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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杰，原核武器研究院（即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党委书记、两弹元勋邓稼先院士（他生前曾任该院院长）的老搭挡。“小家伙儿是河北乐亭县的，李大钊的老乡。别看我快八十了，自己照顾自己一点问题也没有！明天让他回去看看老娘。”李老指着正在给记者倒茶的警卫员，乐呵呵地说，我们的话茬也由此打开。
1我是河北饶阳县人，冀中大平原的。上了几年私塾，在学校里我就“不安分”。那年我带领班上的同学把我们村大庙里的一百多个佛象都给砸了，挖出了“佛心”（其实那时拆庙的情况很普遍，叫拆了庙堂盖学校），这下可犯下“滔天大罪”。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到我家里兴师问罪，家里呆不下去了，我一跺脚参加了贺老总的120师小兵团（也算是随军学校吧），以后加入了作战部队。参加了蛟河、陈庄、齐桥等多次战役和战斗，其中齐桥战斗全歼日军一个快速大队。还和回族抗日英雄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一块儿打过仗，马本斋有勇有谋，可惜走得太早了。
2抗战胜利时我正担任县人民自卫大队大队长，后来接到上级命令，要开赴东北。先说是走海路，可后来海路走不通了，改走旱路。这下子可苦了我们，一路上风餐露宿，不得吃不得住，搞得每个人都和要饭的差不多。好不容易和延安来的人会合后要坐火车了，大家伙儿都高兴得要命，那年头儿有几个人坐过火车呀！结果，好事变坏事，连着翻了两回车，死了好几十口人哪！有的伤员被压在车底下，想什么办法也救不了，疼得嗷嗷叫，直嚷给我一枪吧，别让我受零罪了，领导一咬牙也只好这样办了，真叫人痛心啊！为什么翻车呢？那时许多火车都年久失修，再加上没有煤（蒸汽机车），根本就不能走。可咱们有些人不懂啊，没有煤烧豆饼烧高梁米也得给我走！平地还凑付，火车像“蚂蚱”似的一蹦一蹦的。上坡就不行了，倒了回来，风闸气不足一失灵结果就翻车了。打那时我就认定瞎指挥不相信科学是要流血的！我们冀中来的人坐的是第三趟火车，走走停停总算没出事到了东北。闹笑话的事还多着呢，在阜新有的人拿着烟袋冲着电灯泡子点烟，当地人说你们真是“土八路”，那能点得着吗？在沈阳东北局设宴招待我们这些华北来的干部，第一道菜是拔丝苹果，那东西不得夹起来放到凉水里蘸一下再吃吗！可有的老兄夹起来就往嘴里塞，结果烫了大燎泡，一顿饭也没吃好。我们人少又是北方的还好办，黄克诚将军率领的新四军三师，我们都管他们叫“老三师”就难办多了。来之前告诉他们，东北的仓库里有的是日本武器，空手来就行。等真到了东北，看守日军仓库的老毛子又变卦，不让拿了（前期曾让别的部队拿了2万多件武器，后来国民党“抗议”，老毛子就不让了）。结果，很多人两手空空这怎么打仗。还有那时东北已经很冷了，许多南方来的战士没有鞋，只好向老百姓买，苏浙一带口音管鞋子叫“孩子”，跟东北老乡一说他们都吓了一大跳，赶紧把孩子藏起来，闹了很大误会。虽然这样，“老三师”还是为东北局面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黄克诚将军更是功不可没，我们到东北听的第一次报告就是由他讲的。
3在东北我担任了骑兵武工队的队长，率领队伍在辽西与内蒙东部蒙汉杂居的地区担任剿匪任务。那时东北的胡子（土匪）多如牛毛，就我们武工队活动的一带就有好几股，有占山为王的、有被打散的残兵败将、也有成建制的国民党正规军。你打我、我打他，反正倒霉的都是老百姓。各路人马经常在黑夜里走碰头，老远就得先喊“哪绺子”的，其实也就是联络口令，弄错了让对方先下手就坏醋了。我的一个副队长就因为在这方面出了岔子，被土匪给打死了。剿匪以后我又率队参加了四平保卫战等大大小小的战斗，我尊敬的老上级、保安一师师长马仁兴就是在四平战死的，四平现在还有一条“仁兴”路，就是为了纪念他的。
在东北打仗时间虽只有三年，但困难还是很大的，没有根据地，人生地不熟，天又贼冷。国民党主力装备又好，战斗力很强。新一军、新六军那装备咱连见都没见过，汽车、电驴子（摩托车）、大炮、机枪、汤姆枪、火焰喷射器都是美国造。后勤更不用说了，咱们连高粱米都吃不上赤脚行军的时候，他们都是美式夹克、大皮靴、睡袋、饼干、大桶的咸牛肉罐头……但不管怎么讲，他们最后还是输了。当然我们的代价也是很大的，许多和我一起去东北的冀中子弟都牺牲了。
4全国解放以后，根据中央有关政策，我转到航空工业局（后来航空工业部）干了十年，先是在410厂当副厂长，那个厂是苏联援建的我国第一个歼击机生产厂，规模很大。原址选在张作霖的飞机修理场和日本人的飞机场，拆平建设。那时正是中苏友好时期，一切都听老大哥的，也就是毛主席讲的“一边倒”，你不这样也不行啊。那阵子西方国家连洋铁皮（镀锌板）和氧气瓶这样最普通的东西都不卖给我们，更不用说大工厂造武器了。当时沈阳飞机厂苏联专家挺多，他们都牛得很啊，住高级专家楼，吃的特供食品，每个周末都得跳舞，厂里还专门找一些漂亮的女青年陪着跳（当时这是政治任务），不过乱七八糟的事儿是没有的。这些专家大都看不起我们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对我们还实行技术封锁，有些真心帮助我们的，也只能偷着告诉我们，要让他们头儿知道了，也得抓起来。有一次开厂务会，一位苏联专家傲气地问当时的正厂长：“这个厂你是真厂长我是真厂长？”那个厂长连忙说：“当然你是真厂长了。”当时我听了非常气愤，会下马上找厂长质问他，他吱唔了半天，说了句“不是为了中苏友好吗！”你知道吗？当时我这样说是有很大风险的，1957年反右时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反对苏联专家才被扣上右派帽子的。
