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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演员：可以不吃金枪鱼吗？
1999年，赵涛第一次出国。作为舞蹈演员的她随着“世界文化交流团”去了意大利，一群年轻女孩子，坐着大巴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大小城市和村庄。现在赵涛回想起这段旅程，就是上车睡觉、下车跳舞，每顿饭都是面包和金枪鱼罐头。当时她惟一的愿望就是吃一顿米饭。
“当时随行有翻译，我体会不到现在作为演员能体会的东西，更多就是关心自己是不是舒服。”
回想起舞蹈员时期，赵涛说，“自己一直就是孤军作战的状态。练舞是很孤独的事情，把脚放在把杆上，一放就一下午。”1996年，赵涛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学校在白石桥，赵涛的活动范围就没有出过南边的天意和北边的双安商场。“上了大学之后我更加自闭了，因为丧失了目标，进入舞蹈学院之后发现不再喜欢舞蹈，因为学院教学太残酷了，能进入舞蹈学院的女孩子都认为自己很牛，可学校第一年就是把学生的自信打掉，把学生贬成猪狗不如，完全没有了舞蹈里很美的东西。”
跟外界几乎不交流，而学生之间更没什么可聊的。赵涛对一个场景印象深刻：一年夏天，主楼在整修，女孩就被安排住在地下室，透过高高的窗户，可以看到人们的脚在走来走去。小女孩穿着宽宽的T恤，小短裤，本来上下铺只有四人，但那一天有十几个人挤在里面，大家无话可说，于是都不吭声，开始抽烟。“女孩的脸很稚嫩，烟雾迷茫，那个感觉特别凄凉。”
这种困兽般感觉一直缠绕着她，直到电影找上了门，赵涛被贾樟柯选中演出《站台》。“电影给了我另一个生活状态，如果一直做舞蹈演员我会很痛苦。”
贾樟柯御用女主角：我是被骂过来的
进入了剧组后，过惯集体生活的赵涛很快就适应了。她说自己在剧组里不太说话，就喜欢听人聊天。去到电影节后，导演的每个采访她都跟着，就是为了听导演接受采访时阐述自己的想法，她对电影的理解就是这么听来的。
《站台》让赵涛看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而且再次把她送到意大利。首映当天，电影结束之时，幕黑了，掌声响了起来，灯光唰地打在了脸上，她刻骨铭心地感觉到了演员的光华和价值。
接着，赵涛陆陆续续拍了贾樟柯的《任逍遥》、《三峡好人》，与贾樟柯的合作越加深入，贾樟柯对她的要求也越加严厉。赵涛在拍摄《三峡好人》时天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她说导演一见到她就骂，有一次赵涛到拍摄场地，还没下车，导演隔着玻璃窗开始骂她，赵涛开始是陪笑，后来就不理，接着是对骂，没招了，她就转头去一边哭。
拍完《三峡好人》之后，赵涛直接跟贾樟柯说，以后别找我演戏。
后来《三峡好人》拿了威尼斯金狮奖，赵涛才觉得罪没白受。她也听到了导演给出了折磨她的理由：“沈红是面临离婚的女人，而我那时候内心比较单纯，天天傻乐。导演觉得我每天太开心了，要打击到我去跳江才是对的。”演员让她对另一种生活产生同感，对世界的理解也更加宽容——无论是纽约、北京还是大同，其实人性问题都是相同的，大家没有那么多隔阂。
《世界》、《二十四城记》、《海上传奇》，贾樟柯接下来的每一部电影都有赵涛的身影，于是赵涛也被贴上了“贾樟柯御用女主角”的标签。赵涛解释说，这期间她也拍了其他年轻导演的片子，大都是文艺片，但是这些片子最后都不见踪影。“他们没有送我去那个平台，但贾樟柯有能力把我送到了戛纳或者威尼斯，所以大家只记得我拍过贾樟柯的作品。”
影后：终于能化妆了
