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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淑清是香港企业家。香港修例风波发生以来，她严词阻止乱港分子发起的学生罢课，成为乱港分子的眼中钉。2019年9月，她现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向世界说出真实的香港。多年来爱国爱港的大义之举，让她获得了“感动中国2019年度十大人物”。她还捐资在内地做公益，组织香港青少年到内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如今，72岁的她仍在为事业奔忙着——
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妈妈让我一定要用中文写信，否则他们不会看。他们就是想让我明白，我是一个中国人
笔者：家人从小就注重对您进行爱国教育，能说说吗？
伍淑清（以下简称伍）：20世纪50年代，我父亲和我大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在香港最高档的餐厅宴请客户，却总是被安排在靠近厕所的位置。他们向餐厅讨说法，对方说洋人喝酒，你们中国人不喝酒。那时候在香港，洋人对中国人的歧视无处不在。我父亲和我大伯为了争口气，创办了美心西餐厅。我懂事后，父母给我讲中国历史，讲抗日战争。从8岁开始，我就有了要为国家做些事情的想法。父母对我们家教很严，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让我一定要用中文写信，否则他们不会看。他们就是想让我明白，我是一个中国人。
笔者：您在国外读书时，也有过被歧视的经历吗？
伍：19岁那年，我前往伦敦进修秘书课程，每当学校举行校会、组织学生排队的时候，总是英国本土的学生站一排，欧美的学生站一排，亚洲的学生站一排，而在亚洲学生的这一排里，中国学生的地位是最低的。每次排队时，我都感受到一种不能容忍的屈辱。在英国，我只学习了8个月，就转学去了美国读工商管理课程。在国外，每当有人问我：“你是日本人吗？”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告诉对方：“不，我是中国人！”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我刻苦学习，在美国柏克莱大学读书时，我用两年半时间完成了四年的学业，所有功课成绩都达到了A。学校破天荒地将每学年只有一个名额的“杰出学生”荣誉颁给了我。
笔者：您是首位到内地投资的港商，当时是如何捕捉到商机的？
伍：1978年12月10日，新华社香港分社组织包括我在内的12名港商，到四川成都考察，那是我第一次踏入内地。12月23日，在从武汉开往广州的火车上，我从广播里听到了邓小平的讲话。邓先生说“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欢迎外商到中国投资”。我感觉这是国家开始重点推进经济发展的信号，随着信号而来的便是商机。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之后签署了中美航空协议，决定建立中美直通航线。美方要求必须有航空配餐。邓小平指示中国民航局必须在1980年5月做好航空食品，当时内地还没有一家具备生产航空食品能力的企业。机缘巧合之下，我和父亲开始与中国民航局接触，商讨做航空食品的事情。
笔者：后来的商谈过程顺利吗？
伍：因为当时内地还没有合资企业的先例，商谈过程并不顺利。1980年3月，距离中美计划通航的日子已经不足两个月时间，公司许可证仍没有批复下来。当时民航局负责人非常着急，跑去向邓小平汇报。听说民航食品由香港企业来做，邓先生只问了一个问题：“他们会不会做面包？做的面包掉不掉渣？”得知我们伍家经营的餐厅做面包没有问题，而且有爱国背景，邓先生当即表态：“批下这个合资公司。”于是，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很快就成立并营业了。从那以后，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形式出现的“三资企业”在内地不断涌现。我们家运营的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是内地第一家合资企业，企业编号为“001”，内地很多媒体称我为“001小姐”。能为国家做些事情，我感到非常自豪。
自费去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演讲，告诉大家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
笔者：您创办的中华基金中学很注重爱国主义教育，能讲讲吗？
伍：中华基金中学校歌是中文的，所有学生都要会说普通话和广东话。同时，我们的历史教材是自己编写的，通过生动的故事，把爱国情怀一点一点地播撒在学生心田。为了让学生明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去北京出差时，专门买回一个地球仪，让孩子们知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領土。每年寒暑假，我都会组织学校的师生到北京旅游，看升国旗、游长城，增强爱国意识。
笔者：去年9月初，乱港分子煽动学生罢课，中华基金中学没有参与，您做了很多工作吧？
