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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曾言“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孟子作为圣人，自然有内心强大“浩然之气”作为后盾以理服人，以理教化于人。同时，教而化之要达到好的效果，必然要讲究说理的艺术，孟子也正是这样一位践行说理艺术的大师。这一点在《齐桓晋文之事》一文中得到充分体现，其中说理议论的逻辑性、艺术性都值得我们议论文写作加以学习借鉴。
一、学层次结构
议论文的层次结构非常重要，层次清晰体现的是思维的明透。《齐桓晋文之事》虽属对话体诸子散文，但在结构的安排上清晰地表现出议论说理的极强层次感。全文围绕说服齐宣王放弃霸道思想，行仁政王道这一核心目的展开，说理共分四个层次：
第一层以齐宣王“以羊易牛”之事，一步步揭示宣王有不忍之心，有“保民而王”的思想基础，强调其行王道仁政的可能性，这部分可以理解为议论文结构中的概念阐释，溯源王道之根，揭示其实质内涵。
第二层类比强调宣王有基础而不实行，造成这一反面现实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不为也，非不能也”，实则属于议论中的原因分析，强调其易于实施，指出“推恩”于百姓的可行性。
第三层中“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缘木求鱼”“后必有灾”“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皆是从王道对立面——行霸道以武力统一天下——的后果危害角度分析，显然强调的是行王道仁政的必要性。
二、三两层合起来构成议论文中的因果分析部分，说理至此已是让齐宣王心悦诚服，自然引出宣王“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的主动要求；
第四层，水到渠成，顺势而为，有针对性的提出“制民之产”和“谨庠序之教”两项决策措施，从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两方面解决了“怎么办”的问题，至此，一幅王道乐土的美好蓝图就摆在了齐宣王面前，不由他不怦然心动。
全文基本遵循了以概念阐释、因果论证、解决问题为中心的纵式递进议论思路，一气呵成，层次明晰，富有极强的说服力。
二、学因果分析
因果分析论证是议论说理的核心所在，自然《齐桓晋文之事》在第二、第三层主体论证部分都有贯彻，而且既有前置的原因分析（证其必然性），也有意义分析（证其重要性）、后果分析（反证其必要性）。事实证明，三者并举，结合相融运用最富有说服力。
即使是第四部分以解決“怎么办”为中心，孟子也不忘因果分析。在提出“制民之产”这一行王道最基础性的措施之前，先做了一番因果分析：“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属原因分析，强调“制民之产”的必然性；“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从效果意义的角度分析“制民之产”的重要性；“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这两句则从现实出发，强调“制民之产”行之不利的危险危害，属于反面后果分析，以此来突出实施之必要性，并顺便带出了第二项措施“治礼仪”。这样在前因后果中指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办法，并且在描绘王道蓝图时也是时刻不忘点明其意义，使之更富有逻辑性及诱惑力。
因果是意义世界的本质关系，只有因果分析贯穿始终，把内在因果说清楚，分析透彻，议论说理才能通透明达。以理化人，其根本就在于以因果分析揭示本质，让人理解，令人信服。
三、学逻辑推理
整体来讲，《齐桓晋文之事》一文结构层次逻辑性就很强，层次内部也十分讲究逻辑。
孟子以“以羊易牛”的故事点出齐宣王有“保民而王”的思想基础，其中隐含着一个三段论假言推理：如果有不忍之心，就有行王道仁政的可能（基础）；以羊易牛证明你有不忍之心；所以你有行王道的可能（基础）。
第三部分为逼出齐宣王的所谓“大欲”，孟子运用了选言推理，还原一下就是：大王的“大欲”或者是“肥甘”，或者是“轻暖”，或者是“采色”，或者是“声音”，或者是“便嬖”，或者是称霸天下；（孟子采用明知故问的方式，迫使）宣王自己急忙站出来否定了前五者；由此可知大王的“大欲”是称霸天下。这样一来，孟子要批驳的靶子就竖起来了。
类比推理是孟子常用的论辩方法。类比“”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与“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自然找出其共同点，得出结论“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引其思考。