后来我又被调到172厂当党委书记，那个厂仿制生产苏联图-16中型轰炸机，这种飞机在当时来讲还是很先进的。苏联还送来3架整机由他们的驾驶员开着先飞到哈尔滨122厂，然后到了西安，苏联还有偿提供了10套整机零件由我厂组装。
51962年末，我接到中央紧急通知，三天之内到北京报到，不得有误！我赶紧交接完工作来到北京。二机部（核工业部）的两位副部长都找我谈了话，但对具体工作安排，都说他们不能讲，让我找李觉将军，当时我真有些犯懵，什么工作这么保密？后来李觉跟我讲，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搞核武器，要在青海海西州海宴县金银滩建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代号221基地）。李将军任总指挥，我任常务副总指挥主抓具体工作。海宴县是个藏族居住区，地广人稀，全县只有8 000人，海拔3 000多米，自然条件非常差。但221基地是当时“天字第一号”工程，所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共有铁道兵师、工兵师、二机部安装公司、交通、邮电及甘、青两省相关人员共5万人投入施工。一块砖比一斤白面还贵，当地连砂子也没有，还得从兰州运来，后来我提议修一条铁路专用线到青海湖边，到那里取砂子。就因这条铁路线，我还亲眼目睹了我国从苏联引进的第一种地对空导弹（萨姆-2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代号3069的首次实弹打靶试验，这在当时是绝密的。为什么邀请我呢？主要是这种导弹的各种辅助车辆如发射车、雷达车、电源车等等很多很笨重，要用我们的铁路专用线载运，由我负责具体协调，所以就让我去看了。试验很成功，导弹准确击中靶机，当时我也很激动，握着主持试验的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中将的手说：“成钧同志，你们任务完成得很光荣啊！”成钧也很客气地回答：“这与你们的大力协助是分不开的。”
221基地建设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当地很贫穷，气候也不好，我们主食就是黑乎乎的青稞面和自己种的土豆。副食品很少，到青海湖里打一些湟鱼吃，那种鱼没有鳞，味儿还可以，就是太腥，又没有大油水和佐料，所以很不好吃。青海湖中有个鸟岛，鸟蛋特别多，上面有个研究所专门研究鸟的。工程兵趁黑夜偷着上岛捡一些回来吃。我对他们讲，你们这样干是犯法的。话是这么说，但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后来中央责成商业部、青海、甘肃两省商业厅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供应基地后勤，情况才有了些好转，但还是挺困难的。但同志们的干劲非常大，都为自己能从事这样的工程而骄傲和自豪，到1965年基地就建成了。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氢弹都是在这里研制生产的。为了核爆万无一失，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各种冷爆试验（不含核材料的爆轰试验），基地天天炮声不断。
61966年3月30日，邓小平、薄一波、刘澜涛、赵尔陆和刘西尧等中央领导同志专程来我们221基地视察，由李觉、我和龙文光等同志陪同。“这个我见过，你们真不简单！”在陈列室里邓小平同志指着一枚核航弹高兴地说。薄一波副总理讲：“你们吃了不少苦啊。”李觉回答：“苦中有乐，乐在其中。”邓小平总书记接言道：“中国人硬是不怕苦，了不起啊！苦了几千年，现在总算熬出头了！”薄副总理又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总书记在，当场就可以拍板！”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已经花了国家不少钱……”邓小平坚定地说：“这点学费算什么，该花嘛，为国家你们作出了这么大的贡献……”邓小平总书记还为我们题了词。
以后的中央领导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和军委的各届领导都视察过我们院（迁到新址以后），给予了巨大支持，使我们的核武器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7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它采用的是塔爆方式，以后我们又进行了空投爆炸。可西方人还是笑我们是“有弹（原子弹）无枪（导弹运载）”。为了回击这些人，也为了尽快拥有自己真正的导弹核武器，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挥下，钱学森、谢光选、任新民等大科学家，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项工作。我自己也亲自参加了原子弹的振动、爆炸、火烧、雨淋、风吹等安全性试验。
