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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前言
青岛及整个山东半岛，当下正处于“转向深蓝”的产业战略调整期。
5月31日，“蓝色青岛大讲堂”首场讲座开讲，这一重大文化活动由青岛市委宣传部、青岛市蓝色经济区建设办公室、青岛出版集团、青岛城投集团主办，商周刊社承办。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全国最顶尖的专家学者将陆续抵青，为蓝色经济导航，为青岛的发展出谋划策。
事实上，在我国经济学界，“蓝色经济”仍是个全新课题，对其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尚不多，学术成果也尚未丰厚。在此情形下，青岛把“蓝色青岛大讲堂”打造为一个权威学术平台、文化青岛品牌，让学者们在此阐述观点，碰撞思想，加速“蓝色理论”的诞生，极富意义，在全国亦有首创性。
“蓝色青岛大讲堂”主题别出心裁，直击“蓝色”精髓。“蓝色”的精髓何为？非海洋产业，非海洋文化，实乃海洋心态。大海，四通八达，开阔无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青岛要转变为“蓝岛”，首先要在市民与政府观念的开放性下功夫，如青岛市委书记李群所言，培养“国际视野”。
在首场讲座中，中国资深外交家吴建民做了以《蓝色坐标下的中国与世界》为题的演讲，他从历史生发开来，向全球扩散开去，古今中外的成功案例信手拈来，以外交家独有的视角，描绘出一幅中国与世界交相辉映的画面。
中国是如何在郑和七下西洋后错失大航海时代而瞬间落后的？中国人是如何重新认识世界的？当今世界形势发生了哪些变化？中华民族是怎样从一个多灾多难、水深火热的低谷期重回世界舞台中心的？
蓝色青岛，以全球视野开篇。
吴建民简历
吴建民，现任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席，欧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欧亚科学院院士、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等。
吴建民出生于1939年，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至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
1971年，他成为中国驻联合国第一批代表团工作人员。在四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吴建民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二把手，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大使，1998-2003年任中国驻法国大使，2003-2008年任中国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等职。他曾于2003-2007年任国际展览局主席，是第一位中国人、第一位亚洲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担任这一重要职务。
2003年荣获希拉克总统授予的荣誉勋级会大将军勋章。
吴建民著有《外交与国际关系——吴建民的看法与思考1》、《交流学讲章》、《外交案例》、《在法国的外交生涯》、《世界大变化——吴建民的看法与思考2》、《我与世博有缘》、《再来一个十年》、《动荡反思合作——吴建民外交思考》等。
把中国放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看，中国在世界上领先不是一二百年了，而是一千多年。为什么我们后来落后了？这是中国人思考了很久的问题。
正如邓小平总结的：封闭导致落后。中国人多少年“内向”，我们的国家很大，内部问题很多，以至于抬头看世界的心思很少。过去三十年，为什么大发展？是因为我们抬头看世界。
回顾过去600年，中国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机遇，但都没有抓住。
过去600年，世界的变化是巨大的。
世界大变化从大航海开始，大航海是中国人开始的，这个中国人是谁？1405年至1433年的28年时间里，郑和率领六七十艘船、共两万七八千人的庞大舰队七下西洋。其中最大的船，我们现在术语叫旗舰，当时叫宝船，可以承载一千人。现在想想：在1405年，中国人就能造出了这么大的船，浩浩荡荡，七下西洋，在海上还没有迷失方向，整个船队能够有序前进，到达南亚、中东甚至非洲，这是人类历史上了不起的壮举！
明成祖之后，明朝皇帝下令封海，违者斩。这个转折，使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队“烂”在海里，郑和下西洋积累的大量资料被付之一炬！大航海是中国人开始的，但中国人没有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人自己丢失了一次发展的大机遇。
第二次机会是在清初。康熙大帝是中国了不起的皇帝，在位61年，非常勤勉。他能够抬头看世界，对外国的事情很有兴趣，请来法国传教士当顾问，为他介绍当代科学知识，康熙的疟疾还是法国传教士给他治好的。
不过，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就怕比较。把康熙大帝与同时期的俄罗斯彼得大帝一比较，我们会得到很多启示——彼得大帝和康熙大帝有共同点，都是儿时当皇帝，康熙大帝8岁登基，彼得大帝10岁登基，但是不同点在于，彼得大帝当沙皇时，他看到了西方国家走在俄国前面，随即开启了政治变革。
彼得大帝身边有一个原籍瑞士的宰相，他建议彼得大帝亲自到欧洲走走，彼得大帝采纳后，化名为米哈伊洛夫下士，带了200多人到欧洲去考察了一年半。1994年，我在荷兰当大使时，曾到阿姆斯特丹参观一家大公司，公司老板对我说：这个车间，当年彼得大帝在这里工作过。彼得大帝从欧洲回到俄国，立刻开放，把人派出去，把外国人请进来，把技术引进来，贵族子弟必须全部出国学习。这样一来，俄国在彼得大帝时期开始崛起。