伍：乱港分子煽动学生罢课，中华基金中学部分学生受到影响，提出要与校方商讨罢课安排。我觉得我的学校必须得有自己的立场。于是，我和校长一起与这些学生见面。考虑到很多学生和老师并不了解中国近代历史，我安排学校播放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以及香港回归之后这段历史的爱国影片。看完影片，我明确表示，乱港分子干的是伤害国家搞乱香港的事情，我的学校不允许出现这种事情，如果有参与的教职工和学生，教职工会被辞退，学生会被勒令退学。当天谈话结束后，提出罢课的学生本已心生退意，但当时的形势已经不由我们控制了，全校900名学生中，仍有几十名同学半天没来上课。之后，学生们决定取消罢课，改为号召校友及公众到学校声援保护学生。消息出来后，我立马成了乱港分子的眼中钉，他们放言要声讨、抵制我和美心集团。
笔者：后来您和何超琼女士到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演讲，当时是出于什么想法？
伍：我是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监察顾问，何超琼是主席。早在1994年，我就已经拿到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咨商资格。我和何主席去日内瓦是自费的，完全是代表香港妇协的民间行为。我们2019年9月9日到达日内瓦，10日听了大家发言，11日何主席发言。本来我也有一次正式发言的机会，但因为每次发言总共只有3分钟，为了让何主席把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的发言讲得更透彻，我就把这个机会让给了何主席。这是我们用香港民间的声音在海外告诉大家，香港发生的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很多时候，一些香港媒体和外国媒体关于香港的报道不够准确，影响了海内外公众对香港真实情况的了解。我和何主席去做这个澄清的事情，义不容辞。 笔者：去日内瓦之前，担心过您和身后的企业会受到攻击吗？
伍：去日内瓦之前，因为中华基金中学反对学生罢课，网络上就有人开始攻击我和学校。何主席在联合国的发言传到网上后，何主席和我甚至美心集团都受到了攻击。我不是美心的股东，也没在美心工作，美心集团之所以遭到乱港分子攻击，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从不同维度打击香港企业，给香港制造白色恐怖。面对乱港分子和网络暴力，如果人人自保，反而不能保护自己;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能保护香港不受破坏。
十年间花费1000多万港币，组织1万多名香港学生到内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笔者：香港回归后，您为加强香港青少年与内地的联系做了大量工作，初衷是什么？
伍：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但我清楚，香港人心的回归并不会一蹴而就。让香港的青少年更多地了解祖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培养他们爱祖国、爱香港的情怀成了我念念不忘的事。香港回归不久，我在飞机上遇到了董建华先生，聊天中，他对香港的孩子还没有机会到内地参观交流表示很遗憾。1998年，我成立了香港中华青少年历史文化教育基金会。当年6月，我带着首批900多名学生去了北京。在北京，孩子们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在天安门广场观看了升国旗，到卢沟桥“七七事变”原址凭吊。从1997年至2007年，我花费逾千万港元，共组织1万多名香港学生到内地参观交流。
笔者：做这些事情，您精神上一定获得了很大满足吧？
伍：我就是想讓香港的孩子认识了解我们国家的首都和悠久的历史，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课本上的模糊印象。香港从殖民地过渡到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得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培养孩子们的国民身份认同感，让他们认识国旗、唱国歌。这次修例风波有这么多的学生参与，跟香港回归后在爱国教育方面的缺失有很大关系。这些年，我在香港《经济日报》《文汇报》和《大公报》分别开有专栏，写的大都是爱国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文章。这些事情我都是凭责任感去做的。
笔者：十多年来，您数十次去西藏从事公益活动，身体吃得消吗？
伍：我很早就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中国西藏儿童健康教育基金，从海外及民间渠道为西藏儿童筹款，改善西藏残障儿童的生活状况。我去西藏的事情很多人并不知道，连我的家人都不知晓。2004年10月，我父亲通过媒体得知我居然5年内踏足西藏30多次，很是心疼。让我高兴的是，香港和内地很多有识之士也加入进来，给了我无穷的动力。
笔者：您获得了“感动中国2019年度十大人物”，可谓实至名归。
