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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一批共产主义者就在西北地区播下革命种子，进行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地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脚踏实地的奋斗精神，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披荆斩棘，攻坚克难，愈挫愈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西北地区创建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并逐步发展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亦称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在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的时候，研究习仲勋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作出的历史贡献，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
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习仲勋早年投身革命，1932年3月发动“两当兵变”，然后进入革命根据地，从事武装斗争、农民运动、青年工作、群众工作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与刘志丹等共同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习仲勋曾回忆说：虽然陕甘农村边远地区“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环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因此我们总是先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此后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在革命实践中，他历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是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的亲密战友。
为长征“落脚点”、抗日战争“出发点”做出重要贡献。习仲勋在开创和领导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过程中，以极大精力从事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合并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时，习仲勋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成员，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错误“肃反”中将刘志丹和习仲勋等领导干部逮捕关押，造成西北革命根据地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达陕北后，他们才得以释放、平反，从而挽救了这块全国几乎所有革命根据地丧失后保存下来的唯一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三大主力长征的“落脚点”、全国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为建设抗日战争的“大本营”和“总后方”做出重要贡献。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习仲勋长期主持陕甘宁边区关中地区党政军工作，负责镇守陕甘宁边区“南大门”。他领导关中军民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阶层和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赢得关中地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衷心拥护。毛泽东亲笔题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奖状，予以表彰。他任陕甘宁边区绥德地委书记期间，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发展经济，领导生产运动，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做出很大成绩。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他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干部和群众。他参与指挥的著名的爷台山自卫反击战，取得重大胜利。
同彭德怀并肩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期间，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策动国民党军队一部起义，迎接第三五九旅中原突围返回延安，参与指挥西华池战斗。按照中共中央战略部署，与彭德怀共同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他与彭德怀在西北战场开展新式整军运动，与贺龙组织陕甘宁晋绥全力支前，为解放大西北作出卓越贡献。习仲勋回忆说：“在整个西北解放战争期间，有时候我追随彭总在前方打仗，有时候和贺龙元帅一道组织晋绥、陕甘宁边区的人力、物力支援部队，一直到西北全部解放，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
长期主持西北地区党政军工作。习仲勋和林伯渠一起，为建设陕甘宁边区呕心沥血，付出巨大努力。在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中，他提出要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并转发全国各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从实际出发，正确地积极稳妥地领导西北地区的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重要工作。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大胆而妥当地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团结争取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上层人士，为巩固新生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恢复战争创伤，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十年。1952年9月，习仲勋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到中央工作。他主持宣传文教工作期间，制定了“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第八届中央委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期间，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他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十年，朝夕相处，同甘共苦，殚精竭虑，昼夜操劳，受到周恩来总理高度评价。
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工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由于“左”倾错误严重发展，习仲勋首当其冲，遭到诬陷。周恩来总理受中共中央委托，同习仲勋谈话：党中央、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讓你代表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表示：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随后，习仲勋离开工作岗位。周恩来总理特意打电话给习仲勋的夫人，要她请假留在家里，照顾好习仲勋的身体和生活，防备习仲勋有“一念之差”。不久，他到中央党校学习。随后，下放洛阳，先后任矿山机器厂副厂长、耐火材料厂副厂长。从国务院副总理成为工厂副厂长，他仍然一如既往，深入车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与工人无话不谈，并经常到农村，接触农民，同农民交朋友，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
主政华南，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粉碎“四人帮”后，习仲勋恢复工作。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代表中央亲切会见习仲勋。当时，“十年内乱”使得广东问题极为复杂，大量冤假错案亟待平反。叶剑英提议派习仲勋这位担任过西北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老资格”坐镇广东，主持工作。中央决定后，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向习仲勋传达了派他到广东“把守南大门”的决定。习仲勋回忆说：“我已有十六年没有工作了，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习仲勋主持广东工作期间，大胆拨乱反正，提议建立经济特区，一直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列，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为全国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试验田”、创造了新鲜经验。 二