1724年年底，彼得大帝到圣彼得堡视察，他看到一个海员掉到海里，便立即跳到海里救海员——这在中国是不会发生的，中国皇帝不会跳到海里去救一个海员。这说明，彼得大帝受了当时欧洲启蒙运动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康熙大帝就有差距了。康熙也看到了西方的领先，他在镇压新疆准噶尔叛乱时用了2000支威力很大的洋枪，故宫所用的玻璃也是他引进的。但是，康熙并没有实行开放政策，没有认真学习西方。因此，第二次发展机遇，中国人又错过了。 第三次机遇是在1792年，英国乔治三世派了使臣马葛尔尼到中国来，马葛尔尼带来乔治三世给乾隆皇帝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一要与中国通商，二要与中国互设大使馆。当时，马葛尔尼要见乾隆皇帝很不容易，为礼仪的问题吵了几个月，中国人要求见乾隆皇帝必须三拜九叩，马葛尔尼不干。马葛尔尼为了打动乾隆皇帝，展示了当时英国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包括热气球，可是乾隆皇帝不屑一顾，视之为雕虫小技，两条要求全部拒绝。通商？中国物产丰富，不需要通商；建使馆？英国一个小国，我们泱泱大国到你们那儿建使馆，笑话！
后来，鸦片战争的结果众所周知。当时英国的GDP在全球不过占百分之一二，中国的GDP占到全球三分之一，英国只派了16艘舰艇、共2.5万人的军队，而中国派了80万人，最后中国被打得一败涂地。
回顾历史，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是中国人对世界认识正确的时候，国家就大踏步前进，凡是中国人对世界认识错误的时候，要受到大挫折。
二战期间，美苏作为盟国共同反对法西斯，在战争胜利之后，美苏对立起来，冷战开始。这个时候世界上议论很多，一种看法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行将爆发，第二种看法认为是美苏会妥协。
当时，在国内，中国革命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毛泽东主席在党内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对国际形势做了非常清晰的估计。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毛泽东认为会推迟。对于美苏是否会妥协，毛泽东判断肯定会妥协，只是时间问题。事后证明他的估计是对的。
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为制定国内的方针政策打下了基础。在那样一种国际形势下，我们国内该怎么办？1945年10月，毛泽东到重庆去跟蒋介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但是蒋介石这个时候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内战了，毛泽东制定了非常清楚的国内方针：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斗争，不仅不应该停止，而且应该坚决斗争下去，斗得越好，对大局越有利。
我们对世界形势认识正确了，国内的方针正确了，结果是什么？1946年6月，蒋介石160万大军进攻我们的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取得了非常好的结局。
可是后来，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出现了问题，比较典型的是在1958年。1958年，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西欧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我在法国当大使时，法国正经历着战后光辉的30年，经济高速发展。由于对世界认识错误，导致国内方针也出现了失误——人民公社化运动，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结果是什么？
20年后，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当时，邓小平考虑到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认为要搞好中日关系，因此与日本的政界进行了广泛接触，还参观了日本企业。在参观日产尼桑汽车制造厂的过程中，邓小平比较了尼桑汽车制造厂与当时中国最好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发现前者的劳动生产率是后者的几十倍！看完之后，邓小平感叹了一句：我现在明白了，什么叫现代化。后来实行的方针，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政策，令中国实现大发展，中国人大踏步前进，举世瞩目。
时代变了。时代从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
4月份，北京大学的学生请我去演讲，我对学生说，你们是中国最有名学府的学生，一定对世界很有了解，你们都讲世界在变化，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世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问了五个学生，没有一个讲对的，有说全球化，有说信息时代，有说中国崛起，这些都是一种现象，最本质的是什么？最本质的是时代变了，从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
