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山燃烧的时刻》后记
　　
　　说实话，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写小说，写部像模像样的长篇小说，以英文、中文简体字、中文繁体字三个版本同时发表，更没有想到会把小说改写成电影剧本，请好莱坞的制片人和导演来拍摄一部颇有分量的史诗大片。回想起来，《紫金山燃烧的时刻》从小说到电影剧本的整个创作过程的确是充满了燃烧着的激情，直到现在，小说已经发表、电影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划运作之中，这股激情在我的心里依然燃如初。
　　2000年秋我到康州州大英语系不久即获得美国同僚的认可，有几位还和我关系密切，经常在一起讨论文学、国际政治等话题。一日，海阔天空一番之后，以研究爱尔兰文学和美国越战时期文学见长的老教授爱德华·海根突然对我说：“祁，你为什么不写小说啊?”我听了一愣。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小说，也从来没有人这么对我建议过。我不自在地笑了笑说，“我恐怕没有那份才气吧。”过些日子后，海根教授似乎漫不经心地旧话重提，我又以同样的托辞给挡了回去。海根说，“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写小说的才气呢?”
　　转眼间2002年秋季学期结束，在批改完考试、小论文、交了学生的成绩、可以深深舒口气之余，我坐在书房的窗口，望着外面小山坡下一片光秃秃的树枝和枯藤在寒风中抖瑟，忽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和惆怅。在从圣诞节到一月下旬三个多星期的寒假里该做些什么呢?写一篇讨论托玛斯·哈代小说创作的新文章?几年前在乔治亚大学参加一个为期三天的哈代学术讨论会，那一篇篇来自全美乃至世界各地的哈代专家、博士生满腹经纶、滔滔不绝的论文铺天盖地而来，一天没有结束，我的脑袋就要爆炸了。有关哈代，还能做出什么新文章来呢?
　　要不，就写部有关英语写作教学、文学阅读欣赏之类的新书吧。可是，已经写过几本，再写，心里没有太多的激情。从我在国内读硕士研究生时发表的第一篇评论哈代主要小说悲剧艺术的论文开始，我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都可以说是激情之作。在我看来，没有激情的作品一定是苍白无味的，也就没有必要和动力去写了。
　　没有激情，也就难免挥之不去的空虚和惆怅的缠绵。
　　茫然凝视窗外萧瑟的冬景，海根的“挑战”又在耳畔轻轻地回响。是啊，为什么不写小说呢?不动手写，怎么会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那块材料呢?心里一亮，感到几分激动和亢奋，立即驾车去学校图书馆借来几本有关小说创作的书，又在亚马逊网上书店买了几本。匆忙把书翻阅了几遍之后，就开始在电脑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敲打起英文短篇小说来。那个寒假，一气写了六篇，每篇在5000字左右。临近2003年春季开学之际，我自以为对创作小说的方方面面一一构思、人物、视角、对话、意蕴和风格等有了些感觉，就按捺不住想写部长篇小说的骚动了。
　　写什么呢?
　　说来也怪，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没有浪费哪怕是一分钟的时光来掂量推敲，没有过一丝一毫的犹豫彷徨：
　　“我是南京人，不写南京大屠杀，写什么?”
　　回答是那么简单干脆，近乎孩童般的不由分说，几多冲动和激情。一旦确信此前还没有一部正面描写南京大屠杀的英文小说之后，我就心急火燎地开始为小说搜集资料，为小说的构想苦思冥想，食不知味、夜不能寐、浑身发烧般炽热地思来想去。
　　我购买搜集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包括幸存者叙述、证词、信件、日记以及由中国、日本、美国等众多学者、记者和其他人士整理出版或未出版的文件资料。最是感动的是在耶鲁大学神学院的特殊资料室里所见的一箱又一箱的第一手资料。抚摸着被岁月染得黄兮兮的德国纳粹商人约翰·拉贝(“南京的辛特勒”)和他的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同志们的合影，手捧金陵女子学院教授明妮·魏特琳(“慈悲女神”)的褪了色的薄如蝉翼的家信和日记，心里的那份沉重，那份伤感，那份敬重，是融合了眼泪的语言也无法表达的。
　　是年2月底，我正式动笔。一幅幅历史画面、一个个人物形象在轻轻跳跃的电脑键盘上渐渐成形，让我心灵震颤：
　　1937年12月初，日本帝国中支那方面军六个师团左右的兵力，由总司令松井石根将军指挥，在数百架战机、坦克和炮艇的配合下，突进到中国首都南京的城墙之外。日军从水路、地面、空中向古老的南京城发动了无数次大规模的猛烈攻击，切断了所有退逃之路，把太阳旗插在了城郊附近的紫金山、栖霞山等制高点上。
　　12月13日，日军的炮火终于轰开了南京城的大门——紫金山下的这座千年古都连同她那未及撤离的数十万军民一起陷入了可怕的人间炼狱。