研究习仲勋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生涯，可以发现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对中共中央和党的事业极为忠诚。习仲勋常说：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是很关键，但当时如果党中央、毛主席不来，这个根据地也不复存在了。当时，陕甘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开展了错误肃反，我和志丹等都被监禁，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都被枪杀、活埋。他们也已经为志丹和我挖好了坑，准备活埋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如果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齐心：《仲勋，我用微笑送你远行》）。所以，无论遇到任何困难，他都始终不渝的相信中央、坚定不移的完成中央交给的一切任务。
第二，“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全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选拔新的西北局书记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还说：“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共中央调动习仲勋到中央工作之前，习仲勋向毛泽东反映，按照自己的经历和水平，怎能担当起全国宣传文教的领导工作？毛泽东亲切地说：“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在习仲勋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时时刻刻不脱离人民群众，成为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年青有为”， “炉火纯青”。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进入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时，毛泽东首先在一些村落的墙壁和大树上，看到张贴着署名“主席习仲勋”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从此对习仲勋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习仲勋时，感到十分惊讶：“这么年轻。”此时习仲勋年方23岁。他32岁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36岁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全国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称赞习仲勋“年青有为”。1952年初，毛泽东阅读习仲勋《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的报告，其中对于西北地区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问题汇报，内容丰富，论述精辟，对于正确处理西北地区的各种问题很有见地。毛泽东当即评价：“他如今已经‘炉火纯青’”。
第四，坚持实事求是，坚决反对“左”倾错误。习仲勋由于吃过“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苦头，坐过“左”倾教条主义者设置的监牢，对“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有着切身感受，所以对“左”倾错误深恶痛绝，对在党内无事生非、蓄意整人，极为反感。习仲勋终身反“左”，成为一个特点。在1947年冬天西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对于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与新区土改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动。习仲勋发现后，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直言不讳地连续三次致信、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对“左”倾情绪，提出纠正“左”倾情绪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第一次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毛泽东第二次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第五，实践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大师。西北地区民族众多，有汉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十多个兄弟民族。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具有重要地位。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方针进行。要“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要由少数民族的上层代表人物去解决少数民族的问题。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就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一个典型事例。毛泽东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第六、“与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交心共事，以诚相待。”习仲勋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研究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本民族本地区的社会地位、社会作用、社会影响等的形成与存在，和在历代政治制度下的政治活动、政治态度，以及宗教信仰对他们思想意识和精神品德的教化效应，以共产党人的远大眼光，坦荡襟怀，博大爱心，与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交心共事，以诚相待，以恩感化。使他们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真正是少数民族的解放者、领导者。甘肃甘南藏族代表人物黄正清与习仲勋共事期间，成为习仲勋的挚友。习仲勋派他前往甘南剿匪时，将携带多年的手枪赠给黄正清说：“带上它，好护身。”黄正清接过手枪，热泪盈眶，百感交集。习仲勋语重心长地说：“组织相信你能完成这次剿匪任务。这次去要大胆地工作，发挥你的影响。我们共事几年了，都十分了解你，也相信你。今后有事可随时打招呼。不管外面有人说什么，你都不要顾虑。”黄正清非常感激习书记的知遇之恩，紧紧依靠当地党组织、人民政府和广大群众，很快取得甘南平叛的重大胜利。李瑞环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时曾经指出：“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
第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无论早年，还是晚年，习仲勋都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革命战争时期，敌军来“围剿”了，别人无法存身，习仲勋却可以存身。为什么？因为有广大人民群众主动保护。在习仲勋的革命生涯中，每次遇险、养伤、养病，都能得到贫苦农民的精心照料。根本原因是他每到一地，都能够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所以，每当危难时刻，总是人民群众挺身而出，帮助他度过难关。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后，依然保持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当年参加中国革命的一个美国人回忆说：那是在1946年10月23日一个风沙弥漫的星期四，我刚奉朱总司令的调遣从张家口来到了陕甘宁边区的河口镇，便蒙受了年轻的西北局习书记的接待。在以后的两天里，他把我送到了延安，并把我介绍给毛泽东主席及其他高级领导成员。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习书记和沿路老百姓亲切无间的关系。从绥德到清涧到延安，凡是我们见到的大人小孩，农民工匠，无不亲切地跟习书记打招呼，而都由习书记称姓道名的问候。而且，他往往还问他们家的具体情况——如，“爸爸的腰疼病好些吗？”“婆姨已经满月子了吧？”“孩子课本的问题解决了吗？”等等。我当时觉得很惊奇，怎么可能同那么多人那样熟悉呢？
具有高屋建瓴、开拓进取、创造新局面的魄力和本领。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期间，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拥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各项政策，增强了团结，稳定了局势。他和广东省委坚决贯彻中央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率先向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邓小平赞同。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为广东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提供了宝贵经验。1980年9月后，习仲勋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他思想解放，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开拓创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受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永恒的怀念。