那天在221基地，李觉、我、副总师龙文光和苏耀光以及几个战士七手八脚把原子弹抬上了汽车。
请读者朋友们注意：从李老口中说出的一个“抬”字，我们便可以判断出，我国核武器的小型化问题在当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几个人再大力气也抬不动几吨吧？由此可见美国人说我们剽窃他们的技术是彻头彻尾的撒谎。
“原子弹上车啦，这可是真家伙！”大伙嚷着就往车上爬——有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彭桓武、程开甲等人，李觉生怕出意外，连忙命令大家都下去，科学家们只好跳下了车。除了司机之外，车上只有李觉、我、龙文光等几个人。司机一踩油门，车速提到80迈，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飞奔，那个“真家伙”也跟着颠个不停，我高兴地说：“好！原子弹经得住这个振动就行。”车停下，我们用柴火烧原子弹，又用煤火烧，纹丝不动。第二天我们又用雷管炸，还是没问题。龙副总师说：“好！振动没问题，受热也没问题，爆炸也没问题。”我说：“只要上了保险，它就不会爆炸！”龙文光说：“这玩艺儿比常规炸弹还安全！”大胡子李觉将军笑得那叫开心：“哈哈，真像个纸老虎！”以后弹头被装在导弹上，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8由于221基地是由苏联人选址的，地理坐标他们都非常清楚。后来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西方人叫嚣要动“外科手术”摧毁我们的核设施，所以中央决定将核武器基地紧急内迁，于是我又受命入川选址，建造新的基地。1965年8月开始，我带领工作组在川西北开始选址，毛主席讲“要靠山近水扎大营”，林彪是“要山山打洞”。根据隐蔽、分散、保安全的原则，我们在川西北选了梓潼、剑阁、江油、平武、南县、广元、绵阳等5县2市作为地址。方圆几百公里，到处崇山峻岭，江河纵横，三国时邓艾偷渡阴平就在那里，非常闭塞。而且这些地方经济很落后，各种基础设施非常差，这还都好说，更要命的是当时左的思潮影响非常严重。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出于地方本位主义要求什么“一碗土换一碗米”（不愿拨地），“革砖的命”（用石头建筑），要“节约”干革命等“条条框框”，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和质量。那时彭德怀元帅任三线副主任，我心里特别希望彭老总能到我们那里看看，可后来内部通知，根本不允许他视察国防军工企业，更不用说我们这样的绝密单位了。
不管怎么讲，那年头儿人们的干劲还是很高的，到1967年底，新院70万平方米的研究所、学校、试验工厂都因陋就简地建完了，221基地的仪器设备也迁过来，科研工作开始走上正轨。但由于硬件（基础建设）的原因，影响科研的问题还是很多。拿上厕所这样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问题来说就麻烦不少，那时厕所都建在户外，四川雨水又多，所以每当科研人员要方便的时候得先脱拖鞋换上雨靴打着伞再去外头屙屎撒尿，非常麻烦，科研人员对此意见非常大。由此还闹了个“笑话”，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先生来我院二所检查工作，人们就纷纷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七嘴八舌很是激烈，钱先生火了：“谁说这样就不能搞科研了！”
9“文革”结束以后，一切工作走上正轨，曾长期主管国防科技事业的张爱萍将军也站出来重新工作了。他办事果断雷厉风行，对核武器非常重视，我多次听他讲过：“国家再穷也要有‘打狗棍’（核武器）！”新院最后集中在绵阳这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定就是由他拍板的。那次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来新院视察工作，我和邓稼先院长陪同他在5县2市的山山水水转了一大圈用了一个星期。汇报时我们说这样搞下去不行，方圆几百里没有汽车不能工作，一个人的活得十几个人干，浪费太大，不如集中在计算所所在地绵阳。陈主任讲这件大事我作不了主，还是找张爱萍吧。当时张爱萍同志正在陕西视察国防企业，我就给他打了电话。他来到研究院以后，听了我们的意见当即决定就这么办。回到成都，他找了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谭启龙，又给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写了报告，后经赵紫阳总理批准，当即列入国家财政预算，拨款3.5个亿，前后总共才用5天！这要是在以前想都不敢想能这么快！1985年工程正式奠基开工。这时又出了个大笑话，当研究院要集中到绵阳的消息一传开，一股谣言不胫而走，“研究院是搞核武器的，毒性太大，要死人的！”一时间社会上人心惶惶。张爱萍将军听了又好气又好笑，下令在陆军150师师部召开绵阳地区党政军民学共2 000多人参加的大会，我们研究院也去了许多人。会上张爱萍指着我们院的人说：“他们搞核武器好多年了，一个也没毒死，都活得好好的，不要再相信传播谣言！”事实也确如此，研究院在核安全这方面做的很好，从未出过大乱子。