这可不是套话，这是对当今时代主题变化的一种比较确切的表述。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人相信列宁同志对时代的论断。列宁同志在1916年对当时的时代做出一个论断：这是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这个论断对不对？对。上个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十月革命，爆发了中国革命，还有战后一系列国家爆发的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如火如荼、席卷全球。回头一看，列宁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可是时代的主题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中国，发现时代变化的第一人是邓小平。20世纪80年代初，小平同志反复讲一个观点：当今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这话现在是老生常谈，但是我们这些长期搞外交的人更有深刻体会，知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
在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时代主题是什么？是战争与暴力革命。到了今天，时代主题变成和平与发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是哪些因素在推动？我认为有五大因素。
第一个因素，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惨痛教训。有人类历史就有战争，但是打得最惨烈的是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大约死亡1亿2千万人，那个时候，世界人口不是今天的70多亿，只有20亿上下，1亿人已经很多了。二战之后，联合国成立，《联合国宪章》第一句话就是：联合国的各国人民决心使后代免除战争的浩劫。
第二个因素，核武器的出现。但是核武器的出现对战争有制约作用，战争的目的是获取对方的资源，可是核武器出现以后，它的杀伤力太大了。去年年初在韩国首尔举行的全球安全峰会中公布了一些数据：今天世界上的核武器当量足以摧毁地球若干次，这些当量相当于全世界每个人头上顶着一吨炸药。从二战结束到现在，人类有几次都走到了核战争的边缘，最后退回去了，为什么？因为核战争会带给全球毁灭性的结果，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不敢下这个决心。
第三个因素，全球化。全球化造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2008年，一场席卷全球、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爆发，这场危机如果发生在40年前，当时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看到美国华尔街爆发金融危机，中国人会欣喜若狂。可是，2008年爆发这场金融危机之后，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说了八个字：携手合作，同舟共济。这场危机太严重了，人类只有携手合作才能克服这场危机带来的影响。全球化的结果，就是把大家连到了一起。 第四个因素，西方世界进行了深度改良。对外，在二战之前，世界被少数几个西方大国瓜分，建立起殖民体系，现在，殖民帝国一个个解体，少数国家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了民族独立，多数国家通过谈判取得了民族独立。通过谈判就能取得民族独立，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西方大国对殖民体系做了调整，他们放弃了殖民帝国。对内，西方世界进行了深度改良，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二次分配”，第一次分配讲效率，第二次分配讲公平，看一个国家的社会公平程度，就看在第二次分配中拿出多少钱。我在法国当大使时，问当时法国的财政经济工业部长：你们第二次分配拿出多少钱？他给出一个数字：占法国GDP的46%。不得了！法国的GDP接近三万亿美元，每年拿出46%进行二次分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有一个庞大丰厚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疾病保险和生育补贴。这样一个庞大丰厚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什么结果？革命不大可能发生。只有人民生存不下去才会革命，福利条件那么好，人们活得下去，还会革命吗？不会。几年前，法国大城市的郊区爆发了骚乱，有记者跑来采访我：吴大使，估计会不会爆发革命？我斩钉截铁回答说：不会。我觉得在可预见的未来，西方世界爆发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不太大。
第五个因素，南北鸿沟在加深。按照联合国统计，全球人均收入每天不到1美元的大概有10多亿人，不到2美元的有20多亿人。1美元的购买力大约等于6块人民币，每天不到1美元，那就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全世界有那么多穷人，当然是发展问题更突出了。
在上述五个因素的推动下，“和平与发展”取代了“战争与革命”成为今天时代的主题。这是当今国家关系中最深刻的变化。
