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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的生活方式塑造着一座城的个性魅力。清康熙年间大规模、史无前例的“湖广填川”成为蜀地永久的移民记忆。移民的影响绵延不断，内化成基因深深融入到巴蜀之地，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时刻有着澎湃的活力。
迁移前：“百里断炊烟”
“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这段文字出自康熙时的《成都府志》，或稍嫌有夸大的成分，但成都明末清初人口稀少却是不争的事实。《四川通志》上亦有记载“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劳动力的匮乏，土地的荒废以及成都周边地区人口的外迁都摆在了走马上任的地方官面前。
康熙七年（1668年），满目疮痍的场景刺痛了四川巡抚张德地的心，他立即上疏朝廷并鉴于四川以前的多次人口大迁移提出了以湖广之民填实四川的建议。康熙作为一位圣明的君主又恰值政治敏感时期当然会接受这样的建议，遂颁布了《招民填川诏》、《招民填蜀御诏》两道诏书，并推行了诸如减免赋税等优待外省移民入川垦荒的宽缓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吸引来了自发选择移民的外省人。
四川周边自古以来便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虽然这部分少数民族从未如北方游牧民族一样不断骚扰中原汉族掠取财物，但摩擦不断。在清初时局不稳的情况下，对于统治者来说充实人口，增加驻军是震慑藏、滇的有效手段。
迁移规模：“现无十世老成都”
这次人口大迁移之前四川经历过多次重要的人口迁移。第一次迁来了赵国的冶炼大户“卓”氏，才有了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第二次迁来了刘关张的大部队，才有了“乐不思蜀”；第三次迁来了数万户的僚人，才有了四川的第一次人口大爆炸。但要论持续时间和迁移范围，湖广填四川都是前几次无法超越的。
清代六对山人的《锦城竹枝词》有诗云：“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在这次大迁移中不仅是湖广行省的人在动，近大半个生活在中华土地上的人们都动了起来，成都仿佛真的一下成为了各地人们的汇聚地。
以清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为标识，一直到乾隆年间这场声势浩大的人口大迁移才告一段落。在这50多年里，迁往四川的队伍一直没有间断，与迁移相关的省份和地区多达10个。迁移过程的漫长使外来文化和先进的农耕技术等得到了逐步适应和相互融合的时间，最大限度地减小了区域文化的封闭和碰撞的激烈程度。
与过去遇到灾荒或战争逃离的人不同，湖广填四川迁来的人，有的是“川民返迁”、有的是“奉旨填川”、有的是“图志入川”。除一部分是因失去土地为求生存外，大部分的人并不是穷困潦倒，更有人赶在这次浪潮到四川经商而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从事贸易的刘廷奇便是康熙三十九年迁往四川中江的。这些人不仅带来了人还带来了促使经济繁荣的物资，这给成都经济的快速恢复提供了基础。
迁移影响：繁杂多样
成都作为一座具有千年文化发展史的城池和这次人口大迁移的最后一个站点，受到的影响多种多样。
菜系、会馆、茶馆
川菜能够成为八大菜系之首并不是偶然，川菜出名不是出名在做工的精细上而是出名在味道的把握上。巴蜀菜肴在秦汉时以咸辛为主，到后来经历了甜酸味的加入再发展到如今的以百菜百味，一菜一格为特色，可以说川菜口味的每一次变化都有人口迁移的影子。
湖南的辣融合四川固有的麻才有了麻辣鲜香的四川风味；江浙的甜融合四川的葱姜蒜才有了鱼香、糖醋味；广东人对食材的精挑细选融合四川山野的物产丰富才有了川菜食源的多样；陕西人对面食的情有独钟融合四川人对味道的追求才有了色香味俱全的小吃；成都现在闻名远外的郫县豆瓣也是从那时起。湖广填四川的第一次文化碰撞便从口味的转变开始。
习惯了抱团生活的人对原文化的认同度使得承载着各地移民精神寄托的会馆相继诞生。成都及周边的会馆依照原籍住地修建，多由同乡人士在异省集资公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从事商务活动的场所。