10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之后，研究院马上就接手进行了核弹小型化和中子弹的研制工作，为什么要研究中子弹呢？还是因为要对付当时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的苏联军队，尤其是他们的坦克装甲机械化部队。苏军的坦克集群可以在数小时内开到北京。为了对付他们，除了加强反坦克武器之外，搞中子弹是非常重要的。一颗中子弹可以让方圆800米之内坦克装甲车丧失战斗力，而且它只杀伤人员不损坏装备，辐射污染很少是“干净”的核武器，所以中央催得很紧。经过邓稼先、于敏这些著名科学家的努力，我们只做了5次试验，就在1984年试验成功中子弹。当时并未公布，为什么呢？因为中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当时主管军委日常工作的杨尚昆同志批示：“要留一手”，所以未公开报道。其实精明的外国人早就知道我们在搞中子弹了。叶剑英元帅七十年代末那首著名的《攻关》诗：“合金钢不坚，中子弹不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公开发表之后，国外情报机关就判定中国人一定在搞中子弹，因为他们知道，叶帅的话可不是随便讲的。
11谈到邓稼先院长，李老脸色凝重地沉思了好一会儿，慢慢地开口了。邓稼先院长和我共事多年，对于他，我可以这样讲：“人品高尚，无与伦比”，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你再很难找到像老邓那样的好人，那样的科学家。这不只是我自己这样讲，整个研究院，上至领导和著名科学家，下至普通工人乃至家属都会这样讲“老邓是个好人”，“是个真正的科学家”。人家精通核武器理论和英、德、俄三国语言，那么大学问，但一点架子也没有，对研制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弄明白，从理论计算到工厂生产一点不含糊，遇到他不懂的，总是虚心求教，尽管对方可能只是个大老粗工人。试验中出了问题他不彻底搞清是不会离开的。老邓对我国的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的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他不仅是两弹元勋，而是真正的三弹（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元勋。这可不是我讲的，这是张爱萍上将在老邓追悼会上亲口对老邓的夫人许鹿希教授讲的。
可惜呀，邓院长走得太早了，他才62岁！对于他这样一个科学家来讲这正是黄金年龄段啊。当然党和政府为了挽救他的生命，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张爱萍总长一直直接过问他的治疗。他第一次治疗班子是为余秋里副总理治病的医生，第二次为他主刀的是我国最著名的医学泰斗吴阶平院士，但老邓还是走了。
李老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含热泪，几近失声……
他当院长我当书记，我们俩人就跟亲兄弟一样。那时我们都过着牛郎织女的“光棍”生活，同吃同住。困难时期，我们都那么点定量，半饿着肚子工作。办公室紧张时，我们俩就在宿舍里躺下睡觉，坐起来办公。偶尔有空，我们也喝点，老邓的酒量还行。
全院上下几万人，经济一直是个大问题，老邓经常说：“只要我们放响了（即试验成功），一切都好办了！”对此我深有体会，所以我有一个工作原则，研究院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核武器研制开展。
12当然，我们搞核武器的科学家，除了老邓之外，钱三强、朱光亚、王淦昌、程开甲、陈能宽、彭桓武、还有因飞机失事遇难的郭永怀（他到最后关头还紧紧地抱着装满核试验绝密材料的皮包）等人，另外还有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折磨致死的我国著名炸药专家钱晋（他死后，从体表看不出有伤痕，但解剖一看，五脏都成了一团团的血块子，原来那些丧心病狂的造反派是用大铁杠子在他肚子上像擀面一样楞给擀死的）。他们都是非常卓越、有强烈爱国心的科学家，是我们民族真正的功臣！说句大实话，如果他们当年不从国外回来，那人家在国外照样汽车洋房、吃香的喝辣的！但我们如果没有这些宝贵人才科技精英能搞成两弹一星吗？说到这里，我想起我们国家国防科技事业的总当家人聂荣臻元帅讲的一句话：“搞导弹核武器，没有技术专家和科学家，你就是开上去一个军也不顶用！”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当前经济改革大潮中，尤其需要发扬“两弹一星”精神，这不是唱高调，是严酷现实的选择，也是我投身革命事业几十年、转了大半个中国的真实心得。