这个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以前，我们挥之不去的忧虑是什么？是打仗。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战略决策的背后包含了一个大的判断：战争在可预见的将来打不起来，打不起来才能搞经济建设。比方说青岛现在提出发展“蓝色经济”，如果明天就要打仗了，还搞什么蓝色经济区？所以，时代主题的变化对中国至关重要。
是什么因素推动中国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大家一定会说是改革开放，可是光有这一条还不够，还有三条因素——天时、地利、人和。
中国从1861年至1894年搞过洋务运动。我们恢复历史本来面貌，发现当年领导洋务运动的人——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恭亲王，他们都不是无能之鼠辈。我们今天改革开放采取的措施，包括派人出国学习、吸引人才进来、引进外资和技术，当年洋务运动基本全用到了，可是为什么会失败？因为那是一个旧时代，现在是一个新时代，旧时代与新时代至少有四大不同。
首先，二战后《联合国宪章》承认了主权平等原则。这个原则太重要了，鸦片战争的时候有主权平等吗？洋务运动的时候有主权平等吗？没有。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签字国只有50个国家，现在联合国会员国有193个，如果没有主权平等这条原则，会有那么多国家独立吗？
其次，世界已经由MAD时代进入了MED时代，MAD是指国家之间“互相保证摧毁”，MED是指国家之间“互相依存”。
其三，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世界贸易组织。这个组织对中国太重要了，有了这个体制，中国生产的东西能卖出去，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能买进来。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当中，需要大量的钢铁，中国的铁矿石资源又很有限，每年生产钢铁所需要的铁矿石80%是进口的，没有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体系根本无法做到。政府一直强调必须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实际上，光靠18亿亩耕地只能勉强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我们每年还要从国外进5000多万吨大豆，6000多万吨食用油，所以有一个全球贸易体系很了不起。
最后，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生产的四大要素——资本、商品、技术、人才在全球流动，人才进来了，外部资本进来了，技术进来了，我们现在用的林林总总的产品，大概没有多少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但是我们都能买到，都引进。
这四大变化给中国的发展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可归结为“天时”，因此，中国人要感恩于世界的变化，正是世界变了，我们才能够发展得这么好。
地利是什么？亚洲崛起。
战后亚洲崛起经历了五个浪潮。第一个浪潮是日本，日本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非常适合日本国情，也适合全球化需要，日本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开始走向扩张帝国主义道路，碰得头破血流，二战之后走和平发展道路，很快就起来了，1968年，日本经济超过了西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第二个浪潮是“亚洲四小龙”，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学习了日本的发展模式，也崛起了，这对中国启发特别大。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派了许多人到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学习，我们想想，如果中国不是在亚洲，不是靠近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如此迅速地借鉴发展经验吗？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是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我们占地利很重要。
第三个浪潮是东南亚的几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20世纪70年代，这些国家凭借出口导向型模式也发展起来了。第四个浪潮就是中国，第五个浪潮是印度。
经过五个浪潮，亚洲实现了崛起，崛起的过程到现在还未结束。我们身处亚洲，占了地利，受到了带动，因此中国人要感恩于这个地区。
最后是“人和”，也就是改革开放。邓小平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他，天时、地利不起作用。
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使我们走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中国人不怕大灾大难。中华民族跟世界其他民族一比较，我们在困难面前展现出来的顽强坚韧的精神，很少有其他民族能够媲美。但是我们就怕一条一头脑不清醒。所以，在今后发展的过程当中，正确认识当今世界至关重要。要正确地认识自己，坚定不移地按照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坚持改革开放，来不得半点动摇，如果头脑不清醒，那是要出毛病的。