[责任编辑：胡 悦]
一
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习仲勋早年投身革命，1932年3月发动“两当兵变”，然后进入革命根据地，从事武装斗争、农民运动、青年工作、群众工作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与刘志丹等共同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习仲勋曾回忆说：虽然陕甘农村边远地区“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环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因此我们总是先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此后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在革命实践中，他历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是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的亲密战友。
为长征“落脚点”、抗日战争“出发点”做出重要贡献。习仲勋在开创和领导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过程中，以极大精力从事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合并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时，习仲勋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成员，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来，“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错误“肃反”中将刘志丹和习仲勋等领导干部逮捕关押，造成西北革命根据地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达陕北后，他们才得以释放、平反，从而挽救了这块全国几乎所有革命根据地丧失后保存下来的唯一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三大主力长征的“落脚点”、全国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为建设抗日战争的“大本营”和“总后方”做出重要贡献。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习仲勋长期主持陕甘宁边区关中地区党政军工作，负责镇守陕甘宁边区“南大门”。他领导关中军民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阶层和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赢得关中地区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衷心拥护。毛泽东亲笔题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奖状，予以表彰。他任陕甘宁边区绥德地委书记期间，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发展经济，领导生产运动，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做出很大成绩。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他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干部和群众。他参与指挥的著名的爷台山自卫反击战，取得重大胜利。
同彭德怀并肩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期间，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策动国民党军队一部起义，迎接第三五九旅中原突围返回延安，参与指挥西华池战斗。按照中共中央战略部署，与彭德怀共同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他与彭德怀在西北战场开展新式整军运动，与贺龙组织陕甘宁晋绥全力支前，为解放大西北作出卓越贡献。习仲勋回忆说：“在整个西北解放战争期间，有时候我追随彭总在前方打仗，有时候和贺龙元帅一道组织晋绥、陕甘宁边区的人力、物力支援部队，一直到西北全部解放，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
长期主持西北地区党政军工作。习仲勋和林伯渠一起，为建设陕甘宁边区呕心沥血，付出巨大努力。在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中，他提出要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并转发全国各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从实际出发，正确地积极稳妥地领导西北地区的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重要工作。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大胆而妥当地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团结争取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上层人士，为巩固新生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恢复战争创伤，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十年。1952年9月，习仲勋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到中央工作。他主持宣传文教工作期间，制定了“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第八届中央委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期间，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他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十年，朝夕相处，同甘共苦，殚精竭虑，昼夜操劳，受到周恩来总理高度评价。
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工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由于“左”倾错误严重发展，习仲勋首当其冲，遭到诬陷。周恩来总理受中共中央委托，同习仲勋谈话：党中央、毛主席对你是信任的，讓你代表政府做了很多工作……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表示：您放心，这点我还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当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随后，习仲勋离开工作岗位。周恩来总理特意打电话给习仲勋的夫人，要她请假留在家里，照顾好习仲勋的身体和生活，防备习仲勋有“一念之差”。不久，他到中央党校学习。随后，下放洛阳，先后任矿山机器厂副厂长、耐火材料厂副厂长。从国务院副总理成为工厂副厂长，他仍然一如既往，深入车间、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与工人无话不谈，并经常到农村，接触农民，同农民交朋友，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
主政华南，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粉碎“四人帮”后，习仲勋恢复工作。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代表中央亲切会见习仲勋。当时，“十年内乱”使得广东问题极为复杂，大量冤假错案亟待平反。叶剑英提议派习仲勋这位担任过西北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老资格”坐镇广东，主持工作。中央决定后，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向习仲勋传达了派他到广东“把守南大门”的决定。习仲勋回忆说：“我已有十六年没有工作了，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习仲勋主持广东工作期间，大胆拨乱反正，提议建立经济特区，一直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列，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为全国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试验田”、创造了新鲜经验。 二
