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文教育中的写作训练素有“写话—习作作文”的层次之分。而“说话—写话”作为写作训练的起步层次，长期以来似乎并无异议。其实，除此而外，我们完全可以把诗教这一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文学教育和写作训练的最佳起点。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早在2500多年以前，中国就有了第一部文字记录的诗歌总集——《诗经》。《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其后200多年，由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的出现，我国古代诗歌又突起一座新的高峰——楚辞。两汉时代，滥觞于民间诗人创作的“乐府诗”兴而不衰。到了唐代，我国的古代诗歌进入鼎盛时期。之后的宋词则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的新诗创作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新的审美意趣和风格流派更是层出不穷，各领风骚。
　　在我国文学史上，诗歌是最重要的文学体裁，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巨大的影响，以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歌以外的所有文学都包含诗的元素甚或为诗的灵魂所主宰。正如朱光潜在《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一文中所指出的，一切纯文学都有诗的特质，诗比别类文学较谨严，较纯粹，较精微，如果对于诗没有兴趣，就不能真正欣赏文学。他还举例说：“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以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读小说只见到故事而没有见到它的诗，就像看到花架而忘记架上的花。”
　　中国又是一个崇尚诗教的国度。中国的诗教自孔子始。孔子曾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告诉学生，读诗可以培养联想力，可以锻炼观察力，可以提高合群性，可以学得讽刺方法。近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远可以用来服事君上。还可以认识许多鸟兽草木的名称。我们所说的文学对文化素质、文化品位的提升作用和对创新能力的开发功能，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被孔夫子一语道破。
　　因而，无论是作为中国文学还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诗永远都是举足轻重的；无论是人格魅力的塑造还是良好思维方式的形成，诗文化永远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春秋末期称“士”，明清曰“秀才”或“生员”）大抵没有人不会写诗，这是有其历史渊源的。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人们习惯于把“语文”（“语言”和“文学”的总称）理解为“语言”和“文字”（或曰“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片面强调语文的工具性和实用性而淡化其文学性，中国的语文教育一直存在诗教严重缺失的现象。如今即便是专攻中文专业的本科生，又有几个是真正懂诗的？
　　诗教的缺失已导致整个民族对诗的麻木，进而又导致家长和不少语文教师对儿童诗性和灵气的有意无意的扼杀。孩子说：“风是一个胖子。”大人赶紧说：“风是看不见的！”孩子说：“我听见蚂蚁说话的声音。”大人赶紧说：“蚂蚁没有发音器官！”孩子说：“老天爷尿尿了！”大人训斥道：“胡说！！”孩子说：“爱你的仇敌吧！”大人挖苦道：“你做得到吗？！”我们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语文教育氛围中，一天天“成熟”起来，变得迟钝平庸，毫无灵气。这实在是民族的悲哀！中国语文教育中的诗教缺失，已到了痛定思痛，必须作出深层反省的时候了！
　　正因如此，教育部于2003年4月颁布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诗歌和散文位列选修课程五大系列之首。新课标不仅要求“培养鉴赏诗歌和散文作品的浓厚兴趣”，“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探索作品的丰富意蕴，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学习鉴赏诗歌、散文的基本方法，初步把握中外诗歌、散文的不同艺术特性，注意从多角度和层面发现作品意蕴，不断获得新的阅读体验”，而且还进一步要求“尝试进行诗歌、散文的创作”。尽管姗姗来迟，毕竟也使人终于望见中华传统诗教复兴的新曙光。