（本刊记者麦宇曼根据吴建民在“蓝色青岛大讲堂”的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青岛及整个山东半岛，当下正处于“转向深蓝”的产业战略调整期。
5月31日，“蓝色青岛大讲堂”首场讲座开讲，这一重大文化活动由青岛市委宣传部、青岛市蓝色经济区建设办公室、青岛出版集团、青岛城投集团主办，商周刊社承办。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全国最顶尖的专家学者将陆续抵青，为蓝色经济导航，为青岛的发展出谋划策。
事实上，在我国经济学界，“蓝色经济”仍是个全新课题，对其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尚不多，学术成果也尚未丰厚。在此情形下，青岛把“蓝色青岛大讲堂”打造为一个权威学术平台、文化青岛品牌，让学者们在此阐述观点，碰撞思想，加速“蓝色理论”的诞生，极富意义，在全国亦有首创性。
“蓝色青岛大讲堂”主题别出心裁，直击“蓝色”精髓。“蓝色”的精髓何为？非海洋产业，非海洋文化，实乃海洋心态。大海，四通八达，开阔无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青岛要转变为“蓝岛”，首先要在市民与政府观念的开放性下功夫，如青岛市委书记李群所言，培养“国际视野”。
在首场讲座中，中国资深外交家吴建民做了以《蓝色坐标下的中国与世界》为题的演讲，他从历史生发开来，向全球扩散开去，古今中外的成功案例信手拈来，以外交家独有的视角，描绘出一幅中国与世界交相辉映的画面。
中国是如何在郑和七下西洋后错失大航海时代而瞬间落后的？中国人是如何重新认识世界的？当今世界形势发生了哪些变化？中华民族是怎样从一个多灾多难、水深火热的低谷期重回世界舞台中心的？
蓝色青岛，以全球视野开篇。
吴建民简历
吴建民，现任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席，欧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欧亚科学院院士、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等。
吴建民出生于1939年，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至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
1971年，他成为中国驻联合国第一批代表团工作人员。在四十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吴建民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二把手，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大使，1998-2003年任中国驻法国大使，2003-2008年任中国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等职。他曾于2003-2007年任国际展览局主席，是第一位中国人、第一位亚洲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担任这一重要职务。
2003年荣获希拉克总统授予的荣誉勋级会大将军勋章。
吴建民著有《外交与国际关系——吴建民的看法与思考1》、《交流学讲章》、《外交案例》、《在法国的外交生涯》、《世界大变化——吴建民的看法与思考2》、《我与世博有缘》、《再来一个十年》、《动荡反思合作——吴建民外交思考》等。
把中国放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看，中国在世界上领先不是一二百年了，而是一千多年。为什么我们后来落后了？这是中国人思考了很久的问题。
正如邓小平总结的：封闭导致落后。中国人多少年“内向”，我们的国家很大，内部问题很多，以至于抬头看世界的心思很少。过去三十年，为什么大发展？是因为我们抬头看世界。
回顾过去600年，中国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机遇，但都没有抓住。
过去600年，世界的变化是巨大的。
世界大变化从大航海开始，大航海是中国人开始的，这个中国人是谁？1405年至1433年的28年时间里，郑和率领六七十艘船、共两万七八千人的庞大舰队七下西洋。其中最大的船，我们现在术语叫旗舰，当时叫宝船，可以承载一千人。现在想想：在1405年，中国人就能造出了这么大的船，浩浩荡荡，七下西洋，在海上还没有迷失方向，整个船队能够有序前进，到达南亚、中东甚至非洲，这是人类历史上了不起的壮举！
明成祖之后，明朝皇帝下令封海，违者斩。这个转折，使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舰队“烂”在海里，郑和下西洋积累的大量资料被付之一炬！大航海是中国人开始的，但中国人没有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人自己丢失了一次发展的大机遇。
第二次机会是在清初。康熙大帝是中国了不起的皇帝，在位61年，非常勤勉。他能够抬头看世界，对外国的事情很有兴趣，请来法国传教士当顾问，为他介绍当代科学知识，康熙的疟疾还是法国传教士给他治好的。
不过，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就怕比较。把康熙大帝与同时期的俄罗斯彼得大帝一比较，我们会得到很多启示——彼得大帝和康熙大帝有共同点，都是儿时当皇帝，康熙大帝8岁登基，彼得大帝10岁登基，但是不同点在于，彼得大帝当沙皇时，他看到了西方国家走在俄国前面，随即开启了政治变革。
彼得大帝身边有一个原籍瑞士的宰相，他建议彼得大帝亲自到欧洲走走，彼得大帝采纳后，化名为米哈伊洛夫下士，带了200多人到欧洲去考察了一年半。1994年，我在荷兰当大使时，曾到阿姆斯特丹参观一家大公司，公司老板对我说：这个车间，当年彼得大帝在这里工作过。彼得大帝从欧洲回到俄国，立刻开放，把人派出去，把外国人请进来，把技术引进来，贵族子弟必须全部出国学习。这样一来，俄国在彼得大帝时期开始崛起。