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邓稼先院长的夫人许鹿希教授,胡乔木同志的秘书李问沂先生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1我是河北饶阳县人，冀中大平原的。上了几年私塾，在学校里我就“不安分”。那年我带领班上的同学把我们村大庙里的一百多个佛象都给砸了，挖出了“佛心”（其实那时拆庙的情况很普遍，叫拆了庙堂盖学校），这下可犯下“滔天大罪”。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到我家里兴师问罪，家里呆不下去了，我一跺脚参加了贺老总的120师小兵团（也算是随军学校吧），以后加入了作战部队。参加了蛟河、陈庄、齐桥等多次战役和战斗，其中齐桥战斗全歼日军一个快速大队。还和回族抗日英雄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一块儿打过仗，马本斋有勇有谋，可惜走得太早了。
2抗战胜利时我正担任县人民自卫大队大队长，后来接到上级命令，要开赴东北。先说是走海路，可后来海路走不通了，改走旱路。这下子可苦了我们，一路上风餐露宿，不得吃不得住，搞得每个人都和要饭的差不多。好不容易和延安来的人会合后要坐火车了，大家伙儿都高兴得要命，那年头儿有几个人坐过火车呀！结果，好事变坏事，连着翻了两回车，死了好几十口人哪！有的伤员被压在车底下，想什么办法也救不了，疼得嗷嗷叫，直嚷给我一枪吧，别让我受零罪了，领导一咬牙也只好这样办了，真叫人痛心啊！为什么翻车呢？那时许多火车都年久失修，再加上没有煤（蒸汽机车），根本就不能走。可咱们有些人不懂啊，没有煤烧豆饼烧高梁米也得给我走！平地还凑付，火车像“蚂蚱”似的一蹦一蹦的。上坡就不行了，倒了回来，风闸气不足一失灵结果就翻车了。打那时我就认定瞎指挥不相信科学是要流血的！我们冀中来的人坐的是第三趟火车，走走停停总算没出事到了东北。闹笑话的事还多着呢，在阜新有的人拿着烟袋冲着电灯泡子点烟，当地人说你们真是“土八路”，那能点得着吗？在沈阳东北局设宴招待我们这些华北来的干部，第一道菜是拔丝苹果，那东西不得夹起来放到凉水里蘸一下再吃吗！可有的老兄夹起来就往嘴里塞，结果烫了大燎泡，一顿饭也没吃好。我们人少又是北方的还好办，黄克诚将军率领的新四军三师，我们都管他们叫“老三师”就难办多了。来之前告诉他们，东北的仓库里有的是日本武器，空手来就行。等真到了东北，看守日军仓库的老毛子又变卦，不让拿了（前期曾让别的部队拿了2万多件武器，后来国民党“抗议”，老毛子就不让了）。结果，很多人两手空空这怎么打仗。还有那时东北已经很冷了，许多南方来的战士没有鞋，只好向老百姓买，苏浙一带口音管鞋子叫“孩子”，跟东北老乡一说他们都吓了一大跳，赶紧把孩子藏起来，闹了很大误会。虽然这样，“老三师”还是为东北局面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黄克诚将军更是功不可没，我们到东北听的第一次报告就是由他讲的。
3在东北我担任了骑兵武工队的队长，率领队伍在辽西与内蒙东部蒙汉杂居的地区担任剿匪任务。那时东北的胡子（土匪）多如牛毛，就我们武工队活动的一带就有好几股，有占山为王的、有被打散的残兵败将、也有成建制的国民党正规军。你打我、我打他，反正倒霉的都是老百姓。各路人马经常在黑夜里走碰头，老远就得先喊“哪绺子”的，其实也就是联络口令，弄错了让对方先下手就坏醋了。我的一个副队长就因为在这方面出了岔子，被土匪给打死了。剿匪以后我又率队参加了四平保卫战等大大小小的战斗，我尊敬的老上级、保安一师师长马仁兴就是在四平战死的，四平现在还有一条“仁兴”路，就是为了纪念他的。
在东北打仗时间虽只有三年，但困难还是很大的，没有根据地，人生地不熟，天又贼冷。国民党主力装备又好，战斗力很强。新一军、新六军那装备咱连见都没见过，汽车、电驴子（摩托车）、大炮、机枪、汤姆枪、火焰喷射器都是美国造。后勤更不用说了，咱们连高粱米都吃不上赤脚行军的时候，他们都是美式夹克、大皮靴、睡袋、饼干、大桶的咸牛肉罐头……但不管怎么讲，他们最后还是输了。当然我们的代价也是很大的，许多和我一起去东北的冀中子弟都牺牲了。
4全国解放以后，根据中央有关政策，我转到航空工业局（后来航空工业部）干了十年，先是在410厂当副厂长，那个厂是苏联援建的我国第一个歼击机生产厂，规模很大。原址选在张作霖的飞机修理场和日本人的飞机场，拆平建设。那时正是中苏友好时期，一切都听老大哥的，也就是毛主席讲的“一边倒”，你不这样也不行啊。那阵子西方国家连洋铁皮（镀锌板）和氧气瓶这样最普通的东西都不卖给我们，更不用说大工厂造武器了。当时沈阳飞机厂苏联专家挺多，他们都牛得很啊，住高级专家楼，吃的特供食品，每个周末都得跳舞，厂里还专门找一些漂亮的女青年陪着跳（当时这是政治任务），不过乱七八糟的事儿是没有的。这些专家大都看不起我们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对我们还实行技术封锁，有些真心帮助我们的，也只能偷着告诉我们，要让他们头儿知道了，也得抓起来。有一次开厂务会，一位苏联专家傲气地问当时的正厂长：“这个厂你是真厂长我是真厂长？”那个厂长连忙说：“当然你是真厂长了。”当时我听了非常气愤，会下马上找厂长质问他，他吱唔了半天，说了句“不是为了中苏友好吗！”你知道吗？当时我这样说是有很大风险的，1957年反右时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反对苏联专家才被扣上右派帽子的。