会馆有大有小，有金碧辉煌，也有朴实无华，有三进院落，也有单门大院，但大戏台却是必不可少的。《锦城竹枝词》云：“旗人游猎尽盘桓，会馆戏多看不难”，一年不闲的大戏台让外省人走到了一起，也让川剧有了吸收众家之长，兴旺不衰的动力。这种糅合了各地移民风俗和文化的会馆给了迁移到成都的异乡人一个追思过去展望未来的地方。
随着人口的增加，四川茶馆的数量越来越多。当时茶馆提供了往来日用品的买卖的场所，促进了商贸的发达，也为当时文人墨客的创作提供了便利条件。所谓“四川茶馆甲天下，成都茶馆甲四川”，成都人爱泡茶馆的习惯古已有之。
城郭、川商
成都从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开始修城墙，经过三次大的重建到明朝已远胜西南的其他城垣，但自清顺治三年被焚毁后，官员只得修整城楼作为官署。待四川巡抚张德地来后，他快马加鞭地重修成都城，并推动了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迁移，于是这座明代以来的大城真正成为了一座“大城”。重新修缮的城垣给迁移来的湖广移民们划定了一个安全的住地，同样也是这座高大的城垣，划定了一个圈，圈住了迁移来的人和定居在人血液里的文化情节。
有往来即有贸易，有商贸即有货商。川商虽不如同时期的晋商、徽商有名，但他们在西南贸易中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川商既有广东商人的精明又有湖广商人的诚实，既有四川商人的实干又有陕西商人的守信，川商在走向外省经商的过程中衡量着各种经商精髓的分量，在吸取精华之后形成了既追求利益又坚守信用的经商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也直接影响了川商多元化性格特点的产生，从过去到现在这种经商之道都保留了下来。
贸易往来还繁荣了以成都为起点通向的滇缅远达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清初到成都的商人重新沿着这条密林里的道路载满货物寻求大的市场，他们将成都的丝绸、茶叶在滇缅转手，大小的商队往来不断，这条几近被遗忘的贸易通道再一次展现出了生命力，担负着两地互通有无的重担。
湖广填四川之后各地的移民文化在争锋相对中产生了文化大融合，这种融合重新塑造着蜀地人的性格。移民的影响绵延不断，内化成基因深深融入到巴蜀之地，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时刻有着澎湃的活力。
迁移前：“百里断炊烟”
“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这段文字出自康熙时的《成都府志》，或稍嫌有夸大的成分，但成都明末清初人口稀少却是不争的事实。《四川通志》上亦有记载“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劳动力的匮乏，土地的荒废以及成都周边地区人口的外迁都摆在了走马上任的地方官面前。
康熙七年（1668年），满目疮痍的场景刺痛了四川巡抚张德地的心，他立即上疏朝廷并鉴于四川以前的多次人口大迁移提出了以湖广之民填实四川的建议。康熙作为一位圣明的君主又恰值政治敏感时期当然会接受这样的建议，遂颁布了《招民填川诏》、《招民填蜀御诏》两道诏书，并推行了诸如减免赋税等优待外省移民入川垦荒的宽缓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吸引来了自发选择移民的外省人。
四川周边自古以来便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虽然这部分少数民族从未如北方游牧民族一样不断骚扰中原汉族掠取财物，但摩擦不断。在清初时局不稳的情况下，对于统治者来说充实人口，增加驻军是震慑藏、滇的有效手段。
迁移规模：“现无十世老成都”
这次人口大迁移之前四川经历过多次重要的人口迁移。第一次迁来了赵国的冶炼大户“卓”氏，才有了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第二次迁来了刘关张的大部队，才有了“乐不思蜀”；第三次迁来了数万户的僚人，才有了四川的第一次人口大爆炸。但要论持续时间和迁移范围，湖广填四川都是前几次无法超越的。
清代六对山人的《锦城竹枝词》有诗云：“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在这次大迁移中不仅是湖广行省的人在动，近大半个生活在中华土地上的人们都动了起来，成都仿佛真的一下成为了各地人们的汇聚地。