研究习仲勋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生涯，可以发现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对中共中央和党的事业极为忠诚。习仲勋常说：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是很关键，但当时如果党中央、毛主席不来，这个根据地也不复存在了。当时，陕甘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开展了错误肃反，我和志丹等都被监禁，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都被枪杀、活埋。他们也已经为志丹和我挖好了坑，准备活埋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如果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齐心：《仲勋，我用微笑送你远行》）。所以，无论遇到任何困难，他都始终不渝的相信中央、坚定不移的完成中央交给的一切任务。
第二，“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全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选拔新的西北局书记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还说：“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共中央调动习仲勋到中央工作之前，习仲勋向毛泽东反映，按照自己的经历和水平，怎能担当起全国宣传文教的领导工作？毛泽东亲切地说：“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在习仲勋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时时刻刻不脱离人民群众，成为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年青有为”， “炉火纯青”。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进入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时，毛泽东首先在一些村落的墙壁和大树上，看到张贴着署名“主席习仲勋”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从此对习仲勋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习仲勋时，感到十分惊讶：“这么年轻。”此时习仲勋年方23岁。他32岁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36岁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全国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称赞习仲勋“年青有为”。1952年初，毛泽东阅读习仲勋《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的报告，其中对于西北地区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问题汇报，内容丰富，论述精辟，对于正确处理西北地区的各种问题很有见地。毛泽东当即评价：“他如今已经‘炉火纯青’”。
第四，坚持实事求是，坚决反对“左”倾错误。习仲勋由于吃过“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苦头，坐过“左”倾教条主义者设置的监牢，对“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有着切身感受，所以对“左”倾错误深恶痛绝，对在党内无事生非、蓄意整人，极为反感。习仲勋终身反“左”，成为一个特点。在1947年冬天西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对于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与新区土改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动。习仲勋发现后，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直言不讳地连续三次致信、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对“左”倾情绪，提出纠正“左”倾情绪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第一次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毛泽东第二次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第五，实践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大师。西北地区民族众多，有汉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十多个兄弟民族。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具有重要地位。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方针进行。要“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要由少数民族的上层代表人物去解决少数民族的问题。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就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一个典型事例。毛泽东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第六、“与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交心共事，以诚相待。”习仲勋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研究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本民族本地区的社会地位、社会作用、社会影响等的形成与存在，和在历代政治制度下的政治活动、政治态度，以及宗教信仰对他们思想意识和精神品德的教化效应，以共产党人的远大眼光，坦荡襟怀，博大爱心，与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交心共事，以诚相待，以恩感化。使他们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真正是少数民族的解放者、领导者。甘肃甘南藏族代表人物黄正清与习仲勋共事期间，成为习仲勋的挚友。习仲勋派他前往甘南剿匪时，将携带多年的手枪赠给黄正清说：“带上它，好护身。”黄正清接过手枪，热泪盈眶，百感交集。习仲勋语重心长地说：“组织相信你能完成这次剿匪任务。这次去要大胆地工作，发挥你的影响。我们共事几年了，都十分了解你，也相信你。今后有事可随时打招呼。不管外面有人说什么，你都不要顾虑。”黄正清非常感激习书记的知遇之恩，紧紧依靠当地党组织、人民政府和广大群众，很快取得甘南平叛的重大胜利。李瑞环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时曾经指出：“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
第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无论早年，还是晚年，习仲勋都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革命战争时期，敌军来“围剿”了，别人无法存身，习仲勋却可以存身。为什么？因为有广大人民群众主动保护。在习仲勋的革命生涯中，每次遇险、养伤、养病，都能得到贫苦农民的精心照料。根本原因是他每到一地，都能够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所以，每当危难时刻，总是人民群众挺身而出，帮助他度过难关。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后，依然保持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当年参加中国革命的一个美国人回忆说：那是在1946年10月23日一个风沙弥漫的星期四，我刚奉朱总司令的调遣从张家口来到了陕甘宁边区的河口镇，便蒙受了年轻的西北局习书记的接待。在以后的两天里，他把我送到了延安，并把我介绍给毛泽东主席及其他高级领导成员。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位习书记和沿路老百姓亲切无间的关系。从绥德到清涧到延安，凡是我们见到的大人小孩，农民工匠，无不亲切地跟习书记打招呼，而都由习书记称姓道名的问候。而且，他往往还问他们家的具体情况——如，“爸爸的腰疼病好些吗？”“婆姨已经满月子了吧？”“孩子课本的问题解决了吗？”等等。我当时觉得很惊奇，怎么可能同那么多人那样熟悉呢？
具有高屋建瓴、开拓进取、创造新局面的魄力和本领。习仲勋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期间，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拥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各项政策，增强了团结，稳定了局势。他和广东省委坚决贯彻中央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率先向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邓小平赞同。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为广东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提供了宝贵经验。1980年9月后，习仲勋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他思想解放，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开拓创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受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永恒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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