《三峡好人》其实为赵涛开启了一个机会——“离开”贾樟柯的机会。2011年，意大利导演安德烈要拍一部关于中国女移民的片子，制片方推荐了赵涛。《我是丽》讲述一个餐厅女老板跟意大利诗人的情感故事，风格写实自然，跟赵涛演惯了的普通人角色一脉相承。赵涛最大的竞争者不是其他女明星，而是一个生活在当地的从没演过戏的大姐。
后来导演安德烈证明了他的选择是对的。导演看了大银幕上赵涛的表演后，特别惊喜地对赵涛说，原来她的表演里有那么多细节，“我的角色有两个状态，在外面是餐厅老板大大咧咧又热情的样子，回家独处是另一个样子。有一场戏，我很疲惫地回到家，我叹了口气，慢慢脱发卡，脸部微微抽搐了一下。这是我设计好的，不过导演在现场和剪接小屏幕上看不见”。
这种自主发挥是多年在中国拍文艺片磨练出来的。贾樟柯没有完整剧本，只有故事大纲，扛着摄影机偷拍也是常有的事儿。“而意大利电影工业成熟，从剧本到场地都准备得很完善，演员只需管表演。他们的创作环境很好，但有时也缺灵活性。”
为了这部片子，赵涛静下心来学了几个月的意大利语，她主演的另一部片子《Better Life》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英国导演艾萨克·朱利安携着另一位主角张曼玉走红地毯，她也没参与，把自己排除在热闹之外。不过《Better Life》让她感受到“贾式文艺片”以外的另一种电影，在片子里她重演阮玲玉的《女神》，要化上精致的妆容，“贾樟柯电影里是不允许我化妆的，但这次能穿上旗袍，贾樟柯也觉得挺好看”。
从素颜到扮妆，从自然本真到角色的设计，赵涛这种生长方式与国内女星们简直是截然相反。5月份当女星都涌去戛纳的红毯赚取曝光率时，赵涛连化妆师都没带，一个人去意大利拿回了影后——而这，是两年来中国女星惟一的国外奖项。
据说赵涛在红毯上从不会被叫错名字，她的五官平淡、除了与贾樟柯的婚姻之外没留下什么八卦谈资，但她在电影世界里有着自己的光芒，就像她演过的无数“普通人”一样，在银幕被放大后，细微之处就是光点，平凡悲喜就是传奇。
1999年，赵涛第一次出国。作为舞蹈演员的她随着“世界文化交流团”去了意大利，一群年轻女孩子，坐着大巴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大小城市和村庄。现在赵涛回想起这段旅程，就是上车睡觉、下车跳舞，每顿饭都是面包和金枪鱼罐头。当时她惟一的愿望就是吃一顿米饭。
“当时随行有翻译，我体会不到现在作为演员能体会的东西，更多就是关心自己是不是舒服。”
回想起舞蹈员时期，赵涛说，“自己一直就是孤军作战的状态。练舞是很孤独的事情，把脚放在把杆上，一放就一下午。”1996年，赵涛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学校在白石桥，赵涛的活动范围就没有出过南边的天意和北边的双安商场。“上了大学之后我更加自闭了，因为丧失了目标，进入舞蹈学院之后发现不再喜欢舞蹈，因为学院教学太残酷了，能进入舞蹈学院的女孩子都认为自己很牛，可学校第一年就是把学生的自信打掉，把学生贬成猪狗不如，完全没有了舞蹈里很美的东西。”
跟外界几乎不交流，而学生之间更没什么可聊的。赵涛对一个场景印象深刻：一年夏天，主楼在整修，女孩就被安排住在地下室，透过高高的窗户，可以看到人们的脚在走来走去。小女孩穿着宽宽的T恤，小短裤，本来上下铺只有四人，但那一天有十几个人挤在里面，大家无话可说，于是都不吭声，开始抽烟。“女孩的脸很稚嫩，烟雾迷茫，那个感觉特别凄凉。”
这种困兽般感觉一直缠绕着她，直到电影找上了门，赵涛被贾樟柯选中演出《站台》。“电影给了我另一个生活状态，如果一直做舞蹈演员我会很痛苦。”
贾樟柯御用女主角：我是被骂过来的
进入了剧组后，过惯集体生活的赵涛很快就适应了。她说自己在剧组里不太说话，就喜欢听人聊天。去到电影节后，导演的每个采访她都跟着，就是为了听导演接受采访时阐述自己的想法，她对电影的理解就是这么听来的。