　　我选择多视角的叙述的手法，叙事焦点是日军进入南京城的前夜和接踵而来之恐怖的前六天，叙事主线是天真聪慧的12岁的宁宁和半瘫痪的外公这一对相依为命的人物在空前劫难中的心灵感受和痛苦磨难。故事以古老的南京城为场地，以深广的中国历史文化和日本、西方文化的碰撞为背景，试图展现纯洁与残暴、仁爱与仇限、人性与兽欲、生存与死亡旷古之较量的极致，还原出一幅南京沦陷下的真实场景：侵略者肆意张扬的兽性，无数蒙难者的悲壮，还有那熊熊烈火中升华而出的善良人性。
　　我原以为到年底能把初稿拿出来就算是超额完成任务了。再也没有想到在书房窗外的老藤枯枝复苏成一片深绿淡红的5月底，在仅仅三个月的事件内，在讲授四个班的写作和文学课程的同时，我就完成了400多页长达10多万字的初稿。
　　在那些近乎痴狂疯癫的早早晚晚和周末，我常常是含着热泪在键盘上敲击着，有时不得不停下来，揩擦模糊了视线的眼泪，继续写下去。渐渐地，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走到了我的面前，来到了我的心里，成为我的家人，我们关注他／她们，牵挂着，揪心扯肝地牵挂着，为他／她感叹、哀伤、义愤：1 2岁的宁宁，一对忽闪闪的大眼睛里透出天真、聪慧和美丽，有些任性，但很坚强，是个善良；热情、充满阳光的小姑娘；以我的爷爷为原型的外公是位虔诚的佛教徒，满头银发，脸上布满岁月留下的痕迹，慈祥，智慧，对今生、尘世的彻悟更加深他对亲人的肝肠寸断的眷顾；明妮·魏特琳女士，高高的个子，大学教授的风范，眼镜片后大大的眸子里溢满激情、母亲般的慈爱和忧心如焚的责任感。即使中本干夫少将这样虚构的“反面人物”，也从纸面或电脑屏幕上走了出来：40多岁，清瘦但很结实，留着一撮小胡子，金丝眼镜片后的眼睛里闪着令人寒栗的凶残和自负，魂灵深处笼罩着在劫难逃的阴影。
　　回想起来，我的第一部小说选择了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也绝非偶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到目前为止的全部人生和学业都是为这个作品在做准备、积蓄力量。
　　我是南京人，在我成长的岁月里常听虔诚佛教徒的爷爷和中学校长的父亲讲南京大屠杀的故事，描绘从下关码头 到浦口那被血染红了的浑浊的江面上漂着无数的尸体和挣扎着的士兵和难民，日军的炮艇还在横冲直撞，疯狂地扫射；我在南师大教了近4年的书，南师大是原金陵女大的校址，在那地狱般恐怖的日子里，金陵女大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难民所，庇护了近万名妇女和儿童；我和支撑着这个难民中心的金陵女大教授是校友，她的故乡离我获博士学位的美国伊州州大仅15英里，她也在伊州州大就读了好几年；我曾在南京的于海路32号住过好几年，当年拉贝的国际安全区指挥部就设立在宁海路5号，我从那深深的院子外不知经过多少回，隐隐中感觉到那是个神秘的所在；而我和当时全南京城唯一的外科医生、为抢救日军暴行的受害者拼命工作的威尔逊医生应该算是半个老乡：威尔逊医生的故乡是美国的康州，而我目前就在康州工作和生活。可以说，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也选择了我。
　　几次修改、大致定稿后，小说中的画面和人物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肯散去，像一部永不消失的电影，一遍遍没有休止地放映着。我忽然想到，应该写个电影剧本，通过屏幕向全世界的人们讲述这个凄惨悲壮的故事。正在念大学的儿子有些顾虑说：“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一般都不是小说作者本人所为，而是由好莱坞专职的电影剧本作家来承担。”
　　这一回，我不再理会自己是否有那个才气、是不是那个材料了，匆匆翻阅几本有关电影剧本创作的书之后就又义无反顾地在电脑上噼里啪啦地敲起来。这是一个特殊的题材、特殊的故事，“一般”处理的态度和方法在这里已经不适用了。
　　小说和电影剧本的英文本基本定下来以后，我又马不停蹄地译写小说的中文本。说到底，生我养我的故土上的父老兄妹师长朋友和千千万万的人们应该是我的小说的第一读者和最好的评判人。
　　当然，我的朋友海根教授得到一本赠书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了。
　　值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纪念之际，我把三个版本的小说献给1937—1938那个漫长的冬天里在我的故乡蒙难的数十万个魂灵。燃烧如初的激情驱动着我为根据小说改编的剧本的拍摄而奔波，愿望是在2007年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前夕把电影拍摄完毕并在全世界发行，通过电影屏幕向全世界讲述这个史诗般悲壮的故事，让人们身历其境，切肤地感受生与死、善与恶的大较量，以志不忘历史，呼唤和平，决不让同样的魔难再次陶临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