后来我又被调到172厂当党委书记，那个厂仿制生产苏联图-16中型轰炸机，这种飞机在当时来讲还是很先进的。苏联还送来3架整机由他们的驾驶员开着先飞到哈尔滨122厂，然后到了西安，苏联还有偿提供了10套整机零件由我厂组装。
51962年末，我接到中央紧急通知，三天之内到北京报到，不得有误！我赶紧交接完工作来到北京。二机部（核工业部）的两位副部长都找我谈了话，但对具体工作安排，都说他们不能讲，让我找李觉将军，当时我真有些犯懵，什么工作这么保密？后来李觉跟我讲，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搞核武器，要在青海海西州海宴县金银滩建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代号221基地）。李将军任总指挥，我任常务副总指挥主抓具体工作。海宴县是个藏族居住区，地广人稀，全县只有8 000人，海拔3 000多米，自然条件非常差。但221基地是当时“天字第一号”工程，所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共有铁道兵师、工兵师、二机部安装公司、交通、邮电及甘、青两省相关人员共5万人投入施工。一块砖比一斤白面还贵，当地连砂子也没有，还得从兰州运来，后来我提议修一条铁路专用线到青海湖边，到那里取砂子。就因这条铁路线，我还亲眼目睹了我国从苏联引进的第一种地对空导弹（萨姆-2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代号3069的首次实弹打靶试验，这在当时是绝密的。为什么邀请我呢？主要是这种导弹的各种辅助车辆如发射车、雷达车、电源车等等很多很笨重，要用我们的铁路专用线载运，由我负责具体协调，所以就让我去看了。试验很成功，导弹准确击中靶机，当时我也很激动，握着主持试验的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中将的手说：“成钧同志，你们任务完成得很光荣啊！”成钧也很客气地回答：“这与你们的大力协助是分不开的。”
221基地建设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当地很贫穷，气候也不好，我们主食就是黑乎乎的青稞面和自己种的土豆。副食品很少，到青海湖里打一些湟鱼吃，那种鱼没有鳞，味儿还可以，就是太腥，又没有大油水和佐料，所以很不好吃。青海湖中有个鸟岛，鸟蛋特别多，上面有个研究所专门研究鸟的。工程兵趁黑夜偷着上岛捡一些回来吃。我对他们讲，你们这样干是犯法的。话是这么说，但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后来中央责成商业部、青海、甘肃两省商业厅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供应基地后勤，情况才有了些好转，但还是挺困难的。但同志们的干劲非常大，都为自己能从事这样的工程而骄傲和自豪，到1965年基地就建成了。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氢弹都是在这里研制生产的。为了核爆万无一失，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各种冷爆试验（不含核材料的爆轰试验），基地天天炮声不断。
61966年3月30日，邓小平、薄一波、刘澜涛、赵尔陆和刘西尧等中央领导同志专程来我们221基地视察，由李觉、我和龙文光等同志陪同。“这个我见过，你们真不简单！”在陈列室里邓小平同志指着一枚核航弹高兴地说。薄一波副总理讲：“你们吃了不少苦啊。”李觉回答：“苦中有乐，乐在其中。”邓小平总书记接言道：“中国人硬是不怕苦，了不起啊！苦了几千年，现在总算熬出头了！”薄副总理又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总书记在，当场就可以拍板！”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已经花了国家不少钱……”邓小平坚定地说：“这点学费算什么，该花嘛，为国家你们作出了这么大的贡献……”邓小平总书记还为我们题了词。
以后的中央领导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和军委的各届领导都视察过我们院（迁到新址以后），给予了巨大支持，使我们的核武器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7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它采用的是塔爆方式，以后我们又进行了空投爆炸。可西方人还是笑我们是“有弹（原子弹）无枪（导弹运载）”。为了回击这些人，也为了尽快拥有自己真正的导弹核武器，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挥下，钱学森、谢光选、任新民等大科学家，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项工作。我自己也亲自参加了原子弹的振动、爆炸、火烧、雨淋、风吹等安全性试验。