但也要看到，孟子论辩的逻辑也非尽善尽美。就类比推理来说，齐欲称霸“以一服八”与“邹人与楚人战”二者相提并论就有很大的逻辑问题了，“八”不是一个整体（如楚国那样），而是“八”个分散的“一”，如此类比就犯了典型的偷换概念的错误。后来秦国各个击破，统一天下的史实亦可作为反证。当然，此点亦可化为反面教材，以警示我们的议论文写作。
逻辑是议论说理的基石，讲道理首先要讲逻辑，否则“理”就难以讲得“通”。
四、学读者意识
议论文写作必须强化读者意识。关注读者，关注说理议论的倾听者，充分考虑“为谁写” 的问题。建立起读者意识，才能更有利于明确写作目的，选择论述重点，强化说理针对性。在《齐桓晋文之事》一文中，说理对象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齐宣王。孟子充分考虑了这个唯一对象的各阶段心理特点及细微变化，抓住时机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展开说理攻势：
1.“引”的艺术
齐宣王上来就问“齐桓晋文之事”，意在称霸诸侯，孟子看穿了宣王的用心，以“臣未之闻也”轻松挡开，然后顺势乘虚而入，“无以，则王乎”，王道霸道同属统一天下之方法，抓住这一点就把话头巧妙引入了自己的论题之中。
齐宣王显然对“保民而王”是缺乏心理准备的，如何让他有信心实行之成了摆在孟子面前的首要任务。以理服人，直奔主题往往效果不佳，层层铺垫才更有力量。孟子自然深谙此道，先给宣王讲了一个他自己“以羊易牛”的旧事，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宣王明白自己有“不忍之心”，而这正是能够“保民而王”的思想基础。孟子步步为营，引人入毂。首先摆出百姓对此事的态度“百姓皆以王为爱也”，把宣王推入全国百姓嘲笑议论的尴尬境地，然后紧接着又替他开脱“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引得齐宣王急忙为自己辩解“即不忍其觳觫”。孟子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再进一步，指出从百姓角度来看齐宣王思想行为上的矛盾——如若不忍，“则牛羊何择焉”，又一次引他陷入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直逼得齐王说出“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的无奈之语。至此已是水到渠成，孟子抓住时机施以援手，救他脱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并以“见牛未见羊”的心理分析为之解释，有力地证明了齐宣王的确有不忍之心，确实有实行王道的可能性，以使他心悦诚服，欣然接受其观点：“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
2.“激”的艺术
“引”重在“理”，增进其认识；“激”多用“势”，迫使其转变。
议论文写作面对的读者往往可分三种，观念相通者、中立摇摆者、对立反对者。后两者自然是说服的重点所在：中立者以理引导往往就能成效显著；对于反对者，往往就没这么简单了。道理讲明了，也表示接受了，但宣王还是念念不忘心中称霸天下之“大欲”，这实际就存在从一个摇摆者走向“王道”对立面的危险。
到了这一步，孟子祭出“以势相激”这一杀招，从议论文的因果分析角度看其实就是反面分析后果危害，论证正面而行的必要性。先是逻辑上运用选言推理逼出其大欲，修辞上“缘木求鱼”的比喻恰如当头棒喝，激其惊醒，“若是其甚与？”。然后就势再步步紧逼，拿齐欲 “以一服八”与“邹人与楚人战”作类比，甚至不惜有意无意地偷换概念，只以彻底粉碎齐宣王的霸道迷梦为目的，从而激出统一天下唯有一途可行，即“发政施仁”行王道。孟子紧紧抓住齐宣王的心理变化，一激再激而至三激，终至使宣王说出“吾惛，不能进于是”这样的话，至此，威力显现，反对者立场已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3.“诱”的艺术
齐宣王在立场转变后，紧接着又主动提出要求“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这就是要放手去做的表示了。此时正是推行自己的施政思想的最佳时机，孟子除了明确经济、文化两项决策措施，主要还通过正反对比极言王道蓝图之利好，“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投其所好，以利诱之，这就不能不使齐宣王心动并急于行动了。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写议论文要想令人信服，必先考虑读者分析，分析主客关系，分析理解背景，分析态度立场，抓住读者心理，“引”之以理，“激”之以势，“诱”之以利，有的放矢，说理才能事半功倍。