《站台》让赵涛看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而且再次把她送到意大利。首映当天，电影结束之时，幕黑了，掌声响了起来，灯光唰地打在了脸上，她刻骨铭心地感觉到了演员的光华和价值。
接着，赵涛陆陆续续拍了贾樟柯的《任逍遥》、《三峡好人》，与贾樟柯的合作越加深入，贾樟柯对她的要求也越加严厉。赵涛在拍摄《三峡好人》时天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她说导演一见到她就骂，有一次赵涛到拍摄场地，还没下车，导演隔着玻璃窗开始骂她，赵涛开始是陪笑，后来就不理，接着是对骂，没招了，她就转头去一边哭。
拍完《三峡好人》之后，赵涛直接跟贾樟柯说，以后别找我演戏。
后来《三峡好人》拿了威尼斯金狮奖，赵涛才觉得罪没白受。她也听到了导演给出了折磨她的理由：“沈红是面临离婚的女人，而我那时候内心比较单纯，天天傻乐。导演觉得我每天太开心了，要打击到我去跳江才是对的。”演员让她对另一种生活产生同感，对世界的理解也更加宽容——无论是纽约、北京还是大同，其实人性问题都是相同的，大家没有那么多隔阂。
《世界》、《二十四城记》、《海上传奇》，贾樟柯接下来的每一部电影都有赵涛的身影，于是赵涛也被贴上了“贾樟柯御用女主角”的标签。赵涛解释说，这期间她也拍了其他年轻导演的片子，大都是文艺片，但是这些片子最后都不见踪影。“他们没有送我去那个平台，但贾樟柯有能力把我送到了戛纳或者威尼斯，所以大家只记得我拍过贾樟柯的作品。”
影后：终于能化妆了
《三峡好人》其实为赵涛开启了一个机会——“离开”贾樟柯的机会。2011年，意大利导演安德烈要拍一部关于中国女移民的片子，制片方推荐了赵涛。《我是丽》讲述一个餐厅女老板跟意大利诗人的情感故事，风格写实自然，跟赵涛演惯了的普通人角色一脉相承。赵涛最大的竞争者不是其他女明星，而是一个生活在当地的从没演过戏的大姐。
后来导演安德烈证明了他的选择是对的。导演看了大银幕上赵涛的表演后，特别惊喜地对赵涛说，原来她的表演里有那么多细节，“我的角色有两个状态，在外面是餐厅老板大大咧咧又热情的样子，回家独处是另一个样子。有一场戏，我很疲惫地回到家，我叹了口气，慢慢脱发卡，脸部微微抽搐了一下。这是我设计好的，不过导演在现场和剪接小屏幕上看不见”。
这种自主发挥是多年在中国拍文艺片磨练出来的。贾樟柯没有完整剧本，只有故事大纲，扛着摄影机偷拍也是常有的事儿。“而意大利电影工业成熟，从剧本到场地都准备得很完善，演员只需管表演。他们的创作环境很好，但有时也缺灵活性。”
为了这部片子，赵涛静下心来学了几个月的意大利语，她主演的另一部片子《Better Life》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一种关注”单元，英国导演艾萨克·朱利安携着另一位主角张曼玉走红地毯，她也没参与，把自己排除在热闹之外。不过《Better Life》让她感受到“贾式文艺片”以外的另一种电影，在片子里她重演阮玲玉的《女神》，要化上精致的妆容，“贾樟柯电影里是不允许我化妆的，但这次能穿上旗袍，贾樟柯也觉得挺好看”。
从素颜到扮妆，从自然本真到角色的设计，赵涛这种生长方式与国内女星们简直是截然相反。5月份当女星都涌去戛纳的红毯赚取曝光率时，赵涛连化妆师都没带，一个人去意大利拿回了影后——而这，是两年来中国女星惟一的国外奖项。
据说赵涛在红毯上从不会被叫错名字，她的五官平淡、除了与贾樟柯的婚姻之外没留下什么八卦谈资，但她在电影世界里有着自己的光芒，就像她演过的无数“普通人”一样，在银幕被放大后，细微之处就是光点，平凡悲喜就是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