以清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为标识，一直到乾隆年间这场声势浩大的人口大迁移才告一段落。在这50多年里，迁往四川的队伍一直没有间断，与迁移相关的省份和地区多达10个。迁移过程的漫长使外来文化和先进的农耕技术等得到了逐步适应和相互融合的时间，最大限度地减小了区域文化的封闭和碰撞的激烈程度。
与过去遇到灾荒或战争逃离的人不同，湖广填四川迁来的人，有的是“川民返迁”、有的是“奉旨填川”、有的是“图志入川”。除一部分是因失去土地为求生存外，大部分的人并不是穷困潦倒，更有人赶在这次浪潮到四川经商而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从事贸易的刘廷奇便是康熙三十九年迁往四川中江的。这些人不仅带来了人还带来了促使经济繁荣的物资，这给成都经济的快速恢复提供了基础。
迁移影响：繁杂多样
成都作为一座具有千年文化发展史的城池和这次人口大迁移的最后一个站点，受到的影响多种多样。
菜系、会馆、茶馆
川菜能够成为八大菜系之首并不是偶然，川菜出名不是出名在做工的精细上而是出名在味道的把握上。巴蜀菜肴在秦汉时以咸辛为主，到后来经历了甜酸味的加入再发展到如今的以百菜百味，一菜一格为特色，可以说川菜口味的每一次变化都有人口迁移的影子。
湖南的辣融合四川固有的麻才有了麻辣鲜香的四川风味；江浙的甜融合四川的葱姜蒜才有了鱼香、糖醋味；广东人对食材的精挑细选融合四川山野的物产丰富才有了川菜食源的多样；陕西人对面食的情有独钟融合四川人对味道的追求才有了色香味俱全的小吃；成都现在闻名远外的郫县豆瓣也是从那时起。湖广填四川的第一次文化碰撞便从口味的转变开始。
习惯了抱团生活的人对原文化的认同度使得承载着各地移民精神寄托的会馆相继诞生。成都及周边的会馆依照原籍住地修建，多由同乡人士在异省集资公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从事商务活动的场所。
会馆有大有小，有金碧辉煌，也有朴实无华，有三进院落，也有单门大院，但大戏台却是必不可少的。《锦城竹枝词》云：“旗人游猎尽盘桓，会馆戏多看不难”，一年不闲的大戏台让外省人走到了一起，也让川剧有了吸收众家之长，兴旺不衰的动力。这种糅合了各地移民风俗和文化的会馆给了迁移到成都的异乡人一个追思过去展望未来的地方。
随着人口的增加，四川茶馆的数量越来越多。当时茶馆提供了往来日用品的买卖的场所，促进了商贸的发达，也为当时文人墨客的创作提供了便利条件。所谓“四川茶馆甲天下，成都茶馆甲四川”，成都人爱泡茶馆的习惯古已有之。
城郭、川商
成都从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开始修城墙，经过三次大的重建到明朝已远胜西南的其他城垣，但自清顺治三年被焚毁后，官员只得修整城楼作为官署。待四川巡抚张德地来后，他快马加鞭地重修成都城，并推动了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迁移，于是这座明代以来的大城真正成为了一座“大城”。重新修缮的城垣给迁移来的湖广移民们划定了一个安全的住地，同样也是这座高大的城垣，划定了一个圈，圈住了迁移来的人和定居在人血液里的文化情节。
有往来即有贸易，有商贸即有货商。川商虽不如同时期的晋商、徽商有名，但他们在西南贸易中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川商既有广东商人的精明又有湖广商人的诚实，既有四川商人的实干又有陕西商人的守信，川商在走向外省经商的过程中衡量着各种经商精髓的分量，在吸取精华之后形成了既追求利益又坚守信用的经商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也直接影响了川商多元化性格特点的产生，从过去到现在这种经商之道都保留了下来。
贸易往来还繁荣了以成都为起点通向的滇缅远达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清初到成都的商人重新沿着这条密林里的道路载满货物寻求大的市场，他们将成都的丝绸、茶叶在滇缅转手，大小的商队往来不断，这条几近被遗忘的贸易通道再一次展现出了生命力，担负着两地互通有无的重担。
湖广填四川之后各地的移民文化在争锋相对中产生了文化大融合，这种融合重新塑造着蜀地人的性格。移民的影响绵延不断，内化成基因深深融入到巴蜀之地，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时刻有着澎湃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