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于岱岩老师介绍，我加入了北京民族民间文艺研究会，参加研究会的活动时认识了《北京工人》杂志编辑贾群娜。贾群娜喜欢听我的书，常给我写报道供给各报社。她说业余写些稿子，也能挣点儿稿费，增加些收入，好培养女儿。我觉得她很直率，就把照片资料无条件提供给她，她因此很感谢我。1990年亚运会期间，有一天，她突然问我想不想上新加坡？“我给您介绍个新加坡记者，希望您能去那里推广评书。”这样，在贾群娜家中我认识了新加坡“丽的呼声”记者兼主持蔡君祥先生。
　　我给了蔡君祥一盘我的《三国》录像。他问我：“您是不是想去新加坡？”我说：“是。”头一个因为我知道新加坡号召国人学华语，我想：只要是讲华语的地方，就能听懂评书。第二，马季去新加坡推广相声艺术取得了成功，我很高兴。既然新加坡华人能接受相声，为什么不能接受评书呢？再者，通过亚运会的召开，我感觉中国强大了，我也敢出国了，有坚强的后盾了。第三，我想圆一个梦。我爸爸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有一天我听见他和哥哥的谈话。那是自然灾害的时候，爸爸说，有好朋友觉得他在北京待着实在太痛苦了，希望他能带着一家子去新加坡。哥哥问：“那怎么不去呢？”爸爸说，他舍不得中国，“我是说书的，到新加坡做什么”？爸爸那时在北京没吃的，没穿的，精神上又受了那么大打击，但他为什么不去？这是我多年前一个模糊的记忆，我想圆这个梦。此外更重要的是，我确实希望走向国际舞台，把评书艺术推向每一个听得懂华语的地方。那时候，在美国的吴兆南已然两次请我去台湾，但第一站我想选择新加坡。
　　1990年认识了蔡君祥，到1993年，我们应“丽的呼声”有线电台邀请，去参加新加坡“第三届华族文化节”。
　　90年代初，出国办手续不像现在这么简单，所以我很感激团长翟弦和。我为什么从宣武说唱团调到煤矿文工团？大团的思想水平就是要高一些，非常支持对外交流演出。我出国，团长特别支持我，信任我。要填表，我还没填呢，他就给我盖章了。我跟新加坡邀请方谈的条件就是我必须以学者的身份去，以后到美国也一样。再一个，必须邀请贾建国和我一起去，我说书离不开贾建国，没有他我真不行。这样，贾建国是作者，我是演员，应“丽的呼声”邀请，我们一起去新加坡。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坐上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飞机，记得同一航班的还有彭丽媛，她也参加这个文化节，办独唱音乐会。
　　1993年5月30日，我们到的新加坡，住在总统府斜对面的一个饭店里。第二天我们就上街转，听当地人说话，了解当地的语言。因为说书要把点开活（把就是看，点就是观众，就是看观众喜欢听什么，怎么说才能吸引观众），你说话要让人听得懂，这样在当地说书你才能站得住。我们边遛弯儿边听边想，琢磨他们在聊什么，爱听什么，在想什么，怎样能把他们说住，抖什么包袱儿能响。我们也跟电台的编辑聊天，知道了市场叫芭莎，扁豆叫乌龟豆……知道了一些当地特有的用语。
　　新加坡没评书，只有讲古。我见到了北京人艺的老演员任宝贤老师，他当时正在新加坡讲古，每周讲一次，讲民俗、古代的小故事。讲古就是讲历史故事。中国前几代渔民闯南洋，晚上没有什么娱乐，劳动完了，大家坐在海边，点着蜡烛，有人拿着古书念，大家听。也有人有本事，能脱本儿不照着书讲。讲古有个规矩，就是一次一定要把一个故事讲完。所以我在文化节演出前，他们千叮咛万嘱咐，您一定要把一个故事讲完了。可评书艺术最大的特点是留扣儿（悬念）呀，我就琢磨应该怎么办。