1724年年底，彼得大帝到圣彼得堡视察，他看到一个海员掉到海里，便立即跳到海里救海员——这在中国是不会发生的，中国皇帝不会跳到海里去救一个海员。这说明，彼得大帝受了当时欧洲启蒙运动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康熙大帝就有差距了。康熙也看到了西方的领先，他在镇压新疆准噶尔叛乱时用了2000支威力很大的洋枪，故宫所用的玻璃也是他引进的。但是，康熙并没有实行开放政策，没有认真学习西方。因此，第二次发展机遇，中国人又错过了。 第三次机遇是在1792年，英国乔治三世派了使臣马葛尔尼到中国来，马葛尔尼带来乔治三世给乾隆皇帝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一要与中国通商，二要与中国互设大使馆。当时，马葛尔尼要见乾隆皇帝很不容易，为礼仪的问题吵了几个月，中国人要求见乾隆皇帝必须三拜九叩，马葛尔尼不干。马葛尔尼为了打动乾隆皇帝，展示了当时英国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包括热气球，可是乾隆皇帝不屑一顾，视之为雕虫小技，两条要求全部拒绝。通商？中国物产丰富，不需要通商；建使馆？英国一个小国，我们泱泱大国到你们那儿建使馆，笑话！
后来，鸦片战争的结果众所周知。当时英国的GDP在全球不过占百分之一二，中国的GDP占到全球三分之一，英国只派了16艘舰艇、共2.5万人的军队，而中国派了80万人，最后中国被打得一败涂地。
回顾历史，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是中国人对世界认识正确的时候，国家就大踏步前进，凡是中国人对世界认识错误的时候，要受到大挫折。
二战期间，美苏作为盟国共同反对法西斯，在战争胜利之后，美苏对立起来，冷战开始。这个时候世界上议论很多，一种看法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行将爆发，第二种看法认为是美苏会妥协。
当时，在国内，中国革命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毛泽东主席在党内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对国际形势做了非常清晰的估计。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毛泽东认为会推迟。对于美苏是否会妥协，毛泽东判断肯定会妥协，只是时间问题。事后证明他的估计是对的。
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为制定国内的方针政策打下了基础。在那样一种国际形势下，我们国内该怎么办？1945年10月，毛泽东到重庆去跟蒋介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但是蒋介石这个时候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内战了，毛泽东制定了非常清楚的国内方针：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斗争，不仅不应该停止，而且应该坚决斗争下去，斗得越好，对大局越有利。
我们对世界形势认识正确了，国内的方针正确了，结果是什么？1946年6月，蒋介石160万大军进攻我们的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取得了非常好的结局。
可是后来，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出现了问题，比较典型的是在1958年。1958年，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西欧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我在法国当大使时，法国正经历着战后光辉的30年，经济高速发展。由于对世界认识错误，导致国内方针也出现了失误——人民公社化运动，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结果是什么？
20年后，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当时，邓小平考虑到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认为要搞好中日关系，因此与日本的政界进行了广泛接触，还参观了日本企业。在参观日产尼桑汽车制造厂的过程中，邓小平比较了尼桑汽车制造厂与当时中国最好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发现前者的劳动生产率是后者的几十倍！看完之后，邓小平感叹了一句：我现在明白了，什么叫现代化。后来实行的方针，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政策，令中国实现大发展，中国人大踏步前进，举世瞩目。
时代变了。时代从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
4月份，北京大学的学生请我去演讲，我对学生说，你们是中国最有名学府的学生，一定对世界很有了解，你们都讲世界在变化，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世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问了五个学生，没有一个讲对的，有说全球化，有说信息时代，有说中国崛起，这些都是一种现象，最本质的是什么？最本质的是时代变了，从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