伍：爱国在我们家是一种传承，对于我来说，爱国也是一件浪漫的事情。我父亲在国内累计捐赠2亿多港元，涵盖国内好几所一流高校，清华大学授予我父亲名誉博士学位。真正有责任感的企业家都明白，经商终极目的不是金钱数额的累计，而是切实改善社会，践行“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箴言。获得“感动中国2019年度十大人物”是大家对我的肯定，我已经72岁了，要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香港多做些事情，这才无愧于做一个中国人！
〔编辑：刘波〕
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妈妈让我一定要用中文写信，否则他们不会看。他们就是想让我明白，我是一个中国人
笔者：家人从小就注重对您进行爱国教育，能说说吗？
伍淑清（以下简称伍）：20世纪50年代，我父亲和我大伯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在香港最高档的餐厅宴请客户，却总是被安排在靠近厕所的位置。他们向餐厅讨说法，对方说洋人喝酒，你们中国人不喝酒。那时候在香港，洋人对中国人的歧视无处不在。我父亲和我大伯为了争口气，创办了美心西餐厅。我懂事后，父母给我讲中国历史，讲抗日战争。从8岁开始，我就有了要为国家做些事情的想法。父母对我们家教很严，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让我一定要用中文写信，否则他们不会看。他们就是想让我明白，我是一个中国人。
笔者：您在国外读书时，也有过被歧视的经历吗？
伍：19岁那年，我前往伦敦进修秘书课程，每当学校举行校会、组织学生排队的时候，总是英国本土的学生站一排，欧美的学生站一排，亚洲的学生站一排，而在亚洲学生的这一排里，中国学生的地位是最低的。每次排队时，我都感受到一种不能容忍的屈辱。在英国，我只学习了8个月，就转学去了美国读工商管理课程。在国外，每当有人问我：“你是日本人吗？”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告诉对方：“不，我是中国人！”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我刻苦学习，在美国柏克莱大学读书时，我用两年半时间完成了四年的学业，所有功课成绩都达到了A。学校破天荒地将每学年只有一个名额的“杰出学生”荣誉颁给了我。
笔者：您是首位到内地投资的港商，当时是如何捕捉到商机的？
伍：1978年12月10日，新华社香港分社组织包括我在内的12名港商，到四川成都考察，那是我第一次踏入内地。12月23日，在从武汉开往广州的火车上，我从广播里听到了邓小平的讲话。邓先生说“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欢迎外商到中国投资”。我感觉这是国家开始重点推进经济发展的信号，随着信号而来的便是商机。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之后签署了中美航空协议，决定建立中美直通航线。美方要求必须有航空配餐。邓小平指示中国民航局必须在1980年5月做好航空食品，当时内地还没有一家具备生产航空食品能力的企业。机缘巧合之下，我和父亲开始与中国民航局接触，商讨做航空食品的事情。
笔者：后来的商谈过程顺利吗？
伍：因为当时内地还没有合资企业的先例，商谈过程并不顺利。1980年3月，距离中美计划通航的日子已经不足两个月时间，公司许可证仍没有批复下来。当时民航局负责人非常着急，跑去向邓小平汇报。听说民航食品由香港企业来做，邓先生只问了一个问题：“他们会不会做面包？做的面包掉不掉渣？”得知我们伍家经营的餐厅做面包没有问题，而且有爱国背景，邓先生当即表态：“批下这个合资公司。”于是，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很快就成立并营业了。从那以后，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形式出现的“三资企业”在内地不断涌现。我们家运营的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是内地第一家合资企业，企业编号为“001”，内地很多媒体称我为“001小姐”。能为国家做些事情，我感到非常自豪。
自费去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演讲，告诉大家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
笔者：您创办的中华基金中学很注重爱国主义教育，能讲讲吗？
伍：中华基金中学校歌是中文的，所有学生都要会说普通话和广东话。同时，我们的历史教材是自己编写的，通过生动的故事，把爱国情怀一点一点地播撒在学生心田。为了让学生明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去北京出差时，专门买回一个地球仪，让孩子们知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領土。每年寒暑假，我都会组织学校的师生到北京旅游，看升国旗、游长城，增强爱国意识。
笔者：去年9月初，乱港分子煽动学生罢课，中华基金中学没有参与，您做了很多工作吧？
伍：乱港分子煽动学生罢课，中华基金中学部分学生受到影响，提出要与校方商讨罢课安排。我觉得我的学校必须得有自己的立场。于是，我和校长一起与这些学生见面。考虑到很多学生和老师并不了解中国近代历史，我安排学校播放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以及香港回归之后这段历史的爱国影片。看完影片，我明确表示，乱港分子干的是伤害国家搞乱香港的事情，我的学校不允许出现这种事情，如果有参与的教职工和学生，教职工会被辞退，学生会被勒令退学。当天谈话结束后，提出罢课的学生本已心生退意，但当时的形势已经不由我们控制了，全校900名学生中，仍有几十名同学半天没来上课。之后，学生们决定取消罢课，改为号召校友及公众到学校声援保护学生。消息出来后，我立马成了乱港分子的眼中钉，他们放言要声讨、抵制我和美心集团。