　　6月4到6日，我在新加坡世界贸易中心演出3场，这是华族文化节的主会场。这个场地不好演，大天井，从上到下转着圈儿的都是商店。我说书之前，主办方很担心。临上台，他们又嘱咐我，千万别留悬念。我说的《康熙私访》，基本把了解搜集到的新加坡语言全用上了，包袱儿特别响。他们不知道评书是怎么回事，就是在台底下乐。新加坡人的中文分好几个层次，有很多人会说中国话，但不懂内涵。我边说边观察，观众的情绪随着我的语言、表情变化着。后来上边一圈一圈做买卖的都往下看，也不卖东西了，1000多人听我说书，相片都留着呢。等最后，我还是留了书扣儿了。散了书，他们陪我们去吃饭，后面一帮观众跟着，还有带着孩子的。“连女士，后面怎么样了，后面怎么样了？你明天还来说吗，我们明天还来听。”电台的人跟我说你成功了。”我在世贸中心连说了3天，每天1小时，座无虚席。最后一天，把新加坡文艺界的人都吸引来了，他们很震动。有观众特地跑过来跟我说：“头一次听中国评书很新鲜，我们听得很入迷。”
　　作为一个演员能得到观众的赞赏是很幸福的。看到我的评书受欢迎，“丽的呼声”电台的两位经理曾传良、刘志坚先生马上向观众宣布：“近期将播出连女士的评书！”“丽的呼声”电台是私人有线电台，听众收听要付费，所以他们选择节目是很注重收听率和经济效益的。我给他们录了一部《康熙私访》。他们的董事长又请我们在香格里拉吃饭，说：“连女士，你能不能再给我们录一下‘二十四孝’？”当时我挺吃惊的，我说：“我们国内都不讲这个了。”他说：“现在的小孩子总跟大人吼，对父母不尊敬，希望您说‘二十四孝’，让小孩子接受一下传统教育。”我没说过，也没准备，临时去书店、图书馆找了工具书和资料，贾建国帮我编了24段书，第二天就录了，还出了盒带，他们特别感动。《二十四孝》录音带出版后，我在新加坡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签售时读者排大队，好多家长说：“连女士，听了你的《二十四孝》，小孩子不跟我们吼啦，不跟我们瞪眼睛啦！”
　　头一回上新加坡，本来签证就7天，给“丽的呼声”电台留一部书《康熙私访》。电台播了几天，效果挺好，听众反映不错，他们说要再跟我续签一部书。这样，我又留了一周，录了《刘公案》，贾建国先回来了，因为家里还有女儿没人管呢。有贾建国，我就省心。吃饭没带钱，我一伸手，他带着呢，我什么都不操心。没有他，我就得动脑子了。其实没他我也行，就是依靠惯了。
　　一周内我又录完了《刘公案》，加上《康熙私访》、《二十四孝》，这几部书开始在“丽的呼声”电台的黄金时段连续播出。后来听电台的编辑说，《康熙私访》特别受欢迎，播出时正是下班的黄金时间，大家都争分夺秒往家赶。有些人来不及回家，就跑到电台来，本来电台是“闲人免进”的地方，可值班的人也没办法，只好让大家进去听。跑来的人发现电台的电梯里有个小喇叭播放节目，就都挤在电梯里，上上下下半个小时，把《康熙私访》听完才离开。
　　在新加坡期间，除了录书，我还和新加坡电台的经理、编辑交朋友。中国人讲“人和”是一宝，我挺重视这两个字。我住在“丽的呼声”的编辑梁玉萍家，她和我同岁，人非常善良，而且精通《三国》，是电台里中文水平最髙的资深编辑。梁玉萍一个人住，可能有点儿洁癖，她家厨房装修得很漂亮，但就是不许做饭，“点儿油星儿不能有。我去了，她破例让我做饭，跟我特别好。好多人都说，梁老师能让你住她家，还让做饭，真是大新闻。新加坡人特别喜欢中国的饺子，我在梁玉萍家给大伙做了回饺子，买了韭菜、肉，他们不喜欢吃煮的，我就做锅贴儿。结果“丽的呼声”所有的编辑带着家属全来了，给我累坏了，他们一拨一拨地吃，我一铛一铛地做，那儿又热，都虚脱了。我觉得新加坡人特别朴实，出国第一站去新加坡，对了。
　　我第一次到新加坡待了半个月，临走时曾传良先生和他太太请我吃饭。曾传良是曾子的后代，后来还到中国来续过家谱，很重视传统。他的太太叫何德梅，文雅漂亮。两个人是在新西兰上大学的时候认识的，非常恩爱。他们夫妇想交我这个朋友，请我到家里作客，他们都是马来西亚籍，住在昔加末河边上。和他们的交往，也给了我一个再去新加坡的机会。因为“丽的呼声”电台是私人电台，注重的是收听率。我回国之后，曾先生他们总和我通电话，希望我再去，后来给我做了工作签证，我又二去新加坡。
　　（摘自中华书局《我为评书生：贾建国、连丽如口述自传》 口述：贾建国、连丽如 整理：吴欣还）