这可不是套话，这是对当今时代主题变化的一种比较确切的表述。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人相信列宁同志对时代的论断。列宁同志在1916年对当时的时代做出一个论断：这是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这个论断对不对？对。上个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十月革命，爆发了中国革命，还有战后一系列国家爆发的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如火如荼、席卷全球。回头一看，列宁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可是时代的主题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中国，发现时代变化的第一人是邓小平。20世纪80年代初，小平同志反复讲一个观点：当今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这话现在是老生常谈，但是我们这些长期搞外交的人更有深刻体会，知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
在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时代主题是什么？是战争与暴力革命。到了今天，时代主题变成和平与发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是哪些因素在推动？我认为有五大因素。
第一个因素，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惨痛教训。有人类历史就有战争，但是打得最惨烈的是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大约死亡1亿2千万人，那个时候，世界人口不是今天的70多亿，只有20亿上下，1亿人已经很多了。二战之后，联合国成立，《联合国宪章》第一句话就是：联合国的各国人民决心使后代免除战争的浩劫。
第二个因素，核武器的出现。但是核武器的出现对战争有制约作用，战争的目的是获取对方的资源，可是核武器出现以后，它的杀伤力太大了。去年年初在韩国首尔举行的全球安全峰会中公布了一些数据：今天世界上的核武器当量足以摧毁地球若干次，这些当量相当于全世界每个人头上顶着一吨炸药。从二战结束到现在，人类有几次都走到了核战争的边缘，最后退回去了，为什么？因为核战争会带给全球毁灭性的结果，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不敢下这个决心。
第三个因素，全球化。全球化造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2008年，一场席卷全球、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爆发，这场危机如果发生在40年前，当时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看到美国华尔街爆发金融危机，中国人会欣喜若狂。可是，2008年爆发这场金融危机之后，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说了八个字：携手合作，同舟共济。这场危机太严重了，人类只有携手合作才能克服这场危机带来的影响。全球化的结果，就是把大家连到了一起。 第四个因素，西方世界进行了深度改良。对外，在二战之前，世界被少数几个西方大国瓜分，建立起殖民体系，现在，殖民帝国一个个解体，少数国家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了民族独立，多数国家通过谈判取得了民族独立。通过谈判就能取得民族独立，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西方大国对殖民体系做了调整，他们放弃了殖民帝国。对内，西方世界进行了深度改良，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二次分配”，第一次分配讲效率，第二次分配讲公平，看一个国家的社会公平程度，就看在第二次分配中拿出多少钱。我在法国当大使时，问当时法国的财政经济工业部长：你们第二次分配拿出多少钱？他给出一个数字：占法国GDP的46%。不得了！法国的GDP接近三万亿美元，每年拿出46%进行二次分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有一个庞大丰厚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疾病保险和生育补贴。这样一个庞大丰厚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什么结果？革命不大可能发生。只有人民生存不下去才会革命，福利条件那么好，人们活得下去，还会革命吗？不会。几年前，法国大城市的郊区爆发了骚乱，有记者跑来采访我：吴大使，估计会不会爆发革命？我斩钉截铁回答说：不会。我觉得在可预见的未来，西方世界爆发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不太大。
第五个因素，南北鸿沟在加深。按照联合国统计，全球人均收入每天不到1美元的大概有10多亿人，不到2美元的有20多亿人。1美元的购买力大约等于6块人民币，每天不到1美元，那就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全世界有那么多穷人，当然是发展问题更突出了。
在上述五个因素的推动下，“和平与发展”取代了“战争与革命”成为今天时代的主题。这是当今国家关系中最深刻的变化。
这个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以前，我们挥之不去的忧虑是什么？是打仗。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战略决策的背后包含了一个大的判断：战争在可预见的将来打不起来，打不起来才能搞经济建设。比方说青岛现在提出发展“蓝色经济”，如果明天就要打仗了，还搞什么蓝色经济区？所以，时代主题的变化对中国至关重要。