那天在221基地，李觉、我、副总师龙文光和苏耀光以及几个战士七手八脚把原子弹抬上了汽车。
请读者朋友们注意：从李老口中说出的一个“抬”字，我们便可以判断出，我国核武器的小型化问题在当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几个人再大力气也抬不动几吨吧？由此可见美国人说我们剽窃他们的技术是彻头彻尾的撒谎。
“原子弹上车啦，这可是真家伙！”大伙嚷着就往车上爬——有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彭桓武、程开甲等人，李觉生怕出意外，连忙命令大家都下去，科学家们只好跳下了车。除了司机之外，车上只有李觉、我、龙文光等几个人。司机一踩油门，车速提到80迈，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飞奔，那个“真家伙”也跟着颠个不停，我高兴地说：“好！原子弹经得住这个振动就行。”车停下，我们用柴火烧原子弹，又用煤火烧，纹丝不动。第二天我们又用雷管炸，还是没问题。龙副总师说：“好！振动没问题，受热也没问题，爆炸也没问题。”我说：“只要上了保险，它就不会爆炸！”龙文光说：“这玩艺儿比常规炸弹还安全！”大胡子李觉将军笑得那叫开心：“哈哈，真像个纸老虎！”以后弹头被装在导弹上，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8由于221基地是由苏联人选址的，地理坐标他们都非常清楚。后来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西方人叫嚣要动“外科手术”摧毁我们的核设施，所以中央决定将核武器基地紧急内迁，于是我又受命入川选址，建造新的基地。1965年8月开始，我带领工作组在川西北开始选址，毛主席讲“要靠山近水扎大营”，林彪是“要山山打洞”。根据隐蔽、分散、保安全的原则，我们在川西北选了梓潼、剑阁、江油、平武、南县、广元、绵阳等5县2市作为地址。方圆几百公里，到处崇山峻岭，江河纵横，三国时邓艾偷渡阴平就在那里，非常闭塞。而且这些地方经济很落后，各种基础设施非常差，这还都好说，更要命的是当时左的思潮影响非常严重。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出于地方本位主义要求什么“一碗土换一碗米”（不愿拨地），“革砖的命”（用石头建筑），要“节约”干革命等“条条框框”，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和质量。那时彭德怀元帅任三线副主任，我心里特别希望彭老总能到我们那里看看，可后来内部通知，根本不允许他视察国防军工企业，更不用说我们这样的绝密单位了。
不管怎么讲，那年头儿人们的干劲还是很高的，到1967年底，新院70万平方米的研究所、学校、试验工厂都因陋就简地建完了，221基地的仪器设备也迁过来，科研工作开始走上正轨。但由于硬件（基础建设）的原因，影响科研的问题还是很多。拿上厕所这样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问题来说就麻烦不少，那时厕所都建在户外，四川雨水又多，所以每当科研人员要方便的时候得先脱拖鞋换上雨靴打着伞再去外头屙屎撒尿，非常麻烦，科研人员对此意见非常大。由此还闹了个“笑话”，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先生来我院二所检查工作，人们就纷纷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七嘴八舌很是激烈，钱先生火了：“谁说这样就不能搞科研了！”
9“文革”结束以后，一切工作走上正轨，曾长期主管国防科技事业的张爱萍将军也站出来重新工作了。他办事果断雷厉风行，对核武器非常重视，我多次听他讲过：“国家再穷也要有‘打狗棍’（核武器）！”新院最后集中在绵阳这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定就是由他拍板的。那次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来新院视察工作，我和邓稼先院长陪同他在5县2市的山山水水转了一大圈用了一个星期。汇报时我们说这样搞下去不行，方圆几百里没有汽车不能工作，一个人的活得十几个人干，浪费太大，不如集中在计算所所在地绵阳。陈主任讲这件大事我作不了主，还是找张爱萍吧。当时张爱萍同志正在陕西视察国防企业，我就给他打了电话。他来到研究院以后，听了我们的意见当即决定就这么办。回到成都，他找了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谭启龙，又给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写了报告，后经赵紫阳总理批准，当即列入国家财政预算，拨款3.5个亿，前后总共才用5天！这要是在以前想都不敢想能这么快！1985年工程正式奠基开工。这时又出了个大笑话，当研究院要集中到绵阳的消息一传开，一股谣言不胫而走，“研究院是搞核武器的，毒性太大，要死人的！”一时间社会上人心惶惶。张爱萍将军听了又好气又好笑，下令在陆军150师师部召开绵阳地区党政军民学共2 000多人参加的大会，我们研究院也去了许多人。会上张爱萍指着我们院的人说：“他们搞核武器好多年了，一个也没毒死，都活得好好的，不要再相信传播谣言！”事实也确如此，研究院在核安全这方面做的很好，从未出过大乱子。
