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威廉斯的“感觉结构”为理解“中国故事”提供了富有启发的视角.通过对中国网络文学、传统文学、当代电影的分析可以发现,一方面讲述“中国故事”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各种文艺实践中普遍萌生的感觉结构,总体上强调以新的视角和自觉的态度面对“中国性”,表达“中国经验”,建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和侧重又因不同文艺类型在创作机制、传播途径和读者受众等方面的特性而有所差异.可以说“中国故事”在文艺实践中的显现方式是迫切的又是混杂的,因此“讲好中国故事”的倡导以及理论批评的介入才更有必要性.“讲好
【机 构】
：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山东济南 250100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威廉斯的“感觉结构”为理解“中国故事”提供了富有启发的视角.通过对中国网络文学、传统文学、当代电影的分析可以发现,一方面讲述“中国故事”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各种文艺实践中普遍萌生的感觉结构,总体上强调以新的视角和自觉的态度面对“中国性”,表达“中国经验”,建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和侧重又因不同文艺类型在创作机制、传播途径和读者受众等方面的特性而有所差异.可以说“中国故事”在文艺实践中的显现方式是迫切的又是混杂的,因此“讲好中国故事”的倡导以及理论批评的介入才更有必要性.“讲好中国故事”既体现了文艺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又表征着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的“民族寓言”诉求,从理论立场和文化导向方面影响了“中国故事”作为一种“感觉结构”的明晰化和再度构型.
其他文献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存在较大冲突,引发后者的法院受理之争、生存之危,以及前者的规则适用之惑.从理论根源分析,其冲突主要源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的内存缺陷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权争议.从权力视角分析,其冲突映射行政权、司法权和监督权的逻辑演变:司法权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掌控监督权并涉嫌僭越行政权,行政权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挤压监督权并有效反击司法权,而监督权从张扬趋向式微.协调二者冲突,可以按“微调”“整合”“重构”三种进路推进,形成以“行政执法先行、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监督、民事公益诉
不同作者具有不同的创作目的 ,但实现创作目的 却是基本相同的路径,即作品的利用与传播.法定许可创造了一种无须授权只需付费的作品利用与传播方式,其降低交易成本与预防垄断的制度价值,实质上增加了作品利用与传播的机会.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催生了作品传播的去中心化模式,但中心化传播模式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法定许可制度作为实现创作目的 的一种制度,依然具有存续的价值,但应允许权利人拒绝.2020年修订的《著作权法》,非但未在作品广播法定许可中增加权利人有权拒绝的“声明保留”,反而在教材汇编的法定许可中删除了“声明保留
伴随着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实施,中国司法场域中的案例指导行为如火如荼.制度形成及其影响力发挥的关键在于制度形成背后的权力主体及其权力关系,其中权力主体及其分布关系到制度内部的权利义务结构和制度运行的逻辑,而权力关系及其配置则关系着制度的运行机理与效能.从司法判例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它受到来自国家、地方与社会三方主体及其力量的影响,这些权力主体及其权力关系不仅影响制度的实施效果,也推动着制度从略带松散型悄然走向严整规范型.
初步证据这一概念在我国立法及司法中运用广泛,却因其内涵不清、规则不明导致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对初步证据的适用存在极大的随意性.通过对初步证据的适用情况进行梳理,可将初步证据分为证明紧迫性事实的初步证据、证明程序性事实的初步证据、证明前提性事实的初步证据以及证明要件事实的初步证据四类.其中,前三类初步证据发源于本土司法实践,与大陆法系的疏明规则相类似,可产生减轻当事人举证责任、降低证明标准以及转移具体举证责任的效果:而第四类证明要件事实的初步证据规范来源于英美法系,与我国司法实践已不相适应,应予修改完善.
对两高工作报告等的分析表明,司法机关通过个案生态修复、司法或检察建议、配合党政机关的治理行动、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等方式参与环境治理.这契合了环保行政机关治理能力不足的制度需求;并产出了高性价比的司法效益.经此,司法权在环境治理领域得以扩张,司法机关在体制内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得以提升,环境司法及治理功能的正当性得到证明.但弊病在于,司法权行使方向偏离导致功能异化;着力点错位导致环境行政权虚化和效能低下.据此匡正路径在于:模式上基于功能主义对方向进行纠偏,司法机关从参与治理转向保障督促行政机关履职;路径上基于边
要深入开展詹姆逊乌托邦思想研究,需重新审视其思想及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首先,“乌托邦”是詹姆逊理论批评系统中的关键词,几乎贯穿他所有著作;乌托邦作为一个三元辩证结构,开启了詹姆逊的未来想象,并被赋予寻找资本主义“他者”的历史使命.其次,詹姆逊乌托邦思想的基本目标是为乌托邦正名,基本方法是运用历史分析,对其既有意涵进行再转义,由此维护了乌托邦思想反资本主义的基本旨义.再次,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存在悖论,要挖掘其乌托邦思想的精髓,必须正确面对乌托邦与后现代的关系问题.总之,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是多质多维的,且仍在途
信息不对称是腐败行为发生的重要成因,腐败治理需要充分的信息支撑.当前我国反腐工作面临信息来源碎片化、可信度低、查证成本高、缺乏统一规范、部门间信息共享不畅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腐败治理的效率.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兴的去中心化、安全性高、开放透明的扁平化的信息传输体系,能够实现价值传输的泛化管控.合理运用区块链,能提高监督效用,打造“不敢腐”的监督利器;充分发挥信息价值,建设“不能腐”的制度笼子;全社会联动,开展“不想腐”的廉政教育.区块链在腐败治理领域中的有效运用还需一系列支撑条件,重点是优化腐败治理体系、健全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而乡镇政府作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基础层级,是各项改革政策落实的前沿,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在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乡镇政府在基层治理职能的现代化演进过程中,表现出治理职能定位与基层治理实际存在偏差、公共服务职能扩张与财政投入不匹配、基层治理力量下沉不足及治理理念未转变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完成乡镇政府治理职能的现代化转变,应通过治理资源向公共服务领域倾斜、治理重心向基层下沉、构建协同合作的乡镇治理模式以及完成治理理念的现代化转型四个方面的调整与实施,层层递进,以期
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百年历程中经过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懈奋斗、艰辛探索形成的独特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攻坚克难的力量源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保障.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形成是党的革命思想理论的高度概括和凝练的结果,是一个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的整体,具有独特的内在特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体现了鲜明的时代价值和意蕴.中国正处于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应把握革命精神的灵魂,坚持革命精神的核心理念,传承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弘扬中国共产党的社会革命精神,从而为推进国家
红色基因是对中国共产党精神因子的一种认知表达.对于红色基因,应该溯本追源,从内在与外在、历史与现实、共性与个性的分析中,对其定义、表现形态、本质内涵与基本特征进行正本清源的解读.首先从基因内隐形态和外显形态中分析红色基因的结构形态,继而在厘清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基础上,探析红色基因具有的信念信仰、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本质内涵,最后从传承性、进化性、稳定性探究其基本特征.这是对红色基因概念进行深层次解释的过程,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精神世界进行研究和追寻的过程.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革命、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