是什么因素推动中国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大家一定会说是改革开放，可是光有这一条还不够，还有三条因素——天时、地利、人和。
中国从1861年至1894年搞过洋务运动。我们恢复历史本来面貌，发现当年领导洋务运动的人——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恭亲王，他们都不是无能之鼠辈。我们今天改革开放采取的措施，包括派人出国学习、吸引人才进来、引进外资和技术，当年洋务运动基本全用到了，可是为什么会失败？因为那是一个旧时代，现在是一个新时代，旧时代与新时代至少有四大不同。
首先，二战后《联合国宪章》承认了主权平等原则。这个原则太重要了，鸦片战争的时候有主权平等吗？洋务运动的时候有主权平等吗？没有。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签字国只有50个国家，现在联合国会员国有193个，如果没有主权平等这条原则，会有那么多国家独立吗？
其次，世界已经由MAD时代进入了MED时代，MAD是指国家之间“互相保证摧毁”，MED是指国家之间“互相依存”。
其三，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体系——世界贸易组织。这个组织对中国太重要了，有了这个体制，中国生产的东西能卖出去，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能买进来。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当中，需要大量的钢铁，中国的铁矿石资源又很有限，每年生产钢铁所需要的铁矿石80%是进口的，没有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体系根本无法做到。政府一直强调必须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实际上，光靠18亿亩耕地只能勉强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我们每年还要从国外进5000多万吨大豆，6000多万吨食用油，所以有一个全球贸易体系很了不起。
最后，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生产的四大要素——资本、商品、技术、人才在全球流动，人才进来了，外部资本进来了，技术进来了，我们现在用的林林总总的产品，大概没有多少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但是我们都能买到，都引进。
这四大变化给中国的发展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可归结为“天时”，因此，中国人要感恩于世界的变化，正是世界变了，我们才能够发展得这么好。
地利是什么？亚洲崛起。
战后亚洲崛起经历了五个浪潮。第一个浪潮是日本，日本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非常适合日本国情，也适合全球化需要，日本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开始走向扩张帝国主义道路，碰得头破血流，二战之后走和平发展道路，很快就起来了，1968年，日本经济超过了西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第二个浪潮是“亚洲四小龙”，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学习了日本的发展模式，也崛起了，这对中国启发特别大。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派了许多人到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学习，我们想想，如果中国不是在亚洲，不是靠近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如此迅速地借鉴发展经验吗？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是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我们占地利很重要。
第三个浪潮是东南亚的几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20世纪70年代，这些国家凭借出口导向型模式也发展起来了。第四个浪潮就是中国，第五个浪潮是印度。
经过五个浪潮，亚洲实现了崛起，崛起的过程到现在还未结束。我们身处亚洲，占了地利，受到了带动，因此中国人要感恩于这个地区。
最后是“人和”，也就是改革开放。邓小平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他，天时、地利不起作用。
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者使我们走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中国人不怕大灾大难。中华民族跟世界其他民族一比较，我们在困难面前展现出来的顽强坚韧的精神，很少有其他民族能够媲美。但是我们就怕一条一头脑不清醒。所以，在今后发展的过程当中，正确认识当今世界至关重要。要正确地认识自己，坚定不移地按照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坚持改革开放，来不得半点动摇，如果头脑不清醒，那是要出毛病的。
（本刊记者麦宇曼根据吴建民在“蓝色青岛大讲堂”的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