10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之后，研究院马上就接手进行了核弹小型化和中子弹的研制工作，为什么要研究中子弹呢？还是因为要对付当时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的苏联军队，尤其是他们的坦克装甲机械化部队。苏军的坦克集群可以在数小时内开到北京。为了对付他们，除了加强反坦克武器之外，搞中子弹是非常重要的。一颗中子弹可以让方圆800米之内坦克装甲车丧失战斗力，而且它只杀伤人员不损坏装备，辐射污染很少是“干净”的核武器，所以中央催得很紧。经过邓稼先、于敏这些著名科学家的努力，我们只做了5次试验，就在1984年试验成功中子弹。当时并未公布，为什么呢？因为中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当时主管军委日常工作的杨尚昆同志批示：“要留一手”，所以未公开报道。其实精明的外国人早就知道我们在搞中子弹了。叶剑英元帅七十年代末那首著名的《攻关》诗：“合金钢不坚，中子弹不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公开发表之后，国外情报机关就判定中国人一定在搞中子弹，因为他们知道，叶帅的话可不是随便讲的。
11谈到邓稼先院长，李老脸色凝重地沉思了好一会儿，慢慢地开口了。邓稼先院长和我共事多年，对于他，我可以这样讲：“人品高尚，无与伦比”，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你再很难找到像老邓那样的好人，那样的科学家。这不只是我自己这样讲，整个研究院，上至领导和著名科学家，下至普通工人乃至家属都会这样讲“老邓是个好人”，“是个真正的科学家”。人家精通核武器理论和英、德、俄三国语言，那么大学问，但一点架子也没有，对研制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弄明白，从理论计算到工厂生产一点不含糊，遇到他不懂的，总是虚心求教，尽管对方可能只是个大老粗工人。试验中出了问题他不彻底搞清是不会离开的。老邓对我国的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的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他不仅是两弹元勋，而是真正的三弹（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元勋。这可不是我讲的，这是张爱萍上将在老邓追悼会上亲口对老邓的夫人许鹿希教授讲的。
可惜呀，邓院长走得太早了，他才62岁！对于他这样一个科学家来讲这正是黄金年龄段啊。当然党和政府为了挽救他的生命，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张爱萍总长一直直接过问他的治疗。他第一次治疗班子是为余秋里副总理治病的医生，第二次为他主刀的是我国最著名的医学泰斗吴阶平院士，但老邓还是走了。
李老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含热泪，几近失声……
他当院长我当书记，我们俩人就跟亲兄弟一样。那时我们都过着牛郎织女的“光棍”生活，同吃同住。困难时期，我们都那么点定量，半饿着肚子工作。办公室紧张时，我们俩就在宿舍里躺下睡觉，坐起来办公。偶尔有空，我们也喝点，老邓的酒量还行。
全院上下几万人，经济一直是个大问题，老邓经常说：“只要我们放响了（即试验成功），一切都好办了！”对此我深有体会，所以我有一个工作原则，研究院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核武器研制开展。
12当然，我们搞核武器的科学家，除了老邓之外，钱三强、朱光亚、王淦昌、程开甲、陈能宽、彭桓武、还有因飞机失事遇难的郭永怀（他到最后关头还紧紧地抱着装满核试验绝密材料的皮包）等人，另外还有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折磨致死的我国著名炸药专家钱晋（他死后，从体表看不出有伤痕，但解剖一看，五脏都成了一团团的血块子，原来那些丧心病狂的造反派是用大铁杠子在他肚子上像擀面一样楞给擀死的）。他们都是非常卓越、有强烈爱国心的科学家，是我们民族真正的功臣！说句大实话，如果他们当年不从国外回来，那人家在国外照样汽车洋房、吃香的喝辣的！但我们如果没有这些宝贵人才科技精英能搞成两弹一星吗？说到这里，我想起我们国家国防科技事业的总当家人聂荣臻元帅讲的一句话：“搞导弹核武器，没有技术专家和科学家，你就是开上去一个军也不顶用！”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当前经济改革大潮中，尤其需要发扬“两弹一星”精神，这不是唱高调，是严酷现实的选择，也是我投身革命事业几十年、转了大半个中国的真实心得。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邓稼先院长的夫人许鹿希教授,胡乔木同志的秘书李问沂先生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