笔者：后来您和何超琼女士到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演讲，当时是出于什么想法？
伍：我是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监察顾问，何超琼是主席。早在1994年，我就已经拿到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咨商资格。我和何主席去日内瓦是自费的，完全是代表香港妇协的民间行为。我们2019年9月9日到达日内瓦，10日听了大家发言，11日何主席发言。本来我也有一次正式发言的机会，但因为每次发言总共只有3分钟，为了让何主席把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的发言讲得更透彻，我就把这个机会让给了何主席。这是我们用香港民间的声音在海外告诉大家，香港发生的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很多时候，一些香港媒体和外国媒体关于香港的报道不够准确，影响了海内外公众对香港真实情况的了解。我和何主席去做这个澄清的事情，义不容辞。 笔者：去日内瓦之前，担心过您和身后的企业会受到攻击吗？
伍：去日内瓦之前，因为中华基金中学反对学生罢课，网络上就有人开始攻击我和学校。何主席在联合国的发言传到网上后，何主席和我甚至美心集团都受到了攻击。我不是美心的股东，也没在美心工作，美心集团之所以遭到乱港分子攻击，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从不同维度打击香港企业，给香港制造白色恐怖。面对乱港分子和网络暴力，如果人人自保，反而不能保护自己;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能保护香港不受破坏。
十年间花费1000多万港币，组织1万多名香港学生到内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笔者：香港回归后，您为加强香港青少年与内地的联系做了大量工作，初衷是什么？
伍：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但我清楚，香港人心的回归并不会一蹴而就。让香港的青少年更多地了解祖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培养他们爱祖国、爱香港的情怀成了我念念不忘的事。香港回归不久，我在飞机上遇到了董建华先生，聊天中，他对香港的孩子还没有机会到内地参观交流表示很遗憾。1998年，我成立了香港中华青少年历史文化教育基金会。当年6月，我带着首批900多名学生去了北京。在北京，孩子们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在天安门广场观看了升国旗，到卢沟桥“七七事变”原址凭吊。从1997年至2007年，我花费逾千万港元，共组织1万多名香港学生到内地参观交流。
笔者：做这些事情，您精神上一定获得了很大满足吧？
伍：我就是想讓香港的孩子认识了解我们国家的首都和悠久的历史，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课本上的模糊印象。香港从殖民地过渡到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得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培养孩子们的国民身份认同感，让他们认识国旗、唱国歌。这次修例风波有这么多的学生参与，跟香港回归后在爱国教育方面的缺失有很大关系。这些年，我在香港《经济日报》《文汇报》和《大公报》分别开有专栏，写的大都是爱国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文章。这些事情我都是凭责任感去做的。
笔者：十多年来，您数十次去西藏从事公益活动，身体吃得消吗？
伍：我很早就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中国西藏儿童健康教育基金，从海外及民间渠道为西藏儿童筹款，改善西藏残障儿童的生活状况。我去西藏的事情很多人并不知道，连我的家人都不知晓。2004年10月，我父亲通过媒体得知我居然5年内踏足西藏30多次，很是心疼。让我高兴的是，香港和内地很多有识之士也加入进来，给了我无穷的动力。
笔者：您获得了“感动中国2019年度十大人物”，可谓实至名归。
伍：爱国在我们家是一种传承，对于我来说，爱国也是一件浪漫的事情。我父亲在国内累计捐赠2亿多港元，涵盖国内好几所一流高校，清华大学授予我父亲名誉博士学位。真正有责任感的企业家都明白，经商终极目的不是金钱数额的累计，而是切实改善社会，践行“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箴言。获得“感动中国2019年度十大人物”是大家对我的肯定，我已经72岁了，要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香港多做些事情，这才无愧于做一个中国人！
〔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