层次性、逻辑性、艺术性，《齐桓晋文之事》一文，虽非典型议论文，但却有着典范议论文的种种构建要素，值得我们细致探讨，深入学习。
[作者通联：山东淄博第四中学]
一、学层次结构
议论文的层次结构非常重要，层次清晰体现的是思维的明透。《齐桓晋文之事》虽属对话体诸子散文，但在结构的安排上清晰地表现出议论说理的极强层次感。全文围绕说服齐宣王放弃霸道思想，行仁政王道这一核心目的展开，说理共分四个层次：
第一层以齐宣王“以羊易牛”之事，一步步揭示宣王有不忍之心，有“保民而王”的思想基础，强调其行王道仁政的可能性，这部分可以理解为议论文结构中的概念阐释，溯源王道之根，揭示其实质内涵。
第二层类比强调宣王有基础而不实行，造成这一反面现实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不为也，非不能也”，实则属于议论中的原因分析，强调其易于实施，指出“推恩”于百姓的可行性。
第三层中“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缘木求鱼”“后必有灾”“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皆是从王道对立面——行霸道以武力统一天下——的后果危害角度分析，显然强调的是行王道仁政的必要性。
二、三两层合起来构成议论文中的因果分析部分，说理至此已是让齐宣王心悦诚服，自然引出宣王“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的主动要求；
第四层，水到渠成，顺势而为，有针对性的提出“制民之产”和“谨庠序之教”两项决策措施，从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两方面解决了“怎么办”的问题，至此，一幅王道乐土的美好蓝图就摆在了齐宣王面前，不由他不怦然心动。
全文基本遵循了以概念阐释、因果论证、解决问题为中心的纵式递进议论思路，一气呵成，层次明晰，富有极强的说服力。
二、学因果分析
因果分析论证是议论说理的核心所在，自然《齐桓晋文之事》在第二、第三层主体论证部分都有贯彻，而且既有前置的原因分析（证其必然性），也有意义分析（证其重要性）、后果分析（反证其必要性）。事实证明，三者并举，结合相融运用最富有说服力。
即使是第四部分以解決“怎么办”为中心，孟子也不忘因果分析。在提出“制民之产”这一行王道最基础性的措施之前，先做了一番因果分析：“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属原因分析，强调“制民之产”的必然性；“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从效果意义的角度分析“制民之产”的重要性；“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这两句则从现实出发，强调“制民之产”行之不利的危险危害，属于反面后果分析，以此来突出实施之必要性，并顺便带出了第二项措施“治礼仪”。这样在前因后果中指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办法，并且在描绘王道蓝图时也是时刻不忘点明其意义，使之更富有逻辑性及诱惑力。
因果是意义世界的本质关系，只有因果分析贯穿始终，把内在因果说清楚，分析透彻，议论说理才能通透明达。以理化人，其根本就在于以因果分析揭示本质，让人理解，令人信服。
三、学逻辑推理
整体来讲，《齐桓晋文之事》一文结构层次逻辑性就很强，层次内部也十分讲究逻辑。
孟子以“以羊易牛”的故事点出齐宣王有“保民而王”的思想基础，其中隐含着一个三段论假言推理：如果有不忍之心，就有行王道仁政的可能（基础）；以羊易牛证明你有不忍之心；所以你有行王道的可能（基础）。
第三部分为逼出齐宣王的所谓“大欲”，孟子运用了选言推理，还原一下就是：大王的“大欲”或者是“肥甘”，或者是“轻暖”，或者是“采色”，或者是“声音”，或者是“便嬖”，或者是称霸天下；（孟子采用明知故问的方式，迫使）宣王自己急忙站出来否定了前五者；由此可知大王的“大欲”是称霸天下。这样一来，孟子要批驳的靶子就竖起来了。
类比推理是孟子常用的论辩方法。类比“”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与“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自然找出其共同点，得出结论“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引其思考。
但也要看到，孟子论辩的逻辑也非尽善尽美。就类比推理来说，齐欲称霸“以一服八”与“邹人与楚人战”二者相提并论就有很大的逻辑问题了，“八”不是一个整体（如楚国那样），而是“八”个分散的“一”，如此类比就犯了典型的偷换概念的错误。后来秦国各个击破，统一天下的史实亦可作为反证。当然，此点亦可化为反面教材，以警示我们的议论文写作。
