的不考虑动物对环境要求，大量引进动物，给动物造成伤害;有的开展违背动物的生活习性和自然规律的游乐项目，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导致猛兽伤人等事故高发。
一系列乱象揭示的问题是，动物园行业扩张迅猛，发展水平良莠不齐，进入行业的人员与资本鱼龙混杂。
动物园分为城市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两者都既有主要依赖政府补贴的公益园，也有市场化运营的私营园。总体来看，野生动物园市场化运营的较多，普遍模式是由政府招商，企业投资管理。
2000年前后，因房地产行业勃兴，城市动物园用地被挤压，很多选择搬迁至郊外，改为野生动物园，其中有部分动物园改制。另外还一批新建野生动物园，背后的各路资本既有地方国旅，也有诸如长隆集团、雅戈尔集团这样的知名民企。
近五年，随着旅游市场需求扩大，动物园再次迎来投资建设高潮。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国内有200多家野生动物园相关企业，仅2019 年就新增40家。
长隆集团是借势而起的典型案例。通过长隆野生动物世界、长隆国际大马戏、长隆飞鸟乐园、海洋世界、水上乐园和多家动物主题酒店，长隆打造了动物主题游帝国，据其集团官网数据，2019年接待游客接近4000万人次，门票与住宿、餐饮，为其赚足经济效益。
然而长隆集团这样的头部玩家只是少数。中国动物园协会的调查显示，我国90% 以上的野生动物园都处于亏损状态。
为求收益，除门票收入外，动物园一般会增加其他娱乐设施或售卖周边产品，更有甚者鼓励游客购买食物投喂动物、开展动物表演……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顾问孙全辉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鼓励游客以活物投食猛兽，行为本质上是“残忍的表演”，并不是商家宣传的“一种野化训练”。
2013年颁布的《全国动物园发展纲要》提出杜绝各类动物表演。可是，动物表演仍在以“动物行为展示”为外衣继续，长隆国际大马戏因有动物表演而受争议，有的动物园为求收益，还会将动物租赁或卖给马戏团。
中国绿发会濒危物种专项基金拯救表演动物项目组曾对全国596个动物园进行调查，41.6%调查对象有动物表演，在食药、皮毛、标本、实验动物上，动物园之间也有相互联系或交易。
转变观念任重道远
动物园从诞生到现在只有两百多年历史，最早的动物园是为“猎奇”而建。如今，动物园的科学定位是野生动物移地保护基地、科学研究基地、科普宣传教育基地、城市休闲场所，而国内动物园的普遍现状，仍“停留在两百年前”。
动物园设计师张恩权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动物园应该传递的观念是，对动物和自然的态度会影响对人的态度，但在这方面许多动物园做得很有限。”
孙全辉表示，观念落后导致我国动物园在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好的动物园会把动物福利放在首位。例如，北京动物园会劝告游客不要对动物进行投喂，同时对动物笼舍进行“丰容”。
科普作家花蚀在《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中将南京红山动物园评价为华东乃至全国最好的公立动物园之一。该园致力于动物保护繁育、优化笼舍设计、开展公益宣教。然而，其日子过得却有些清苦。过去十年虽然园区客流量从每年87万上升到560万，但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买票，老人、儿童、残疾人、军人等政策规定的特殊人群皆免票，40元的门票价格维持了11年，而管理成本却在不断增长。
2020年，一篇名为《孤独矗立的动物园》的报道将为了动物福利不惜亏损的红山动物园推上热搜。疫情期间，红山动物园没有游客，园区日常维护和动物福利要持续，园长到各部门和一些文旅企业求资金，却很难获得理解。
目前，国内致力科研和公益宣教的动物园所剩无几，更多的则在资本入局下为经济效益而奔忙。如何平衡公益与效益？国外的经验是采取社会募捐和有偿研学合作，如墨尔本动物园每年都会面向中小学生开展教育活动，学校有偿参观动物园。
张劲硕认为，动物园是一个涉及野生动物保护的特殊行业，不能完全由市场驱动、放任发展。
目前，我国在动物园监管方面归口较为复杂，城市动物园归住建部门管，野生动物园归林业部门管，动物园经营又归文旅部门管，而动物管理又因陆生、水生分别归口不同的部门。
这既造成程序审批的繁琐性，也造成安全事故后多部门“踢皮球”的可能。因此有诸多专家建议，动物园行业有必要由统一部门管理。
中国动物园协会曾于2017年开展行业调研，指出行业主要问题：对动物资源缺乏统一的可持续发展规划、缺乏行业标准、各单位管理制度不健全、缺乏政府政策支持。
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背景下，转变观念还任重道远。中国动物园协会副会长谢钟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应将动物园事业摆在国家战略下考虑，将动物园的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让动物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