　　诗歌是一种最精致的最能培养人的灵气即创新能力赖以形成的审美情趣、情感的丰富性和敏感性以及洞察力、想象力、联想力、领悟力等等的文学样式。诗教实施于低幼和少儿阶段效果最为显著。因此，我们更应当从整个基础教育乃至学前教育的大格局出发，把诗教作为文学教育和写作训练的最佳起点。
　　就宏观而言，写作训练就是“读—写”训练。读不是写的唯一前提，但却是写的重要基础。从这个观点出发，所谓诗教亦即“读诗—写诗”，而作为写作训练起步层次的诗教则应根据当代儿童的生长环境和心理发展规定为由听而读、由口头创作而书面创作的“听读儿童诗—说写儿童诗”。
　　诗教的第一个环节是“听读儿童诗”。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用于“听读”的儿童诗以单纯、优美、充满儿童情趣者为佳。就一般情况而言，“听读”前期的儿童诗应以常识类、生活类、游戏类、故事类为主；后期则应以灵性类为主，以利于培养孩子的灵气。
　　前者如笔者所作《妈妈给我球》：“红的球，/圆溜溜，/妈妈给我一个球。//蓝的球，/黄的球，/妈妈给我两个球。//一个球，/两个球，/妈妈给我三个球。//大的球，/小的球，/妈妈给我许多球。”（《早期教育》1988年第3期）这首儿歌既可以让儿童在游戏中认识颜色“红黄蓝”、形状“圆溜溜”，学会“大小”、数量等词语及抽象词“许多”，又可以使他们感受到诗的情趣美和韵律美。而郑春华的《画胡子》则更富表演色彩和儿童情趣：“我用笔，/在布娃娃脸上，/画了许多胡子，/布娃娃呀，/呜呜哭了。//别哭别哭，/我的布娃娃，/有了胡子，/你就可以当爸爸，/我就可以当妈妈。”（《甜甜的托儿所》）
　　后者如胡安妮的儿童诗《蛋》：“这皮球不圆嘛！/也可以滚吧？//啊！/破了！/哈哈！/太阳/流出来了。”（《快乐的童诗》）把蛋想象为皮球，进而忽发“滚”之奇想，而且立即付诸行动，结果蛋破了，诗人看到的不是“蛋黄”，却是一枚小小的“太阳”“流出来”，真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全诗灵气横溢，创新能力所赖于形成的诸多情感因素和智力因素尽在其中矣！
　　诗教的第二个环节是“说写儿童诗”。即在听读和鉴赏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孩子自己创作儿童诗。甚至，不用等到掌握一定数量的汉字，就可以引导他们尝试儿童诗的口头创作了。因为诗歌本来就起源于人类的劳动生活，并开始于口头创造。我国古代就有不少流行于民间的舂歌、浣纱曲、纺绩歌，即使今天，民间还可以听到采茶歌等；希腊荷马的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原先也是口吟。对于孩子们的口头创作，哪怕是片言只语，哪怕略无章法（诸如前文“风是一个胖子”“我听见蚂蚁说话的声音”“老天爷尿尿了”之类），只要有灵光一现，就当额手称庆，褒奖有加，并趁热打铁，顺缕成帷。而当孩子们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汉字之后，再引导他们尝试儿童诗的书面创作。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纯属天方夜谭。须知诗人是人类的儿童，诗心即童心，而童心纯真无瑕、晶莹透亮，正和诗尤其儿童诗的特质相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即诗人。笔者曾经对女儿实施早期诗教，使其7岁开始创作儿童诗100余首，见刊40首。在她的笔下，“月亮”一会儿是“星星的妈妈”，一会儿是“小小的碰碰船”，一会儿“胖得像大皮球”，一会儿“瘦得像豆芽菜”，一会儿“戴了个大草帽”，一会儿又变成“橘黄的乒乓球”，使人忍俊不禁（见《文学的成长》，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可以说每一个儿童的心灵都是一座诗的矿藏，就看你会不会开采。
　　综上所述，我们一定要以最能培养人的灵气的诗教为文学教育和写作训练的最佳起点，根据不同个体、年龄的敏感期，不失时机地开发孩子们鉴赏和创作儿童诗的潜能，先入为主地培养和发展其才情灵气和创新能力；到初、高中阶段，再进一步让他们进行儿童诗创作并尝试诗歌的创作。诚如是，则《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选修课“尝试进行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文学作品的创作”的要求也就不难落到实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