逻辑是议论说理的基石，讲道理首先要讲逻辑，否则“理”就难以讲得“通”。
四、学读者意识
议论文写作必须强化读者意识。关注读者，关注说理议论的倾听者，充分考虑“为谁写” 的问题。建立起读者意识，才能更有利于明确写作目的，选择论述重点，强化说理针对性。在《齐桓晋文之事》一文中，说理对象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齐宣王。孟子充分考虑了这个唯一对象的各阶段心理特点及细微变化，抓住时机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展开说理攻势：
1.“引”的艺术
齐宣王上来就问“齐桓晋文之事”，意在称霸诸侯，孟子看穿了宣王的用心，以“臣未之闻也”轻松挡开，然后顺势乘虚而入，“无以，则王乎”，王道霸道同属统一天下之方法，抓住这一点就把话头巧妙引入了自己的论题之中。
齐宣王显然对“保民而王”是缺乏心理准备的，如何让他有信心实行之成了摆在孟子面前的首要任务。以理服人，直奔主题往往效果不佳，层层铺垫才更有力量。孟子自然深谙此道，先给宣王讲了一个他自己“以羊易牛”的旧事，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宣王明白自己有“不忍之心”，而这正是能够“保民而王”的思想基础。孟子步步为营，引人入毂。首先摆出百姓对此事的态度“百姓皆以王为爱也”，把宣王推入全国百姓嘲笑议论的尴尬境地，然后紧接着又替他开脱“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引得齐宣王急忙为自己辩解“即不忍其觳觫”。孟子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再进一步，指出从百姓角度来看齐宣王思想行为上的矛盾——如若不忍，“则牛羊何择焉”，又一次引他陷入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直逼得齐王说出“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的无奈之语。至此已是水到渠成，孟子抓住时机施以援手，救他脱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并以“见牛未见羊”的心理分析为之解释，有力地证明了齐宣王的确有不忍之心，确实有实行王道的可能性，以使他心悦诚服，欣然接受其观点：“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
2.“激”的艺术
“引”重在“理”，增进其认识；“激”多用“势”，迫使其转变。
议论文写作面对的读者往往可分三种，观念相通者、中立摇摆者、对立反对者。后两者自然是说服的重点所在：中立者以理引导往往就能成效显著；对于反对者，往往就没这么简单了。道理讲明了，也表示接受了，但宣王还是念念不忘心中称霸天下之“大欲”，这实际就存在从一个摇摆者走向“王道”对立面的危险。
到了这一步，孟子祭出“以势相激”这一杀招，从议论文的因果分析角度看其实就是反面分析后果危害，论证正面而行的必要性。先是逻辑上运用选言推理逼出其大欲，修辞上“缘木求鱼”的比喻恰如当头棒喝，激其惊醒，“若是其甚与？”。然后就势再步步紧逼，拿齐欲 “以一服八”与“邹人与楚人战”作类比，甚至不惜有意无意地偷换概念，只以彻底粉碎齐宣王的霸道迷梦为目的，从而激出统一天下唯有一途可行，即“发政施仁”行王道。孟子紧紧抓住齐宣王的心理变化，一激再激而至三激，终至使宣王说出“吾惛，不能进于是”这样的话，至此，威力显现，反对者立场已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3.“诱”的艺术
齐宣王在立场转变后，紧接着又主动提出要求“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这就是要放手去做的表示了。此时正是推行自己的施政思想的最佳时机，孟子除了明确经济、文化两项决策措施，主要还通过正反对比极言王道蓝图之利好，“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投其所好，以利诱之，这就不能不使齐宣王心动并急于行动了。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写议论文要想令人信服，必先考虑读者分析，分析主客关系，分析理解背景，分析态度立场，抓住读者心理，“引”之以理，“激”之以势，“诱”之以利，有的放矢，说理才能事半功倍。
层次性、逻辑性、艺术性，《齐桓晋文之事》一文，虽非典型议论文，但却有着典范议论文的种种构建要素，值得我们细致探讨，深入学习。
[作者通联：山东淄博第四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